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范晔《后汉书》的三个问题

陈光崇

一　范晔著史的年代

范晔开始编纂《后汉书》的时间，历来的学者都说是在宋文帝元嘉元年（424），不久以前，束世澂同志在《范晔与后汉书》一文中还是这样说的^〔1〕。他们的根据无非是《宋书·范晔传》中的这一段记载：

元嘉元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夜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其实，这个记载中的年代是有问题的。彭成太妃是宋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她的死，《宋书·彭城王义康传》也有记载，其文如下：

（元嘉）六年，司徒王弘表义康宜还入辅，征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九年，弘薨，又领扬州刺史。其年，太妃薨，解侍中，辞班剑。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第一，刘义康入为司徒辅政是在元嘉六年，在此以前，他做过南徐州刺史、荆州刺史，远离朝廷，不可能贬斥范晔。晔弟广渊也无由成为他的属官司徒祭酒。第二，刘义康的母亲死在王弘逝世的那一年，也就是元嘉九年。关于王弘之死，《宋书·文帝纪》也有记载，是在元嘉九年五月壬申，十分确凿。这就足以证明《宋书·范晔传》说刘义康之母死于元嘉元年是不对的，元字应为九字的误写。

范晔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到元嘉九年（432）是三十五岁。这年冬天，因得罪刘义康被贬，郁郁不得志，把精神寄托在著述上，大概已是元嘉十年的事情了。从这以后，直到元嘉二十二年（445），经过十三年的时间，写成《后汉书》的纪传九十篇，十志还没有完成，范晔就被杀了。

二　范书与华峤《后汉书》的关系

很久以来就有一种意见，认为范晔的《后汉书》剽袭了华峤的《后汉书》。直到最近，杨翼骧同志还提到这个问题，他在《裴松之和范晔》一文中写道^〔2〕：

如果我们把范书和华峤的《后汉书》的佚文仔细对照来看，就可以发现：不论叙事和论述，有很多是雷同的，尤其是“论”，有的一篇中只改动了几个字或稍加删润，范氏自己并没有多少独到的见解。……历代学者那样推崇范晔，实际上是把以前各家后汉史，尤其是华峤著作的成绩算在范晔身上了。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范晔的《后汉书》的价值就大成问题了，可是这种意见实在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关于两书叙事有些雷同的问题，我们不必讳言，问题在于这种雷同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知道，在各家后汉史中，《东观汉记》是最早的一部后汉史，也是出自汉人记载的有关后汉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来各家后汉史所依据。华峤依据的就是《东观汉记》，这一点刘知幾曾经指出过^〔3〕。范晔依据的也是《东观汉记》，这一点虽然史无明文记载，但是从范书本文和李贤的注解中可以得到证明。据范书《孝明八王传》说：“孝明皇帝九子，贾贵人生章帝，阴贵人生梁节王畅，余七王本书不载。”注：“本书，谓《东观记》也。”这是一个证据。范书《桓帝纪·论》说：“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注：“前史，谓《东观记》也。”这是第二个证据。范书《光武纪·赞》说：“于赫有命，系隆我汉。”钱大昕以为“蔚宗宋人，不应有我汉之称，此必沿《东观》旧文^〔4〕。这是第三个证据。关于范书沿用《东观记》旧文的地方，例证还很多，我们只要把范书和《东观汉记》的辑本对照一看，就可知道了。既然华书的蓝本是《东观汉记》，范书的蓝本也是《东观汉记》，两书同出一源，那么在叙事方面有些雷同之处，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范书叙事虽然有与华书雷同的地方，但是更多的还在于彼此的不同。它们的不同，有的表现为史实的出入。例如冯衍的先世，华书说：“衍祖父立生满，满生衍。”范书却说冯衍的祖父是冯野王，与《东观记》相合，而与华书不同。这也是范书蓝本为《东观记》的一个证明。关于崔琦之死，华书说：“梁冀闻崔琦才，请与交。冀行多不轨，琦数诫之，不能受。琦以言不从，失意，为《白鹄赋》。冀知刺己，大怒，幽之室（空？）谷，数月得出，后竟杀之。”范书却说崔琦作《白鹄赋》，为梁冀所遣归。后除临济长，不敢之职。冀令刺客阴求杀之，刺客告琦逃亡，冀后竟捕杀之。不载“幽之室谷，数月得出”的事情。范书所记比较详实。

两书的不同，也表现为事迹的详略。如范书《第五伦传》载汉光武戏闻第五伦有没有篣妇公及不过从兄饭两事，伦答言颇有逸致，足以说明他的为人。华书于此外复载光武问伦夺母饼事，不近情理，无非袭用《东观》旧文，毫无铨择。范书删去此事，具见别裁。华书在叙述刘平为全椒令的政绩时说：“先是县多虎为害，平到修政，选进儒良，黜贪残，视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范书《刘平传》也删去了这一段并非事实的溢美之辞。

