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晔《后汉书》的巨大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陈千钧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宋书》本传称赞他“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不但“性精微有思致”，而且敢于“讥谤圣时，上议朝廷，下及藩辅”。这位才华横溢、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英勇斗士，最后被诬为“谋反”而“伏诛”，诚堪叹息。

关于范晔的思想，他提倡儒、释、道三教合流，用唯心主义的宗教观作为愚民的统治工具，本人对此曾经做过严肃的批判^〔1〕；对他的折中主义思想，也指出其包含某些朴素的辩证法的进步一面^〔2〕，兹不再赘。

本文着重分析被范晔自诩为“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3〕的《后汉书》，其超越前代史家之处，及其对后世史学的深远影响，当给以一定的评价。

一

范晔在《后汉书·自序》中强调指出：“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以正一代得失”。他特别推崇“《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这是有感于刘宋王朝建立后，对国家民族的新形势而发的。

在国内问题上，提倡民族团结，力促国家统一

范晔站在时代的前列，反对民族压迫，提倡民族团结；反对南北分裂，力促国家统一，确有其独到之处。

考《史》、《汉》两书已有《循吏传》，并有附论说明它的意义。但我以为，在史公的始意，只是要揭露当时的残酷统治，而编写《酷吏传》，但又不得不编写与它对立的《循吏传》作为对比。可是，他的心目中当时确是难于找到循吏其人，只勉强凑出春秋时期的孙叔敖等三五个“奉职循理”之人。班固才明白地描述出，所谓循吏的“政平讼理”、“居以廉平”、“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诸特点。而范晔则更强调郡守以下的官吏，除要教民发展生产之外，尤当注意使沿边民族杂居的人民，能够和好共处，这是当时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首要条件。这是作为史学家和政治家的范晔总结了两汉以来，尤其东汉一代对兄弟民族政策得失的经验得出来的。对于这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的大事，《后汉书》的作者警告人们，万万不能须臾忘记。

刘宋时期，对内方面，沿边和域内的少数民族不时反抗，削弱了王朝的力量，也影响到对外作战。范晔本人曾于元嘉八年（431），随檀道济军北征，北边民众惊慌流散，以致粮食缺乏，被迫退军。不久，他为长沙王刘义欣长史驻军事重点寿阳的时候，就吸取经验教训，着重安顿流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寿阳成为“盛藩强镇”。正由于范晔有亲身经历，他在《后汉书》中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才能如此真切中肯。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自魏、晋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使各族人民备尝战争、杀戮、掳掠、迁徙的痛苦；另方面，民族大流动的结果，又使沿边和南方增加了人力，加速了生产的发展，逐步消弥了民族间的隔阂，奠定了南北统一的基础。在北方一个统一、强大的魏尚未完全建立之前，南方的刘宋则首先具备了客观的条件。刘裕（宋武帝）先后两次北征，北方人民以参军和献粮的实际行动来欢迎，可为证明。但是，刘裕的武力统一，已经来不及了，而其继任者宋文帝虽有恢复中原的大志，却因犯了一连串的错误，始终没有成功。

作为进步历史家的范晔，对国家民族大事的前途最为关心。他积极地做好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首先是在编撰《后汉书》一书里，总结出后汉一代民族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民族关系上，作者在东夷、南蛮、西羌等列传里，反复强调汉族和各兄弟民族是同出一个祖宗或者在远古就联系在一起，是兄弟的关系^〔4〕；他要求民族地区的郡守，应如后汉的辽东太守祭彤那样，“威詟北方，声行海表……万里朝献”（《后汉书·东夷传》。以下引《后汉书》只注篇名）；或者像任延的“移变边俗”，先后在西南的九真和北方的武威两地，教民稼穑、兴修水利，大倡教化，使各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循吏传》）。范晔批判了“汉氏征伐戎狄，有事边远……倾没疆垂，丧师败将”，但戎狄还是“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同时也肯定了，如果是“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那将是“举种尽落，回而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西南夷传》）。很明显，各族之间只要和好相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风气，那么，不管山高水远，他们都会联合在一起。他颇为赞赏，“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东夷传》。按：汉朝曾对各族封王或封将军等，刘宋王朝仍沿惯例加封号，见《宋书·蛮夷传》）。范晔是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成员，无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大汉族主义，是其局限性；但他强调各族同出一个祖宗（史家司马迁、班固的优良传统），共居一地（毗邻），需要友好相待，才有共同的利益，这与传统的严“夷夏之防”的种族偏见是相左的，因而更显得难能可贵。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毛泽东选集》横排本586页）。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国际交往中，反对武力掠夺，主张友好往来

