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义例辨录

陈登原

《晋书·陈寿传》云：“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有盛意曲附之者，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遭谴黜。……及蜀平……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髠。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1〕。“或云”者，明当时或有“或云”而已，非必寿之过也。

以今考之，知《晋书》所载或云，非实录也。

丁氏兄弟，一见于《王粲传》中^〔2〕。又见于《陈思王传》中^〔3〕。以未有盛名之文人，而两见其名，不可谓薄。藉令得米，又何佳传之可报乎？此非吾有言，朱彝尊已言之矣“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等五人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取其多识掌故，若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造此谤者，亦未明寿作史之大凡也”^〔4〕。非特朱氏论之也，王氏《十七史商榷》亦论之^〔5〕。

至于轻视孔明，要亦莫须有。叶适《习学记言》^〔6〕论此事云：“余观陈寿论诸葛亮，已实录不诬其美矣。而当时乃谓寿毁亮，报其私怨。盖亮名重于实，不待史而有传，虽千载之后，犹然。人心所归，不可以幸致，此固学者之常语。然亦不尽然者，如亮虽不至名浮于实，而世之有实而名不副者，多矣；可胜叹哉。”

《魏书》^〔7〕《毛修之传》：“崔浩……与共论说，言次道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自《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修之曰：昔在蜀时，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之论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其在于明，姜南《学圃余力》^〔8〕亦云，“陈承祚作出《三国志》，义例不明，固不待言。然其评虽褒美魏武，不过一权谋之士。虽贬绌昭烈，犹谓其有帝王之风。而其评诸葛武侯之美，二国之臣，皆所无也。其隐与昭烈君臣之意，往往见于志中，读者自能见之”。

且寿之苦心，吾人亦当谅之。

姚南菁《援鹑堂笔记》^〔9〕云：“《魏志》三《少帝纪》嘉平六年甲戌太后令曰‘……’。云云，按承祚言魏末事，皆仍旧载。盖以亡国之俘，羁仕新朝。不敢自遂，故有愧于直笔。”卢长公《史》《隙》^〔10〕云：“《陈承祚传》，言承祚衔于武侯，故叙蜀事独略，且谓武侯将略非其所长。元谓承祚蜀人，才免废辱；使捉管夸其故国，势所不可。况与武侯旗帜相当者，宣帝也。示长于彼，则镜短于此。故《蜀志》已成，亮传独后。和峤奏请，而后表上曰：‘亮才于治戎为长，奇兵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对敌，或值人杰。’审此数语，意存忌讳。人苦非之，冤哉？”^〔11〕此则以处世之苦，而谅其对于诸葛之无他也。

盖诸葛之将略，事本末固难言云。

刘献庭《广阳杂记》^〔12〕云“与紫庭谈诸葛孔明之出祁山，屯兵五丈原之失，叹陈寿之论孔明，分寸不失。观场矮人未可与论古今”。罗大经《鹤林玉露》^〔13〕曰：“唐薛能诗云：‘山屐经过红径踪，隔溪遥见夕阳红。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南阳作卧龙。’王荆公晚年喜诵之。”苏洵，蜀人也；亦谓：“孔明弃荆州而入蜀，我知其无能为。”^〔14〕然则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固当时实录也。

《十七史商榷》^〔15〕云：“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为张郃所败。初未尝以私隙怨亮。至谓亮将略非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朱、杭所论，最为平允。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盛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歉。廖立、李平，为亮废窜，尚能感泣无怨。明达如寿，顾立平之不若耶？亮六出祁山，终无一胜，则可名为节制之师乎？进取利钝，自是实录”。钱大昕序大昭《三国志辨疑》云：“吾所以重承祚者，尤在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则见闻必确。……蔚宗号称良史，然去东京，岁月遥远。较之承祚，则传闻之与目睹，固不可同年而语矣。”^〔16〕观乎王、钱二公之论，则世之以奸言訾陈寿，而痛憾其奚落诸葛亮，其亦可以已乎？

且寿论葛公，语甚得体。《廿二史札记》^〔17〕云：“《陈寿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被髠。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谓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

至于以魏与吴蜀并列，固亦得史事之真者，寿固未尝袒魏也。

寿开宗明义，纪魏武帝云：“莫能审其生出本末。”纪孙讨逆，云“盖孙武之后”。王鸣盛谓为“此正陈寿立文之妙”；“盖者疑词，正与《魏武纪》同”^〔18〕。而独于刘先主，则曰“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并列之中，阴为轻重：谓为非公，得乎？岂特阴为轻重而已。谢陛固尝著《季汉书》以斥寿者。然已历举《三国志》中未尝抹杀“汉”字之处，而后立论曰：“陈氏之罪，在于贬汉为蜀。然后《志》中汉字，层见叠出。或者陈氏若曰：余不得已阿晋世之旨，阳虽易其国号，而阴则点缀含藏于行目之间，以俟后世观者，摘而出之。寻复为汉，不亦可乎。余《序》中所谓谅其遭际者也。”^〔19〕是寿之尊汉，即持异论者，亦不能无动于中。至于以正统予魏，夫以“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然者也。然《吴志》孙权称帝后，犹书其名。《蜀志》则不书名，而称先主、后主。寿曾仕蜀故不忍书故主之名，以别于吴主之书权、亮、休、皓也。此又陈寿不忘旧国之微意也”^〔20〕。盖亦不得不然耳。

