文质辨洽：陈寿的执著追求

周国林

纵观《三国志》成书以来的诸家论说，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明清以来史家的总体评价，不及唐宋以前的高。《三国志》一问世，就得到时人赞许，“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1〕，“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2〕。明清以来的一些史家则认为，《三国志》的成就不仅远逊于《史记》、《汉书》，也低于范晔的《后汉书》。清人李慈铭的一段评语颇具有代表性：“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3〕评价上的这种差异，是前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是后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耐人寻味的。

客观地讲，《三国志》有其不足之处，有纪传而无志表，记事因过于简略而时有遗漏，便是明显的缺陷。从整体上看，成就似不及《史记》、《汉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三国志》在史学上没有特殊的贡献，没有超越《史记》、《汉书》之处。限于篇幅，本文仅着重对《三国志》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特点加以推究，看一看陈寿是否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三国志》“文采不足”之谜

《三国志》的评价往往与《史记》等名著相关联，我们且以上引李慈铭贯通古今的评语为切入点。评语中，李氏既肯定了《三国志》的“简洁”，又指出了它“文采不足”。就文采而言，《三国志》“暗然无华”，《史记》“声色百倍”，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与《华阳国志》中所说的陈寿“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实在太相矛盾。这是怎么一回事？看来，欲解开《三国志》“文采不足”之谜，得从《史记》“声色百倍”的文采入手。

说到《史记》的文采，不知历代有多少文人学者为之倾倒、叫绝，对司马迁之后不能再产生这样一部文采斐然的史学著作而遗憾、浩叹。现代思想家鲁迅也正是在这种心境下，赞美《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于前人的这种惋惜心情，我们应该问个为什么。几千年当中，再没有一部史学著作的文采赶得上《史记》，是后世史家缺乏司马迁那样的文学才能，还是他们有意识地收敛自己的才华而未表现出来？窃以为应该是后者。历代史家中，不乏文才超群者，甚或是杰出的文学家。如《魏书》作者魏收，是北齐著名文学家，与温子升、邢子才并称“北地三才”，但在其史书中，我们却难以见到他那横溢的才华。又如《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集大成者，诗、词、散文都有很高成就，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而他写的史书，就没有那种引人入胜的文采了。联系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文人不可修史”之说，我们当可得出结论，司马迁之后几千年没有继续产生“无韵之《离骚》”，并不是后人写不出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据以上认识，回过头来看《三国志》的“文采不足”，便不能就才华论文采，而应从陈寿的史学编纂思想上加以解释了。

陈寿死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等人上奏章说：“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如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4〕南齐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指出：“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在北魏，大史学家崔浩与毛修之一同论学，“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5〕。从这些评价可见，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三国志》的“质直”、“文质辨洽”、“文义典正”，是高度肯定的，非常推崇的，并不以“文艳不若相如”为憾事（不过同前引汉武帝关于司马相如之诏照应而已）。他们所赞扬的长处，自然是陈寿所执著追求的目标。看来，陈寿的全部努力只在于为后世提供一部“实录”，他刻意求实，务使文采与史实、形式与内容均匀配合，无意于文名，无意于借机突出自己的文风艺术，这便是《三国志》“文采不足”的秘密所在。

陈寿追求“文质辨洽”的深层原因

两晋南北朝学者所言《三国志》编纂特点，大致上可以用“文质辨洽”来概括，它指的是形式与内容、辞采与史实的统一，既不可激抗难征，又不可疏阔寡要。陈寿这一编纂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如所周知，魏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开始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独立成为一门学科。这一时期产生的《中经》及《中经新簿》等目录学著作，清楚地向后世透露了这一消息。史学取得独立地位后，自身的理论建设便理所当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包括史书的文体形式。

从前的史书，往往有文史不分的现象，而以文学手法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就难免有失真之处。这里仍举《史记》为例，《项羽本纪》中关于“鸿门宴”的一段描写，是现今几乎所有文学选本都要收录的。对其真实程度，现代史学家吕思勉有如下一段分析^〔6〕：