在国际交往问题上，《后汉书》鲜明地反对武力掠夺，主张友好往来，维护双方利益。

两汉对外交通，不论是东方或西方，据史书记载，都是通陆道在先，跟着海道也通了。

（一）在东方，以通倭国为终点。首先是陆路由辽东达朝鲜起，《后汉书》补述了自汉武帝以后事，说“使驿［译］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这些国就是渡海经朝鲜而来的，有拘奴、朱儒，祼国和黑齿等国，航程以千里计，时间多的达一年，“使驿［译］所传，极于此矣”。从中国方面来讲，这是由陆路再渡海的路程。范晔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后，特别指出“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今侯官，此指浙江、福建沿海地，那已是刘宋与倭通航的地点）之东”，“人民时至会稽市”（《东夷传》）。这里强调了各国人民间早有海上的互相往来^〔5〕，补充了官家记录的不够。

（二）在西方，以通大秦为目的。由陆路通西域，始自汉武帝时。汉武帝曾派使臣到安息，跟着安息又派人随汉使到中国，并把犁靬幻人奉献汉朝。犁靬即大秦（今称罗马）。汉人初次听到有大秦国，但终西汉之世，都没有人直接往来过。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使大秦，阻于海，也没有成功（据说“大秦、安息、天竺交易于海中”，大秦也很想通汉，但安息要垄断汉人缯采之利，一时被阻了）。但是这条通西域的大路，经过东汉人的努力开拓，规模是空前的，比西汉又前进了一大步。范晔描述它的景象是：“立屯田于膏腴之野”，“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译］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西域传》）。这就是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象征着东西方人民的友好交往。范晔对大秦国的人民、疆域、物产和政治等做了非常美好的描述。可惜这个“丝绸之路”，因东汉末季政治的衰乱，终于闭塞了。

陆路的闭塞，就是海航的开始。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商人以大秦王安敦名义，从日南域外来献。范晔说这次是“始乃一通焉”（好不容易的第一次直接通商）。也就是海运的初次成功。范晔又以这次的“表贡并无珍异”（《西域传》），怀疑前者传闻恐有失实之处。这是历史家尚实的态度，应该说是好的。但是这是否首次，我看有深入探索的必要。

第一次两国政府人员（尽管可能是商入假托）接触，见于政府的记载，通商也应是真的。但是，人民间互相往来的开始，那就早已有之。如大秦的“多种树蚕桑”，虽是一种传闻，但养蚕是中国人所首创（罗马史也承认是中国所传去），如果不是大秦人从中国带走，也就是中国所传去，二者必居其一。可见，两国人民的接触，必然先于延熹九年无疑。另一方面，中国自南方通西方海运的开始，也应早于汉武帝派船购财宝之先。《汉书·地理志》说，南海郡（今广州）“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这些珍异物，除一些是南方土产外，都应来自海运。自徐闻、合浦船南行经过许多国家，“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这是他们来。又，汉武帝“设译官与应募者”，派船往买明珠璧流离（琉璃）等，载黄金和杂缯作交易，船达黄支国之南的巴程不国。在西汉末王莽执政时，曾给黄支国许多财物，使它向汉献生犀牛。黄支属今印度境。可见自汉武至西汉末，官商船往来印度洋，并没有停止过，而中国商船航行应比官船更要远些，则中国与大秦两国人民在印度洋有过接触，应是很可能的。而且有这样传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如果两国人民没有接触过，怎能说他们貌似中国人？又如果不是秦人（汉的先人应是武帝未平南粤时自称秦人）看到他们，又怎会叫他们“大秦人”？（这是说像自己人啊）^〔6〕据此，中印航运早为不知姓名的“秦人”所开辟，时间肯定在西汉之先，是无可置疑的了。

