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的历史地位

李纯蛟

《三国志》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

一　扬弃旧史学　创立新史体

《三国志》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国别史。

纪传体断代史，肇自班固所撰《汉书》；国别史，则当溯及左丘明所编《国语》。《三国志》作为纪传体断代国别史，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仅仅是上列两种史体的拼接组合而已；但在实际上，它却是在对上列两种史体扬弃的基础上的创新，因而独具特色。

在《三国志》之前的两部著名的纪传体史书，一是通史《史记》，一是断代史《汉书》，它们都是以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汉帝国的刘氏一姓为中心的。作为反映西汉一代历史的《汉书》且不必说，《史记》作为通史，虽然也为黄帝、尧、舜、夏、商、周、秦写了本纪，但其意旨在以“三统”理论说明汉之立国，“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故其中心仍然只有一个，这就是奄有天下的刘氏。

《三国志》作为反映王朝正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却同时兼有三个中心，即：建立魏国的曹氏、建立蜀汉的刘氏和建立东吴的孙氏。或有论者不以为然，谓：《三国志》不是只给魏帝立本纪，而以蜀、吴二国之主为传吗？我们承认它所有的形式，但不承认它有这种实质。因为：《三国志》以魏帝为本纪，表明有过汉→魏→晋这个统绪，在形式上迎合了当局争正统的政治需要；但是从实质上讲，《三国志》并不承认这个统绪是完整的。因而，吴、蜀之主虽然名为“传”，但实为“纪”。历来史家，多有定论。如：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就说：“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史通·列传》）清代著名史家何焯进一步发挥刘知幾的见解，指出：“蜀、吴之主均曰传，然皆编年纪事，于史家之例，实亦纪也。”（《义门读书记·三国志·蜀志》）

《三国志》为何有别于传统的纪传体史呢？这是由三国历史的特质所决定的。

关于汉末以来的中国形势，三国时人多有指出如同战国者。见于《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载太祖拒王芬等“谋废灵帝”辞曰：“今……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董二袁刘传》注引《魏书》载袁术归帝号于袁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许靖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载广汉王商语曰：“是时王途隔绝，州之牧伯犹七国之诸侯也。”以上言三国鼎立形成之前的情况。即至三国鼎峙局面形成之后，人们犹视此时形势如同战国之际。卷21载卫上明帝奏曰：“况今四海之内，分而为三……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汉末以来的形势，就是从多极政治，最后变而为三极政治的。魏、蜀、吴三国，实际上就是三个割据天下，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的政治实体和政治中心。因此，企图以魏为中心来提挈三国历史，是无法全面地反映天下三分的客观情况的。

当时一些史家，如《魏书》作者王沈、《魏略》作者鱼豢、《吴书》作者韦昭等，由于坚持从维护一己的割据集团的利益出发，或以曹氏为正统，蜀、吴为僭伪；或以孙氏为中心，蜀、魏为附属，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存己废彼，导致三国史记载的偏缺不全。这种书法，传袭了《史记》和《汉书》，实质上是儒家传统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曾子问》载“孔子曰”）思想在史书编纂学上的凝化。他们殊不知三国分立分治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一姓集权的西汉时代了。《三国志》打破了旧史学的固有传统，充分尊重三国时期这个分立分治的历史事实，不仅为魏、蜀、吴各写专书，而且于蜀、吴之主名“传”实“纪”，与魏帝同质。这在纪传史体的发展进程中，无疑是一种创例。

《三国志》不仅在继承纪传史体上有扬弃和创新，而且在继承《国语》的国别史体上也有所发展。《国语》作为国别史，重在记言，“载列国君臣朋友相论语，故谓之语”（董增龄：《国语正义·国语叙》）。《三国志》则将古“记事体”镕铸到“记言体”中，使国别体记史更趋完整性。同时，《三国志》又将《国语》的在各国之下每篇互不连属的散体记言书法，创改为有纪有传，纪以统传，传以翼纪的结构谨严，各成系统的全新国别史。

通观《三国志》，纪传各成体系：合三书为一书观之，有纪有传；析三书分别观之，亦各兼纪传。因此，清代史学名家钱大昕盛赞说：“陈承祚《三国志》，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三国志辨疑序》）可以说，《三国志》作为纪传体断代国别史的创例，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事件。

