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知意：总论^〔1〕

刘咸炘

既撰定《〈后汉书〉知意》，复取壬戌年读《三国志》记为《〈三国志〉知意》，体例亦如前三书，惟是书意旨更少可说，不及前三书之详耳。近人申雪承祚，多为曲说，今悉一一辨正之。承祚书体例既有违失，与范书同，而说之者又多曲凿，于是今之评说，纠驳乃居十之六七，其申发本旨者仅有三四，若从多者言之，竟可名为辨正，而仍名为知意者，驳去曲说，正以全其本真，赞是匡非，皆为知者，且亦足见以己意曲说古书者，自以为知古人而实不知也。庚午二月二十一日夜刘咸炘记。

总　论

自朱元晦沿习凿齿之论，正陈承祚帝魏之失，儒者相沿，讥议承祚，日以加多，其间不无泰甚失平。至近世而反矫之论兴，始自朱彝尊《陈寿论》、何焯《读书记》，后此学者益不喜宋儒，故和此说者遂日多，殿本《考证》李清植等申何之说，钱大昕《三国志辨疑序》同朱之论，恽敬《读三国志后》因朱说而推衍，尚镕《三国志总论》继之，皆为承祚申雪，其他校说是书者亦莫不有所举发，所说愈多，所推愈密，于是向所视为不知大义之陈承祚，乃一变而为存心忠义矣。以吾观之，寿自有不忘旧国之心，而非有魏邪汉正之见，虽小例不以蜀侪吴，而大体帝魏，自不可掩。刘知幾已正其大体之失，非始宋儒。朱、钱之言，仅言其不得已，尚非太过。何氏读书，好探古人微意，而于是书则多曲凿，李、恽与尚，更加甚焉。强说不能自圆，好古实以诬古，坐使直白之史书变为诗赋，此不可不辨也。既随文纠驳，复先举其大端，综而论之。

朱彝尊曰：“于时作史者，王沈则有《魏书》，鱼豢则有《魏略》，孔衍则有《魏尚书》，孙盛则有《魏春秋》，郭颁则有《魏晋世语》，之数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其识迥拔乎流俗之表。《纲目》纪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后得统之正。然百世之下可尔，其在当时，蜀入于魏，魏禅于晋，寿既仕晋，安能显尊蜀以干大戮乎？”钱大昕曰：“承祚《三国志》，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魏氏据中原日久，而晋承其禅，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久矣。自承祚书出，始正三国之名，且先蜀而后吴。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既亡，群然一词，指为伪朝，乃承祚不惟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让焉。”按此二说不过言寿名其书为三国，视三方为等夷，虽未尊蜀，亦未尊魏，即隋李德林所谓“陈寿、陆机自尊本国，欲使三方鼎峙，同为霸名”之意，此于诸论中为最平而不亢，然而引喻失义，按之其时之情势，亦未合也。何则？王、鱼诸作，自是限于一方，未及扬、益，若总而记之，自不能以魏盖二方，古人朴直，不以名乱实，当时曹氏实未尝统二方，而鼎峙分疆，不相君臣，又前此所未有，《太史·世家》之例既不可用（《太史·本纪》、《世家》乃古者天子、诸侯二重之例），《晋书·载记》之例又尚未有（《东观·载记》乃新市、平林、下江诸部落为后汉先驱者），不得不各为一书，以三国为总称，揆情度势，固应若是，必谓是承祚有心抑魏以侪于吴、蜀，虽以意逆志，殆难使人信矣。

且承祚虽以《三国志》名统三书，而三书之中未尝不有主从之别，是有四端，皆大体之彰彰者，诸公欲为曲护，岂可能耶？

一则魏称纪而蜀、吴仅为传也。古史每篇皆有名目，是为小题，书写之式，此在页首，而书名大题反居行末，唐前书皆如是，宋世刻本或妄移之，今殿本诸史沿自监本，移大题于页首，其《后汉书》小题虽移居第三行，固犹存也。《三国志》则竟失其小题，惟有人名，如《武帝纪》则仅云武帝操，《孙破虏讨逆传》则仅云孙坚、孙策，乃是误依后人所加书前目录之式，此惟殿本为然耳。而张照《考证》乃因妄为申陈之论，其言曰：“按史家之例，帝曰本纪，臣曰列传，《晋书》则以十六国为载记，历代未之有改。惟《三国志》既无本纪之称，并无列传之目，不别异吴、蜀以他称，统名之曰《三国志》，然则陈寿之意亦可见矣。今考证悉遵寿原书例，不书纪传等字。”此其说可笑甚矣。毛本具存旧式，篇篇有名，照岂不见邪？欲证成其曲说耳。史篇无小题始自蔚宗，《史通》言之甚明，若陈书则小题亦具，况乎纪传之名？《史通·列传篇》曰：“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岂知幾所见亦是后人所已加之本邪？《陈书·何之元传》载其《梁典》自叙有曰：“马《史》班《汉》，述帝称纪，自兹厥后，因相祖习。及陈寿所撰，名之曰志，总其三国，分路扬镳。”此语乃似承祚改纪为志，语本模糊，固不足信。是书之有纪传，不必他征，即一翻《董卓传》，即云“语在《张杨传》”，“语在《武纪》”，此固承祚原文也，岂可掩乎？史之有纪，乃一书之纲领，非帝者之上仪，张照于《史记·项羽本纪》考证亦曾略见此义，而于此乃囿于旧说，欲为承祚雪帝魏之讥，遂竟谓无纪传，亦太任肊矣。夫谓立某人纪即是承认某人为正统，斯固宋以后之谬说，然纪必取一时之主，三方鼎峙，莫适为主，而书又不可无纪，则奈何乎？承祚则仍守旧法，以一方为纪，而余二方为传，然二方主传又为彼二方之纲，故不得不仍用纪体，此实向来未有之例，固不可以为有心贬吴、蜀，然岂可反谓为尊吴、蜀乎？尚镕曰：“承祚之纪操，非犹史迁之纪羽乎？羽、操俱未为帝，尚假汉年以为纪，则蜀、吴诸帝宜与丕、叡同纪可知也。承祚不作纪者，为晋讳也。然各书本国之年号，则名传而实纪矣。且《蜀先主传》始言其世系则出于景帝，继言其庙祀则袷祭高皇，终言器度则同符高祖，又明明以蜀绍汉统，岂魏、吴所能并邪？其作传者，不过仿《史记》《世家》之例，掩时人之耳目也。”按尚氏乃以承祚为阴帝蜀者，此说蜀传之用纪体固是实事，然欲证明帝蜀则误矣。世系、庙祀自是实事，岂承祚故予之，蜀本绍汉，从其实书之，何以见为非魏、吴所能并？南唐、北汉亦称绍唐、汉，彼《五代史》之书南唐、北汉，岂亦意谓非五代所能并邪？且吴传亦用纪体，岂承祚又阴帝吴乎？世家固兼用纪体，然乃封建时二重统治之法，三方不相君长，岂可以为世家？承祚所以不用世家之名，正以此故，而尚氏乃以为仿世家，误矣。原承祚之本意，盖以三方实皆当为纪，而一书不可三纪，故既不得不用纪体，又不得不名为传，此在承祚以为史法之不得不然，然任取一方皆可也，乃独取魏，则固以魏为居正矣，岂可掩乎？尚氏所引又有谬者，《项羽纪》未尝用汉年，太史之纪项羽乃通史之等观，承祚之纪操乃断代之追溯，亦不可混为一谈也。