夫魏武，固名世奇才也，《通鉴》载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上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机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材不足。’而刘备之局趣，则船山早谓：“以先主绍汉而系之正统者，为汉惜也。”^〔21〕此三国者，地丑位齐，分而志之，固人间之公论。黄式三《儆居集》^〔22〕《对帝魏帝蜀问》曰：“或读《三国志》，而问帝魏帝蜀之说曰，帝蜀可也，帝魏可也，即帝吴，亦无不可也。帝一而寇其二，帝一而臣其二，皆儒生一偏之见也。为帝魏之说莫详于苏子瞻轼。苏之说曰：天下无如魏强者。君子予以正统，不忍绝天下以无君。为帝蜀之说者，始于习广威凿齿。习之说曰，魏自君子道不正，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其意盖欲推晋继汉，以掩晋祖弑篡之罪。而其后宋元宪庠《纪年通谱》、邵康节雍《皇极经世》、张敬夫栻《经世纪年》，皆本习氏，以蜀昭烈帝接献帝之统，则自谓重君臣之义也。式三谓，魏、蜀、吴之不能相臣也，夫人而知之矣。势既不能相臣，则三国之民，各君其君，必帝魏以夺蜀、吴之君，而魏未尝君蜀也。必帝蜀以夺魏、吴之君，而蜀实未尝君魏、吴。偏重君臣之论者，意欲重君臣之名，不亦乱君臣之实乎？”……然则后人云云，固未有以愈于陈寿之所云。

朱彝尊云：“于时作史者，王沈则有《魏书》，鱼豢则有《魏略》，孔衍则有《魏尚书》，孙盛则有《魏春秋》，郭颁则有《魏晋世语》。之数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其识迥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禅也，刘、辛毗、华歆、刘若辈，颂功德，李伏、许芝上符瑞，先后动百余人。其文见裴松之《注》，至今遗碑在许，大书深刻。而寿尽削之，不以登载。至先主王汉中，即帝位武担，蜀之群臣，请封之辞，劝进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书特书，明著昭烈之绍汉统，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见良史用心之苦矣。”^〔23〕恽敬亦谓：“秀水朱锡鬯氏，称陈延祚削《魏受禅》碑，而群书汉中王武担山即皇帝位文，并群臣劝进表，为以统与蜀，此承祚意也。后人读史，不寻始末，较其书法所在，据一端之论，即深文斥之。如谓史记尊黄老，《三国志》奖篡窃，古人岂任此耶？敬反复观之，复得数端，可以发锡鬯之说。《史》、《汉书》之法，曰传，曰志，曰表，曰赞，曰论。承祚作史，有传无志表，何也？彼三国者，不足当一代之制出。蜀得国最后，失国最先，吴据江表。魏以篡终始，故皆夺之。然蜀用汉仪法，无志表亦传。若吴、魏之制，皆不传矣。此夺之至也。其以评为论而无赞何也。吴、魏君臣，皆乱世之雄耳。赞之，是长乱也，蜀以讨贼号天下，故于《杨戏传》后，载《蜀君臣赞》以别之，是正于吴、魏也。其目书曰：武帝操明帝叡，何也？与吴主权，先主备同书也，明魏之非帝而已，而蜀之宜为帝，人无知者。故于蜀书先主备，而于吴曰吴主权。不称先主权者，吴非蜀侪也。吴非蜀侪，魏何得以蜀为寇耶？此与之至也。《春秋》之义，微而显，志而晦，《史记》盖得其意，几十之六七；《汉书》得四五，《三国志》得一二。自《晋书》以下，戛戛乎几无有焉。”^〔24〕恽氏所云义例，固文人波澜之技，非必衡史之至论。然谓《蜀志》^〔25〕《杨戏传》后，全载戏所为昭烈、黄忠等传赞，与寿行文整洁之常例相反。因谓寿之衡量三国，于文字微示史法，亦可谓言必有中者乎（寿书以简洁名，叶适《习学记言》^〔26〕云：“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耳，要终胜固也。近世有谓《三国志》当更修定者，盖见注所载，尚有诸书。不知寿既尽取而为书耳，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士诵读不详，轻立议论，误后生见闻，最害事）？寿删去裴松之所引，而必录杨戏所为赞，岂非良史用心之苦乎？章炳麟曰：“陈承祚作《三国志》，始与汉史分离，而托微文于杨戏，可谓志而晦者。”^〔27〕得其情矣。然则后人之纷改《三国志》者，亦多事矣。

《晋书·习凿齿传》：“是时桓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凡五十四卷。”^〔28〕然夷考习氏著书之志，盖犹以晋而推爱及汉，以汉而推爱及蜀。与陈寿之帝晋，而因以帝魏者，初志不甚相远焉。