二　秉笔写信　史维护大一统

太康元年（280）三国中最后一国被灭，它宣告西晋王朝结束汉末以来分裂割据局面，实现华夏大一统的武功的胜利，并开始进入全面文治的时代。

对于刚刚统一全国的西晋王朝来说，当时面临的形势是：新朝立国未久，灭国人心动荡。例如，益州刺史袁邵“抚恤有方”，泰始元年春修治城池事先未报告而被朝廷征还，故蜀侍郎常忌即诣相国府陈辞曰：“远国初附，当以导化，不宜改易州将，失遐外心。”（《华阳国志·大同志》）足见一个地方官的调动任免也会影响到一地的安定。泰始四年，故蜀中军士王富“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利用诸葛亮曾在蜀人中的影响，“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转侵江源”（同上）。蜀人怀思故国旧情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故蜀民人谋杀新朝将吏之事则于史多见。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泰始）七年，汶山守兵吕匡（或作吕臣）等杀其督将以叛。”又：“（咸宁）四年春，汉中郡吏袭祚等谋杀太守姜宗以叛”等。灭吴后，“时吴人新附，颇怀畏惧”（《晋书·王浑传》）。在北方，政治骚动、军事冲突也时有发生。

与上述形势直接关联的是关于蜀、吴二国历史地位的论争和评价。这个问题，应该说自三国形成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在学术方面，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指出：“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清人朱彝尊指出：“于时作史者，王沈则有《魏书》，鱼豢则有《魏略》，孔衍则有《魏尚书》，孙盛则有《魏春秋》，郭颁则有《魏晋世语》，之数子者，第知有魏而已。”（《曝书亭集》卷59《陈寿论》）清人钱大昕也指出：“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总之，在魏晋人的眼里，根本就没有蜀、吴的历史地位。

然而，关于蜀、吴历史地位的论争和评价，远非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须知，它是服务于魏晋政治的。故而，它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也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当三国鼎立之时，这种尽管带有攻击性、敌视性的论争和评价，却是彼此把对方都奈何不得的。可是，当新朝继魏立国，一统天下之后，这种过去一度是三方的论争，如今就变成了一方说了算，蜀、吴都没了发言权。这样一来，可就不得了啦。当朝的“群然一词指（蜀、吴）为伪朝”（钱大昕《三国志辨疑序》），你蜀、吴的遗臣遗民们还讲什么地位？什么利益？他们只有在政治上俯首听命，承受着历史的重负和政治的压抑。对于他们，仕进之路是曲折的，昔日在社会生活中的宽松和自由失去了不少。

今考晋史，时至西晋一统天下之后的太康（280—289年）中期，指蜀、吴为伪朝，依然是西晋君臣的政治习用语。如，太康中晋武帝下诏称吴国遗臣陆喜曰“伪尚书”并及其余十多人；王濬上表，有文曰“伪吴君臣”云云；挚虞上《太康颂》其称“（刘）备僭岷蜀，（公孙）度逆海东，（孙）权乃缘间，割据三江”云云。不一而足。尽管司马氏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先后采用了“除汉宗室禁锢”、“弘纳梁、益，引援方彦”和“吴之旧望，随才擢取”的方针政策，来笼络和安抚蜀、吴人士，但是，我们从现今遗留下来的有限的史料中仍然可以窥见，由于西晋当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社会舆论上和学术上，尚未对蜀、吴的历史地位的旧有评价作出修正，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上列政策的实施。兹举几例：在日常生活中，晋朝人士以吴人为亡虏而备加嘲讪戏谑，据《晋书·周处传》载：身兼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京陵侯的王浑，“及吴平……登建邺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感乎？’”周处心不能平，反唇相讥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感，岂惟一人？”听罢周处的话，“浑有惭色”。欲刺痛人心者，也为人所刺痛。历史留下的创痛，对于当时的人们太大了。又据《何攀传》载，攀为官“甚得名称”，后“除廷尉平，时廷尉卿诸葛冲”仅“以攀蜀士，轻之”，可见，蜀士在朝者尚且如此地位，在野者更可知。

对于蜀、吴人士来说，破家灭国，使他们在心灵深处受到极大的损害，他们的政治利益连同经济利益，也随着旧国的颠陨和新朝的代起而丧失了。在他们的身上，同时要承受两大压力：亡国的伤痛和故国历史地位得到的不公正评价——这后一点，是曾经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直接关联，且依旧影响着他们的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他们企盼着由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