两书的不同，还表现为文辞的繁简。如华书记刘宠射法说：“陈愍王宠善弩射，其秘法以天复地载，参连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经纬相将，万胜之方，然要在机牙。其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范书但说：“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华书叙应顺事多至一百四十余字，范书但于《应奉传》首以“公廉约己，明达政事”数语了之，大为简练。刘知幾说范晔著史，“删烦补略”，关于范氏补略的地方，难以参见，删烦之功，却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范书序论间或袭用华书成文，但为数甚少。经李贤注明的有六处，即《肃宗纪·论》（首二句）、《马武传·论》（首七句）、《冯衍传·论》（犹失之于冯衍以上十句）、《班彪传·论》（然亦身陷大戮以上二十二句，略华峤之辞）、《袁安传·论》、《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序》。经章宗源指出的有一处，即《王允传·论》，均见章氏《隋书经籍志考证》。经惠栋指出的有两处，即《丁鸿传·论》《皇甫嵩传·论》（前史著平原华峤称其父光禄大夫表以下十二句），见惠氏《后汉书补注》。另外，我们从黄奭华峤《后汉书注》中还可以知道《襄楷传论》，也略为华峤之辞。总计范书序论袭用华书的地方，不过十处，在范书一百零六篇序论中（序十二篇，论九十四篇），不到十分之一。而且袭用华书的地方，有的不过寥寥数语，有的重新做了删润，辞意都要胜过原文。

范书序论，除开上述十处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篇章都与华书无关。这些篇章都是中古史论中的杰作，范晔本人就自视甚高。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也就是说都有独到的见解。《循吏传》以下的各篇序论，尤其是他得意之作。不但笔势纵放，议论亦驰骋古今，卓有所见。王鸣盛就曾指出：“《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之言，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5〕其实，不但党锢传叙如此，他如宦者、儒林、东夷、西羌、南匈奴等篇，论述史事，也都使人有上下数百年间，其言切至的感觉。这些杰出的史论，怎么能说“没有多少独到的见解”呢？又怎么能说这“是华峤著作的成绩”呢？

范史成书以后，为历代学者所推重。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6〕刘知幾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7〕。又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8〕可见范书不但自成一家，而且跨越众氏，前人已经早有定论。当刘昭、刘知幾的时候，华书虽已大半残阙，但还保存约三分之一，他们不但没有据此来指责范书的剽袭，相反地却热意推崇范书。我们今天怎么可以根据清人所辑华书的一些断简残篇来否定范书的价值呢？

三　范晔的无神论思想

范晔生当佛教盛行的东晋南朝时代，佛说“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9〕。范晔却明显地反对佛教这种谬说。《宋书·范晔传》说：“晔尝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又语人寄语何仆射（指何尚之），天下决无佛。”他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叙佛说所自来，诋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未是概其万一”。又说：“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感焉。”可见范晔反对鬼神，反对因果报应之说，具有无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出现，早于著名的《神灭论》作者范缜五十年，真是难能可贵。范晔是范汪的曾孙，范缜是范汪的六世孙，范晔的思想可能对范缜产生一定的影响。(www.daowen.com)

范晔既反对鬼神，自然也反对阴阳家所宣扬的各种迷信思想。他在《后汉书·郭躬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时家贫，丧母，营人所不封土者，择葬其中，丧事趣办，不问时日，医巫皆言当族灭，而雄不顾。及子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初，肃宗时，司隶校尉下邳赵兴，亦不恤讳忌，每入官舍，辄更缮修馆宇，移穿改筑，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禄，益用丰炽，官至颍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称。孙安世，鲁相。三叶皆为司隶，时称其盛。

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年者寝滞，不过举孝廉。后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杀之，时人罔忌禁者，多谈为证焉。

范晔在《郭躬传》后特别附载吴雄、赵兴和陈伯敬三人的事迹，用对比的手法，具体而生动地揭露和批判了各种社会迷信，表现了他破忌禁、反迷信的进步思想。

西汉末期兴起的谶纬之学，也是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曾经得到东汉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范晔也采取了排斥的态度。他在《后汉书·桓谭冯衍·赞》中，称赞“非谶”的桓谭为“上才”，而在《郑兴贾逵》等传论中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明显地批评了东汉统治者的迷信谶纬。李通以信谶起兵，其父为王莽所杀，也遭到范晔的抨击。他在《李通传·论》中说：“夫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指谶文），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

范晔反对佛教，反对鬼神迷信的无神论思想，在唐以前的著名史家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但是他的这种思想，由于时代的限制，仍有其不彻底的地方。例如他在《窦武何进传·论》中，把窦、何二人谋诛宦官的失败，归之于天命，就表现了命定论的思想。他虽然反对鬼神迷信，但在《后汉书》中又往往表现出对符瑞、气运、期数、阴德等等的肯定。不过这种思想上的矛盾现象，在古代，即使最进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下，很难建立一个完整的彻底的思想体系，在各种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难免受到一些消极的影响。因此，存在于范晔思想中的某些不彻底的现象，也是不足为怪的。

范晔的黜佛和他的崇儒是相互关联的。他在《后汉书》中特别提倡儒学教化和仁义节行，王鸣盛就曾指出这一点。他说：“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10〕王鸣盛的这番话，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贵德义，抑势利”的儒学宗旨，是《后汉书》思想内容方面一个突出的特点。

范晔出身于范汪、范宁以来的儒学世家，又处在儒佛道三教思想斗争极为剧烈的时代，他的反对佛教迷信，推崇儒学，反映了儒佛斗争这一时代思潮的特点。他的《后汉书》可以说是这一时代思想斗争中的产物。把《后汉书》的编纂，仅仅看成“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被贬，满腔义愤，无以寄托，只好借史学发抒”，也似乎是不够全面的。

（原载《光明日报》1963年11月20日第4版）

注　释

〔1〕　见《历史教学》1961年第11—12期。

〔2〕　见1962年7月14日《光明日报》。

〔3〕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篇》说：“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

〔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十。

〔5〕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党锢传总叙》条。

〔6〕　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

〔7〕　《史通》卷八《书事篇》。

〔8〕　《史通》卷五《补注篇》。

〔9〕　袁宏：《后汉纪》卷十。

〔10〕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范蔚宗以谋反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