此外，后汉时期接通往西方的还有西南夷永昌郡属的昆明夷境。汉对西南夷平定后，于和帝永元九年（94）徼外掸国（今缅甸地）首次遣使奉献。此后经过了二十多年，又于安帝永宁元年（120）来奉献。比所谓大秦王安敦通使亦早四十多年，掸国除朝贡外，并献乐及幻人杂技队近千人，其中一些人就自称“大秦人”，还说掸国西南通天竺和大秦（《西南夷列传》）。范晔于此强调赞美一些太守如张乔和朱辅等人的治理得当，徼内外夷人自愿内属，一次就多到六百万人，种人好几十族，而且献《远夷乐德》、《慕德》、《怀德》等诗章，歌颂汉功德。那时候，远近物产的交流，使东汉府库无所不有，商业空前繁盛。永昌实为东汉西南一个中外通商要地，包括通天竺、大秦等国。

当时通航西方首先渴望的是大秦，其次则是天竺（身毒）。西汉张骞介绍过身毒，但《汉书》对它谈得很少。估计在西汉末季，已有僧人往来中国，所以《后汉书》说“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西域传》）等，而对佛法还不大清楚，直到和帝时它好几次遣使奉献。其后陆路又塞。复于桓帝延熹二年和四年（159、161）两次从日南徼外来献，是为与天竺海运交通的开始（当然这也是限于官家所记）。因此，《后汉书》对天竺的记载较为详细，说：“其地临大水（海），有城几百座，分建几十国”，“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当时邻国月氏贵霜王最强，天竺诸国俱被臣服（《西域传》）。

关于佛法不能保国这一点，宋文帝君臣曾经讨论过，认为佛法戒杀，将不利于国家的战伐^〔7〕，于元嘉十二年（435），又宣布对佛教采取某些限制^〔8〕。然而也没有完全排斥之意。

总之，范晔对海外和四境的交通，强调双方的利益，当时除物产和文化的交流外，与四境的种族，则是赏赐之厚，封官之多，“动以数百万计”；而汉朝则不论什么山珍海产异物“积于内府”，“夷歌巴舞、殊音异节之技，列倡〔唱〕于外门”。这都是不用武力的结果，所谓“柔服之道，必足于斯”（《西南夷传》），这是范晔强调指出自己著书的“精意深旨”之一。也是暗示刘宋在当时北方陆路长久阻塞之下，应努力发展海运事业。当时的刘宋，已东来倭国，西南通天竺。此后萧梁又通波斯、通扶桑（《南史·夷貊传》）。到了隋、唐时，海上交通更加繁荣。

二

司马迁自认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说”而创造了纪传体的史书。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史籍只附庸于六艺略《春秋经》之下，仍没有给它独立的地位。范晔当许多作者以“模经为史”成风之时，首倡史应离经而独立，为此后“经、史，子、集”四部的先声。

史与经分离，史与文有别

司马迁的《史记》原叫《太史公书》。据他的《自序》说有人把它比之《春秋》，他谦虚了一番，不敢比《春秋经》。班固据以编为《汉书》，但是叫做“书”，就应该是《书经》的“书”（与后来泛说书籍的书不同）。因之，《汉书·艺文志》——现存目录学之祖，就把它划为《春秋》一类。《汉书·叙传》说：“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这一句引起后人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其实就是继《春秋》而作之意（因此后人把史籍名叫书、志、考、史等）。时代的发展，逐步要求史书应有自己的特点，这本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魏、晋以来的保守史家，竟然在“周末书道废”之后，还一味仿古。如晋孔衍著《汉尚书》、《后汉尚书》和《魏尚书》等，真有如刘知幾所批评的“剪裁今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现涉守株”（《史通·六家》尚书家）那样，只追求形式，此其一。其次，是词句的模古，如谯周的《古史考》，干宝的《晋纪》等等，许多仿古的词句，而“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史通·模拟》），此其二。还有用魏、晋盛行的骈文，加以史书的记叙，“以至弥漫重沓”（堆叠典故），此其三。这里引的是唐代刘知幾的批评。而范晔早于二百年前已排除古人尊经仿古的滥调，首先提出“史书”^〔9〕这个词，这是从形式上史与经的区别。在内容上，他在《自序》中主张，史书应“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要“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之得失”，即内容记叙与论评区分，相次而述，等等。这样，史书就离经而独立了。