显然，关于蜀、吴历史地位的评价，已经影响到人心的整齐和国家的安定。

安天下者必先安人心。安人心就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三国志》作者担负起了重新审视评价三国历史地位，维护得之不易的大一统政治局面而编著一部全新的三国信史的责任。

《三国志》在维护大一统方面的贡献是：

第一，正视三国分立分治的客观历史，不以邪、伪妄加各方。据载，卫曾在上魏明帝疏里有这样一段话：“况今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其来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称迫于困急，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可见，当时三国的邪、正之争是普遍存在的，邪、正之名，都是彼此强加给对方的，连“迫于困急”的“来降者”也都不愿意承认，况三国君臣自己呢？其时三家之立国，都说各自是属土德代汉的。在《三国志·魏书》里有：曹丕称帝前臣民数言“黄龙见谯”（《明帝纪》）、有司说“魏得地统”，等等。在《蜀书》里有：刘备少时，“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时人“谓当出贵人”（《先主传》）。群臣劝刘备称尊号，上言曰：“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同上）等等。在《吴书》里有：孙权正帝位前，“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孙权传》）。童谣说“黄金车，斑蓝耳，开昌门，出天子”（同上）。胡综作赋称“乃自在昔，黄（帝）、虞（舜）是祖，越历五代（夏、商、周、秦、汉），继世在下。昔在周室，赤鸟衔书（红色的鸟口衔红色书信，文王以为火气胜），今也大吴，黄龙吐符”（同上）等等。其实，这些三国人士各自的说法，旨在借题发挥，说明正统在己。这就是当时的客观历史。《三国志》不仅原封不动地保留下了这段历史，也确认了它：曹氏虽然代汉而立，但是他只有代汉之名而少代汉之实。由于当时的政治格局是三家分立分治，曹魏并不能号令蜀、吴；刘氏的汉家天下，也不为曹家独有，实际上是三雄分而有之，或者叫做三家代汉。三家的目标，都是试图一统天下，所不同的只是力量的强弱、地盘的大小而已。在汉末天下三分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要说谁有资格代汉，他们都有！要说谁是正统，他们都是！故而在代汉这一点上，《三国志》是把这三家作为各自分立分治而互不统属的三个政治实体来看待的。《三国志》对这一客观历史的确认，最终体现在为三国各写专书。它承认三国曾同时作为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存在过的客观历史，就使它大有别于其时或以前的三国史，如魏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和吴韦昭的《吴书》等。

这样一来，《三国志》就澄清了如下事实：魏、蜀、吴三方既然都不曾真正有过正统与僭伪之分，今人还有必要继续纠缠那段历史么！公正地评价历史，才能面对现实。

第二，忠实于历史，尊重三国遗臣遗民的思想感情。在前面，我们引述过周处反讥王浑的话：“亡国之感，岂惟一人？”对于三国的遗臣遗民来说，灭家之耻，亡国之痛，在进入新朝之后，还时时不免在心灵深处发生着震颤。作为历史学家不应该再度去刺伤他们。《三国志》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出色的。这里着重指出：

1．用三方的声音说话，注意保留各自观点。对于彼此间的政治交往、军事接触，三方往往各自有他们的看法和取向。《三国志》摒弃了已有三国史搞“一言堂”的书法，努力使人们能同时听到三方的声音，从而保证了三国史著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兹举例言之：

记公元228年（魏明帝太和二年、蜀后主建兴六年）春诸葛亮首出祁山：《魏书·明帝纪》曰，亮“寇边”。《蜀书·后主传》则曰“攻祁山”。

记公元231年（魏明帝太和五年、蜀后主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四出祁山：《魏书·明帝纪》曰“寇天水”。《蜀书·后主传》则曰“围祁山”。

记公元225年（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蜀后主延熙十八年）姜维北伐：《魏书·高贵乡公纪》曰“寇狄道”。《蜀书·后主传》则曰“出狄道”。

记公元262年（魏陈留王景元三年、蜀后主景耀五年）蜀、魏侯和之战：《魏书·陈留王纪》曰：“姜维寇洮阳……维遁走。”《蜀书·后主传》则曰：“姜维复率众出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等等。

以上是《三国志》记蜀、魏间事，在魏言“寇”言“遁走”，在蜀则言“攻”言“围”言“出”言“还住”，同看一事，双方观点，昭然可辨。

记公元224年（魏文帝黄初五年、吴主权黄武三年）吴与魏断交：《魏书·文帝纪》谓：“孙权复叛。”《吴书·吴主传》在黄武元年下称：“至后年乃绝。”