二则称汉为蜀，直以地名示其为偏方而不用本名以敌魏也。宋黄震《日钞》曰：“蜀者，地之名，非国名，不特昭烈未尝以蜀名，虽孙氏之盟亦曰‘汉、吴既盟’，是天下未尝以蜀名之也。国之有称号，犹人之有姓氏，自古及今，未有改人之姓氏而笔之于书者也。谓其偏据欤，刘渊自谓汉，人犹谓之汉。谓其未能中兴欤，元帝南渡，世亦谓之晋矣，未闻以其居吴而谓之吴也。然则蜀之号何所始？毋乃汉贼不两立而盗憎其主人，姑改其所谓汉而私谓之蜀乎？史氏实录，将以示信万世，亦从而蜀之，何欤？儒生学士至今亦习闻其称而蜀之，又何欤？”潘眉《三国志考证》亦曰：“先主继汉统，不以蜀为国号。《江表传》载吴主曰：‘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后为帝，遂称为汉，故盟文曰：‘汉、吴既盟。’陈《志》改汉为蜀，于义未当也。”章君《丙辰札记》曰：“黄氏谓称汉为蜀，由曹操有心贬抑，又坐罪陈寿，谓命名之不正。理则然矣，后世文士亦多从之，则非有心为贬抑也。盖缘三国起事，汉献帝尚在，其后昭烈据有梁、益，势不能两汉并称，其中朝人士指西为蜀，取便分别，初不为贬抑也。贬抑则称伪汉，必不称蜀矣。”按章君谓沿称非贬抑，是也，而谓因并称之嫌则非。昭烈即位，魏已篡矣，何嫌于并邪？魏称受禅于汉，自不容更有汉，指西为蜀，亦非仅为分别也。吴人则通称为汉，其证甚多，不独盟词。吴称汉而魏独不称汉，其为有心明矣。推承祚之意，盖以魏既居正，二方自不可以国号对之，故以地称，一中国而鼎立分割，本前此所未有，无例可沿，名书为《三国志》而各自为书者，乃从其不相统属之实，而名为吴、蜀者，则示其本一全中国也。且晋既承魏，亦必不容有汉，承祚依时人之意，亦自不敢称为汉，此固非有心贬抑，然以魏为正则明矣。尚镕《辨微》曰：“魏人改汉为蜀，使绝于汉，寿虽以蜀名志，仍而不改，然《先主传》书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见其与魏王之为魏帝、吴王之为吴帝同为国号，又载群臣劝进之言曰：‘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亦兴于汉中。’又载即位告天之文曰：‘惟神享祚于汉家。’他如《杨戏传》之《季汉辅臣赞》，《孙权传》汉、吴中分天下之盟书，称汉者不可枚举。是知寿之以蜀名志者，避荀勖等之谤也。数称汉于诸传者，著蜀之实也。后人不能细考，于是萧常、郝经改为《续后汉书》，谢陛改为《季汉书》，纷纷辨驳。”按尚氏欲为陈氏辨，而皆不成辨，实可笑也。汉中之于高祖，偶合耳。汉自是中兴旧号，非因汉中，光武尝为萧王，不闻改汉为萧。尚说乃以崛起例季兴，适与其帝蜀之说相违矣。当时二方文字自是称汉，承祚虽定书名为蜀，叙事中悉用当时语，自不能改，此岂必阴予汉乃然乎？班书《王莽传》中文字常见新字，岂亦阴予之阴存其号乎？萧、郝诸人正称为汉，宜也，陈氏自不得不曲笔，乃反以后人直之者为非邪？