按当时反动之思想正盛，其视列国并立，转为常局；一统转为变局；所欲取法者，则东周之世，天子仅拥虚名，实权皆在霸主之局……然则，当秦朝甫灭之时，安有一人敢萌据有天下、继承秦皇帝之地位之想？范增说：与项王争天下者必沛公，岂是事实？且军门警卫，何等森严，安有樊哙能撞倒卫士，直达筵前，指责项王之理？古人筵宴，中间诚有离席休息之时，且或历时颇久，然亦必有一个限度，乃汉高祖可招张良、樊哙等同出，与哙等脱身回向本军，张良度其已至，然后入谢。筵宴间的特客，离席至于如此之久而无人查问；带有敌意的宾客，与数人间行出军，亦无人盘诘：项羽的军纪，有如此之废弛者乎？张良献玉斗于范增，范增受而碎之，骂项王“竖子不足与谋”，且当场言“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增年已七十，素好奇计，有如此之鲁莽者乎？种种事迹，无一在情理之中。然则汉高祖与项羽此一会见，真相殆全然不传；今所传者，亦一则想象编造的故事也。此等传说，在秦、汉间实未易枚举。且如指鹿为马之说，又岂可以欺孩稚邪？

一连六个疑问，尤其是后面几问，是相当有道理的。应该说，《史记》在当时的史学著作中，还是很尊重史实，文学色彩不太浓的，而几千年后的史学家仍能从中发现疑点。可想而知，更熟悉秦汉社会的魏晋学者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因此，真正的史学家自会力矫此弊，不为文学而背离史学。当时，“文史”常常并称；刘宋时，国家分立玄学、儒学、文学、史学四馆，标志着史学与文学独立并存，史学家裴松之还在这种形势下编辑出中国第一部单独的史学目录《史目》。到了萧梁之时，昭明太子萧统编辑《文选》，对史学与文学的界线做了明确的区分。他说：“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按照他的分类，史传已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史学著作中只有表达个人见解的序述论赞，才和文学接近，可以收入《文选》。他的这种分类，不消说是文化事业长期发展的产物。陈寿生当经史分途的初期，史书编纂以“文质辨洽”为追求的目标，可谓得风气之先。他的作为显示出：他清醒地意识到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已经到来，故而对历史著作的文体形式进行了一番探讨。

其次，早年所受教育，也对陈寿的文章风格有较大影响。陈寿的老师同郡人谯周，是个大学问家，史学方面造诣极高，“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7〕。大凡“俗语百家之言”，多带离奇怪诞的性质，文学色彩重而可信程度不高，谯周著书纠正，显示了他敏锐的史学眼光。陈寿的一生，受谯周影响颇深，他“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8〕。晋初，陈寿为本郡中正，清定事讫，求休还家，去向谯周道别，谯周又向他讲了一番“不复相见”之类不与常人道的话^〔9〕。师生关系如此密切、绵长，可想而知，谯周的《古史考》——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考史专著，必然会对陈寿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一不轻信“俗语百家之言”，就会出言谨慎，笔下少了若干文学色彩浓厚的传闻之词。这样，便难免给后人以“文采不足”之感。

此外，陈寿在晋初写作《三国志》，大体上是以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多三国风云人物的子孙正活跃于政治舞台，书中对这些人物的先辈不宜于以文学手法去描述，这是陈寿追求“文质辨洽”的有利条件。

独具特色的文体形式

陈寿以文质辨洽为《三国志》编纂中的追求目标，在文体形式上显出了他的特色。依据粗略的归纳，以下三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一）质直平允，不嗜奇爱博

陈寿编纂《三国志》时，魏吴两国可供参考的资料相当多。在使用这些资料前，陈寿下了一番甄别的工夫，力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少富有文学色彩的美文，他都“割爱”舍弃了。如《魏志》首篇《武帝纪》，对曹操的为人有段描写，说他“少机警，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如果我们把这段文字同正文下裴松之注所引《曹瞒传》相比，不难发现后者把曹操的“权数”描写得淋漓尽致：操“放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父）嵩”——操“乃阳败面口”，向叔父假装“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召操，操却“口貌如故”——嵩遂怀疑叔父，“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操“于是益得肆意矣”。然而。陈寿却把这段精彩的文字弃而不用，显是因《曹瞒传》为敌国传闻之辞，不可尽据之故。又如《吴志》首篇《孙策传》，传末叙述孙策遭遇刺客、交待后事之事，正文下裴松之注引了胡冲《吴历》一段话：“策既被创，医言可治，当好自将护，百日勿动。策引镜自照，谓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椎几大奋，创皆分裂，其夜卒。”这段话，把孙策“爱面子”的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而陈寿也未予采用，推想当是其无关宏旨，为免芜杂之弊而弃之。

