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范晔的史论

施　丁

一

范晔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所撰的《后汉书》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献，范晔在《后汉书》中，不仅叙述了东汉的历史，而且评论人物和史事。所发的史论，主要是采取论、赞、序的形式，分散于各篇。比之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后汉书》的史论显得数量多些，文字长些，较为突出，范晔往往以其史论自负^〔1〕。

对待范晔的史论，历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轻视，一种是推崇。范书问世不久，其史论就受到学术界重视，南朝梁萧统所编《昭明文选》，史论两卷收了范晔的史论五首。占该书史论两卷十三首的五分之二，比其他史家史论入选的都多些，如班固史论入选的是四首，干宝史论入选的仅二首，沈约史论入选的也仅二首，可见萧统对范晔史论的重视。但是，唐初大史学家刘知幾谈到范晔的史论，则讥其失之于“烦”、“矜炫文采”^〔2〕。到了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范晔的史论一篇也不收，可见其轻视态度。而顾炎武引述范晔的《儒林传·论》与《左雄传·论》，称允为“知言”^〔3〕；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有几条评论范晔的史论，如《范矫班失》、《党锢传总叙》、《孔融传论》等条，就论析了《后汉书》的《班彪传·论》、《党锢传·序》、《孔融传·论》、《儒林传·论》等；赵翼称许范晔“立论持平，褒贬允当”^〔4〕，可见他们重视的态度。

至于近世，对待范晔的史论，虽有少数学者讥其“并没有多少独到的见解”^〔5〕，但多数学者予以称赞。有说：“序意则诚精……其美乃在：汇传能挈举一代之得失，杂传能间破一时之习见。”^〔6〕有说：“范氏所作诸序、论，特别是《循吏传》以下诸序、论，往往能打破朝代断代，探求叙述各个历史现象发生、发展及其归宿，这是他所做的通古今之变。”^〔7〕有说范书诸序论大多是“中古史论之杰作”^〔8〕。

我们认为，评判史论，不能过分地计较其议论文字，也不能斤斤计较其文有与其他论文雷同之处，而应鉴评其历史见解与观点。范晔论史，是有文采的，也颇以文采自喜。他生当讲究辞藻的南朝，难免受到当时文风的影响，所以评他“矜炫文采”不无道理。范晔论史，往往袭用华峤、袁宏等人的成文，古今不少学者已经指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但范晔论史，炫文采为次，袭旧文不多，主要还是发表历史见解，有值得重视的史识与史观。我们想就这个方面，谈谈对范晔史论的浅见。

二

范晔本想通过发表史论，“以正一代得失”^〔9〕。所以，他在《后汉书》中尽管有不少一事一议、一人一议的做法，但不仅如此，有些杂传论和四夷传论还能纵论一代变故，如：《循吏传》、《酷吏传》、《宦者传》等篇的序，是论东汉的政治；《党锢传》、《逸民传》等篇的序，是论东汉的风俗；《东夷传》、《南蛮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传》、《乌桓鲜卑传》等篇的序论，都有论述四夷历史及汉夷关系的内容。其中有的史论，还论及东汉以前的历史，如：《党锢传·序》论战国以来的风俗变化，《东夷传》和《南蛮传》的序，论述东夷与南蛮自古以来的历史。

但说范晔所做的是“通古今之变”，未免评价过高。

我们指出这一点，并不想苛求于范晔，只是要明确一个事实：范晔《后汉书》叙述的是东汉一代史事，对东汉以前的历史只是偶尔提及，而且其论古今变化较为精彩的《党锢传·序》，还是袭取袁宏的古今风俗变迁论^〔10〕。他议论的主要是一代变故，因为他写的是断代史，论史必然受此限制。正如班固的《汉书》写的是西汉一代的史事，虽然其中的十志、杂传和四夷传多有追叙和议论古今历史的内容，但基本上还是写西汉史事，所论也主要是西汉一代变故。应该说，范晔如同班固，在史论上，基本上还没有冲破断代史的限制。所以说，范晔还谈不上“通古今之变”；就此而言，他比司马迁，是望尘莫及的。