记公元234年（魏明帝青龙二年、吴主权嘉禾三年）孙权围合肥新城不克而退：《魏书·明帝纪》谓：“权遁走。”《吴书·吴主传》称：“权退还。”等等。

以上是《三国志》记吴、魏间事，在魏谓“叛”谓“遁走”，在吴称“绝”称“退还”，同说一事，各执一词，观点迥异。(www.daowen.com)

记公元222年（蜀先主章武二年、吴主权黄武元年）蜀、吴猇亭之战：《吴书·吴主传》曰：“刘备奔走。”《蜀书·先主传》言：“先主自猇亭还秭归”等等。

以上是《三国志》记蜀、吴间事，在吴言“奔走”，在蜀言“还”，彼此看法亦自有别。

让三方都讲话，兼采并存各方观点，从而使三国史的记载更趋客观公正。这种“留真”的书法，使《三国志》成了举世第一部真正属于三国人自己的历史。

2．身兼三主角，分别用故国情思叙史。传统的纪传体史，只有一个中心、一个主角，即当朝的那一姓皇帝。史家叙史，自然只是为着这个主角的。因为：皇权即真理，由不得谁服不服，更顾不了你的感情能否接受。《三国志》作为当代史，则为魏、蜀、吴三方兼代主角角色，其叙史，多顾及三国遗臣遗民们的思想感情。这突出反映在叙各方战事的胜败方面。比如甲乙双方，甲方胜则在其书之帝纪（传）或相关者传中详说具载；乙方败则在其书之帝纪或相关者传中略而不详、舍而不书以及作低调简记。反之亦然，且遣词用语多有讲究。举例如下：

叙魏、蜀战事：

刘备进兵汉中失利：《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下曰：“曹洪破吴兰，斩其将任夔等。三月，张飞、马超走汉中，阴平氏强端斩吴兰，传其首。”《蜀书·先主传》同年下则曰：“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为曹公所没。”

刘备斩夏侯渊：《蜀书·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下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黄忠传》也有详记。《魏书·武帝记》同年下则曰：“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夏侯渊传》也只有“渊分所将兵半助（张）郃，为备所袭，渊遂战死。”

蜀败街亭：《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下曰：“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张郃传》也有详载。《蜀书·后主传》不书。《诸葛亮传》及《马谡传》虽有所述，但在申明败因而已。

余例如斩魏将王双，《蜀书·诸葛亮传》有详记，而《魏书》纪、传皆不书；蜀克魏武都、阴平二郡，《蜀书·诸葛亮传》有明载而《魏书》纪、传俱不录；破魏将郭淮于阳溪，《蜀书·后主传》建兴八年下和《魏延传》俱直录，而《魏书》纪、传则不载；诸葛亮射杀魏将张郃，《蜀书·诸葛亮传》记载甚详而《魏书》纪、传皆不书。

叙魏、吴战事：

魏文帝巡幸广陵：《吴书·吴主传》在黄武三年下曰：“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魏书·文帝记》在黄初五年下只说：“九月，遂至广陵。”

吴败魏于东兴（东关）：《吴书·三嗣主传》孙亮建兴元年下有记述，又《吴书·诸葛恪传》言之甚详：“魏以吴军入其疆土，耻于受侮，命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众七万。欲攻围两坞，图坏堤遏，恪兴兵四万，晨夜赴救。遵等敕其诸军作浮桥渡，陈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将军留赞、吕据、唐咨、丁奉为前部。时天寒雪，魏诸将会饮，见赞等兵少，而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盾，倮身缘遏，大笑之，不即严兵。兵得上，便鼓乱斫。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亦斩之。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归。”《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嘉平四年下略曰：“吴大将军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不利而还。”《王昶传》、《诸葛诞传》不载。《毋丘俭传》只说“诸葛诞战于东关，不利”。

诸葛诞斩吴将留赞：《魏书·三少帝纪》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下曰：“甲子，吴大将孙峻等众号十万至寿春，诸葛诞拒击破之，斩吴左将军留赞，献捷于京都。”《诸葛诞传》亦载。《吴书·三嗣主传》孙亮五凤二年下略曰：“留赞为诞别将蒋班所败于菰陂，赞及将军孙楞、蒋修等皆遇害。”

