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与《后汉书》

束世澂

一　范晔的身世和著作^〔1〕

《后汉书》作者范晔，字蔚宗，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2〕，家居山阴（今浙江绍兴），遂为“顺阳山阴人”^〔3〕。父泰，长于经学，能文章。仕晋朝为中书侍郎，袭爵遂乡侯。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桓玄篡位后，刘裕于京口起兵诛杀玄，掌握晋朝军政大权，泰入为黄门郎御史中丞。安帝义熙六年（410），裕出兵镇压卢循，泰时任东阳太守，发兵千人并开仓供军粮以助裕。裕加泰官为振武将军，次年升任侍中，从此为裕所信任。泰始终忠于刘裕，在刘裕专政的晋朝，仕至尚书常侍兼司空，和右仆射袁湛授宋公（刘裕）九锡（篡位的第一步）。宋代晋后，拜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晔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览经史，善为文，精于音乐。安帝义熙十年，晋雍州（侨置）刺史任用为主簿（顺阳郡属雍州），晔不肯就职。不久投入刘裕子义康部下，后受义康命为冠军参军。那时的刘义康，是“宋台”（宋的政府，即刘裕自己）所任命的相国掾，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冠军将军，领豫州、司州刺史。那时的刘裕由“相国宋公”自称“宋王”，已建立“宋台”，自成一国了^〔4〕。到了刘裕代晋称帝（是为宋高祖、武帝），义康封彭城王，晔入补兵部员外郎，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

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冬，“彭城太妃”（彭城王的生母）死，将葬的前夕，义康的旧僚属皆来集会于王府。晔酒瘾大发，那天正遇其弟广渊值守司徒府，他便和司徒左西属王深二人投宿司徒府。夜中酣食，醉后开北窗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晔被贬官为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乃修订诸家后汉书成为一家之作^〔5〕，这是著作《后汉书》的开始，时年二十七。

元嘉三年，宋文帝杀徐羡之、傅亮，任王弘为司徒录尚书事（掌国政）。范泰劝弘，权要的地位是很难处的，宜征义康入朝共参朝政，弘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王弘决意退让义康执政，实由泰发其端，而成粲促成之^〔6〕。

元嘉五年范泰死，晔因父丧去官。服阙后，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部下的司马，领新蔡太守。后升任尚书吏部郎。元嘉十六年遭母丧，服阙后为始兴王濬后军长，领南下邳太守。不久，升任左卫将军（掌部分禁军）太子詹事，虽得参与机密，却不见信任，只以“才艺”见重。

先是，义康执政久，威权日重，宋文帝和义康之间，构成嫌隙，元嘉十七年，解司徒职，改授都督江、广、交三州诸军事，出镇豫章。在这以后，义康的记室参军谢综（范晔的外甥），传达义康好意；对义康感恩图报的孔熙先又结交谢综从而和晔亲近。元嘉二十二年，晔与熙先、谢综等谋立义康为帝，事情败露，在这年十二月被杀，时年四十八。

晔生平著作，有《汉书缵》十八卷，集十五卷，录一卷^〔7〕，《百官阶次》一卷^〔8〕，皆已散佚；惟《后汉书》流传至今。

晔谋立义康事，《宋书·文帝纪》写做：“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晔谋反，及党与皆伏诛。丁酉免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庶人。”“谋反”，在封建时代是罪大恶极的。清人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中，力为辩白，说“蔚宗不反”。陈澧特作《申范》一卷，替范氏申雪“千古之至冤”。后来傅维森和李慈铭，也都认为范晔谋反情理所必无^〔9〕。他们的动机，如《申范》所说：“三代以下，学术风俗莫如后汉，赖有范书以传之……其书大有益于世，而著书之人，负千古之冤，安得而不申之。”这是从地主阶级是古非今的观点出发的。但凭主观推断而不能举出“不反”的确证，其辩白是无力的。即如《申范》也不能不说：“其甥谢综与孔熙先谋反，蔚宗知之，轻其小儿，不以上闻。”试问：“谋反”是何等事？知情不举，应得何罪？即如《申范》所说，称为“谋反”也不算冤枉；何况谢综是担任写《后汉书》十志的人，和孔熙先都是才气纵横，具有政治经验，“轻其小儿”，怎能说得过去！