既不容称汉，自不容称帝，故蜀、吴皆称主，此亦前此所未有也。帝既为主，则其配亦遂止称妃，不称后，故魏曰后妃，蜀曰妃，吴曰妃嫔，其为降等之称固明白无可辨，而尚镕《辨微》乃更为之强辨，其言曰：“《二牧传》评谓魏豹、刘歆‘终于不免其身，而庆锺二主’，称高、光为二主，为蜀之二主发凡，见纪之称先主、后主，只以蜀人仕晋，不得已而因魏人也。顾氏《日知录》力辨寿称先主、后主之非，盖未悟此评。”按此说之不成理甚易见，二主之言乃行文之称，非叙事名义所在，且尚氏既言因魏人，是主之称固魏人贬抑之词，而又云以比高、光，又自相谬矣。吴四主亦称主，将亦拟之高、光乎？

三则以《二牧传》列《蜀志》之首，明以地为断，示其为偏方也。《史通·编次篇》曰：“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僭盗，为我驱除。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公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而陈寿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鹏、一也，何大小之异哉？”按此纠中矣，惜未知承祚意耳。不称汉而称蜀，正与此意同。即不信称蜀为示偏方者观此，亦必信矣。乃何氏又曲说之曰：“二牧不从董、袁群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据也。王者之兴，先有驱除，评云‘庆锺二主’，则以汉家故事明统绪所归，天祚真主，即二牧犹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则若霸国之书，其义莫非天子之事，遗臣故主之思，渊矣哉。”又曰：“序吴事则正礼（刘繇）不先于讨逆，系汉统则二牧乃冠于兴王，变其例，逊其词，所以待后之人自遇其旨于参差迷谬之中，故非当时所测也。”殿本《考证》李清植曰：“焉、璋以枝叶之亲而阴怀攘窃之志，汉帝既尝戮其二子，则亦与于叛乱之数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于义为可，又将以董扶所谓‘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者为季兴受命之符。何氏之论确矣，而未尽也。”按二人之说乍似惑人而实不成理。驱除者，一代之所因所胜也。凡断代史书列所因、所胜，皆在列传之首，未有冠于帝王之前者。若如何说，则班书陈、项当在《高纪》之前，范书更始、盆子当在光武之前乎？李氏之说，弥为曲谬，列于前以示当取，借符谶而遂列于前，本不成理，盆子、王郎皆光武所当取，何不列于前？若谓故取董扶之言以为符命，则当途之谶，袁术以己当之，作曹氏书者亦可以袁术列于曹丕之前乎？若夫《吴志》之刘繇、士燮仍列权、亮、休、皓之后，与《魏书》董、袁诸传同，而不与此同，转似于蜀示偏方而于吴则同正朝者，此自别有其故，盖季汉疆土全因二牧，孙氏之于刘、士，曹氏之于袁、陶则不然，故二牧之列不与刘、士同而示其偏方则尤显，何氏乃反以变例为天子之事，而称为“旨在参错迷谬之中”，果推此论，则凡古史之褒者皆可依己意而说为贬，卑者皆可依己意而说为尊，人谓明文不然，吾则曰此故为迷谬，如是则世尚复有真是非邪？尚镕《辨微》又为之强辨曰：“此犹《魏志》之《武帝纪》，《吴志》之《孙破虏讨逆传》，皆序其缘起，使同一例。”此其暗又下于何氏，二牧之于二主，岂操、坚之比乎？

四则蜀、吴二书书法皆不与魏为敌国之词也。《史通·探赜篇》曰：“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叙孙、刘，皆宗魏世。”赵翼《廿二史札记》曰：“《魏志》称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后称公，封魏王后称王，曹丕受禅后称帝，而于蜀、吴二主则直书曰刘备，曰孙权，不以邻国待之也。《蜀》、《吴》二《志》，凡与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见魏非其与国也。《魏书》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皆不书，如黄初二年不书刘备称帝，四年不书备薨、子禅即位，太和三年不书孙权称帝也。《蜀》、《吴》二志则彼此互书，如《吴志》黄武二年书刘备薨于白帝，《蜀志》延熙十五年书吴王孙权薨。其于魏帝之死与袭，虽亦不书，而于本国之君之即位，必明记魏之年号，如蜀后主即位书是岁魏黄初四年也，吴孙亮之即位书是岁魏嘉平四年也。此亦何与于魏，而必系以魏年，更欲以见正统之在魏也。”按此说明矣。既以魏为纪，故于二方之传参以世家之法耳。尚镕曰：“《春秋》于鲁君书公，他国之君书名，所以尊本国也。承祚既仕晋，则不得不仿《春秋》之书鲁公书魏主之谥号。既书魏主之谥号，则《魏志》自不得不书蜀、吴诸主之名。然《蜀志》书先主、后主，则犹乎魏之书谥也。《吴志》书权、亮、休、皓，则逊于蜀之书主也。同书名于《魏志》，而二志之称谓顿殊，倘非晋承魏祚，则魏与吴例视矣，岂至独书其谥邪？”又曰：“《后主传》、《吴四主传》书魏年号，论者以为开载记之端，不知《晋书·载记》书僭号而不编年，与蜀、吴六主传之例迥不相侔，且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十月篡汉，《孙权传》书黄初者二年，而《先主》、《诸葛》二传则书建安二十六年，凡延康、黄初之号一概删削，意盖以章武承建安，而僭魏无与，如《史》、《汉》之《高帝纪》以汉年接秦年，而项羽无与也。然则书魏年号于首，乃纪明世变以便书蜀、吴之年号耳。”又《辨微》曰：“魏文、明诸纪不书蜀、吴二主即位及殂没者，不以魏统蜀、吴也。先主即位，传先言魏文帝称尊号，改元黄初，后主袭位，传言是岁黄初四年，孙权改元之前，传亦言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盖纪明世变以便称本国之年号也。后此曹丕之死，叡、芳、髦、奂之即位卒废，蜀、吴传皆不书者，不以告，且为晋讳也。《后主传》书孙权称帝，吴王孙权薨，吴大将军孙废，其主亮立琅琊王休，《孙权传》书刘备薨于白帝者，以蜀、吴有庆吊之礼，告则书也。然权既称帝，而犹曰吴王，则魏之不得为帝可知也。赵氏以蜀、吴书魏元为帝魏，若如所说，《文》、《明》诸纪何以不仿《汉书》南粤王尉佗自称为南武帝之例书蜀、吴自立，《孙权》诸传何以不仿《春秋》天王崩之例书文帝崩哉？”按尚氏欲反赵氏之说，而其言实未足驳赵氏，虽有当语而终不免于蔽也。尚氏于书号、书名之异固承其为尊魏矣，乃又曰倘非晋承魏，则与吴例。夫晋固承魏矣，魏固尊矣，尚何辨乎？尚氏于书魏年号固承其为纪明世变矣。夫史以纪年为纲，必有所托，三方鼎峙，而独托于魏，非以魏为正而何？既正魏矣，复何辨乎？蜀、吴之于魏，岂尉佗及《春秋》诸侯之比？承祚是书名为《三国》，即为此故。《魏纪》之不书蜀、吴主立与卒者，本非其臣，又以绝交不赴告也，事本如此，非故示魏之不能统也。然《魏纪》虽不书此，而二方之传则书魏元，是明以魏为一书之统纪矣。先主、后主之称建安二十六年之号虽异于吴，要皆止可证承祚之尊蜀过吴，岂能证其尊蜀过魏也？故尚氏之辨，犹不辨也。且所引又非其例，《春秋》于他国之君书名，上必冠其爵，岂孙权、刘备之例乎？项羽与汉高本各自纪年，汉用汉年，岂因贬项尊刘，刘、项本无正偏之分也。尚氏方持帝蜀之论，何反视刘、曹如刘、项乎？若后主纪之吴王薨乃是吴主之，何氏已言矣。

