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曲笔说辨诬

陶懋炳

陈寿撰《三国志》，素有曲笔之称。《晋书·陈寿传》云：“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亮长子）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成于唐初，是以南齐臧荣绪《晋书》为蓝本而兼采诸家之说。据金毓黻先生考证，两晋南朝人撰晋史者共二十三家，而晋人所撰有十一家（《晋书·陈寿传》）。所列二事，当为晋人所记，可惜诸书均已亡佚，无从查考此说究何所出。此说影响很大。深恶曲笔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便据此痛斥陈寿，说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史通·曲笔》）。后世学者徒以耳食，信之不疑，辗转相传。虽曾有人据实申辩，影响反而不大。

关于陈寿索米一事，须先得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丁仪、丁廙的政治建树和文学成就究竟如何，是否有立传的资格。

曹魏时代的文豪诗人，三曹而外，莫过于“建安七子”。孔融位高望重，而系汉臣，《三国志》中无传。其余六人惟有王粲立了传，陈琳、阮瑀、应玚、徐干、刘桢皆附于《王粲传》后。二丁也附于《王粲传》后。附传云：“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南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此外，魏文帝的智囊、文友吴质，魏晋之际的名士阮籍、嵇康，也都附于此，若说陈寿因索米不得竟不为二丁立传，则文学造诣胜于或埒于二丁者甚多，岂尽与陈寿有私怨而被摈不能立传吗？

如果二丁在政治军事方面有重要建树，当然应立专传，而事殊不然。裴松之《三国志注》广引《魏略》、《魏书》等书，对二丁事迹叙述较详，但说来说去，无非说明二丁和杨修同是曹植的“智囊团”成员，曹氏兄弟争夺王位继承权，杨修、二丁为曹植划策献计，效力甚多。于是，曹操先将杨修处死。曹丕继魏王位，又诛二丁。另据《刘廙传》载，丁仪曾与他共论礼刑，而语焉不详。二丁事迹不过如此，显然是不足以立传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思王植传》明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自惭孤陋寡闻，至今未见有关史籍载明丁仪有子当时得以幸免而后仕于晋朝，如据此记载，丁仪之子不存，陈寿米将谁求？索米之说，不攻自倒。

《晋书》多琐碎诡谬之说，赵翼曾经列举事实证明。其实，《晋书》的病源正来之于诸家晋史。因而，“或云”一词，已可见《晋书》作者也并未确信其事，而丁仪之子无名，更可见出于传闻。看来，陈寿索米，事属莫须有。

为什么这样莫须有的事会传闻如此之广？又为什么会有人制造这种不实之词呢？尽管诸家晋史都已亡佚，但还是可以从侧面看出一些消息。

西晋统一南北前后，中原门阀世族对益州、江左地方势力是歧视和排挤的。东吴“二俊”陆机、陆云虽见重于张华，而被别人骂为“貉子”，终于遭到冤杀，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陆氏门望崇高，尚且如此，何况陈寿？再从陈寿的遭遇来看，也可以清楚。陈寿为张华赏识，欲举以为中书郎，为荀勖所嫉，排挤出朝，陈寿借口母老，不去就职。再由杜预推荐，授御史治书，又以母丧去职。最后，“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晋书·陈寿传》）。几年后，得了个有名无实的太子中庶子，还未拜官便病死了。陈寿遭受排斥、攻讦，并不是他与别人私怨的问题，而是中原世族排斥异己的表现。那么，陈寿索米之类的不实之词，出于中原世族的攻讦，应当说是不成问题的。

后人对此信而不疑，也有其原因。自晋以来，因子孙显赫而得佳传者有之，因子孙赂遗而得佳传者也有之，直至唐修八史，其风犹存。这样，索米之说在人们看来，不消说是想当然之事，信而不疑。刘知幾正是这样，才不加辨别地痛斥陈寿。不见他把尧舜禹的“禅让”和王莽、魏晋的“禅代”等同看待吗？

对于诸葛亮，陈寿是很推崇的。他曾整理《诸葛亮集》，奏呈于晋朝，在《上诸葛氏集表》中，陈寿对诸葛亮作了很高的评价：

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戍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他还歌颂诸葛亮死后，深为百姓怀念：

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

他又在《诸葛亮传》后评论说：(www.daowen.com)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恐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这些评论对诸葛亮是何等的钦敬、何等歌颂？特别是强调其开诚布公、信赏必罚，值得我们从中理解陈寿的用心。正史之中，往往于本人纪传中盛美其美，乃至全无瑕疵，而在别传却揭出真相，暴露其短。《三国志》也不乏其例。然而，陈寿对诸葛亮则不然，既在本传后推崇颂扬，又在别人传中加以印证，使两者相得益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在《李严传》和《廖立传》所用的笔法。李严以罪废为民，徙梓潼郡，对诸葛亮毫无怨艾。陈寿特书他“闻亮卒，发病死”，并且指明，这是因为他“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三国志·李严传》）。廖立自恃甚高，以为当任诸葛亮之副，以罪废徙汶山郡，不但不怨恨诸葛亮，而且相信诸葛亮秉公用人，他会有起用的机会。陈寿又特书：“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并且把姜维不能起用廖立来作陪衬。

从以上所引陈寿的评论和叙述来看，可见陈寿对诸葛亮髡其父一事并无怨怼之意，他写李严、廖立，也正写出了他自己的心迹。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陈寿论诸葛亮》条中，认为把陈寿说成对诸葛亮挟私寓贬的人是“真不知轻重者”，可称确当之论。陈寿评诸葛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是被斥为挟私寓贬的主要依据。对于这个问题，必须仔细考察，认真分析，以辨明是非。下面先把陈寿的两段评论节录出来：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从这两段话来看，非但不能说陈寿挟私寓贬，恰恰足以证明他实事求是，立论公允。