范晔在《自序》中强调表明，他“常耻作文士”，跟着说“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这是讲他编写史书的实践。对于古今人的史学著述或评论，他都“殆少可意”。他谈及自己行文的体会，是：首先要有“精意深旨”（那就是说要有个主题）；次是“既有裁味”（哪些取，哪些舍）；三是“约其词句”（力避堆砌词句）。以他最为得意的《西南夷传·后论》为例，就是以民族平等联合为主题，既述了他们“反”时，杀掠千里，令人惊心动魄；又写他们“合”时，大家欢欣鼓舞，感人心弦。原来他们都是同祖同居的兄弟，应该四夷一家，怎有此疆彼界，你争我夺之患。他高踞远瞻，看到民族的未来。其行文有孟坚的翔实，也有史公滂勃的感情，不愧是“天下之奇作”（《西羌传·后论》感慨“得不酬失”，谓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又说赞是韵文，但并不是一般的诗。说它“无一字空谈，奇变不穷”，确是实情。他的这种体例，为后来史家所模仿。范晔强调史应与一般文章有所不同。所以，《后汉书》另辟《文苑传》，其后一些史书叫《文学传》。于是后来的刘知幾《史通》就公然反对文人修史了。很明显，刘宋于元嘉十五年建立四学：使“雷次宗立儒学，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隐逸传》）。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史学与各科独立的趋势。宋代司马光在《通鉴·宋纪五》附论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认为“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司马光思想的保守，于此可见一斑。

文章的新趋势及“声律”的首倡者

范晔预见当时文章的新趋势，是“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自序》，下同），但尚未为大家所接受。他批评当时的文蔽说，“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移其意”。一些文人徒然讲究形式，堆砌词藻，势必掩蔽或拘束了它的主题。这是当时号称文章能手也难免犯的毛病。它有类于一幅“工巧图绘”（美丽图案式的东西），毫无生气（范晔没有指出哪些文章。在史论里如干宝的《晋纪总论》，堆砌词藻，最为典型，参见《昭明文选》卷四九）。他之所以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是因为“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他所谓“振其金石”，就是“性别宫商，识清浊”，也就是文章的“声律”。他的这一理论，可说是得风气之先。而“古今文人，多全不了此处”，也确是实情。

范晔死后才长大的沈约^〔10〕说道：“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后论》）沈约吹嘘“声律”是他发现的秘密，可说是贪人之功。到了沈约的晚辈刘勰，更清楚地指出：“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叠韵）”。“声隔字而每舛，叠离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逸鳞相比”（《文心雕龙·声律》）。这是由于佛学传入，促进了反切的发展，使声律更为完备。于是，此后在文学方面有唐诗（律诗）、宋词、元曲，都是由此发展的文学产物。

三

范晔生活于刘宋王朝建立的初期，时局比较安定，而宋文帝又是比较爱好历史、提倡编订史书的（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就是成于此时）。在这良好背景之下，加上有前人的十多种后汉史书可供参照，他又旁搜许多小说杂志，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于是在元嘉九年（432）开始编述，直至他被杀，中经十多年，基本完成了纪传部分。除十志未成，稿已散失^〔11〕（刘昭补司马彪《八志》）外，在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是比较好的一部史书。

范晔被诛后，其余的著作或在一些人手上的，恐怕也不敢保存下来，即使有传下的，也会被歧视而埋没下去，如集15卷俱佚。又如声律问题的创获，竟被沈约说成是他自己所发见的“秘密”，幸得当时有人向沈约提出异议^〔12〕。刘勰的《文心雕龙》是评论文章的巨著，也没有直接指名论及范晔其人^〔13〕。此后，梁昭明太子编《文选》，才选入范晔的一些诗文。而钟嵘在声韵方面才说了只有“范晔、谢庄颇识之耳”（《诗品》下）的话。到李唐之初，章怀太子为《后汉书》加注释（此外，刘昭、吴均等收集史实注《后汉书》俱佚），唐代又指定它为考试“四史”之一。这样一来，《后汉书》的重要地位才确定了。

