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修史“多所回护”说辨析

徐大英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说：“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并认为“自《三国志·魏纪》创为回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赵氏的这一观点产生后，对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赵氏对陈寿的所谓回护法，也做了客观的历史的分析，认为“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三国志》真的充满了回护、曲笔吗？笔者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学术界似有必要对此问题重新进行一番审订，以便于深入研究陈寿的修史态度及书法原则。下面就《札记》中列举的《三国志》的一些曲笔回护问题做一初步辨析考证。

一　关于曹操在汉末的任职之事。

《三国志》与《后汉书》均有记载，但书法原则却大相径庭，为了做一比较，现将二书的有关记载按时间先后摘录于下：

1．建安元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又“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后汉书·献帝纪》载：“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又“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

2．建安九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后汉书·献帝纪》载：“（曹操）自领冀州牧。”

3．建安十三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汉罢三公，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后汉书·献帝纪》载：“曹操自为丞相。”

4．建安十八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后汉书·献帝纪》载：“曹操自立为魏公。”

5．建安二十一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天子进公爵为魏王。”《后汉书·献帝纪》载：“曹操自进号魏王。”

以上史料表明，《三国志》与《后汉书》记载曹操任职之事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称谓，陈书称曹操为公，范书直书曹操。二是授职的主体，陈书全部记为天子诏封任命；范书一律载为曹操“自领”或者“自立”。对二书称谓的不同似乎不难理解，因陈寿生活于蜀汉魏晋（233—297）时期，修《三国志》即是写当代史，因此沿用当时的习惯称呼称曹操为公也可理解。范晔生活于东晋刘宋（398—446）时期，晚陈寿一百余年，修《后汉书》已事隔两朝，因此直书曹操之名也理所当然。

关键问题在于第二点，即对曹操任职用语的区别，究竟是汉天子诏命，还是曹操自领？尽管仅数字之差，却反映了二书作者迥然不同的书法原则和褒贬态度。对二书的书法差异，《札记》作者通过比较后得出结论，认为范晔的“《献帝纪》犹有《春秋》遗法”，其书法为“史家正法”；而“《三国志·魏纪》创为回护之法”，于魏“多所回护”（《廿二史札记·〈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对赵翼的这种评论，笔者不能轻表赞同，究竟陈书与范书哪种记载更客观准确，更符合历史史实呢？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一番具体考辨。

对上面摘录的曹操任职之史事，笔者遍查《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均采用《三国志》之说，即为天子任命，只是将“公”的称谓改为曹操。此外，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也增补了许多天子策命曹操的诏书及曹操的答谢书等具体史料。例如：

《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元年记载：汉献帝都许后，“以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后又“以绍为太尉，封邺侯。绍耻班在曹操下……表辞不受。操惧，请以大将军让绍。”这段史料说明二点：其一，曹操大将军、武平侯之职由献帝任命策封；其二，曹操此时势力还不及袁绍强大，故对袁心存畏惧，主动让职于绍。可见曹操此时并未能控制朝廷大权，还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自命官职。

《资治通鉴·汉纪·献帝纪》建安九年载：“九月，诏以操领冀州牧。”明确指出献帝之诏命。

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为魏公时，《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全文收录了汉天子策命，其中详细记述了封赏的理由和具体的封赏物，大夸曹操灭黄巾、讨二袁、征乌桓等赫赫战功，故以十郡“封君为魏公”，并重赏九锡。裴注在此处增补了许多史料，引王沈《魏书》记载：曹操“前后三让”九锡之重赏，并收录荀攸等人的劝进书说：“明公独辞赏于上，将使其下怀不自安，上违圣朝欢心，下失冠带至望，忘辅弼之大业，信匹夫之细行，攸等所大惧也”。听了下臣的劝说后，曹操表示只接受魏郡，仍坚持辞让其他九郡。荀攸等人又劝说：“明公久违上指，不即大礼。今既虔奉大命，副顺众望，又欲辞多当少，让九受一，是犹汉朝之赏不行，攸等之请未许也。”经荀攸等辅臣的苦苦劝说，曹操才接受了魏公之封爵、九锡之重赏。此外，裴注又引鱼豢《魏略》收录了曹操对此次封赏的答谢书，书中情真意切地表明心意说：“归情上闻，不蒙听许，严诏切至，诚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岂敢自私”，并表示今后将“父子相誓终身，灰躯尽命，报塞厚恩”。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晋升为魏王，裴注引《献帝传》收载了献帝的诏书原文，并说：“魏王上书三辞，诏三报不许。”

