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书名称谓考
李纯蛟
这里所说的《三国志》书名,包括两个方面,即:陈寿所著《魏》、《蜀》、《吴》三书的总称及它们的单称。关于陈寿所著《魏》、《蜀》、《吴》三书单称,见于古典文献,或谓《魏书》、《蜀书》、《吴书》;或谓《魏志》、《蜀志》、《吴志》;或谓《魏国志》、《蜀国志》、《吴国志》。凡此三种。关于这三书之总称,盖也有三种:或称《三国志》;或称《国志》;或称《三志》。
我以为,陈寿所著《三国志》,作为一部享誉中外古今的史学名著,素为研究者所重视,然于其书名称谓之演变,又历来存有歧说,故不能不一辨。
《魏》、《蜀》、《吴》单称原本名“书”不名“志”
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下引李慈铭曰:“此书字及后蜀下、吴下书字,皆后人所妄加,非承祚本有。”此论非是。卢氏虽已有所论辨,然犹欠周详。应当肯定,今通行本《三国志》中的《魏书》、《蜀书》、《吴书》之名,为陈寿修史时所手定无疑。兹列述如后:
在《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末,陈寿曾这样写道:“戏以延熙四年著《季汉辅臣赞》,其所颂述,今多载于《蜀书》,是以记之于左。”此作者自谓其所著蜀国史为《蜀书》,而非《蜀志》,则《魏》、《吴》二国史,也当称“书”无疑。此其一证。
与陈寿同时之吴人陆云曾在与兄陆机书中云:“云再拜诲,欲定《吴书》(按:此韦昭之书),陈寿《吴书》有魏赐九锡文及分天下文,《吴书》(按:亦韦昭之书)不载,又有严、陆诸君传,今当写送兄。”此陆云自谓欲以陈书补韦书之漏略,其以韦、陈所著吴国史并称《吴书》而不称《吴志》,最可见西晋之世多用陈寿所著《魏》、《蜀》、《吴》三“书”之本称。此其二证。
稍后之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取材多由《三国志》出。其在《陈寿传》云:“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又在《西州后贤志赞》云:“凡在人士,或见《汉书》,或载《耆旧传》,或见郡纪,或在《三国书》(按:此合陈寿《魏书》、《蜀书》、《吴书》而总称之),并取其秀异,表之斯篇。”又在《序志》言其所著之卷五《刘二牧志》、卷六《刘先主志》和卷七《刘后主志》多取材自《三国志》之《蜀书》。其文云:“又略言公孙述、《蜀书》、咸熙以来丧乱之事。”以上所引常《志》,屡称陈寿所著之三国史曰“书”而不曰“志”。此其三证。
南朝宋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为区别所引王沈《魏书》、韦昭《吴书》,故多称陈寿所著三国史为《魏志》、《蜀志》、《吴志》,然犹有改口未尽之处。其在《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注有云:“……《魏书》总名此卷云《诸夏侯曹传》,故不复稍加品藻。”又在卷五十四《鲁肃传》注云:“《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可见,南北朝时尚有袭称陈寿所著三国史之本名“书”者。此其四证。
唐刘知幾著《史通》,虽多称陈寿之《魏》、《蜀》、《吴》三国史曰“志”,但也不乏称“书”者。如:《编次》篇云:“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叙事》篇云:“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二祖。”《断限》篇云:“伯符(按:孙策之字)死汉,其子断入于《吴书》。……何太师(按:指董卓)之毙,遂独刊于《魏书》乎?”诸例皆为刘知幾袭称陈寿之书本名。此其五证。
此外,今所见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国子监刊本《三国志》,以及元成宗大德年间池州路刊本《三国志》和明冯梦祯序南监本《三国志》,凡卷首第一行均称“某书”,而在鱼尾处才称“某志”,即在保留陈寿书之本称,同时也在明同书异称之理。此其六证。
追本求源,可知陈寿所著《魏》、《蜀》、《吴》三国史之本称,确为“书”而非“志”。
“志”“书”并称起始之时应在两晋
陈寿《三国志》本为私修,至其于西晋惠帝元康七年(29)病卒后,始为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等表奏列为皇家图书馆馆藏之书。自此,该书得以合法流布于天下,为士人诵读研习之书。《晋书·袁宏传》云:“余以暇日,常览《国志》。”即此。又如前常氏自谓著《华阳国志》,多取材于兹。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七十年,先后在新疆之鄯善和吐鲁番出土了晋人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也是明证。
