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书名称谓考

李纯蛟

这里所说的《三国志》书名，包括两个方面，即：陈寿所著《魏》、《蜀》、《吴》三书的总称及它们的单称。关于陈寿所著《魏》、《蜀》、《吴》三书单称，见于古典文献，或谓《魏书》、《蜀书》、《吴书》；或谓《魏志》、《蜀志》、《吴志》；或谓《魏国志》、《蜀国志》、《吴国志》。凡此三种。关于这三书之总称，盖也有三种：或称《三国志》；或称《国志》；或称《三志》。

我以为，陈寿所著《三国志》，作为一部享誉中外古今的史学名著，素为研究者所重视，然于其书名称谓之演变，又历来存有歧说，故不能不一辨。

《魏》、《蜀》、《吴》单称原本名“书”不名“志”

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下引李慈铭曰：“此书字及后蜀下、吴下书字，皆后人所妄加，非承祚本有。”此论非是。卢氏虽已有所论辨，然犹欠周详。应当肯定，今通行本《三国志》中的《魏书》、《蜀书》、《吴书》之名，为陈寿修史时所手定无疑。兹列述如后：

在《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末，陈寿曾这样写道：“戏以延熙四年著《季汉辅臣赞》，其所颂述，今多载于《蜀书》，是以记之于左。”此作者自谓其所著蜀国史为《蜀书》，而非《蜀志》，则《魏》、《吴》二国史，也当称“书”无疑。此其一证。

与陈寿同时之吴人陆云曾在与兄陆机书中云：“云再拜诲，欲定《吴书》（按：此韦昭之书），陈寿《吴书》有魏赐九锡文及分天下文，《吴书》（按：亦韦昭之书）不载，又有严、陆诸君传，今当写送兄。”此陆云自谓欲以陈书补韦书之漏略，其以韦、陈所著吴国史并称《吴书》而不称《吴志》，最可见西晋之世多用陈寿所著《魏》、《蜀》、《吴》三“书”之本称。此其二证。

稍后之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取材多由《三国志》出。其在《陈寿传》云：“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又在《西州后贤志赞》云：“凡在人士，或见《汉书》，或载《耆旧传》，或见郡纪，或在《三国书》（按：此合陈寿《魏书》、《蜀书》、《吴书》而总称之），并取其秀异，表之斯篇。”又在《序志》言其所著之卷五《刘二牧志》、卷六《刘先主志》和卷七《刘后主志》多取材自《三国志》之《蜀书》。其文云：“又略言公孙述、《蜀书》、咸熙以来丧乱之事。”以上所引常《志》，屡称陈寿所著之三国史曰“书”而不曰“志”。此其三证。

南朝宋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为区别所引王沈《魏书》、韦昭《吴书》，故多称陈寿所著三国史为《魏志》、《蜀志》、《吴志》，然犹有改口未尽之处。其在《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注有云：“……《魏书》总名此卷云《诸夏侯曹传》，故不复稍加品藻。”又在卷五十四《鲁肃传》注云：“《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可见，南北朝时尚有袭称陈寿所著三国史之本名“书”者。此其四证。

唐刘知幾著《史通》，虽多称陈寿之《魏》、《蜀》、《吴》三国史曰“志”，但也不乏称“书”者。如：《编次》篇云：“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叙事》篇云：“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二祖。”《断限》篇云：“伯符（按：孙策之字）死汉，其子断入于《吴书》。……何太师（按：指董卓）之毙，遂独刊于《魏书》乎？”诸例皆为刘知幾袭称陈寿之书本名。此其五证。

此外，今所见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国子监刊本《三国志》，以及元成宗大德年间池州路刊本《三国志》和明冯梦祯序南监本《三国志》，凡卷首第一行均称“某书”，而在鱼尾处才称“某志”，即在保留陈寿书之本称，同时也在明同书异称之理。此其六证。