以上史料充分说明曹操的任职确实是由天子诏命晋封，并非自领。因此笔者认为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记载符合历史史实，是据事直书的写法，并非似《札记》所云的对魏“多所回护”。这点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就肯定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此论甚为恰当。而范晔继承《春秋》重褒贬的笔法，“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因此《后汉书·献帝纪》在记载曹操事迹时明显反映了作者贬抑曹氏的态度，这是由他的正宗儒学思想决定的。此外，范晔还强调写文章“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在狱中与诸甥侄书》）。正是由于范晔过分强调“以文传意”，难免意气用事，容易出现“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史通·称谓》）的主观偏见。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他对曹操任职记载的失实。

二　诛杀伏皇后之事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汉献帝时尚书令华歆曾参与诛杀伏皇后之事，但《三国志·魏书·华歆传》不载此事，因此赵翼《札记》则认为“列传也多所讳矣”（《札记》卷六）。笔者以为此说尚可商榷，从上引《武帝纪》记载可得知，伏皇后遭诛杀、灭族之祸，显然是由于得罪曹操而引起，毫无疑问，曹操是此次事件的主谋和指挥者，而当时的参与者御史大夫郗虑、尚书令华歆都是奉命行事的随从。这点从裴注引《曹瞒传》和《资治通鉴》的纪载中就可清楚了解，《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十九年载：

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收皇后玺绶，以尚书令华歆为副，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藏壁中，歆坏户发壁，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杀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

以上记述清楚说明曹操是主谋、指挥者，陈寿将此事记入曹操名下是理所当然的。因陈寿修《三国志》以简洁著称，故不在《华歆传》中重记，以免重复。陈寿既然对曹操都不隐讳，难道还会为一个随从讳饰吗？可见，陈寿并非有意为华歆回护，而是材料取舍编排的结果，就如同不为汉臣御史大夫郗虑（也是此事的参与者）立传的道理一样，这是由其编修原则所决定。

三　汉献帝禅让逊位之事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www.daowen.com)

《札记》卷六认为陈寿的禅位之说是为魏文帝回护。其实并非回护，而是实录。《资治通鉴·魏纪·文帝》黄初元年也记载说：“冬十月，汉帝告祠高庙，使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王三上书辞让。”

另外，裴注引《献帝传》也全文收载了献帝四下诏书禅位和曹丕三次上书辞谢的具体内容，以及群臣的劝进书。汉献帝当然是因大势已去，“众望在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作出的禅让选择，但一旦决定后就毫不动摇，这从他四下诏书的行动就可看出其态度的坚决性。尽管这种决定是痛苦的，但也是明智的，避免了历史上争权夺位悲剧的重演。与此同时，汉献帝也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历史依据和精神慰藉，那就是效法古圣尧舜禅让之举，留下让贤举能、公而无私的美名永垂青史，其诏书就反复表明了这种心意。裴注引袁宏《后汉纪》载汉献帝诏曰：

朕在位三十有二载，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

以上史料同样表明，陈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关于汉献帝禅让的记载是有史料依据的，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四　齐王废除之真相

《札记》卷六云：“齐王（芳）之废，全出于（司马）师，而太后不知也。《魏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三国志》的记载真是完全偏袒司马师吗？不妨看看原文，《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

秋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太后。甲戌，太后令曰：“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

裴注在此事中引用了王沈《魏书》和鱼豢《魏略》两种不同的记载，《魏书》记载了齐王与太后母子二人的恶劣关系，并大量列举齐王荒淫无道、目无太后的罪状，以示其当废之意。《魏略》则完全归咎于司马师，详述司马师逼迫太后与废除齐王的经过。从《三国志》的记载可以看出，陈寿综合了《魏书》与《魏略》之说，虽然引用了太后的废除令，但首先就点明了大将军司马景王的“谋废”之意，并“闻太后”，其指使或者逼迫太后之意自然就不言而喻，可想而知了。陈寿因处于晋朝，有些话不便明言直说，故采用画龙点睛的概叙法，巧妙而委婉地写出事情的真相，虽然隐晦，却力求真实，这是陈寿的书法特点之一。读了《三国志》齐王被废一事的原文之后，不难得出司马景王是真正的幕后策划者这一结论，并非如《札记》所说的“党司马氏亦太甚”的评论。

五　高贵乡公曹髦之死

《札记》卷六云：“《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其实陈寿已写了曹髦被杀之事。《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

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皇太后令曰：……此儿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赖宗庙之灵，（王）沈、（王）业即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而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陈间，为前锋所害。