“犯上作乱”，在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一切封建礼法多是为此设防。但所谓“犯上作乱”是以成败论的，刘裕的天下就是由犯上作乱而来。即如范泰亲授刘裕九锡，范晔不受晋朝刺史辟举而投入自成一国、图谋篡位的刘氏部下，对晋王朝来说，干的是什么事？在东晋、南朝、弑君立君，犯上篡位，数见不鲜；刘宋政局特为厄臬，有如范泰所说：“先帝（指刘裕）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10〕范晔是有其政治思想的，彭城王“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执政十年“纠剔是非，莫不精尽”^〔11〕，素为刘裕所倚重^〔12〕，又为众望所归，被范晔认为是一个大有为之君，想辅佐他以展开自己的抱负，这是很可能的。晔自始倾心于义康，隶其部下时日不短，情感很厚。中间宜城之贬，范氏父子并不抱怨，范泰仍极推崇义康。拥护他执政，再经义康解释，自无芥蒂。观其狱中所做的诗：“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实对文帝滥杀，肖小倾排，人人自危的政局深致愤慨。谋立义康实是企图“拨乱反正”^〔13〕、稳定政局的一次政变的酝酿，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所以他临刑神色不变，谈笑自如，毫无愧作。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自己做了鉴定：“吾狂衅复灭”，值得我们重视，“狂者进取”，岂有他哉！前人辩诬之作，距离实际太远了。

晔作《蔡邕传论》，竭力回护蔡邕党附董卓，他说：“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当伯喈抱钳扭，徙幽裔……及解刑衣，窜欧越，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愿北首旧丘，归骸先垄，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先书下，分明枉结，信宿三迁，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属其庆者，夫岂无怀！”大意是说：被废逐，是士人最感痛苦的。当蔡邕远窜边地时，不要说再想回朝了，就是想死在家乡也是不成的。董卓一旦执政，蔡邕即被赦免，并且三日之间，位历三台，他怎能不感恩呢？这说明范泰在被晋政权废黜后依附刘裕的心情是很贴切的。

《荀彧传论》说：“……天下之命倒悬矣！荀君乃越河冀，间关以从曹氏。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诚仁为己任，期纡民于仓卒也！……夫以卫赐之贤，一说而毙两国，彼非薄于仁而欲之，盖有全必有丧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成仁之义也！”“仁为己任”，“期纡民于仓卒”，是范氏的抱负。功不可兼，时不可并，当有所取舍，要“取其归正”，这种“正”，非当时一般所谓正，而即“仁以为己任”，为此虽杀身在所不惜，这是范氏的自白。

二　《后汉书》的写作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

范晔著《后汉书》时，曾对记传体和编年体做过比较，得出结论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14〕因此他采用了纪传体。虽然他的结论并不全面，但敢于指出《春秋》的缺点，在当时是大胆的；提出两体优劣的比较，他是第一个人。

原定计划，有十纪、十志，八十列传^〔15〕，有序例^〔16〕。范氏生前，只成十纪、八十列传。序例未完工；十志原是托付谢俨撰作的，俨采撰将毕，范晔事败，和晔同时被杀，稿亦散佚^〔17〕。梁朝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氏曾褒美晋人司马彪的续志，因取彪所撰《续汉书》中的八志，以补范书之缺，合成完书。

《范晔传》中载晔在《狱中与诸侄甥书》可作为《后汉书》自序看待。其主要论点如下：

尝耻为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正）可类工巧图绩，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或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于《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18〕行，故应有赏音者！

纪传例^〔19〕为举其大略耳。

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吾书^〔20〕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在即将被杀之时，别无所望，独关心于《后汉书》的流传，其情可悲。所说著作的艰难，文心的甘苦，不是别人可以代为表达的。可惜他的“序例”已不存在了，不知他所谓“体大而思精”内容如何。今从自序和原书，谈论他的得失。

（一）范氏作史，最注重的是文，他自命不凡的也在于他的文章。的确，范书的文章，可以比美班汉，所以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都废；后来梁人萧子显又曾改写过后汉书也不能争胜^〔21〕。前人拿它和《史记》、《汉书》并称“三史”^〔22〕，推为名著，主要是取其文章之美。我们可以说，从司马迁到六朝的史家著作，是文学的史书，而在这以前，如《春秋》、《左传》则是经学的史书^〔23〕。司马迁自序其作《史记》的动机说：“疾殁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汉书》之被推重，是由于“比良迁董，兼丽卿云”^〔24〕。我们在文学史上实应给予三史以较高地位。