自宋人出而抨击陈寿者，踵乃相接。

第北宋人，固未尝不是陈说。朱子《语类》^〔29〕云：“温公谓魏为正统，使当三国时，便去仕魏矣。”邵博《闻见后录》亦谓：“司马文正初作《历代论》，则曰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富文忠疑之，问于康节，以为非是。余家尚藏康节《答文忠书》副本，当时或以告文正。今《通鉴·魏语》下，无此论。”温公《历代论》之意，文见于《通鉴》^〔30〕荀彧之死，又《山堂考索》^〔31〕有司马光《与刘道原书》云：“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天下，传祚后世。子孙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今全用天子法，临统诸国。其余蜀魏吴宋齐梁陈魏齐周五代诸国，地丑德齐，不能相一。名号匹敌，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国法。至如刘备，虽云承汉，然族属疏远，不能记其世数名字。亦犹宋高帝自称楚元王后，李昇自称吴王恪后，是非难明。今兹同之六国，不得以汉光武晋元帝例为比。”然则温公之论，盖犹与陈寿同也。

同时，宋儒之学勃兴，衡人之律稍峻。周密《齐东野语》云：“刘道原以史学自命，义仲世其家学，摘《五代史》之讹说，为纠谬一史，以示坡公。坡公曰：‘往年欧阳公著此书初成，荆公谓余曰：欧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千百岁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无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于其后耳！”^〔32〕此可见修改《三国志》之动机，盖始于北宋也。

然北宋之时，为陈寿所帝之魏武，固非如今日所月旦。叶昌炽《缘督庐日记》^〔33〕谓，曾见“抄本《穆伯长集》三卷，即《四库》本。其中《毫州魏武》、《帝帐庙》记，高宗纯皇帝以其称诵当途功德，悖理伤教，斥而勿录。其实，汉末群雄，非有魏武，早移炎祚。未可与前莽后懿并论”。由此观之，伯长未以陈寿之帝魏为乖史法也。俞文豹《吹剑录》云：“备虽称为中山靖王之后，然其服属疏远，世数难考。温公谓犹宋高祖自称楚元王后，故《通鉴》不敢以绍汉统。又备非人望之所归，周瑜以枭雄目之，刘巴以奸人视之，司马懿以诈力鄙之，孙权以滑虏呼之。”^〔34〕然则温公斥蜀之说，齐之《三国志》而无愧者，宋人犹有人许可之乎？

自南宋以来，则《三国志》之地位微矣。

《困学纪闻》云：“三国鼎峙，司马公《通鉴》，以魏为正统（原注，本陈寿）。朱子《纲目》（原注，本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35〕翁元圻《注》引萧山王榖塍曰：“宋艺祖以受禅开基，《通鉴》自不得以魏为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纲目自不得以蜀为伪。读二书者，当论其世。”^〔36〕此则世态之移转也。东坡《志林》云：“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37〕此则人情之推移也。《黄氏日钞》^〔38〕云：“自古及今，未有改人之姓氏而笔之者，则亦未有改人之国号而笔之者也。……史氏实录，将以示信万世，从而蜀之何欤？史氏不得其人无论也。儒生学士，至今亦习闻其称而蜀之，又何欤？故欲观《三国》之志载者，他未暇责也，必先正蜀汉之称而后可！”此实南宋学者以义理而恶陈《志》之一征也。

故除朱子《纲目》之外，南宋人之改编《三国志》者，实繁有徒！

其一则萧常《续汉书》也。

《宋史》^〔39〕《艺文志》《别史》类云：“萧常《续后汉》书四十二卷。”《四库总目》^〔40〕云：“《续后汉书》四十七卷，宋萧常撰。常广陵人，乡贡进士。初，常父寿朋，病陈寿《三国志》，帝魏黜蜀，欲为更定，未及成书而卒。常因述父志，为此书，以昭烈帝为正统，作帝纪二卷，年表二卷。列传十八卷，以吴、魏为载记，凡二十卷。又别为音义四卷，义例一卷。于《蜀志》增传三十二，废传四，移《魏志》传入汉十；《吴志》废传二十，《魏志》废传八十九，多援裴《志》以入传，其增传亦皆取材于注。间有注所未及者，建安以前事，则据范书。建安以后，则不能复有所益，盖其大旨在书法，不在事实也！”