太后令的内容清楚记述了高贵乡公曹髦为消灭异己，采取先发制人的做法，首先发起内乱，结果“为前锋所害”的经过。怎能说“绝不见被弑之迹”呢？这是一场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流血冲突，从令中可得知曹髦的矛头是指向太后和司马昭。曹髦为了保住帝位，可能更是将矛头指向掌有实权的大将军司马文王，这点正如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所云：“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至于说到对司马昭野心的披露，陈寿确实有隐讳之笔，未能直接了当地写出曹髦与司马昭之间的尖锐矛盾，而是借太后之令隐隐绰绰地写出二人势不两立的争权斗争，这显然是受时代局限所致。

六　关于曹嵩之死

《札记》卷六云：“寿作《陶谦传》，则专据《世语》，谓嵩为谦所害，故操志在复仇。”指责陈寿将嵩之死记在陶谦头上，并将操复仇作为东征之因的说法是“不暇辨其主名”。也就是说赵翼认为陶谦并未害死曹嵩，因此曹操因复仇而东征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笔者查阅《三国志·魏书·陶谦传》，并未发现“嵩为谦所害”之语，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倒载有此事，曰：

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玡，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

关于嵩被杀一事，史书中有三说，一说为谦所害，如《三国志·武帝纪》、《后汉书·曹腾传》；一说为陶谦派兵杀害，如《后汉书·应劭传》、裴注引《世语》；一说为谦部将谋财害命，如裴注引韦曜《吴书》、《后汉书·陶谦传》、《资治通鉴》等。无论曹嵩死于谁手，都与徐州牧陶谦有牵连，这点是肯定的。而且陶谦“素怨操数击之”（《后汉书·应劭传》）。这说明曹操本来就与陶谦有矛盾，再加上杀父之仇，即使嵩是被陶谦部将所杀，而曹操归咎迁怒于其上司徐州牧陶谦也是可能的，进而由复仇直接引起征谦。笔者认为陈寿的记载是有根据的，并非有意为操寻找征讨的理由，开脱东伐的罪责。倘若嵩真是被谦部将谋财害命，与陶谦无关系，要怪则只能怪曹操不辨真相，不明是非罢了，并不是陈寿“不暇辨其主名”。而且我们可以想见，作为“宁我负天下人，毋人负我”（《武帝纪》裴注引孙盛《杂记》语）的曹操来说，将旧恨和杀父之仇一起算在徐州牧陶谦头上是完全可能的，因此陈寿谓“操志在复仇东伐”是可信的。

另外，赵翼在《札记》卷六中说：“《魏文纪》但书甄夫人卒，绝不见暴亡之迹。”但《三国志·魏书·甄皇后传》载：“黄初元年十月，帝践祚。……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这段记载已详述甄氏之死因，何须在《魏文纪》中重载。

《札记》卷六又说《三国志》中的纪、传记张郃投降曹操的时间不一致，《魏武纪》、《袁绍传》说张郃降操后，袁绍军乃大溃；《张郃传》谓郃因绍军溃后，惧郭图谮而降操。赵翼由此认为“寿以为郃为魏名将，故于其背袁降曹之事，必先著其不得已之故，为之解说也。”

陈寿在纪传中记载张郃降操的时间和因果关系确实不一致，关于这点，《札记》是说对了，至于赵翼分析陈寿在《张郃传》中有意为张郃投降解说的原因，却值得商榷。《三国志·魏书·张郃传》载：

太祖与袁绍相距于官渡，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太祖自将急击之。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图惭，又更谮郃曰：“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

笔者认为问题不在于先降后溃，还是先溃后降，关键应考察其投降的真实原因，陈寿在《张郃传》已清楚记述了郃投降的经过及原因。此外《资治通鉴》也采用此说，认为“郃计画不用，怒而来奔。”可见张郃确实是因忿惧而降。《三国志·张郃传》正是客观地记录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怎能说陈寿是“以郃为魏名将”而“为之解说”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陈寿修《三国志》是严肃谨慎、客观公允的，并非曲笔太多，回护过甚。历代史家也有评论，裴松之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上〈三国志〉注表》）《晋书·陈寿传》称赞：“（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钱大昕《三国志辨疑序》曰：“吾所以重承祚者，尤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则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柴德赓先生认为：“钱氏对陈寿推崇很高，主要因他见闻较确，叙事可信，这是比较客观的看法。”（柴德赓《史籍举要·〈三国志〉》）以上评论甚为中肯。

（原载《史学史研究》1994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