书法之异，又有一端，曰魏主书崩而蜀、吴降为殂、薨，尚氏亦辨之曰：“魏之三祖书崩，而昭烈书殂，人皆以为贬，不知帝乃殂落，《虞史》曾以书尧也。且早世遐殂，见于后帝之诏，中道崩殂，见于武侯之疏，殂与崩有何分别邪？虽《二主传》再书殂，而蜀臣及《孙权传》书薨，前后无定，然此亦犹书操于《魏志》曰王崩，《吴志》曰曹公薨，不妨故示参差也。夫权与昭烈同为开创之君，乃昭烈书殂于永安宫，权则书薨而不著其地，窥其微旨，不特吴非蜀匹，即丕、叡之书崩，亦只同于操与昭（《吴志》书司马曰晋文帝崩），而独以《尚书》书尧之殂字加于昭烈，殆所谓数典而不忘其祖邪？”《辨微》又曰：“李延寿作《北史》，尊北朝之帝为崩，而以殂字书南朝之帝，意有抑扬，盖本《蜀志》书先主为殂。不知寿乃因改纪为传，改帝为王，遂并改崩为殂，皆以避晋人之谤，非抑先主也。《通鉴》虽帝魏，然曹丕之死亦书魏主丕殂，与蜀、吴一例，犹不同《北史》之偏袒，而其不识寿书殂之意则一也。”又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引黄恩彤曰：“《吴志》于权书薨，《魏志》于丕书崩，史为晋讳，强以天王书崩之例予之耳。于蜀独书先主殂，盖书崩则碍于帝魏之嫌，是二帝也，书薨则没其帝蜀之义，是无帝也，故祖《尚书》殂落之文以尊异之。”按尚氏、黄氏之辨亦非也。改崩为殂薨，自以不得二帝之故。《志》主魏，自当书崩，司马昭且书崩矣，况于操、丕？尚氏乃曰“丕、叡只同于操、昭”，夫操、丕、叡、昭固承祚之所尊也，何云“只同”邪？尚氏之言痴矣。寿仕晋，自尊魏，何云“为晋讳而强予之”邪？黄氏之言亦痴矣。变崩言殂，承祚为偏方非我臣者而设，李延寿用之，甚得其意，无论延寿有心，承祚不得已，要之，为降于崩一等则同耳。且殂字未必本用《尚书》，武侯之疏乃以崩殂连文，此乃变崩言殂，岂可同论？观《孙权传》之书薨，则知书殂非为尊矣，《魏志》之书王崩，从《魏志》追溯之称也。《吴志》之书曹公薨，则从其犹是人臣之称也，岂可以与刘、孙之书薨同论乎？操、丕、叡崩，皆书地，权独不书地，亦止可证其别蜀于吴，不能证尊蜀于魏也。