常生卒今无考。书前有庆元六年庚申周必大《序》云：“陈寿身为蜀人，徒以仕屡见黜，父又为诸葛所髠，于刘氏君臣，不能无憾。著《三国志》，以魏为帝，而指汉为蜀，与孙氏俱谓之主，设心已偏。故凡当日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不书。方见乞米于人，乃作佳传，私意如此，史笔可知矣。其死未几，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起光武终愍帝，以蜀为正，魏为篡。谓汉亡仅一二年，则已为晋。炎兴之名，天实命之，是盖公论也。然五十四卷，徒见《唐艺文志》，本朝《太平御览》之目。逮仁宗时，修《崇文总目》，其书已逸。或谓世亦有之，而未之见也。幸《晋史》载所著论千三百余言，大旨昭然。刘知幾《史通》云：‘备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近世欧阳修议正统不黜魏，其宾客章望之著《明统论》辨之，见于国史。张栻《经世纪年》，直以先主上继献帝而附魏、吴于下方，皆是物也。今庐陵贡士萧常，潜心史学。谓古以班固史为《汉书》，范晔史为《后汉书》，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少帝炎兴元年癸未，为《续汉书》。既正其名，复择注文之善者，并书之。积勤二十年，成《帝记》、《年表》各二卷，《列传》十八卷，《吴载记》十一卷，《魏载记》九卷。别为《音义》四卷。惜乎，寿疏略于前，使常不得追记英贤宪章于后，以释裴松之之遗憾焉。”常又有《进续汉书表》，盖进于孝宗时。表曰：“彼妄肆一时之意，盖莫如《三国》之书。既纪曹而传刘，复贬汉而为蜀。以鬼蜮之雄，而接东京正统。以高文之胄，而与孙权并称。徒知崇伪而黜真，宁识尊王而贱伯？不可为训，莫甚于此。是用质之古人，揆之公议。一切反之以正，多言守之以中。爱痛辟乎淫辞，庶少扶于名教。恭惟皇帝陛下，广渊齐圣，缉熙光明，推太宗开卷有益之诚，佩高庙放心莫收之戒。每于经筵之暇，及夫史学之传。独全深识远鉴之明，力主大公至正之道。如臣末学，为时鄙儒。自幼承师法于先臣，有志明天下之大义。凡疑似是非之际，必反复辨析其间。名不假人，斥垣衍帝秦之论，物不失明，大少康祀夏之功。非因徇管见臆决之私，直欲述天理人心之正。”——即此而观，常之为书也，根时世而为言，盖亦浅矣。

四库馆臣赞之曰：“盖其大旨在书法，不在事实也。然其义例精审，实精得史法。”今考常所为书，如《章武以来吴魏表》^〔41〕以蜀汉记年为经，叙三国俶攘之事；其事其时，一目了然；此固足以补苴承祚之缺。然如章武表前，则言何以以蜀为经；累累数百言；表后申言之，又累累数百言。《后妃传》^〔42〕有赞二百余言，《诸葛亮传》^〔43〕杂引张栻言，称其有正大之体，几抵亮传正文之三一，凡此种种，皆乖史例。至于其文之散漫支离，盖尤不可与陈《志》同年而语乎。

然常之所以力反陈《志》者，则亦有故也。

《宋史》^〔44〕《艺文志·别史类》，有萧常《续后汉书》四十二卷，李杞《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则常之后，有修改陈寿《国志》者。周密《癸辛杂识后集》^〔45〕云：“张敬夫著《经世纪年》，直以刘后主上继汉献帝。其后广陵萧常著《续汉书》，起于昭烈章武元年，讫后主炎兴元年。又为吴魏《载记》。近世如邓雄飞，亦著为《后汉书》，不过踵常之故智。最后翁再亦作《蜀汉书》，不过拾萧、邓所弃之竹马耳。”邓氏书今未得见，翁书亦陻灭不彰。然就公谨所言，知宋元桑海之际，效萧常之改陈《志》，固时人之同好欤？

第萧常之书，固全非时世所感动者：故约与翁、邓同时，郝经又撰《后汉书》九十卷也。

《四库提要》^〔46〕云：“时萧常《续后汉书》，尚未行于北方，故经未见其本，特著此书，正陈寿帝魏之谬。即《三国志》旧文，重为改编，而以裴《注》之异同、《通鉴》之去取，参校刊定。原本九十卷，中间各分子卷，实一百三十卷。升昭烈为本纪，黜吴魏为列传，其诸臣则以汉、魏、吴别之，又别为《儒学》、《文艺》、《行人》、《义士》、《死国》、《死虏》、《技术》、《狂士》、《叛臣》、《篡臣》、《取汉》、《取吴》、《列女》、《四夷》诸传。复以寿书无志，作八录以补其缺。各冠以序，而终以议赞。别有义例，以申明大旨，持论颇为不苟。”陶宗仪《辍耕录》记之云：“霍治书云：紫阳杨奂然先生，读《通鉴》至论汉魏正闰，大不平之。遂修《汉书》，驳正其事。因作诗云：‘风烟惨淡驻三巴，汉烬将然蜀妇髽。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后攻宋军回，始见《通鉴纲目》，其书乃寝。顺德刘道济先生，尤不平之，修书名《三为》，亦见《纲目》，秘而不行。中统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仪真，执不得还。就买书作《续汉史》，既脱稿，会同僚荀正甫诸公，饮至数行，忽长叹曰：某辛苦十余年，莫不被高头巾辈已做了也？皆对云，不闻之。至元丁亥，余分台江西购得萧常《续汉书》全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见此。”^〔47〕嗟夫，在义例之说，横行无忌，敢于纠弹古人之日，而萧《书》未能通行，陈《志》自有其颠扑不破之价值，要亦明矣（经《书》亦收入《宜稼堂丛书》中，其书记载冗沓，失于限断，《四库提要》已议之）。

案经以中国人而仕于蒙古。揆诸宗邦之义，固犹陈寿之仕魏，庾信之逐北。而甘于为南宋人所比拟之蜀汉，扬其眉而伸其气，亦可征尔时人对于陈《志》，以义例而致其不满，盖已成为一代之风趋云：非若萧常之为书也，根时世而立言焉。