范晔论东汉一代变故，颇有精彩处。他论政很多，也有高论，如《中兴二十八将论》，他在此论中，发表了自己对于“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致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之论的异议，提出如何处置功臣和选用贤才的看法。他根据西汉功臣在政治上的作用与地位，以及最高统治者处置功臣的办法与影响的历史事实。他以为对待功臣实有难处：“直绝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如何是好呢？他认为光武帝总结了历史经验，权衡是非轻重，在经济上给功臣以优厚待遇，把他们养起来，在政权上使用一般官吏，不让功臣左右政治，即所谓“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的办法，较为妥当。末了还说：“昔留侯以为高祖悉用萧、曹故人。而郭伋亦讥南阳多显，郑兴又戒功臣专任。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意思是，功臣专任，难免“私溺”之失，只有广招贤才，才是“至公”之道。处置功臣，在封建社会里是关系权利得失与社会安危的一项大事，是最高统治者始终感到棘手的问题。范晔是承认功臣之功劳的，并不主张打倒功臣，对功臣不得世泽还有“追诵龙蛇之章”的叹息^〔11〕；但他不赞成功臣占据要津，以妨贤者之路，所以他在是论的末尾笔锋一转，而论“必广招贤之路”，可谓有历史见识。《文选》收编此首，也是有识的。

像如此论政的高论，范书中并不多见，较多的无非是些以仁义为本、宽猛相济等老生常谈，无啥新见。

三

范晔最精彩的史论，当数他对东汉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论评。

《循吏传·序》论道：“光武帝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崇尚轻法，提倡节俭，“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然而，时隔不久，“吏事刻深”，政风转变，谏者规讽也不收效了，“所以中兴之美，盖未尽焉”。意思是，东汉皇朝起初勤约成风，然而有始无终，变了。何以如此呢？起初勤约，是因君主出身民间，长于战乱，知民事之艰难，务求安定；后来政风变化是何缘故，他话到嘴边又吞下，戛然而止。尽管如此，摆出了这个问题就有一定的见识。《酷吏传》的序和论云：自西汉到东汉，始终存在严刑酷法之风。以“酷能”著称者“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威誉煊赫”。《宦官》、《党锢》与外戚等传，也多论及当时的政风，对当时政治风气的转变，论者似寓讽刺之意。

范晔论东汉的社会风气，突出点不在于论东汉风俗变化，因为那是袭用了袁宏的古今风俗变化论；而主要表现在表扬节义之时，区别诚与伪，揭露饰伪之丑行。

历史总有复杂的现象，当东汉敦尚节义之时，就有人赶时髦，要名誉，矫行饰伪。对此，范晔主张“推仁审伪”，以“辨贞邪”^〔12〕。如对“党恶误国”的胡广，讥其“共李固定策，大议不全”，还说此人“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疾，及免归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这似乎是表扬，其实是贬斥。并有“胡公庸庸，饰情恭貌”的定论^〔13〕。因为这种人当面装好人，背后专搞鬼，伪饰是其钻营之术。而论仗义守节的李固，便说：“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14〕意思是，李固的言行，不是为名，而是以卫社稷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与胡广等人相比，简直是金玉与粪土之别。论者对诚与伪的态度，在此严肃地表达了出来。

范晔曾记述：邓彪其人，将自己的封地让给了异母弟荆凤，以猎取节义的声名，果然得到皇帝的称许，接着做了官，平步青云^〔15〕；刘恺其人，本当继承其父的爵位，但他让给了其弟宽，而遁逃避封，也得到皇帝称赞，被征召入仕，步步高升^〔16〕。而在论丁鸿“让而不饰”时指出：孔子、孟子赞扬太伯、伯夷之让，“后世闻其让丽慕其风，徇其名而味其致，所以激诡行生而取与妄矣。至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受非服而己厚其名，于义不亦薄乎”^〔17〕！这就指出了邓彪、刘恺之徒转让爵位，为义是假，沽名是真，实是饰伪行为。论者深刻揭露了这种社会风气，是难能可贵的。