以上四端实皆相因，既以魏为纪，故称汉为蜀，列二牧于二主之前，而吴、蜀书法皆不与魏等，此于史体自有不得不然之势。盖史为全中国之书，纪乃一书之纲领，记事必有所托，而一书不容两纪，史以纪实，大势所归，则假以为纲纪，初不问其行事之正否。此皆史法之常，古人皆知之。后世乃以纪与否为褒贬，以立纪为承认其得正统，而所谓正统之辨乃由是纷然，唐以前固无是见也。故承祚之以魏为纪，在当时实不为奇，固非有心贬蜀尊魏也。虽然，三分之局，前此未有，其事势固与古不同，各自为书，命名三国，乃承祚之创例，既已各自为书而并立矣，何不各自为纪传，各自为纪传，何伤于魏，吾惜承祚之不知变也。即不能各自为纪传，汉之名亦何不可存，赵宋承周、汉之禅，未闻削刘旻北汉之号，习凿齿亦晋人，而直以晋承汉。今承祚必书为蜀，岂晋初三禅相承之说较严于东晋乎？抑承祚曲徇时人之论，不敢直定史法邪？且即使不能两纪，二牧之传亦不必列《蜀书》之首，书事之中亦可存敌国之体，盖三书既并立，而二方主传又名传实纪，何必定作统属之形邪？凡此皆见其不必然而然，可已而不已，吾虽未敢直责承祚，然亦不能直恕之矣。

宋以来讥承祚者又有一说曰：蜀、吴伐魏书寇。尚氏亦辨之曰：“《魏志》虽书蜀、吴为寇，为《通鉴》作俑，而何以曹、马、钟、邓之击蜀，《后主传》第书向某地，且直书司马懿之名，则亦寇而已矣，与书诸葛亮寇边何异哉？至于魏人击吴孙权，书魏明帝东征，懿俱书司马宣王，则轩轾显然矣。”《辨微》曰：“蜀汉伐魏，《先主传》书进兵，《后主传》书出攻、出围，不言征伐，乃《孙权传》书征皖城，征合肥，朱然征魏柤中，《孙亮传》亦书诸葛恪伐魏。夫吴久称藩于魏，复叛而扰边，且书征、书伐，而蜀汉之讨贼反书出攻、出围者，盖寿本蜀人，又曾仕蜀，时人闻其作史，必疑其帝蜀，使《蜀志》用直笔，人必诋为谤书，惟曲讳其事于蜀而附申其义于吴，使后世识者反复参观，自得其命意所在，此其一端也。”又曰：“魏攻蜀，止书欲攻汉中，向汉中，数道并攻，不言征伐。”又曰：“《先主传》书忿孙权，将东征，又书遂帅诸军伐吴，《权传》亦书刘备率军来伐，至曹丕击吴，则书出广陵，盖独以先主为天讨也。”按此条本非书法所存，宋人之讥固疏，而尚氏之辨亦小，即其所考，已自相矛盾。盖承祚于此诸字，本无定例，《魏书》叙事有称蜀为贼为蜀虏者，皆沿旧文而未及改正，书征、书伐之无定例，即尚氏所征可见，《孙坚传》且言袁术遣坚征荆州，其书出某地、攻某地者乃叙事较详处，非故与征伐等字为高下之别。止书向某地，何足见为亦寇？且《魏纪》固大书伐蜀矣，是书于司马懿皆称司马宣王，今作懿者数处皆后人所改，钱大昕已言之矣，岂可为轩轾之证乎？

夫诸家之言以证帝蜀以辨非帝魏，固不足矣，其所举蜀、吴二书之异以为尊蜀过吴之证则甚显确。钱大昕曰：“《蜀志》先主甘后、穆后，后主敬哀后、张后，皆称皇后，而孙吴诸后降称夫人。又《蜀志》称先主、后主，后主之太子璿特为立传，正其太子之号，《吴志》则曰权，曰亮，曰休，曰皓，皆斥其名。可见承祚原以天子之制予蜀，未尝侪蜀于吴。”又曰：“蜀先主称殂，而吴主称薨，此承祚书法之别。”赵翼亦曰：“《蜀志》称先主、后主以别于《吴志》之权、亮、休、皓，又不忘旧国之微意。”尚镕亦举孙权太子登，立十三年而卒，孙皓太子瑾，立十四年而国亡，《吴志》皆不著目，蜀称主，吴称名，蜀书殂，吴书薨，蜀仍称建安，而吴书魏年，皆尊蜀卑吴。”按安乐公降书薨，而孙皓降书死，不以蜀侪于吴（诸家所举惟此证甚显）。然不以蜀侪于吴，于尊魏乃无加损，且诸家所举亦未必为承祚尊蜀之特笔，盖季汉始终未尝屈服于曹氏，彼固承其家统，自用帝制，史家纪实，不得而夺之，非故以予之。若孙权固尝受魏之封，而后叛之，丕与权书尝谓“大义已定”，自魏言之，彼固藩臣而叛者，书薨、系魏年者，从藩国例也。至先主、后主与书名之异，则又文法宜然，蜀止二主，故称先后，吴凡四主，不可称先后，不得不称名以别之，此无关予夺也。尚氏《辨微》乃曰“吴不得侪蜀，则魏之伪尊可见”，此语可笑，夫卑吴何损于魏乎？