故杨维祯《正统辨》言：“先正论统于汉之后者，不以刘蜀之祚促，与其地之偏，而夺其统之正者，《春秋》之义也。彼志三国，降昭烈以侪吴、魏，使汉祚之正，下与汉贼并称，此《春秋》之罪人矣。”^〔48〕维桢者，元之贞臣也，其持论如斯。

于是而浅陋之徒，思为贬斥陈《志》者，元季则有赵居信。居信者，著《蜀汉本末》三卷者也。“居信字季朋，许州人。至治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是书宗《资治通鉴纲目》之说，以蜀为正统，起桓帝延熹四年昭烈之生，终晋泰始七年后主之亡。末有《总论》一篇，称至元九年戊子所作，其成书则至元十二年辛卯也。前《序》一篇，不知谁作。称‘朱子出而笔削《纲目》，有以合乎天道，而当乎人心。信都赵氏复因之广其未备之文，参其至当之论’。然是书所取议论，不出胡寅、尹起莘诸人之内，所取事迹，则载于《三国志》者，尚十不及五。特于《通鉴纲目》中，断取数卷，略为点窜字句耳，不足当著书之目也。”^〔49〕考辛卯为顺帝至元十年，所谓前《序》一篇，不知谁作者，此《序》实方孝孺所为，馆臣偶未及详。《逊志斋集》^〔50〕《蜀汉本末序》云：“朱子出而笔削《纲目》之说，然后有以合乎天道，而当乎人心、正统尊而僭乱绌有功于人极甚大。近世信都赵氏，复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于帝禅之亡，若干年之事，广其未备之文，参其至当之论，别为一书，曰《蜀汉本末》。……而朱子《纲目》之旨，至此愈白于后世。蜀王殿下，抚国之暇，览而说之，命重刻之以示学者，而俾臣序其志焉。”然则《四库》假以存目之天一阁藏本《蜀汉本末》，其为蜀藩重刻本可知。正学自靖难变后，名姓微有翳如；故此序之作，馆臣乃不及知。然凭心议论，此书之湮灭，理则宜然。故朱彝尊斥之曰：“明乎陈寿不忘蜀汉之本心，而后可以更作蜀汉之史。若信都赵氏《蜀汉本末》一书，其持论谓寿进曹魏于正统，抑昭烈为僭国，视之与孙权同科；是于《三国志》未尝挈其长短，测其用意之深。徒因《纲目》书法，而作者也。试取寿之书法，一一表出之，则不与魏为正统，昭烈非僭国，蜀与孙权殊科，灼然见矣。”^〔51〕盖置书法于不论，三卷之书，浅陋之改，固不得与陈《志》原书同日而语也。即以拟萧书、郝书，亦非偶也。安得曰“广其未备之文”乎？

然而，综宋元之旧事，而知修改《三国志》者之多，则赵书未尝不可分得一席也。

故明嘉靖间，更有谢陛之《季汉书》焉，“陛字少连，歙县人。其书遵朱子《纲目》义例，尊汉昭烈为正统。自献帝迄少帝，为《本纪》三卷，附以诸臣为《内传》。吴魏之君，别为《世家》，而以其臣为外传。复以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公孙度，及吕布、张邈、陶谦诸人为《载记》。凡更事数姓，与依附董、袁诸人者，则为《杂传》。又别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殁》二表，以括一书之经纬。卷首冠《正论》五条，《答问》二十二条，《凡例》四十四条，以揭一书之宗旨。中间义例既繁，创立名目，往往失当。如晋之刘、石、符、姚，擅号称尊，各有雄长，则当列之载记。董、袁之属，既非其伦。五季更五姓十主，为之臣者，不能定以时代，自当编为《杂传》。董袁之宾客僚属，亦殊是例。陛乃沿袭旧名，实不免于貌同心异。又西京之祚，讫于建安，续汉之基，开于章武。虽祚延一线，实事判两朝。陛乃于帝纪中兼及山阳，其范《书》、《晋书》，已有专传者，陛亦概取而附入之，尤为骈拇枝指，伤于繁复。薛冈《天爵堂笔余》，称其改蜀为季汉，为今人作事偶胜古人。然陈寿《季汉辅臣赞》，已在其前，未为并例”^〔52〕。夫以季汉为书，因而上绍献帝，此或不无可说。若夫等董、袁于符、姚，拟人失其伦矣。侪吴、魏于唐蜀，衡势失其真矣！名实凌乱，进退失据，其谢书之谓乎？

考谢氏《季汉书》十二册，苏州图书馆藏。都十二册，页二十行，行二十七字。卷首有叶向高《叙》，王图《叙》，陈邦瞻《叙》，邹观光《叙》，于若瀛《叙》，李惟桢《叙》，曹学佺《叙》。有《本纪》三，献帝昭烈后主是也。《内传》十七，传诸葛、关、张诸公。《世家》六，魏三吴三。《外传》传吴魏诸臣，魏十七，吴十三。《载记》三卷，传袁绍、吕布等。而《杂传》一卷，最可笑。本以拟欧阳《五代》之史也，而所传如陈宫、沮授等；此可以入《杂传》，则孰不可杂传之乎？