蜀国资料，当时可参考者少于魏吴，更有赖于陈寿的殷勤搜集。虽然资料难得，陈寿仍然取材严谨，不放松标准，降格以求。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先主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的是曹操某次和刘备谈话时讲：“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袁）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刘备正吃饭，听后惊慌得“失匕箸”。关于此事，《华阳国志》有如下记载：

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

这段故事，意在表现刘备能急中生智，以圣人之言掩饰一时的张皇失措，陈寿当是听到过的。然而，《先主传》中没有采用，大概是他认为刘备少时“不甚乐读书”，仓促间吐不出这种妙语吧！蜀国人物中，关于诸葛亮的文献记载和口头传说最丰富。对于这些资料，陈寿同样经过了审慎的斟酌。当代史学家缪钺先生对此有一段集中的概述，现抄录于下：

关于刘备与诸葛亮最初相识的经过，《魏略》与《九州春秋》都说是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陈寿不取此说，而根据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所以记事时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譬如对于孟获的七擒七纵，是不合情理的，所谓“南人不复反”，也是不合事实的（后来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采录了这些事）。陈寿一概不取，只说：“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当时又有一种传说：诸葛亮于建兴五年北伐时屯于阳平，遣大军东去，司马懿率二十五万人径至城下，城中兵少力弱，将士失色，莫知所出。诸葛亮意气自若，敕军中卧旗息鼓，大开城门。司马懿疑有伏兵，引兵北去。西晋郭冲说诸葛亮五事，此为其一（见裴注引王隐《蜀记》）。这个传说既不合事实，也不近情理。蜀汉建兴五年即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这时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宛城，并未在关中抗御诸葛亮，况且司马懿是对于军事很有经验的人，也不至于这样幼稚可欺（裴松之注已对此加以辨析）。所以陈寿对此事屏弃不取。传世的诸葛亮《后出师表》载于吴人张俨《默记》中，就这篇文中的思想与所叙事实看来，都不像是诸葛亮的作品，可能是张俨拟作或其他人拟作而张俨采录的（清人袁枚、黄以周都曾撰文辨析）。陈寿撰《诸葛亮传》，不录此篇，是有道理的。从以上所举诸事例，都足以看出，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谨严矜慎，他虽然崇拜诸葛亮，但是对于有些传说将诸葛亮夸饰得过于神奇者，他都不采用。^〔10〕

总之，陈寿对三国资料的取舍，采取了一种慎重的态度，对崇敬的人不溢美，对厌恶的人不丑化，持论公允，语言平实，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避免了史书常见的“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11〕的毛病。后人称赞《三国志》“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12〕，它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二）简质有法，不矜炫言采

在经史分途的初期，不少文士参与修史，存在着文史混淆的现象。刘知幾曾评价魏晋以后的史学界说：“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13〕不过，陈寿却能以其史家眼光，看到这些人走的不是正道，行动上与他们大异其趣。他的行文，简质有法，不以淫丽为宗，具体表现在这样几点上。

其一，是不把史传写成文士传。从前的史学著作，颇重文学作品。比如《汉书》，收有一些文士的传记，满篇中尽录其文学作品，像《司马相如传》，基本上是连缀《子虚赋》、《大人赋》等文学作品而成；《扬雄传》也基本上是把《反离骚》、《长扬赋》等文学作品抄录了一遍，都长达数万言，如同一部个人文集。《三国志》中，绝对看不到这种现象，诗赋仅仅作为历史资料，在个别史传中出现过。在严格区分文史界线的情况下，莫说一般文士，即使是“才高八斗”的大文学家曹植，本传中也没有采用他的名篇佳作，只不过在选录他的奏疏时，没有将其中的献诗删去而已。这样，文词与事实夹杂的现象就一扫而光了。