《后汉书》的巨大成就

对《后汉书》的巨大成就，兹分为四点来谈；

（一）对后汉一代史事是比较按直笔而书的

《后汉书》是在东汉亡后二百年，经历了三国、两晋几个朝代之后才编写成。它对史事应无须避讳。除了一般“正史”不可避免的，如对农民起义的诬蔑，以及承认刘家是正统而外，对后汉一代的衰败，统治者的贪婪无厌、荒淫无耻，末季曹操的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和杀伏后等，范晔俱直书其事（与陈寿《魏志》不同）。当然，他在这里可能是谴责曹操的篡夺。可是，比之此后某一朝代的历史虽在下一代编写，仍是有不少忌讳来说，《后汉书》应是难能可贵了。(www.daowen.com)

（二）扩大列传门类，又另立个人专传以为补充

范晔认为时代有变化，列传亦需增减。《后汉书》削去货殖、游侠，而增加了党锢、宦者、独行、方术、逸民和文苑等传，把人物性质相同的集中一起，以类相从，使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一类人物得到集中反映。在各分传中又有所联系，可免繁复之弊。例如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合传，因为他们都是著书立说的思想家。而《党锢传》在序论中，首先叙述所谓党论的开始，及其演变过程，然后将党人分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分别入合传、分传和附传，而各分传又联成一气。合传在马、班前已有成例，到了范晔除合传之外，又有独立的专传，如《党锢》下的郭太三人传，突出他们对品评人物的一种舆论作用，造成社会上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如将经学大师郑玄、贾逵等传独立于《儒林传》外，将天文术数大家张衡在《方术传》外另立专传。这样安排，既有合（一般的），又有分（突出的），主次分明，编排合理，使读者自然地对传中人物的特点心领神会。它成了后来史书的范式，也是后来史书难以企及的。

（三）详简得宜，善于突出一篇的中心思想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难免存在“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史通·二体》）之弊。范书是经过慎重考订，严密组织的。如《吴汉传》叙述了他打败公孙述，而于《公孙述传》就不再重述了。张俭劾宦官侯览，并籍没其家一事，已见于《侯览传》，在《张俭传》就省略了，等等。以此，曾见称于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论〈后汉书〉编次》）。今按范书描述吴汉为“常胜将军”，所谓入蜀则是“八战八克”。其实，吴汉初战公孙述时也互有胜负。市桥之役，吴汉军被击破，汉堕水几死；述将延岑力战臧宫，也“三合三胜”。两传互为补充。应该说，在《吴汉传》，汉军初处于劣势，其后光武亲自改变作战方案，才转败为胜。公孙述虽终归于失败，但他曾与汉军死战，不愧为一个劲敌。前者是突出光武的妙算（此吴汉为周勃）。而公孙述战死，也不失为一个英雄好汉，故范晔称他“与夫泥首衔玉者异日谈也”。《侯览传》揭露侯览罪大恶极，终于覆灭。而《张俭传》仅略提其事，只着重写张俭被侯览所陷害，使之困迫亡命，望门投止，人们被株连的十数家，甚至郡县为之残破。这是为了表彰张俭的正义行为。很明显，范书每一篇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来描述的。赵翼只从详略为说，是很不够的（司马迁写刘邦、项羽的战争，前者善谋，最后得胜利；后者凭匹夫之勇，终不免失败，这是有其前例的）。

（四）冲破封建等级，向往社会底层人物

有人指出，《后汉书》的特点，是“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以为这是“贵德义，抑势利”^〔14〕云。这些话说得有些对，但不尽然。我认为，范晔的表扬逸民，是对于汉末那些所谓“饰智巧以逐利”的人和魏晋以来所谓清高名士（伪君子）的讥讽。他述隐士（就是谈神仙），是后汉道教建立以来，神仙说流行的反映。独行述了一些忠臣后，又表彰一些“义士”。这些义士就是游侠之徒，他们很强调朋友的情义（所谓“死友”），范氏刻画他们为了朋友义气备尝艰苦，虽死不辞那种精神，神乎其言，则又已经是唐代短篇小说的风味了。