季连《自叙》^〔53〕云：“然而《三国志》者、竟与诸列传之史，立于学官。刘知幾持论，徒托于《史通》；范祖禹、陈亮，欲改而未果。萧常作《续后汉书》，杨奂然驳正《汉史》，谢翱作《季汉表》，而俱未成。逮至昭代，作者如林……近世如武进唐顺之，南昌魏靖国，钱唐邵经邦，亦皆仿郑樵而合列传之史，以成一书。其于三国之书，稍稍裁易，然皆未尝改《国志》为《汉书》也。……窃不自量，乃即其书而宰割之。综其实事，削其诬史，易其名称，弥其脱落，断自孝献皇帝，直继以昭烈皇帝，后皇帝。尊汉三朝为《帝纪》，以汉室诸臣为《内传》；等魏吴二国为《世家》，以魏吴诸臣为《外传》；别袁、吕诸雄为《载记》，以田陈诸人为《杂传》。仍参定裴松之注，参传其中，盖十余年于此，易草者数矣。万历（三十年）壬寅长至日。”谢谓萧书未成，已嫌见闻之未广。而所谓综其实事者，则仅搜集裴《注》。《凡例》所谓：“凡注中文体恢宏，言词正大，可与正文合者，则升而接之。其有委琐细碎，又不可弃者，则仍存作小注。”即所谓弥其脱落者不过仅收《世说新语》一书。《凡例》所谓：“凡裴氏诸注，可谓博采矣。然裴氏实与宋刘义庆同时。而《世说新语》，则裴氏所未引者……裴氏不引，不可晓也。”所删改者一书，而罗补者亦只一书。亦可以见谢氏之浅陋矣。

沈德符《野获编》^〔54〕云：“近年新安人谢少连名陛者，祖朱子《纲目》，尊刘备为正统，作《季汉书》，附魏、吴于季汉之后，尽斥承祚《三国志》，自为千古卓识。一时巨公，如李本宁，亦为之《序》，其推许甚至。间有议者，谓吴中先辈吴尚俭者，已曾为此书。吴为明经不仕，今大参安国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已先编葺成帙，元世祖初年，翰林学士郝经被命使宋，请践鄂州和议。贾似道留之真州，凡十六年，遂买书作《续汉史》。既成而叹曰：辛苦十余年，莫不被高头巾已做了也？经被放还，甫至燕而殁。然南宋初年，卢陵有萧常者，固已修成《续后汉书》，而周必大为之《叙》，惜乎，郝又未之见也。”何伟然《广快书》^〔55〕引《天爵堂笔余》云：“谢少连改《三国志》作《季汉书》，以尊汉室。陈寿《国志》，称魏称吴，而于汉则称蜀。易国号以为地名，余小时深以书法为寿病。及今思之。寿一代史家，立意著史，必有所见。魏、吴本列国之号，汉则刘氏正统之名。夫以正统之名，与列国对称魏、吴之失，开卷便见。故以蜀代之，不知其大无当也。朱子《纲目》，虽以蜀汉接东西京之统，而《三国》本志，列在《廿一史》者，一字之误，万世不能改；今人作事，有偶胜古人者，《季汉书》是也。”原夫谢书内涵，论体例，则前人已优为之，而非谢之始创者也。故德符既存录其说，而于《敝帚轩余》谈，更谓：“尊刘一说，儒家奉为律令。而摈魏者，至与新莽、武瞾同科。此不必论。当时刘姓，各制一方，如虞如焉如表，不幸而败亡耳。后来刘渊之绍汉，李雄之兴汉，不幸而他姓耳。……至南唐之李昇，则固吴王恪之后也。据有江淮，垂四十年，何故不以正统与之？岂其辅相庸碌，无孔明其人者，能声大义致然耶？”^〔56〕其不满于谢书，盖亦可推知也。

综言之，自寿成书以后，有习凿齿之《汉晋春秋》，见于《晋史本传》；有朱子之《通鉴纲目》，则镕《三国志》于全编《纲目》之中。同时有萧常《续后汉书》，列入郁氏《宜稼堂丛书》者也。有李杞修定《三国志》六十七卷，见于《宋史》《艺文志》者也。张栻有《经世纪年》，邓雄飞有《后汉书》、翁再有《蜀汉志》，见于《癸辛杂识》。其在元时，则郝经有《续汉书》，宜稼堂亦收此。至刘道济修《三为》，^〔57〕杨奂然修而未成，见于陶九成《辍耕录》。赵居信有《蜀汉本末》三卷，丁氏八千卷楼旧藏抄本，今归南京国学图书馆，此皆宋元人也。在明则有吴尚俭者，亦蓄志为此，见于《万历野获编》。而谢陛之《季汉书》，民国二十四年登原客苏州日，见之于沧浪亭侧之省立苏州图书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58〕曰：“以钱六千，买得《鲒埼亭集》一部。又于他肆，见《季汉书》，乾嘉间诸暨章陶字裁良所撰。后有《辨异》二卷，共同邑张廉字通源者所撰。陶号柴桑，廉号莲溪，其书多驳萧郝二家之误。”章之书，今无由见，考《清史稿》^〔59〕《别史类》，著录章陶《季汉书》九十卷，汤成烈《季汉书》九十卷，然则如谢书者，尚不得谓为修订《三国志》者之殿军乎？