其二，是引用名篇不以删落美辞为嫌。说陈寿“删落美辞”，语出《魏志·王粲传附吴质传》裴注。《王粲传》中，陈寿引用曹丕的《与吴质书》，仅选录了其中关于建安七子（此处除开孔融）的评价部分，其余的诸多感叹一概从略，前后不过二百余字，裴松之则觉得太多的美辞被删落很可惜，不厌其烦地从《魏略》里抄写全篇八九百字，“以备其文”。从这里可以发现，陈寿与裴松之处理美辞的方式不相同。陈寿敢于割爱，唯取其切合史实者。《三国志》中，这种处理方式随处可见。从史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正确的处理方式，假如引文“连章毕录，一字无废”，那便“非复史书，更成文集”^〔14〕了。陈寿不以删落美辞为嫌，从而保证了书中的重点突出、内容紧凑。

其三，是文句爽洁，少渲染之语。任何一个史家，描述历史现象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总要带上一定的甚至强烈的感情色彩。不过，史家如能意识到这一点，便会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客观描述，少带感情色彩。陈寿正是这样。表现在文体上，他状写人物、叙述事件，基本上是用素描手法，以通俗浅近的语言去表达，不热衷于文义缘饰，用浓墨重彩去渲染。因此，全书之中看不到对语句辞之类雕琢的痕迹，难以找到它因“繁华而失实”的毛病。每篇纪或传之后的“评”，地位同于《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后汉书》的“论”“赞”，本是史家显其才华，大发议论的地方，陈寿却坚持寓议论于叙事之中，“评”中基本上只简论人物的功过得失及立传缘由等，篇幅都不长，最长的也不过二百来字，都点到为止，从不拖泥带水，逞其辩才。

（三）博取经世之文，惩恶劝善，明乎得失(www.daowen.com)

与不载文学作品的做法截然相反，《三国志》对于一些有关军国大计、行政方略、世道人心、立身处世等方面的令文、奏疏、议论，却不吝笔墨，大量收录。如果把它们汇编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列论文。上文提到范等人称赞《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当与此有关。比如《曹植传》，收了他四篇奏表，即《上责躬诗表》、《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篇幅都不短，是曹植在其兄曹丕的严厉管制时期写出来的。陈寿引用这些奏表，目的在于揭示“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15〕这实际上也是在探寻得失之迹，分析曹魏衰亡的原因。

又比如《吴志·陆凯传》中，收录了两篇较长的奏表。后一篇奏表，对吴国末代皇帝孙晧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它是否为陆凯所作，难以论定，但陈寿认为此表难得，不忍舍弃，把它附到了《陆凯传》末。他做了这样一段说明：“予连从荆、扬来者得凯所谏晧二十事，博问吴人，多云不闻凯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晧之所能容忍也。或以凯藏之箧笥，未敢宣行，病困，晧遣董朝省问欲言，因以付之。虚实难明，故不著于篇，然爱其指隣晧事，足为后戒，故抄列于凯传左云。”这段说明，一清二楚地表达了他的鉴戒史观。

《三国志》中，各类政论奏议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史书中大量收载这类文字是否适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无定说。不过，陈寿似乎很自信，认为史书就该这样写；只有这样，史书才能发挥其“惩恶劝善”、“鉴往知来”的作用。

将以上三方面合而观之，当可得出结论：陈寿在经史分途的初期，自觉地对历史著作的文体形式进行了一次新探索，核心是调整史与文的关系。他追求文质辨洽，力图达到辞采与史实的统一。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宁可失去一些读者的欢心，也不嗜奇爱博；宁可选用姓氏不详者的奏表，也不收载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他付出了这种削弱史书文采的代价（这样说并不意味《三国志》没有文采，它的文采仍是后世多数正史所不及的），从而在前四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体风格。具有这种风格的史书，似乎更能做到“实录”，更能发挥史学的鉴戒作用。刘知幾在讨论史书的文体时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16〕又说：“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17〕《三国志》的文体风格，不正好是这样的吗？由此而论，陈寿对文体形式的探索是很成功的，他在前人历史编纂学的雄厚基础上，提供了新的东西，理应和他编纂学方面的其他成就一起^〔18〕，得到世人的重视。