叙蜀、吴战事：

蜀败于猇亭：《吴书·吴主传》黄武元年下曰：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陆逊传》叙此战特详，文多不赘引。《蜀书·先主传》章武二年下仅作低调简述曰：“陆议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

叙魏与蜀、吴战事：

孙、刘赤壁败曹公：《蜀书·先主传》曰：“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吴书·吴主传》建安十三年下曰：“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三年下仅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数语。

《三国志》记魏、蜀、吴三方间胜败诸事，详彼略此，隐此彰彼，身兼三角，代为立言，不仅使其史著高简爽洁，而且使它更能满足三国遗臣遗民的情感需求。若把三书分而观之，魏人读《魏书》，蜀人读《蜀书》，吴人读《吴书》，都会备感亲切、轻松和快慰；若把三书合而观之，彼此“短”“长”相济，“胜”“败”互见，又自成一部完整的信史。有学者曾批评《三国志》专替曹魏“讳败夸胜”（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国志》），实为不察作者书法的良苦用心使然。

《三国志》书成后，在朝野间即已有传抄阅览者^〔1〕，时人对这部焕然一新的三国信史评价颇高。梁州大中范等上晋惠帝表称赞说：“《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可见其影响之好。当它为朝廷所抄录，并颁行全国以后，其在维护华夏大一统方面的贡献，自然是不应低估的。

三　保存西蜀历史　弘扬华夏文化

三国文化就其丰富多彩的内涵、广泛深刻的影响、持续久远的时间效应而论，实属二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空前的。具体反映在：

史学方面：自古以来，研究者及其论著层出不穷。仅我国自近代迄今，学术论文已逾三千五百篇，专著超出一千种^〔2〕。

文学艺术方面：中国唐朝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平话、明清的小说以及历代的散文、故事、政论等，和外国如越南、泰国、朝鲜的诗文和歌词，其中无以计数的广泛涉及三国的作品，尤为海内外人民所挚爱。三国戏目从隋朝的傀儡戏到清代的杂剧和传奇，可考者不下二百个（含相同的。下同）；近、现代我国京剧和地方剧至少有七十六个剧种上演过一千二百七十五个剧目；毗邻的越、朝、泰、柬、日等国也上演过四五百个。表演过三国曲目的曲种包括扬州评话、京韵大鼓、四川清音、台湾歌仔等计有六七十种以上；尤为有名的扬州平话，自清咸、同以来就形成了世代专说“三国”的李（国辉）、蓝（玉春）流派。电影电视自1905年上海丰泰相馆摄制第一部舞台片《定军山》迄今，海内外已完成了三百部（集）以上。

民俗崇拜方面：三国人物的祠、庙，在现今仍保存在我国的十余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日、美、韩、印尼、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大洲若干个国家和地区。仅台湾岛上就有关庙一百六十余座。在古代，仅关羽就是“宇祠遍九区”，加上刘备、诸葛亮等众多三国人物，其数量、规模就可想而知了。

当代“三国热”方面：仅以日本为例来说明，全国有“三国迷”俱乐部等一百余个；不少报刊辟有经常性的专栏，刊登人们的学习心得；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发表应用性等研究专著超过八十种，论文数百篇；出版发行兴盛，如横山光辉的《三国志》连环画，销量突破三千万册、狩野直祯的《诸葛亮评传》重印达十五次、《愿望》月刊的《三国志——商业学的宝库》专集等，创一月半印售四十万册的纪录；专项的“三国志之旅”寻根旅游，由“三国”专家立间祥介亲自率队，备受日本人青睐，能参加者视为终生一大幸事。他们说，在关于《三国志》的种种文化活动中，最令人神往的就是到中国寻“三国”根，等等。我国国内的“三国”旅游热，人所亲见，兹从略不述。

如何看待这种经久不衰、影响深广的三国文化现象呢？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采用泛论的视角，即把魏、蜀、吴三国文化的构成等量齐观，混而言之。其实，三国文化从广义来说，占有绝大比重的是蜀汉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三国文化实即蜀汉文化。事实是充分的，理由是显明的。请看：