章固非清之史学者也，然清代史人，则并无此等庸妄之事。盖正统之辨，烈于宋明，史学之芜，亦在尔时。若清人则并鲜离史学而妄论义例者也。

其在刘献庭，则引：“蔡瞻岷论史，于司马子长后，最佩服陈寿以为有良史之材。”^〔60〕其在朱彝尊则谓：“《纲目》纪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后得统之正。然百世之下，可尔。其在当时，蜀入于魏、魏禅于晋，寿既仕晋，安能显尊蜀以干大戮乎？”^〔61〕其在赵翼，则谓寿下笔“简净”，“叙事善于位置”。而“纪事之慎”，“考订之核”，“不惑于异说”，“亦见其有识”。并谓“《三国志》虽多回护，而其剪截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62〕。其在王鸣盛，一则曰：“《寿本传》论曰：丘明既殁，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以降，可以继明先典者，江汉英灵，信有之矣。其推许至此。索米等说，特史家好采异稗，随手摭拾，聊助谈资耳。寿史材之高，作《晋书》者，固已知之。非有意欲抑之也。”再则曰：“《晋书·王沈》传，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觊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63〕其在钱大昕，则《三国志辨疑序》^〔64〕云：“陈承祚《三国志》并前人未有之例，县诸日月而不刊者也。魏氏据中原日久，而晋承其禅，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自承祚书出，始正三国之名。且先蜀而后吴。又于《杨戏传》末，载《季汉辅臣赞》，数百言，所以尊蜀殊于魏、吴也。存季汉之名者，明乎蜀之实汉也。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不过因其意而推阐之，而后之论史者，辄右习而左陈，毋乃好为议论而未审夫时势之难易欤。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既亡，群然一辞，指为伪朝；乃承祚不惟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让焉？而晋武不以为忤，张茂先且欲以《晋书》付之，其君臣度量之宏，高出唐宋万万。岂非去古未远，三代之直道犹存，故承祚得以行其志乎？……蔚宗号称良史，然去东京，岁月遥远，校之承祚，则传闻之与亲睹，固不可同年而语矣。……余性喜史学，马班以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欧阳也。”诸儒之论，为《三国志》张目已极，视宋、明人之改窜头面，大相径庭已。

然宋人固亦有为陈寿张目者，陈霆《两山墨谈》^〔65〕曰：“三国之统，陈寿帝魏而寇蜀，司马公因之，朱晦庵矫其失，乃帝蜀而贼魏。……至郑如幾《魏春秋》之作，则与朱子之见大异矣。……如幾字惟心，太永人。从叶石林诸名公游。以陈寿《三国志》，记载无法，乃作《魏春秋》，仍以魏绍汉统。。张无垢九成与相善，移书难之。复书曰：‘仆不能趋时媚世，守所学至于穷且老，因刊正三国之书，以度予日。辱赐教，疑其予操而黜备，衰病居山，无由面究。欲置不报，恐足下终疑不解，敢申其说。……绵绵系而不绝者谓之统，若以魏篡取黜不使录汉，则统其绝矣。春秋列国之君，虽篡杀而取者，皆得承其统。圣人不没其实，所以著其实也。……仆作《魏本纪》，非予之也，法应然也。董卓之乱，王室覆荡，献帝曹阳之败，六宫委弃于途泥，百官饿死于墙壁，自古播迁危辱，无甚于此。而山东诸侯，以义名师，拥据睥睨，莫或有恻然动心者。操独奉迎许都，披荆棘，立庙社，使如线之祚，绝而复延。虽其心不可得而量，抑亦功于汉者。《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出居于郑。书曰，公朝于王所。公朝而诸侯不与，所以深讥诸侯之不臣也。司马温公谓操取天下于群盗之手，非取于汉，深谅其亡汉者，非操之罪，仆犹不敢以为然。盖操，实攘而有之，罪安得而掩哉？至如杀孔文举，弑伏皇后，与夫受禅之文，陈寿所略陈者，仆皆特书而详志之，不没其实，以暴其罪。为万世乱臣贼子之戒。黜之之旨，不为不严。独表其奉迎一节，以厉后世臣子临艰履危，不可以弃其主耳。……噫，汉之亡也，宗室布在天下。惟虞表璋备耳。虞表既败，璋又失国，几其奋起，而兴刘氏者，舍备其谁哉？望之深也，故责之切。方曹阳之败，臣子有不可为心者。备时为将军，领豫州刺史，拥重兵，居方面，其势足以自通，其言足以动众。曾不闻其驰一介之使，修常贡之职，唁颠沛，吊存亡，亦未尝出一辞，以激汉之义士。果有意于汉乎？谓其长者，长者固如是乎？厥后献帝密诏，使之图操，备与操方昵，出同舆，坐同席，非不得其便也。畏不敢发，事觉兵败，乃连与袁绍，绍何如人哉。绍破往依刘表，至是始得其谋蜀之计于诸葛亮。夫荆益同姓之邦，使备与之协和，庶几可以复兴。《春秋》伐同姓者，贬其爵；而人之灭同姓者，绝其类而夷狄之。且璋厚礼迎致，使平汉中。汉中，蜀之咽喉也。……扼其咽喉，孰不壶浆以迎师，璋将逊避之不暇矣！备不知出此，乃背恩弃义反袭而夺之，长者固如此乎？……备于汉无纤毫之功，灭同姓而乖义举，纳宗妇而乱人伦，及欲称尊告祭天地，讬流言而为献帝举哀定谥，而帝尚无恙也。区区口舌，以诬群听，皆出于变诈，无足取者。操有无君之心，犹畏名义，终不敢自专。备有所畏乎？足下唾操而不知备可唾者如此。’……其去取大旨如此。……余尝反复其所言，而考究当时始末，亦足以表暴操之功罪，而愧赧乎先主之心。昔欧公作《五代史》，荆公惜其不修《三国志》，因嘱东坡为之。坡恐世间议论不一，避而不承。然则昔贤于此，正自难言耳。”此则以刘备之当贬而誉陈《志》者也。水心《习学记言》^〔66〕言：“陈寿言，‘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道得出，司马迁不能过也。”李卓吾《藏书》^〔67〕《武臣总论》云：“六出祁山，运粮不继，徒自苦耳。司马氏无损兵乏粮之失，而诸葛已困矣。末后渭滨屯戌，诸葛固自谓算无遣策；不知仲达，遂知其必不能久也。本欲致人而身致于人，岂得为谋之善？然则陈寿所谓将略非亮所长者未为过也。”此则以记亮之得实而誉陈《志》者也。——如幾宋人，水心亦宋人也。陈霆明人，卓吾亦明人也。主帝魏黜蜀之说，明汉魏兵争之势，较陈寿《国志》更进一层。此非特可存录以备旧闻；且又知陈《志》立言之颠扑不破，非特清儒知之，宋明人固亦知之矣。殿本《三国志》卷末，有陈浩等所跋，以为“体制简朴，叙事质实，变例隐辞，苦心千载如揭”。余因搜罗前人关于《三国志》义例之旧闻，拉杂书存，敢云助寿张目哉？