首先，人无全知全能，有其长必有其短。封建史书（尤其是官修正史）每有溢美虚夸之词，尤其是对一些“明君令主”（绝大多数是开国之主）加以神化，一切功德、一切智慧，一概归之，把他们描画成至善至美、全知全能的神圣主宰。这不但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而且是典型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种记载是应当摒弃的封建糟粕。陈寿评诸葛亮，兼言其短长，在这方面恰恰是符合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这正是我国史学遗产的可贵之处。

陈寿论诸葛亮短长，意思深长。他强调理民治戎为长，又指出奇谋将略之短，很有分寸，而又能分别轻重。不言而喻，治国理民为本，武备以治戎为先，这是根本大计。陈寿于此，乃是盛赞诸葛亮得其根本，虽然北伐无功，而势弱力寡的蜀汉却能屹立一方而不亡。《三国志·魏延传》载：魏延“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这并不是认为诸葛亮奇谋不及魏延，而是肯定诸葛亮胸有全局，不求侥幸，这种稳扎稳打的谨慎态度，正是他人所不能及的。

陈寿论诸葛亮北伐无功，不是主要归咎于其军事才能不足，而是着眼于当时形势和魏蜀双方力量的对比，也就是说，基本原因是“众寡不侔，攻守异体”。至于“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不过是虚晃一枪的姿态而已。“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夺也”，这句话透露了陈寿对诸葛亮的极大惋惜，也透露了他对诸葛亮聪明才智的无比崇敬。

陈寿论诸葛亮“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看来不是把他与同时代的人物相比，而是就他本身的才能作比较。从《三国志·诸葛亮传》和有关人物的传记来考察，陈寿笔下没有记载一件诸葛亮无谋致败的事，即以街亭之役论，《诸葛亮传》明载：“（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郃所破。”显然，这不是诸葛亮无谋，而是马谡不听部署。此外，接连记载诸葛亮斩王双，走郭淮，杀张郃，而每次退军主要都是因为军粮不继。人们只看到陈寿评诸葛亮的两段话，却不去仔细考察《三国志》中有关诸葛亮用兵作战的全部记载，便断定陈寿低贬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当然也就不能了解陈寿的深意了。即使对于晋朝的开创之主司马懿，陈寿也并不认为他的军事才能优于诸葛亮。尽管陈寿以“亡国大夫”的身份仕于晋朝，不得不称颂司马懿为“人杰”，然而他却没有昧心曲笔，贬低诸葛亮。《诸葛亮传》载，诸葛亮病逝，蜀军退回，“司马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这一笔用心良苦，其意至深；用司马懿赞叹诸葛亮的话来表明他的将略智谋出司马懿之上，既无人敢于非议，又保持了直笔。妙哉！苦哉！

赵翼说：“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司马’等事传中皆不敢书。”（《廿二史札记》卷六《陈寿论诸葛亮》）此说似是而非。无庸讳言，陈寿《三国志》于魏晋多所回护，确是事实，但此处却不尽然。陈寿叙诸葛亮，考订事实，颇为慎重。因而，关于诸葛亮的一些传说，如“七擒七纵”、“空城计”之类，概弃而不取。“七擒七纵”与魏无干，没有什么敢不敢写的问题。“空城计”也与司马懿无关，记之不足以称诸葛亮之才。即以赵翼所云二事言，“巾帼计”既不足信，而记载下来，非但不足以说明诸葛亮高明，反而表现他于焦躁之中，百计求战，不及司马懿忍小忿而全大计；至于“死诸葛走生司马”，与“空城计一样，不过是传闻奇谈，不足征信。可见，在这方面与其说陈寿为司马氏讳，倒不如说他慎重考订史实，不取诡奇之说，这恰恰是应当肯定的。

关于陈寿以见轻于诸葛瞻而挟私贬毁之说，也是不符事实的。据《诸葛亮传》附瞻传记载，诸葛瞻年十七，尚主，拜官，尔后一帆风顺地擢为侍中、尚书仆射，加军师将军。他既无军功，又无治民之绩，却有很高的声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陈寿的记载是符合情理的，而且，诸葛亮对诸葛瞻曾经估计说：“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正与陈寿的记载若合符契。应该看到，陈寿于诸葛瞻为国捐躯的精神是敬佩的，因而他特载，魏将邓艾招降诸葛瞻，许以琅琊王位，瞻拒而不受，父子死于战阵。晋人干宝评诸葛瞻说：“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无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裴松之注引）这段话和陈寿的记载相对照，如出一辙。可见陈寿有实事求是之心，无挟私诋毁之意。

辨明陈寿曲笔二事，并不是要全盘肯定《三国志》。《三国志》于魏晋多所回护，前人言之甚详，不必再谈。《三国志》宣扬门阀世族的“风化”，为当时所称誉，后人莫能察其本质。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才能揭示其阶级本质，予以批判。本文不拟全面评论《三国志》，也不须论此了。

考察陈寿曲笔二事，可知：索米之事属莫须有，陈寿于《三国志》中附二丁于《王粲传》后，与吴质、杨修相埒，是公允的。至于陈寿之评诸葛亮，非但不见其曲诬，恰恰见其可贵。考证史实，务求实录；不掩善，不讳短；这都是继承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最可贵的还是他不记私怨，在“亡国大夫”的处境中，费尽心思，秉笔直书，立公允之论。在这方面，也可以说他正是效法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的精神，而运用于撰史之中。这正是我国史学家优良品质和优秀传统的一种表现。可以说，陈寿不但不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而是史德有足称者。时至今日，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发扬的。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