追本求源，可知陈寿所著《魏》、《蜀》、《吴》三国史之本称，确为“书”而非“志”。

“志”“书”并称起始之时应在两晋

陈寿《三国志》本为私修，至其于西晋惠帝元康七年（29）病卒后，始为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等表奏列为皇家图书馆馆藏之书。自此，该书得以合法流布于天下，为士人诵读研习之书。《晋书·袁宏传》云：“余以暇日，常览《国志》。”即此。又如前常氏自谓著《华阳国志》，多取材于兹。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七十年，先后在新疆之鄯善和吐鲁番出土了晋人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也是明证。

其时，与陈寿之《魏书》、《蜀书》、《吴书》并传于世的同名史书，尚有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和王崇的《蜀书》。由于陈寿的《魏书》、《蜀书》、《吴书》是独立为书的，故人们在言谈笔载之时，盖为区别王沈、韦昭、王崇之书以方便使用，即多依三书总名《三国志》之“志”字，改称其三国史之单名为《魏志》、《蜀志》、《吴志》。如汤球辑西晋王隐《晋书·陈寿传》云：“故寿撰《蜀志》，以爱憎为评也。”裴注卷五十六引东晋孙盛校读《三国志》所著之《异同评》曰：“《魏书》（按：指王沈之书）及《江表传》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为寇，所破胡质、蒲忠在景初之年。《魏志》承《魏书》，依违不说质等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吴志》说赤乌五年，于魏为正始三年，魏将蒲忠与朱然战，忠不利，质等皆退。按《魏少帝纪》及《孙权传》，是岁并无事，当是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其他如北齐魏收著《魏书·张彝传附子张始均传》、颜之推述《颜氏家训》、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等等，莫不如是。自此，以“志”名陈寿之三国史，作为一种简明的便称，被沿袭了下来。尽管如此，或称“书”，或称“志”，两称仍是并行的。

自两晋以下，虽“书”“志”二称并行，但是，“书”之为名，一直是作为陈寿所著《三国志》之《魏》、《蜀》、《吴》三国史的正称。这一点，除了在前面和这里已经列举的佐证之外，还有：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邛州刻本《华阳国志》之李《序》，言其曾校读此书，“因摭两汉史、陈寿《蜀书》、《耆旧传》互相参订，以决所疑”。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蒲州刻本《华阳国志》之张佳胤《序》，谓常璩曾“取陈承祚《蜀书》、《耆旧传》”。又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李一公重刻《华阳国志》，范汝梓为之作序，也称说自己“尝稽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等。由此可见，历代文人学士莫不以“书”作为陈寿所著《魏》、《蜀》、《吴》三国史之正称。然则明北监官刻本，不辨本末，竟去除“书”名而一概改称“志”。此实乃一误。

三书之总称为陈寿手定并与单称偕行

陈乃乾先生校点本《三国志》的《出版说明》里，有这么一段话：“《魏》、《蜀》、《吴》三书本是各自为书的，到了北宋雕版，始合为一部，改称《三国志》。《三国志》现存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国子监刻本，《吴志》分上下两帙，前有刻《吴志》牒文。后来绍熙的重刻本里，也保存着一页咸平国子监刻《蜀志》的牒文。可知咸平刻书时虽已合并为《三国志》，但还是三书分别发刻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所出的《白话二十五史精选·三国志》的前言里，也有类似的一段话：“《三国志》中的《魏书》、《蜀书》、《吴书》本来是各自为书的，到北宋大规模刻版印书时，始合为一部，从那时才有了《三国志》之名。《旧唐书·经籍志》把《魏书》入正史类，而将《蜀书》、《吴书》入编年类，由此可知这三书在宋以前是各自独立的。”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两点：第一，《魏书》、《蜀书》、《吴书》在北宋以前是各自独立的；第二，由于第一个原因，故北宋以前本无“三国志”之名。有，是北宋时的事。

事实上：第一说是正确的；以第一说来推导出的第二说则非。(www.daowen.com)