四

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分析和鉴别。这里举例说明。

先说范晔论宦者之流。他除了从纵的方面论述了宦官在政治上的发迹史，还着重剖析东汉宦官得势的主客观原因，及其在政治上的特殊影响。他说，宦者有其“刑余之丑”的特殊身份，“即事易以取信”，加之“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所以“少主凭谨旧之庸，女主资出纳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这就指出了宦者取宠得势的主客观条件。又说，宦官“诈利既滋，朋徒日广，直臣抗议，必漏先言之闲，至戚发愤，方启专夺之隙”，这就分析了宦官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同朝臣、外戚等复杂的纠纷。还说，宦官“剥削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这就说明了宦官祸国殃民的罪状^〔18〕。可见范晔是从历史矛盾中对宦官之患进行具体分析的。

次说范晔辨诚伪之别。在时尚节义中，有诚，也有伪，何以辨之？范晔以为：“夫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誉毁别议。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19〕意思是，有种人借仁以求利，仁是打的旗号，利是追求的目的；有种人身体力行以合义，不以义为幌子，而自觉地践义，这就是诚与伪的区别。可见范晔是从矛盾性质上对诚伪加以鉴别的。不仅如此，范晔还指出有些学者的言行，如马融之流，在口头上知节义之可贵，而在行为上则“羞曲士之节”，此是何道理呢？范晔论道：“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物我异观，亦更相笑也。”^〔20〕这是从经济地位上来分析各种人物对待生死安危之态度的。也就是说，人生观和世界观是由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这里颇有点朴素唯物论的味道。

再说范晔析人物之性。范晔评论历史人物，往往区分性之善恶、品之清浊，有“性分”^〔21〕、“性尚分流，为否异适”^〔22〕之说。他还论道：“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23〕大意是：渭以泾浊，乃显其清；玉居砾石，乃见其贞。物性有区别，人情有爱憎。香臭不混同，互相有消长。芳草以香自烧，脂肪以明自消。这是论人物品性区别与矛盾消长，“表现了矛盾对立和转化的朴素辩证法观点”的^〔24〕。

由此可见，范晔论史，颇有一些朴素的唯物辩证法。

五

范晔论史，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历史观点。

关于范晔的无神论，历史学者以往多有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现在只想补充一点修正意见：范晔在天人观上，并未完全否定“天道”。他在《光武纪·论》中提到祥兆，还说：“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意思是，刘秀称帝似与天命有关。他在《郎襄楷传》中，写了郎继承父业，“望气占候吉凶”，襄楷“善天文阴阳之术”，并论：“郎、襄楷能仰瞻俯察，参诸人事，祸福吉凶既应，引之教义亦明。此盖道术所以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者也。”这里也承认天人之间有一定的应合关系。所以，我们还不能因范晔有些无神论的话语，就断定他毫无天命论思想。说得准确一点，范晔只是感到天道难知，所谓“夫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25〕。他说：“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26〕又说：“舍诸天运，征乎人文。”^〔27〕意思是，与其毫无把握地谈天道，还不如老老实实地论人事。他论刘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运，拟踵三分，其犹木禺之于人也”^〔28〕。这也是重人事的看法。在范晔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无神论倾向，不迷信天道和鬼神，思想就算进步；如果稍加夸张，越出了真实即使一星半点，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也就不是范晔的思想了。

范晔的历史观，似乎有点难捉摸。但他论这论那，历史观点是显然的。如：或论学者宣传儒学的功效：“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远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29〕意思是，学者谈仁义，传儒学，使人们懂得人伦纲常，就可使权臣豪杰息其邪恶之念，延缓朝纲的寿命。

或论仁人君子心力的作用。他说，东汉取士有法，人才辈出，到了末年，“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队（坠），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30〕！意思是，仁人君子持正仗义，屡遭挫折，然百折不挠，所以能维持世道人心。