诸家谓承祚暗帝蜀者又有他证，其最谬者为恽敬之说。敬曰：“《史记》、《汉书》之法曰传，曰志，曰表，曰论，曰赞。承祚作史，有传无志、表，何也？彼三国者，不足当一代之制也。蜀得国最后，失国最先，吴据江表，魏以篡终始，故皆夺之。然蜀用汉仪法，无志、表亦传，若吴、魏之制，皆不传矣，此夺之至也。其以评易论，而无赞，何也？吴、魏之君若臣，皆乱世之雄耳，赞之，是长乱也。蜀以讨贼号天下，故于《杨戏传》载蜀君臣赞以别之，是正于吴、魏也。其自书曰武帝操、明帝叡，何也？与先主备、吴主权同书也。明魏之非帝而已。魏非帝，而蜀之宜为帝，人无有知之者，故于蜀书曰先主备，而于吴书曰吴主权。不称先主权者，吴非蜀侪也。吴非蜀侪，魏又何得以蜀为寇敌邪？此与之至也。”按此直全不明史法之言。表、志之有无，何关尊卑褒贬？《梁》、《陈》《北齐》、《周书》亦皆无志，岂皆夺之乎？表本非书制度，自范氏《后汉书》以降直至《隋书》皆无表，岂亦夺之乎？三国皆沿汉仪法，而有更变，不作志，则皆不传，何云蜀独传乎？赞者，进言也，本非褒词，班书于《王莽传》亦有赞，岂长乱乎？恽氏直视史赞为像赞，适形其陋耳。论后加赞，本是范氏之谬，承祚时原无此例，其评即马之论，班之赞，名异实同，意实无殊，何深意之可言？尚镕谓《史记》论、赞兼行，《汉书》无论，褒贬俱名为赞，宜郑樵驳之。陈氏易之以评，得左、马之意。其谬与恽氏同。至于今本目录乃是后人所加，非作者原本，诸史皆然，先主、后主、吴主下皆有名，《后汉书》目录诸帝号下亦旁注其名，此岂有意可言？且即使是陈氏原本，亦岂能明魏之非帝？即使此乃明其非帝，则三国之君皆非帝也，又何能明蜀之宜为帝？称先后与不称先后，已说于前，先主、后主与吴主三嗣主复何高下邪？且即使明吴非蜀侪，又何遂可明魏不得寇蜀邪？恽氏心怀窃，所见无非窃者，其言愈玄而愈痴，愈若有理而愈不成理，诚可笑矣。(www.daowen.com)

然则诸家所举阴予蜀之证竟无确者邪？曰：有二端焉。一则《蜀志》末之《季汉辅臣赞》。何氏曰：“承祚身入晋室，奉命修史，彼自谓三禅相承，同符舜、禹，安得不以魏为正？乃于《蜀书》之末，记文然之赞，假托网罗散轶，阴著中汉、季汉皇统斯在，跻蜀于曹氏之上，大书赞昭烈皇帝，则己之所述曰《先主传》者，明其逊词，实以文然所赞代己序^〔2〕传也。”何氏此论，殿本《考证》及钱大昕皆沿之。章君《和州志阙访列传序例》曰：“陈寿以诸葛不立史官，蜀事穷于搜访，因录杨戏《季汉名臣》之《赞》，略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阙文之旧章也。”赵翼曰：“载此赞而注之，以省人人立传之烦。”此二说则止以为补遗之法，与何说异。尚镕《辨微》曰：“寿盖以蜀无记注之史，臣事多遗，故全录戏赞，兼为作注。”又曰：“寿录《戏传》，盖即叙传之体也，且赞曰季汉，曰昭烈皇帝，皆与寿帝蜀之意相合，故著于篇。不然，蜀文士如寿良等，多记蜀事，何以独取戏赞。”此则兼取二说，末语微误，寿良与承祚同时，自不得采之也。二则《蜀志》之详书即位文告及策文。朱彝尊曰：“魏之受禅也，刘廙、辛毗、华歆、刘若辈颂功德，李伏、许芝上符瑞，先后动百余人，其文见裴松之注，至今遗碑在许，大书深刻，而寿尽削之，不以登载。至先主王汉中，即帝位，蜀之群臣请封之词，劝进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书特书，明著昭烈之绍汉统，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见良史用心之苦矣。”又《后主传》书太子册文，尚镕《辨微》论之曰：“魏、吴皆有立太子之册，皆削而不书，独书此贬魏之语，亦所以尊蜀也。《妃子传》及《诸葛亮》等传累载册文，皆尊蜀之微意。”按是书大体帝魏，固不可稍掩，异吴于蜀，亦与帝蜀无关，独此二端诚似暗尊蜀者，足以见承祚怀旧之心。然《季汉辅臣赞》何说终是悬揣，无以见其必然，不如章氏之言，更与承祚本文相合，然则可信者仅详书即位文告之一端耳。

要之，承祚诚有不忘故国之心，而实无季汉正统之见。诸公申雪承祚，而多生曲凿，皆由不考承祚之本末与当时之风气耳。盖承祚本谯周之徒，服膺其师，称为硕儒，《周传》亦载其谶言。周尝奉教于秦宓，故承祚多载宓之文章，却正与周为友，故承祚亦特载其文，《周传》详周劝降始末而称之曰：“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正传》又特书其造请降书，承祚所见固止如是。周作《仇国论》以非姜维，承祚《姜维传》评即承用其说，何焯、王鸣盛乃以为逊词诡说，然则古人之言皆可以诡说为词而变其意旨矣。承祚之继者为常璩，其作《华阳国志》，即阴师承祚，亦尊谯周，载其谶言，亦贬姜维，且以二主与二牧、公孙、李氏同讥，直云“先主称汉，为义士所非”，“诸葛抗上国，似宋襄求霸”，《序志》自述大旨，论险不可恃，终之曰：“齐之《国志》，贯以一揆，同见不臣，所^〔3〕以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贬绝之义。”所谓《国志》，即指承祚之书，观“一揆”云云，乃是谓承祚之意亦在贬降偏方割据，虽推衍其义，未必为承祚本旨，要必相近矣。谯周劝刘氏降魏，常璩劝李势降晋，刘、李邪正不同，而二人之意固以为尊上国，纾民患，义当如是，初未有邪正之辨也。谯、陈、常三人一脉相传，其见解本止如是。自汉末至晋，三人实蜀中学士之眉目，吾蜀人也，岂故欲摘乡先民之阴私，顾事实如是，妍者固不可使媸，媸者亦不可使妍也。且君臣大义虽传之自古，实至赵宋始精，自唐以前皆甚宽不严。论者之于三国，率以刘氏为偏，曹氏为正，徐光对石勒言“魏承汉为正朔，非吴、蜀可比”，习凿齿汉、晋之说；实当时所仅有，然以晋承汉，仍非严别篡窃之言。至于寻常论者，率以据中国者为正而已。《史通·称谓篇》尝言：“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知幾此言虽明刘为顺，犹以魏为多。此实当时流行之见，故李延寿作《南北史》，于南朝诸帝皆称为殂，即沿承祚之法。唐人之以元魏为正，犹之以曹魏为正，以此为有心奖篡贼固是苛论，然不以方域为标准而以伦谊为标准，则固其时人所不知。至于二臣，亦唐以前人所宽，其于殉一主者虽致其尊崇，而于事两朝者则不加深责，若苏则之于汉，司马孚之于魏，徐广之于晋，稍能不忘旧国，时人已称誉之矣。今诸家之申雪承祚者，如何焯、尚镕辈广为推说，谓其致意于易代之际，阴讥篡窃，隐贬二臣，此则矫宋人之过诋承祚而反以宋人之见加诸承祚，不亦诬乎。朱元晦诗曰：“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原无深责承祚之意，吾今亦仿其语曰：“承祚自晋人，后贤勿诬古。”