《宋书》本传说范晔对“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范晔对器物是有所创造的，但现在详情已无可考。由于十志未成，东汉一代的典章制度也几乎不可得而详了。如洛阳京城二十四街十二门的城市规模^〔15〕，藏书的丰富^〔16〕，太学校舍的宏伟，可容太学生三万多人^〔17〕，而私人讲学的，自远道来学的更是不辞万里，“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嗜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儒林传·后论》）。书籍的出售和任人阅览，一代学者王充资之以著书立说^〔18〕。文化教育的盛况可得而知的只是这些而已。十志一些已成稿和资料的散失，这不但是《后汉书》一书的不幸，而且也是我国史学遗产的巨大损失。

《后汉书》的承前启后作用

最后，谈谈《后汉书》对史学家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及其给予后世的影响。

从后汉的末季，经魏、蜀、吴三国，以至于两晋十六国，因朝代递变的短暂，官家史书多未编成，于是私人著作纷起，共五十余种，真是空前的盛事。这些史籍，虽内容复杂，名称不一，但其中也有某些创造性的见解，更有大量的历史资料。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史通·正史》，才编写出一部较好的《后汉书》来。

范晔的《后汉书》是以断代的《汉书》为榜样的。他在《自序》中说：“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对班固备极尊崇的（唐宋人多不懂此意）。经范晔这一提倡，此后唐人编史，就以断代的纪传名曰“正史”。这名称虽不很恰当，但以之别于其他笔记、小说、别史等，且便于对某一封建王朝史事的编写作断限，因而为后世所遵循。今天，时代不同了，除通史之外，断代是没有了，而某一阶段历史的编写，或尚有取于“断代”的做法，此其一。

时代有变化，史学要发展。史家对前人有所批判是很自然的。班固曾批评司马迁的“疏略和抵梧（扺牾）”，又说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等等。很明白，这是以后汉儒术归于一尊，来要求于汉初尚尊黄老的司马迁，是不恰当的。总之，对前人的继承与批判，班固已开其端，而范晔继其绪。他首先对班固的序事文予以肯定，说“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娓娓）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后汉书·班固传·后论》）。但《自序》又对班固的“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进行了批评，又指斥班书“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等等。这是因为它旨在取媚封建帝王，而与范晔“正一代得失”的主张是相左的。此外，他还用“博赡”称赞《汉书》的《志》，认为他自己也怕赶不上，颇有自我批评之意。这种实事求是，有抑有扬，既非一概肯定，又不是一概抹杀的作风，马、班开创于先，而范晔发扬光大。此后，刘知幾更进而敢于批判经传（《疑古》和《惑经》等），可谓一脉相承。此其二。

范晔自称他书中蕴藏着“精意深旨”，强调他的“传论”是“天下之奇作”，“不知所以称之”，甚至说“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等等。但又自认是“称情狂言”^〔19〕，无非要向读者再三致意，他最后的狱中书，仍念念不忘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其情可悲，其志至壮。这种头颅可丢、著书目的不可不明的牺牲精神，与史迁的“忍辱”著书，同出一辙。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要探索范晔书中的“精意深旨”，应当求之于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范晔认为，历史是千变万化的，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史书的作用在于“正一代之得失”，为未来之借鉴。这是渊源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与班固是大异其趣的。班固秉承他父亲的“王命论”，认为天命所归，乃刘家一脉相承，虽历千秋万岁而不替。故《汉书·自叙》只说“通古今”，而在《游侠传》序论和《货殖传》序论中，都充满着崇尚王道的倾向。范晔则不然。他从“变”出发，批评了宋文帝大权独揽的专制主义，必然是“敛威峻罚，以苛薄分崩”（《王充传》后论）。其大略也就是徐湛之所说的“讥谤圣时，上议朝廷，下及宰辅”。这种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到了唐代为刘知幾所继承，刘亦因反对唐明皇以两种伪书（《孝经·郑注》和《老子·河上公注》）加强专制主义的神权统治^〔20〕，竟至于贬死。此其三。