其时,与陈寿之《魏书》、《蜀书》、《吴书》并传于世的同名史书,尚有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和王崇的《蜀书》。由于陈寿的《魏书》、《蜀书》、《吴书》是独立为书的,故人们在言谈笔载之时,盖为区别王沈、韦昭、王崇之书以方便使用,即多依三书总名《三国志》之“志”字,改称其三国史之单名为《魏志》、《蜀志》、《吴志》。如汤球辑西晋王隐《晋书·陈寿传》云:“故寿撰《蜀志》,以爱憎为评也。”裴注卷五十六引东晋孙盛校读《三国志》所著之《异同评》曰:“《魏书》(按:指王沈之书)及《江表传》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为寇,所破胡质、蒲忠在景初之年。《魏志》承《魏书》,依违不说质等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吴志》说赤乌五年,于魏为正始三年,魏将蒲忠与朱然战,忠不利,质等皆退。按《魏少帝纪》及《孙权传》,是岁并无事,当是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其他如北齐魏收著《魏书·张彝传附子张始均传》、颜之推述《颜氏家训》、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等等,莫不如是。自此,以“志”名陈寿之三国史,作为一种简明的便称,被沿袭了下来。尽管如此,或称“书”,或称“志”,两称仍是并行的。
自两晋以下,虽“书”“志”二称并行,但是,“书”之为名,一直是作为陈寿所著《三国志》之《魏》、《蜀》、《吴》三国史的正称。这一点,除了在前面和这里已经列举的佐证之外,还有: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邛州刻本《华阳国志》之李《序》,言其曾校读此书,“因摭两汉史、陈寿《蜀书》、《耆旧传》互相参订,以决所疑”。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蒲州刻本《华阳国志》之张佳胤《序》,谓常璩曾“取陈承祚《蜀书》、《耆旧传》”。又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李一公重刻《华阳国志》,范汝梓为之作序,也称说自己“尝稽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等。由此可见,历代文人学士莫不以“书”作为陈寿所著《魏》、《蜀》、《吴》三国史之正称。然则明北监官刻本,不辨本末,竟去除“书”名而一概改称“志”。此实乃一误。
三书之总称为陈寿手定并与单称偕行
陈乃乾先生校点本《三国志》的《出版说明》里,有这么一段话:“《魏》、《蜀》、《吴》三书本是各自为书的,到了北宋雕版,始合为一部,改称《三国志》。《三国志》现存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国子监刻本,《吴志》分上下两帙,前有刻《吴志》牒文。后来绍熙的重刻本里,也保存着一页咸平国子监刻《蜀志》的牒文。可知咸平刻书时虽已合并为《三国志》,但还是三书分别发刻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所出的《白话二十五史精选·三国志》的前言里,也有类似的一段话:“《三国志》中的《魏书》、《蜀书》、《吴书》本来是各自为书的,到北宋大规模刻版印书时,始合为一部,从那时才有了《三国志》之名。《旧唐书·经籍志》把《魏书》入正史类,而将《蜀书》、《吴书》入编年类,由此可知这三书在宋以前是各自独立的。”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两点:第一,《魏书》、《蜀书》、《吴书》在北宋以前是各自独立的;第二,由于第一个原因,故北宋以前本无“三国志”之名。有,是北宋时的事。
事实上:第一说是正确的;以第一说来推导出的第二说则非。(www.daowen.com)
应当肯定,《魏》、《蜀》、《吴》三书,在宋以前的确是各自为书、互相独立的。这一点除了上述《旧唐志》分类法和北宋咸平中国子监刻《吴志》、《蜀志》牒文可资凭据外,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本世纪二十和七十年代两度在新疆境内发现的晋代写本《三国志》残卷。它们的发现不仅异时异地,而且都只是三书中的《吴书》。但是,也应当看到,不能因为承认这种历史事实,就认为《三国志》作为《魏》、《蜀》、《吴》三书的总称,是到北宋雕版印刷时才合《魏国志》、《蜀国志》、《吴国志》而改称的。事实应该是,《三国志》作为三书的总称,不仅是陈寿修史时就已手定的,而且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不管三书的单称名“书”名“志”,它们都一直是共存和相偕并行的。据《华阳国志·陈寿传》,《三国志》是按《魏》、《吴》、《蜀》的次序编排的。因此,不难想象,《魏》、《蜀》、《吴》三书虽然是单行的,但是,作者不可能不用一个总名和总的卷次来统率其分写的三书,以明其所叙三国史的整体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古典文献中找到有力的证据。兹举例如后:
《晋书·陈寿传》:“(寿)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等上表曰:‘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汤球辑西晋王隐《晋书·陈寿传》:“陈寿撰《三国志》。”
《华阳国志·陈寿传》:“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曰《三国志》。”
两晋时研究《三国志》的著作,今可考者尚有以下存目:著作郎王涛的《三国志序评》、散骑常侍何琦的《论三国志》、侍中徐众(或作徐爱)的《三国志评》。
北齐魏收的《魏书·毛修之传》:“(崔)浩以其中国旧门,虽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其论说,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
又该书《梁祚传》:“梁祚……并撰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
《隋书·经籍志》:“晋时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惟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
又该书著录:“《三国志》六十五卷,《叙录》一卷,晋太子中庶子陈寿撰,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注。”
刘知幾《史通》之《题目》篇:“必如(魏)收意,使其撰两《汉书》、《三国志》。”
又《自叙》篇:“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次又读《史》、《汉》、《三国志》。”
又《补注》篇:“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之类是也。”
又《古今正史》篇:“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注为本焉。”
《隋书·何之元传》:“及陈寿所撰,名之曰‘志’,总其三国,分路扬镳。”从以上所引述的众多资料可见,自西晋至北宋,《魏》、《蜀》、《吴》三书尽管是单行的,然“三国志”作为三书的总称,却是众口一词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是必须注意的,那就是三书在宋以前的排列次序,从北宋雕版印刷以来,三书均按《魏》、《蜀》、《吴》的次序排列,而在北宋以前,三书则一直是严格按照陈寿手定的《魏》、《吴》、《蜀》的次序排列的。这一点,从《华阳国志·陈寿传》和《隋书·经籍志》之《史部·正史类》、《史通》之《列传》、《探迹》篇,皆可得到证实。陈寿之卒到北宋,时间长达六七百年,而三书在各自单行的情况下,其《魏》、《吴》、《蜀》的排列次序,一直是固定不变的,除开“三国志”作为三书的之总称及总卷次与之相偕并行之外,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完全可以这样断定:绝非到了北宋雕版印刷时,才将《魏国志》、《蜀国志》、《吴国志》三书合并而改称《三国志》的。何况,如前所述,陈寿所著《魏》、《蜀》、《吴》三国史,本是称“书”不称“志”的。
至于东晋袁宏的《三国名臣颂》、常璩的《华阳国志》之《公孙述刘二牧志》,《先贤士女总赞》及《序志》,南朝宋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北齐魏收的《魏书·崔光传附崔鸿传》,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书证》,唐刘知幾的《史通》之《称谓》、《列传》诸篇,李百药的《北齐书·宋显传》,《唐会要》卷六十三等,称陈寿书为《国志》以及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等称陈寿书为《三志》,则是为了简约其辞,或便称举,或骈偶其文而已。
总而言之,陈寿所著《魏》、《蜀》、《吴》三国史,其单称之名“书”为陈寿手定,名“志”则为后人所改;《三国志》作为三书的总称,也为陈寿手定,虽然三书在北宋前是单行的,但是其总称却是与它们相偕并行的。北宋雕版时,只是将三书合为一种,总名《三国志》也只是沿用陈寿旧称,并非“改称”,更不是到了北宋才有“三国志”之名的。
(原载《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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