《史通·探赜篇》曰：“隋内史李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刘主地居汉宗^〔4〕，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辈秦穆、楚庄。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蜀乃僭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赵翼《廿二史札记》曰：“《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已开掩护之法，然特为尊者讳，至于弑君弑父之事，则一字不肯假借。自陈寿作《志》，多所回护，革易之际，进爵封国，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定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当如是。”按承祚之书亦每有微文，赵氏纠举承祚回护过甚之处每多不识微文之误，已随文辨之，然大体多回护，则非诬也。凡操之爵命，范书书自为者皆书天子命，此犹可曰为懿、师、昭地也，若伏后之被弑，曹彰之被鸩，曹植之被忌，皆不书，而于耿纪、韦晃则书反，非所谓可已而不已者乎？赵氏又曰：“《魏纪》太和二^〔5〕年大书破蜀于街亭，而不书是年蜀斩王双及三年克武都、阴平、四年魏延破郭淮、五年杀张郃，并《郭淮传》亦无与魏延战之事。此可见其书法，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也。乃至《后主传》，街亭之败亦不书，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邪，抑所据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邪？”钱大昕曰：“承祚之志范，称其辞多劝戒，然如何夔、裴潜、郑浑、杜畿、陈矫、卫觊、贾逵、王昶诸传，颇多溢美之词，盖由诸人子孙在晋显达，故增加其美，而李丰、张缉辈忠于曹氏，乃不得立传，曹爽、何晏、邓飏之恶，亦党于司马者饰成之，初非实录，其亦异于良史之直笔矣。”按赵、钱所举皆甚明确，非文致也。夫因仕晋而尊魏，止在名义大体，若小事固不必讳，魏之败失，非司马氏之辱也，何必讳？然则凡此曲笔，未必由于有心，赵氏因旧不正之言盖得其实。承祚之于史材，实有别择之能，凡裴注所引为承祚所不取者，其说大氏歧牾，何焯、赵翼已条举之矣。然于通识则固不足，不特书法义例未能精密，即事文之虚饰而不见歧牾者亦多未能察其非，此固可观其全书而度得之，此其病在于浅而不在于私也。

若《晋书》本传所举其私曲之事，固不足信，前人已辨之。传曰：“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周柳虬、唐刘允济、刘知幾皆传此说。近朱彝尊辨之曰：“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等五人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造此谤者，亦未明寿作史之大凡矣。”杭世骏论丁仪、丁廙曰：“寿岂不直为立传而已，于《陈思王传》则曰‘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于《卫臻传》则曰‘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贵临菑侯，丁仪等为之羽翼’，是夺嫡之罪，仪、廙为大，当与吴之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皆在不赦，而仪与廙又恃宠而害贤，毛玠、徐弈、何夔、桓阶之流，仪等莫不交搆其恶，疏斥之而后快，然则之二人者，盖巧言令色孔任之尤者也，史安得立传？王沈于丁氏无求也，其撰《魏书》，一则曰‘奸以事君’，一则曰‘果以凶伪败’。鱼豢、张骘于丁氏又无求也，豢撰《魏略》，称文帝欲仪自裁，仪向夏侯尚叩头求哀。骘撰《文士传》，称廙盛誉临菑侯，欲以劝动太祖，则仪、廙之事，寿所书皆为实录，而吾微窥寿之用心，于书法实为忠厚之至。毛玠，仪所谗也，玠出见黔面，其妻子没为官奴婢者，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寿不属之仪，而第曰‘后有白玠者’，白者谁也，非仪即廙，寿盖为之讳也。且寿又未尝没仪与廙之长，在《刘廙传》则曰‘与丁仪共论刑礼’，在《王粲传》则曰‘沛国丁仪、丁廙亦有文采’。使寿不求米，为二丁传，若此止矣，顾安得佳。修晋史者不引此为传信，而归之于或人。或也者，疑而未定之词也。”潘眉亦曰：“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启衅骨肉，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按诸家说皆甚明，惟传云“或曰”，本是疑词，而二丁之不当立传又非以其奸，史不以立传为褒，唐以前人犹知之，史之所书本非限于忠正，杭、潘之说欲极其论，反成支谬，乃刘知幾所谓画蛇添足者。且二丁善植，见恶于丕，王沈、鱼豢之所书乃是丕党之言，何足为信？善植本非不义，夺嫡岂可为罪？若丕之凶狡，正宜夺耳。承祚止言为植羽翼，本非贬词，毛玠之事，不书二丁，殆本非由二丁，未必承祚为之讳，杭氏自为丕党之言所蔽，乃转以诬承祚，弥失之矣。二丁本可不立传，朱氏之言已足矣，无取多为支词也。《晋书·寿传》又称：“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髠。寿为《亮传》，谓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议者以此少之。”朱彝尊辨之曰：“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为张郃所破。初未尝以私隙咎亮。至谓亮将略非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王鸣盛亦曰：“寿撰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盛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尚镕《辨微》曰：“《亮传》谓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王平传》谓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寿若毁亮，当为隐恶。以此知《晋书》之妄也。”