范晔为使《后汉书》如实地反映一代的历史，除增加了“文苑”、“方术”（以后一些史书叫艺术）、“列女”等传外，又突出地编写了“党锢”、“独行”、“宦者”^〔21〕等传。其目的是肯定后汉太学生的群众运动，以为“汉氏之不亡”，就是依靠了他们。以后，北宋末年陈东等的汴京救亡运动、南宋太学生的“与人主抗衡”（周密《癸辛杂志·三学之横》），明代的东林学派的长期斗争，均与之类似。这应是中国式的“封建民主”运动。由于他们只限于封建知识分子，实质还是软弱的，终不免于被镇压下去，但每次运动都给予专制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自秦汉至刘宋，其残酷统治，已达六个世纪之久。而其反对者亦代有其人。在范晔前不久，即有东晋鲍敬言“无君胜于有君”（葛洪《抱朴子·外篇·诘鲍》）之论，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无政府思想（其诗则有“春蚕修长丝，秋熟靡王税”之句）。作为出色的史学家的范晔，对新鲜事物最为敏感，他在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借《西域传》表达了对大秦民主政治制度的向往。《后汉书·西域传》叙述了大秦的富丽繁华，那应是与它的民主政治分不开的：一是国王按时治理国家大事；二是设三十六将会议国事（元老院）；三是“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有灾难被废，甘黜不怨”等。这种以史为鉴，针砭时弊，是有其深刻意义的。

（原载《华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注　释

〔1〕　陈千钧：《范晔是三教（儒、道、佛）合流的倡导者还是无神论者》，载《学术研究》1965年第6期。

〔2〕　陈千钧：《范晔的折中思想及其生平》，《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

〔3〕　范晔：《后汉书·自序》（即《狱中与诸甥侄书》）。

〔4〕　《史记》和《汉书》都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裔”。《后汉书·东夷传》说“昔尧命羲仲宅嵎夷”；而在《南蛮传》里，蛮夷成了高辛氏（帝喾）之支裔；《西羌传》则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等等。

〔5〕　《南史·夷貊传下》东夷朝鲜等国，有“自晋过江，沿海来使’的话。《宋书·东夷传》对百济说“累叶忠顺，越海效诚”，可证当时陆道不通，只能航海到南朝。

〔6〕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注认为“外国以中国为秦人，见前书，然因此而自名大秦，则无是理”。今按：大秦是中国人称他们，而不是“自名”是很清楚的。《汉书》作“犁靬”，《后汉书》一名“犁靬”，译音是也。

〔7〕　梁·释僧祐：《弘明集》卷十一宋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

〔8〕　《通鉴·宋纪四》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萧摹之上言，请“自今欲铸铜像及造塔寺者，皆当列言须报，乃得为之，诏从之”。造寺塔等先要呈报批准。事亦见《宋书·夷蛮传·天竺迦毗黎国》，同时淘汰了沙门数百人。

〔9〕　《汉书·元帝纪赞》：“元帝多材艺，善史书，及其他传纪。”说“善史书”，即令史所习写的字，就叫史书、与后来所谓历史书籍意义自异，可参阅王先谦补注“善史书”条。

〔10〕　范晔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沈约生于元嘉十八年（441）。

〔11〕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久遂全佚”句下注云：“章怀注帝后纪十皇女下云……沈约谢俨传《宋书》不载，今无可考。”所撰十志，一皆托谢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复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

〔12〕　陆厥曾与沈约信引范晔原文驳斥沈约“近于诬”。陆、沈往来的信见《南齐书·文学传·陆厥传》。

〔13〕　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也没有提出首倡是范晔。只在《时序》评论刘宋一代文章，有云“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这个范没明指是哪一个，自来注家，则以为指范云，恐误，应是指范晔。

〔14〕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范蔚宗以谋反诛”条。

〔15〕　“洛阳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见《东汉会要》卷三十八“街市”条。

〔16〕　藏书处有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宜明、鸿都等。董卓迁都长安，丧失殆尽。见《后汉书·儒林上·叙论》。

〔17〕　太学，“凡所选构240房，1350室”，太学生3万余人。同上引。

〔18〕　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著《论衡》85篇，20余万言。见《王充传》。

〔19〕　以上均引自《后汉书·自序》。

〔20〕　参见《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

〔21〕　范晔所谓“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宦官专政，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对之深恶痛绝。《通鉴纪事本末》总题“宦官亡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