第一，从三国戏目看，据考证，先明和明清的三国戏目约有一百七十四个，其中专演蜀汉人物的至少有一百一十个，占百分之六十四还多。第二，从现存三国遗迹看，我国境内约有三百处，蜀汉占有绝对多数。第三，三国人物在古今的影响，以蜀汉为最广泛深入，我国自“晋宋南北朝以还，已道关、张之勇”；宋代流行“说三分”，涂巷小儿闻刘备败即痛哭流涕，闻曹操败就喜唱称快。现今的日本青少年，把诸葛亮视为他们最崇敬的人，这在三国人物中为仅见。对关羽崇拜，遍及海内外；蜀汉的刘备、赵云、黄忠、张飞等，也是海内外人士谈论最多、最为崇敬的。第四，从三国旅游线和旅游热点的分布看，都主要集中在今四川、陕西、湖北等省，因为这些地区曾是蜀汉人物刘备、诸葛亮等纵横驰骋，建功立业的主要活动区域。

透过繁富的文艺作品、兴盛的“三国”崇拜、众多的遗迹留存、如痴的寻根旅游、火热的景点投资现象，我们看到，蜀汉文化之所以备受古今中外人们的注目，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是这个时代精神的集中代表；蜀汉君臣上信下忠，称为至贵，患难同当，福禄共享，它是民族内聚力的象征；蜀国上下同心，君臣一气，以蕞尔小国独支吴、魏，敢为鼎足，不畏强权，它是民族自强自立精神的体现；诸葛亮足智多谋，深谙战略，识时务，顾大体，位极人臣却廉洁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民族奉献精神的集中代表；关羽的忠信，是诚实不欺的完美人格的典型；张飞的勇猛，是向上无畏的进取精神的榜样；如此等等。

蜀汉文化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也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共同精神和价值取向，因而受到极大的重视。在日本：企业家们认为，与三国时那种割据称雄的时代相仿，日本的二百多万个公司，各掌握一派人马，各占一块市场，在激烈竞争中需要人才的争取和团结对外的精神。政治家们认为，重视这一文化是当今这个时代审时度势的需要。社会学家们认为，他们可以从这一文化中受到启示：打开“三国”的大门，就等于打开世界的大门。日本青年也认为，三国人物和故事可以让他们“忘掉自己的平庸无聊的人生去焕发斗志”。

龙显昭先生在他的论著《三国文化历史走向》里，对这一文化的久盛不衰及其价值，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然而更为重要的，我们认为还在于三国文化所蕴涵的人类最切要的知识和智慧，三国人的用智范例给人以种种启示，它为政治活动家提供了在政治舞台上应当如何去扮演好自己想要充当的角色；为军事家提供了如何去行兵布阵，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在现代，它还为企业家提供了在激烈的商战中如何去击败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些智谋、智术是人类普遍切用的知识。所以我们认为，三国文化不仅因为切用于当时而富有时代特色，而且还因为它切用于当今，并且具有超时代、超民族的特性，近来世界上出现的‘三国热’就是明证。……它正在走向现代，通向世界。”

三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蜀汉文化，为什么能得到传承流播，弘扬光大呢？“盲人会说那是《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原因，要不是罗贯中，有谁会知道诸葛亮、张飞、董卓、吕布……？”著名文学家李准在列述了这种观点后指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把这全归功于罗氏贯中和当时的‘说话人’身上，‘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没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本身，任你是多了不起的‘大手笔’，也不能把黑暗的中世纪写成欧洲的‘文艺复兴’。”李准先生没有否定《三国志》保存三国文化（尤其是保存蜀汉文化）的功绩。因为，在《三国志》成书之先，曹魏方面可借鉴的有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等；孙吴方面可依凭的有韦昭的《吴书》等；刘蜀方面呢，则空无所据，“蜀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这就只有靠作者的辛勤搜集了。如果没有《三国志》对西蜀历史的保存，三国历史就将失其完整，三国文化也必定是残缺不全的。故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没有《三国志》，蜀汉的“历史本身”就有可能湮没失传；蜀汉文化既然是居于三国文化的主体，若不赖《三国志》的保存，那么三国文化就不可能继承下来。《三国志》保存西蜀历史，弘扬华夏文化之功，永不可没。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注　释

〔1〕　据《华阳国志·陈寿传》载：“（张）华表令兼中书郎，而寿《魏志》有失（荀）勖意，勖不欲处内，表为长广太守。”又据本文所引范等人上采录《三国志》表。皆可证。

〔2〕　本节所引数字材料等，出自方北辰《三国史研究概况》（交流打印件）、谭良啸《三国演义在日本》（《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陈翔华《先明三国戏考略》（《文献》1990年第2期）和《明清时期三国戏考略》（《文献》1991年第4期）等，恕未逐一注明，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