承祚之于史，有才、学而已，识则颇浅，非特不及马、班，且视蔚宗犹逊。马、班、范皆有著书之宗旨，而承祚无有也。马、班、范皆能发明一代之风势，而承祚不能也。此非可举例以明，然即观其评已可见矣。史公之论，固无定例，班赞较整，犹或详或略，各有用意，蔚宗之论，虽指限一人，文亦过长，而每借以明义，不少文外远致。承祚之评，惟刘馥等传、武、文世王公传、桓阶等传诸篇论及大势，稍见史识，余悉论人之语，人各数言，沿袭班书之体，而益破碎，又多直少曲，多褒少贬，其褒贬又皆当时人之褒贬，若贾诩无贬词，而夏侯玄有贬词之类，即讥刘放、孙资，亦是时人公言，不惟无拔特之见，且亦少微婉之词。其褒语直类碑颂之文、先贤之赞，盖汉末名誉之风盛，郡国之书甚多，承祚固尝作《耆旧传》者，移其笔以为史，故形其陋，《史通·论赞篇》谓为“偄缓不切”，非苛也。夫三国之时，于古今之变不为不重矣，州镇之制渐成，门阀之风益显，横则吴传名士之习而魏尚吏事之能，纵则刑名之术盛行而老、庄之家渐起。若在马、班，必运其圆神之体以显其推移之迹，承祚既不能为表志，而纪传之中复少综合提挈之能，局促方幅，徒以简洁称高，岂不惜乎？

承祚诚善叙事，然其佳乃在遣词而非在去取，其所去者如裴注所录固多不足信，而其取者则亦非皆要切。每载问答恢嘲之琐言，常仍旧史碑颂之冗语，称谓参差，书人字而不名，此皆沿自旧文，未及删改。虽小节不必苛责，然亦可见专以简洁推陈者之未审也。

钱大昕曰：“承祚《志》以简质胜，然如曹植责躬、应诏之诗，却正之《释讥》，华核之草文，薛莹之献诗，魏文帝策吴王九锡文，吴主罪张温之令，许靖与曹公之书，周鲂谲曹休之词，骆统理张温之表，胡综托吴质之文，事无系乎兴亡，语不关于劝诫，准之史例，似可从删。杨戏《季汉辅臣赞》既全录其文，而《志》不立传者，复注其行事于下，西州文献，藉以不坠，厥功诚伟矣。然自我作古，亦非前史之例也。”又尚镕《辨微》论《陆凯传》抄列凯表曰：“寿作《三国志》，欲黜华崇实，以为劝戒。凡有裨世教之言，必悉力搜辑，故蜀载诸葛氏集目录，亦取其声教遗言，经事总物，有补当世，非徒仿《汉书·扬雄传》著《法言》之目也。至三国人无益之文赋，则不少概见矣。此等史识，虽马、班亦未逮。”又曰：“《史》、《汉》司马相如、韦贤、扬雄等传，多载浮靡之诗赋，殊觉冗滥可厌。寿于《魏志》载曹植诗二篇，《吴志》载薛莹诗一篇，胡综赋一篇。统观《三国志》，诗赋仅此四篇，且体皆四言，典而不冗，何体裁之雅洁也。”按此二说相反，钱语有稍过处，尚则陋矣。录杨戏赞乃变例之善，九锡文与谲曹休词录之亦有意，不可谓为非。一代之文章，固当甄录，必以系兴亡、关劝戒为准，乃刘知幾之陋说耳。然如许靖、胡综之文，则诚可删，张温之事亦嫌过冗，且诸传多载笺启之文，既不足见文采，又于事无关系，虽短亦冗。《史通·载文篇》言“陈寿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此语为允。尚氏谓无益文赋，不少概见，盖未详复正文耳。《史记》所载诸文，高出薛莹、胡综甚多，莹、综可书，卿、云反不当书邪？韦贤之诗，正是后世四言之祖，且史家载文，岂专取典雅，尚氏之言乃不足辨也。

《史通·烦省篇》曰：“陈寿偏委蜀中，巴、梁语详于二国。”浦起龙曰：“《蜀志》最短，何以云然？恐兼所撰《耆旧传》而言。”按蜀无史书，承祚无所凭借，故虽世近地小，而不无遗漏。是以孙安国入蜀，询故老以补正其遗失。然惟其出自手创，故颇精核。世称承祚能简者，惟《蜀书》足以当之耳。若《魏》、《吴》二《书》，原本旧史，详则诚详，而芜冗未删者多矣。

（据《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版）

注　释

〔1〕　题为编者所加。

〔2〕　序，原作述，据《义门读书记》卷二十七改。

〔3〕　“所”字据《华阳国志》补。

〔4〕　宗，原作中，据《史通》改。

〔5〕　二，原作三，据《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