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国志》札记

白寿彝

“良史之才”

《晋书·陈寿传》说陈寿撰《三国志》，“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所谓“有良史之才”，就是指“善叙事”说的，没有更多的意思。什么是“善叙事”呢？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尽管松之不满意于陈寿的“时有所脱漏”，他称道《三国志》的八个字却是可以作为“善叙事”的注脚的。

陈寿对于史才的看法，就专注意所谓“记述之才”。故在《吴书·薛莹传》说：“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记述之才如莹者少”。在《韦曜传·评》说：“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自两晋以至唐初，所谓史才大致不过如此。《晋书·华表传》说华峤“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王沈传》：“与荀、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司马彪传》：“时无良史，记述繁杂。”《王隐传》：“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干宝传》：“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唐初人作，而保存了不少的晋代旧文。所谓“典实”，“烦秽”、“烦杂”、“鄙拙”、”芜舛”，都是重视“铨叙可观”的意思。所谓“实”、“实录”、“直而能婉”，都是重视“事多审正”的意思。《宋书·王韶之传》：“善叙事，辞论可观，为后代佳史。”《梁书·裴子野传》：“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这些话也都同于松之的说法。

从《三国志》本书来看，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记述了自一八四年黄巾起义以后，至二八○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操的几篇帝纪提挈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起义后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天下莫敌”，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的合作和南北的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以幼主继位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权晚年猜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着意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在《诸葛亮传》中，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北伐，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又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着意写了孙策和孙权。也着意写了主持军国大计的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在分国记录这一点上，《三国志》远承《国风》、《国语》、《国策》的遗绪，但在全局的安排上自有创造性的发展。用松之的话来说，这是《三国志》的最大的“铨叙可观”之处。

陈寿叙事简洁，这是大家一向没有异议的。他的简洁，不只是由于文字的精练，而且由于取材的审慎。松之《三国志注》所引用曹操先世及早年的传说，《魏书·武帝纪》一无所取。注载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二十篇之多，《文帝纪》只用了一篇一百七十三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了。以陈寿本文跟松之注文相比，在很多地方是如此的。松之嫌寿书“失在于略”，但寿书比裴《注》却毋宁是更为“可观”。陈寿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历史人物的风貌。如《蜀书·先主传》记：

曹公从容谓先主曰：“先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又如《关羽传》记：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像这样的记述，可说是传神之笔，语句不多，却颇为“可观”。但陈寿的文字具有一种素装凝重的外表，传神之笔多出以轻言细语，容易被忽略过去。

陈寿叙事，有他历史条件上的困难。在遇到直接记述的困难时，他能委婉其辞，一方面使记事微而不诬，又一方面设法在别处透露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魏书·武帝纪》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先主传》。《武帝纪》又记：“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天子进公爵为魏王”。这只是记当时授爵的过程，而把当时的内幕记于《董昭传》，那里说明了“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司马懿的话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主观上总尽量地要把历史真相记下来，这就做到所谓“事多审正”了。当然，这所谓“审正”是并不能排除阶级偏见的局限和时代生活实践的局限的。(www.daowen.com)

“铨叙可观，事多审正”，只是在历史编纂法和历史文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就说是“有良史之才”，这只表示魏晋人对历史理论兴趣的贫乏。这既不能跟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相比，也是不能跟刘知幾提出的“史才须有三长”相比的。

“品藻典雅”

《三国志》在纪传正文和评中，往往表现出来品题人物的兴趣。品题人物，有类于历史人物的评论，但二者并不相同。品题人物，特别对于人物的局量才识有兴趣；历史人物评论，应当是对人物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特别有兴趣。前者并不一定不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后者也不一定不重视局量才识，但都不是主旨所在。如陈寿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论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论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这些评论虽不是跟历史没有联系，但对个人的局量才识的兴趣是显得特别突出的。

陈寿对三国人物做了各种名目的品题。如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此外，还有忠贞、抗节、高雅、公直……等等名目。这些名目，也都是就局量才识说的。

陈寿又喜欢以容貌论人，并往往跟局量器识并举。如说：袁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刘表长八尺余，姿貌甚伟；臧洪体貌魁梧，有异于人；公孙瓒有姿仪，大音声；管宁长八尺，美须眉；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望；程昱长八尺三寸，美须髯；典韦形貌魁梧，膂力过人，有志节任侠；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诸葛亮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彭长身八尺，容貌甚伟，姿性骄傲，多所轻忽；孙策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孙权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张昭容貌矜严，有威风；诸葛瑾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周瑜长壮有姿貌；程普有容貌计略，善于应对；黄盖姿貌严毅，善于养众。陈寿奉诏编定《诸葛亮集》，在《进书表》中也要说到：“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陈寿以容貌言笑跟局量器识并举，有时上下文并不协调，未免不伦不类，但他已习以为常了。

在汉魏之际，品题人物已经成为士大夫间的一种风气。魏晋时，这种风气又有了发展。《三国志》就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记：乔玄称曹操是命世之才，徐庶称诸葛亮是卧龙，司马徽称庞统是南州士之冠冕，这都是很出名的品题。又如记陈登说：“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修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记王昶说：“颍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淡然自守，惟道是务，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这都是一下子品题了一系列的人物。

《隋书·经籍志》子部名家类，著录魏人著述，有魏文帝《士操》一卷、刘劭《人物志》三卷、卢毓《九州人士论》一卷，吴人著述有姚信《士纬新书》十卷。《人物志》现存，是一部鉴识人物、区别流品的专书。作者重视形貌音声，从而辨析情性、量度材能。《士纬》，依佚文所见，有云：“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状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辨）之，疑论乃定也。”有云：“孔文举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阴向阳，雄倬孤立。”（分见《世说新语注》及《意林》引。）这当是一部鉴识、品第人物的专书，并且在方法上也有同于《人物志》的地方。《士操》，依姚振宗所考，是《士品》之误。《士品》和《九州人士论》，依书名所示意义来看，也都当是品题人物的书。《隋志》又著录《刑声论》一卷，不知作者。汤用彤先生说：“疑即形声，言就形声以甄别人物也。”说见所著《魏晋玄学论稿》。

章炳麟曾说过：“世贵用事，未有不务姿容者。《墨子·尚贤下》云：‘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晋世评人，不专以局量才识，评王衍者，则曰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评王戎者，则曰目烂烂如岩下电。评卫玠者，则曰与玠同游，冏若明珠之在侧，朗然照人。评裴楷者，则曰见裴叔则如近玉山照映人。——无不兼貌取者。”（见《文录》卷一五朝学）这里所举的例子，都见于《世说新语·容止》及注。《世说新语》是魏晋人清谈及品第人物的渊薮。《容止》、《识鉴》、《品藻》，虽已在书中各有专篇，但关于品题人物的记述，包含以貌取人在内，是随时可以在书中见到的。

《三国志》品题人物，不过是魏晋时期士大夫间流行的风气在书中的体现。这跟陈寿所任官职也有密切的关系。陈寿曾长期任巴西郡中正。这是照例由“著姓士族”担任的“定门胄，品藻人物”（《新唐书·儒学·柳冲传》语）的官。他的职业上的习惯加强了《三国志》品题人物的气氛，这是可以理解的。《华阳国志》说《三国志》“品藻典雅”。这个“典”，要直接关系到中正“品藻人物”的典。这个“雅”，也只能是士族之雅。把局量才识看作天性的自然，把漂亮的仪表作为人品的一个标志，这是反映士族地主阶级偏见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社会观点。

（原载《文汇报》1964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