陈寿给予后人的启示

皇天不负苦心人。陈寿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目标，终归要得到报偿。《三国志》的文体形式，受到了后世一些史家的称赞，并被仿效。北魏史学家崔浩从《三国志》“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出发，肯定“班、史以来无及寿者”。千载之下，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与他遥相呼应，高度评价《三国志》的“叙事之可信”，说：“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欧阳。”^〔19〕后世重视信史者，是会信服他们的结论的。

不过，陈寿的代价也是够大的。他无意于文名，有志于史书文体的探索，却被认为笔力欠缺、文采不足，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推究产生这一误会的原因，实在于追求史实与辞采的统一难度太高了。史实的可信程度，须待周密考证而后得知，而书中的文采却一望可见，马上给人以第一印象。这就是说，前者靠思辨，后者凭感觉。“天下有文学好尚的人多，有史学好尚的人少”^〔20〕。能够坐下来考究历史事实的，真是寥寥无几。因此，思想跟着感觉走，凭第一印象评价史书优劣的现象就难以避免了。

从理论上讲，追求史实与辞采的统一，实质上是追求真与美的统一。二者的统一，口头上说一说似乎很简单，但要真正做到谈何容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二者间的统一稍稍失去平衡时，人们心理上的天平就可能倾向于求美一端。这里，可以借用某位当代作家的一段话：“虽然有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是应该面对所有的真相，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也可以保有一些小小的美丽的错误，与人无害，与世无争，却能带给我们非常深沉的安慰的那一种错误。”历史著作正是这样，后人可以容纳甚至欢迎其中那些“小小的美丽的错误”，它们对后人无害，与后世无争，只要写得曲折动人，“有文学好尚的人”就会为之叫好。再看《三国志》，它通体简约爽洁，不太注意文字的“美丽”，就难怪它不那么讨人喜欢了。陈寿探索新的史书文体形式，实在是走了一步险棋！幸亏他才力不凡，还能以简洁的笔墨写出一些传神的人物，总算没有遭到“有文学好尚的人”的过多指责。

陈寿对史书文体形式的探索历程告诉我们，历史著作要做到文质辨洽，处理好求真与求美的关系，该是多么困难！史家面对时人或后世可能会有的误解，该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不过，既然从事史学，就得同文学分道扬镳（这里指同一部书，事实上不少历史学者也从事文学创作），走自己的路，不能让求美的眼光盖住了求真的心，真正文质辨洽的历史著作，终归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历史学者不会仅有苦而没有乐，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对于同样面临史书文体困惑的当今史学界来说（不少人力图增强历史著作的文采以扩大效用），这大概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启示吧！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注　释

〔1〕　房玄龄等撰：《晋书·陈寿传》。

〔2〕　常璩：《华阳国志·陈寿传》，刘琳校注本，第849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

〔3〕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

〔4〕　《晋书·陈寿传》。

〔5〕　魏收：《魏书·毛修之传》。

〔6〕　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载《史学四种》，第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　《晋书·司马彪传》。

〔8〕　《晋书·陈寿传》。

〔9〕　陈寿：《三国志·谯周传》。

〔10〕　缪钺：《陈寿评传》，第67—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　《三国志·崔琰传附孔融传》裴注。

〔12〕　刘熙载：《艺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3〕　刘知幾：《史通·核才篇》，浦起龙通释本上册，第250—2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4〕　《史通·载文篇》，浦起龙通释本上册，第126页。

〔15〕　《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

〔16〕　《史通·叙事篇》，浦起龙通释本上册，第168页。

〔17〕　《史通·鉴识篇》，浦起龙通释本上册，第205页。

〔18〕　《三国志》的历史编纂学成就，可参看柴德赓《史籍举要》中有关部分，第37—38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19〕　钱大昕：《三国志辨疑序》，丛书集成，第167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20〕　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载《史学四种》，第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