或论人力难挽回局势。他就窦武、何进等外戚想重振朝纲，而败于宦官之事发论：“窦武、何进藉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侍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势，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传》曰：‘天之废商久矣，君将兴之。’斯宋襄公所以败于泓也。”^〔31〕意思是，当大势已去之时，不管谁有多大智力与权势，也难扳回历史大势。

或论履信思顺则得福。他就袁术假符僭称而终于败亡之事发论：“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夫事不以顺，虽强力广谋不能得也，谋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变诈妄生矣。况复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虽假符僭称，归将安所容哉！”^〔32〕意思是，顺于天而不逆，谋事信而不诈，就能得天之助而办事顺利。

将这几种论调联系起来看，所谓“天”，主要是指历史大势，人与天有矛盾，只要人顺应天就大有可为；儒家学者的宣教，仁人君子的心力，能起到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这是对荀子天人论的继承和发扬，虽然思想上不完全否定天命，但已把它撂在一边，而讲历史大势与君子心力了。当然，讲宣传儒教的社会作用，而不是讲生产力的历史作用，讲君子心力的客观影响，而不是讲人民群众各项运动的推动历史前进，归根到底还是唯心史观；但讲顺于大势才能办事顺利，还是有点唯物史观因素的。

所以，我们认为，范晔史论中可贵的思想，在历史观方面，既有无神论倾向，还有唯物史观因素。

*　　*　　*

范晔论史，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班固史论的优良传统，将史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

范晔的史论，在南朝史坛上是有特点的。当时“崇饰竞华，祖述虚言，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33〕，可以说形而上学严重，唯心史观横行。而范晔感愤于世道人情^〔34〕，所发史论，不仅在文风上，少淫丽，多矫健，而且在内容上，多论历史成败，少做人物品题，不局限于一人一事，而通一代风势；在方法上，多做具体的分析与鉴别，少下泛泛的空谈与定评，有朴素的辩证法；在史观上，不仅有无神论倾向，而且有唯物史观因素。正因于此，范晔在中古史论方面占了重要的地位，并享有很高的声誉。(www.daowen.com)

（原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8期）

注　释

〔1〕　参见范晔《与诸甥侄书》，见《宋书·范晔传》。

〔2〕　《史通》之《论赞》篇、《序例》篇。

〔3〕　《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条。

〔4〕　《廿二史札记》卷四“后汉书编次订正”条。

〔5〕　杨翼骧：《裴松之与范晔》，《光明日报》1962年7月14日。

〔6〕　刘咸炘：《〈后汉书〉知意》。

〔7〕　束世澂：《范晔与〈后汉书〉》，《历史教学》1961年第11—12期。

〔8〕　陈光崇：《关于范晔〈后汉书〉的三个问题》，《光明日报》1963年11月20日。

〔9〕　范晔：《与诸甥侄书》。

〔10〕　参见《后汉纪》卷二十二。

〔11〕　《后汉书·耿弇传·论》。以下凡引《后汉书》，不再注书名。

〔12〕　《桓荣传·论》。

〔13〕　参见《胡广传》。

〔14〕　《李杜传·论》。

〔15〕　《邓彪传》。

〔16〕　《刘恺传》。

〔17〕　《丁鸿传·论》。

〔18〕　参见《宦者传》的序与论。

〔19〕　《王良传·论》。

〔20〕　《马融传·论》。

〔21〕　《逸民传·序》。

〔22〕　《独行传·序》。

〔23〕　《党锢传·赞》。

〔24〕　白寿彝：《陈寿、袁宏和范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25〕　《李通传·论》。

〔26〕　《郎襄楷传·论》。

〔27〕　《刘虞公孙瓒传·论》。

〔28〕　《刘表传·论》。

〔29〕　《儒林传·论》。

〔30〕　《左雄周举黄琼传·论》。

〔31〕　《窦武何进传·论》。

〔32〕　《袁术传·论》。

〔33〕　《晋书·儒林传·序》。

〔34〕　范晔：《后汉书·陈蕃传·论》有“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之语。李延寿于《南史·范泰附晔传》指出：范晔“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此可证明范晔撰书发议，有论古慨今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