（原载《金陵学报》第6卷第2期，1936年）

注　释

〔1〕　《晋书》卷十二。

〔2〕　《魏志》卷二十一。

〔3〕　《魏志》卷十九。

〔4〕　《曝书亭集》卷五十九《陈寿论》。

〔5〕　卷三十九《陈寿史皆实录》。

〔6〕　卷三十。

〔7〕　卷四十三。

〔8〕　第16页，艺海珠尘本。

〔9〕　卷三十。

〔10〕　第22页。(www.daowen.com)

〔11〕　青照堂丛书本。

〔12〕　卷二。

〔13〕　卷二。

〔14〕　据《鲒琦亭集》三十七《诸葛孔明入蜀》论引。

〔15〕　卷三十九。

〔16〕　《潜研堂集》卷二十四。

〔17〕　卷六。

〔18〕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

〔19〕　《季汉书》卷前《正论》。

〔20〕　《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

〔21〕　《读通鉴论》卷十。

〔22〕　《杂著》卷二。

〔23〕　《曝书亭集》卷五十九《陈寿论》。

〔24〕　《大云山房文集》卷二《书三国志后》。

〔25〕　卷十五。

〔26〕　卷二十八。

〔27〕　《太炎文录》卷二《南疆逸史叙》。

〔28〕　《晋书》卷八十二。

〔29〕　卷三一四。

〔30〕　卷六十六。

〔31〕　《前集》卷十六。

〔32〕　《齐东野语》卷十九。

〔33〕　卷十六丙辰七月六日。

〔34〕　据《辍耕录》卷二十五《论秦蜀》引。

〔35〕〔36〕　卷十三。

〔37〕　《志林》卷一。

〔38〕　卷四十八。

〔39〕　卷二百零三。

〔40〕　卷五十“别史类”。

〔41〕　《宜稼堂本》卷二下，明刊本卷第四。

〔42〕　原书卷五。

〔43〕　原书卷七。

〔44〕　卷三十三。

〔45〕　第41页正闰。

〔46〕　卷五十。

〔47〕　《辍耕录》卷三十四“汉魏正闰”条。

〔48〕　《辍耕录》卷三。

〔49〕　《提要》卷五十“别史类”存目。

〔50〕　卷十二。

〔51〕　《曝书亭集》卷四十五元赵居信《蜀汉本末跋》。

〔52〕　《四库提要》卷五十。

〔53〕　第4页。

〔54〕　《补遗》卷四。

〔55〕　卷四十七。

〔56〕　第43页，砚云书屋本。

〔57〕　为字疑误别无可证。

〔58〕　《壬集》第30页。

〔59〕　《艺文二》。

〔60〕　《广阳杂记》卷一。

〔61〕　《曝书亭集》卷五十九《陈寿论》。

〔62〕　《札记》卷六《三国书事得实处》。

〔63〕　此条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十七引之。

〔64〕　《潜研堂集》卷二十四。

〔65〕　卷十八惜阴轩丛书本。

〔66〕　卷二十八。

〔67〕　卷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