应当肯定，《魏》、《蜀》、《吴》三书，在宋以前的确是各自为书、互相独立的。这一点除了上述《旧唐志》分类法和北宋咸平中国子监刻《吴志》、《蜀志》牒文可资凭据外，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本世纪二十和七十年代两度在新疆境内发现的晋代写本《三国志》残卷。它们的发现不仅异时异地，而且都只是三书中的《吴书》。但是，也应当看到，不能因为承认这种历史事实，就认为《三国志》作为《魏》、《蜀》、《吴》三书的总称，是到北宋雕版印刷时才合《魏国志》、《蜀国志》、《吴国志》而改称的。事实应该是，《三国志》作为三书的总称，不仅是陈寿修史时就已手定的，而且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不管三书的单称名“书”名“志”，它们都一直是共存和相偕并行的。据《华阳国志·陈寿传》，《三国志》是按《魏》、《吴》、《蜀》的次序编排的。因此，不难想象，《魏》、《蜀》、《吴》三书虽然是单行的，但是，作者不可能不用一个总名和总的卷次来统率其分写的三书，以明其所叙三国史的整体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古典文献中找到有力的证据。兹举例如后：

《晋书·陈寿传》：“（寿）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等上表曰：‘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汤球辑西晋王隐《晋书·陈寿传》：“陈寿撰《三国志》。”

《华阳国志·陈寿传》：“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曰《三国志》。”

两晋时研究《三国志》的著作，今可考者尚有以下存目：著作郎王涛的《三国志序评》、散骑常侍何琦的《论三国志》、侍中徐众（或作徐爱）的《三国志评》。

北齐魏收的《魏书·毛修之传》：“（崔）浩以其中国旧门，虽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其论说，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

又该书《梁祚传》：“梁祚……并撰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

《隋书·经籍志》：“晋时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惟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

又该书著录：“《三国志》六十五卷，《叙录》一卷，晋太子中庶子陈寿撰，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注。”

刘知幾《史通》之《题目》篇：“必如（魏）收意，使其撰两《汉书》、《三国志》。”

又《自叙》篇：“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次又读《史》、《汉》、《三国志》。”

又《补注》篇：“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之类是也。”

又《古今正史》篇：“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注为本焉。”

《隋书·何之元传》：“及陈寿所撰，名之曰‘志’，总其三国，分路扬镳。”从以上所引述的众多资料可见，自西晋至北宋，《魏》、《蜀》、《吴》三书尽管是单行的，然“三国志”作为三书的总称，却是众口一词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是必须注意的，那就是三书在宋以前的排列次序，从北宋雕版印刷以来，三书均按《魏》、《蜀》、《吴》的次序排列，而在北宋以前，三书则一直是严格按照陈寿手定的《魏》、《吴》、《蜀》的次序排列的。这一点，从《华阳国志·陈寿传》和《隋书·经籍志》之《史部·正史类》、《史通》之《列传》、《探迹》篇，皆可得到证实。陈寿之卒到北宋，时间长达六七百年，而三书在各自单行的情况下，其《魏》、《吴》、《蜀》的排列次序，一直是固定不变的，除开“三国志”作为三书的之总称及总卷次与之相偕并行之外，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完全可以这样断定：绝非到了北宋雕版印刷时，才将《魏国志》、《蜀国志》、《吴国志》三书合并而改称《三国志》的。何况，如前所述，陈寿所著《魏》、《蜀》、《吴》三国史，本是称“书”不称“志”的。

至于东晋袁宏的《三国名臣颂》、常璩的《华阳国志》之《公孙述刘二牧志》，《先贤士女总赞》及《序志》，南朝宋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北齐魏收的《魏书·崔光传附崔鸿传》，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书证》，唐刘知幾的《史通》之《称谓》、《列传》诸篇，李百药的《北齐书·宋显传》，《唐会要》卷六十三等，称陈寿书为《国志》以及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等称陈寿书为《三志》，则是为了简约其辞，或便称举，或骈偶其文而已。

总而言之，陈寿所著《魏》、《蜀》、《吴》三国史，其单称之名“书”为陈寿手定，名“志”则为后人所改；《三国志》作为三书的总称，也为陈寿手定，虽然三书在北宋前是单行的，但是其总称却是与它们相偕并行的。北宋雕版时，只是将三书合为一种，总名《三国志》也只是沿用陈寿旧称，并非“改称”，更不是到了北宋才有“三国志”之名的。

（原载《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