正由于所重在文，对历史真实就不免有所亏损。以范晔而论，他因华峤《后汉书》文章较美，即用为蓝本。如清人顾栋高所指出：范书“比谢承书、《东观记》所载人物，削去十之四五……是使可传者，不获显于后世矣”^〔25〕！个别事实，如《任延传》：“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不如《东观记》：“九真俗烧草种田”的明确；谢承《后汉书》说李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辅……每到大学，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业诸生知是（司徒）郃子”，行动很不寻常，而范书《李固传》则作“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那只是一个通常好学之士了；司马彪《续汉书》载：“虞诩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盐石八千、见户万三千。视事三载，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还归，户数万，人足家给，一郡无事。”又：“下辩东三十余里许，有峡，中当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辄溢没秋稼、坏败营郭。诩乃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遂无泛溺之患”，叙述很具体而可宝贵；范书《虞诩传》叙此两事则说：“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二三年间，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文字确是简练，但只剩下抽象的概念了。如此之类，不能全举，这或者就是所谓“文人不可作史”的一个例证吧。

历史编纂，当然要讲求文辞表达，但文辞是为历史真实服务的，古人多不明这个道理，不能独责范晔，只能看作汉至六朝史家风气使然。直至刘知幾才开始扭转这种风气。隋人王劭作《隋书》八十卷，唐初人斥为“辞义繁杂，无足称道”^〔26〕。但刘知幾却很为推崇说：“劭撰齐、隋二史，文皆诣实，理务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27〕这是文与史的正确关系。

（二）历史编纂的目的何在？古人是不明白的。司马迁说他作《史记》的宗旨，劈头一句是：“窥天人之际。”班固《序传》，平列了：“准天地，统阴阳……穷人理，核万方……”，没有说出主旨何在。荀悦《汉纪序》提出：“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他们都要提到“天人之际”或阴阳人理，好像是在追求一种哲理，而哲理向“天人之际“来追求是落空的。范晔则干脆说：“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可算是最先明白提出历史编纂为政治服务的，比他的前辈，前进了一步。虽然“就卷内发论”没有做，而“正一代得失”的工作却已在论、赞、序中做了不少。因此他最重史论，特把他的史论单行。史论并不始于范氏，《史记》有赞、序、《汉书》有论、赞，《汉记》、《后汉纪》也偶作通论，干宝《晋纪总论》成为名作，但皆不是诸家重点所在，而范书则以此为重心，成为《后汉书》一个特点。可能有一种看法：“秉笔直书，是非自见”，不必要有史论。这话不见得正确，我们从史书中吸收经验教训，掌握规律，总需要作者说几句话点明一下。夹叙夹议，经典著作不乏其例。范氏重视史论，对他的前辈来说，总是一个进步。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阐明历史发展规律，是历史编纂的首要任务。天才的司马迁已模糊地提出了这一点，他称为“通古今之变”，贯通“古”怎样变成“今”的道理，岂不是企图寻求历史发展规律吗？问题在于他把“通古今之变”放在“窥天人之际”之下，而企图由此“成一家之言”，这种“通”，就成为杳茫之事了。但司马迁在《杂传序》和《书序》中，确是做了一些通古今的工作，有一些正确意见。因为他所写的是通史，所以能提出这个问题，做了一点事。至于班固以后，断代为书，“通古今之变”，就根本做不到了。范氏所作诸序、论特别是循吏传以下的序、论，往往是打破朝代断限，探求、叙述各个历史现象发生、发展及其归宿，这是他所做的通古今之变。虽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内在联系，往往是表浅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过高要求他），从而他的论断和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时他直说没有上策，如乌桓鲜卑传论），不会完全恰当；但他向“通古今之变”这条道路上走，——只以时代太早，不懂怎样走才好，——我们不能不说他的史学方向是对的。特别是写断代史的人，如果不求会通，就会割断历史，班固却没有见到这一点。在这一方面，不能不说范晔优于班固。他批评班固“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自称“《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其中合者，不减《过秦篇》”，并不夸大。

（三）范书在体制方面，也有所创立：（1）在范以前，正史上除后妃以外，妇女没有地位。他慨叹说：“高士私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因创立《列女列传》。内容并不限于表扬贞节，而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28〕此例一开，后来作者一般沿用，两千年中优秀的妇女，才在正史上占有一席。（2）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门四科，文学居末。重“德”轻文，是封建经典的传统压力，马、班虽曾为个别文学家作传，还不敢把“文学”和“儒林”并列。但自汉以后，文学蓬勃发展，写作很多。曹魏时郑默、荀勖作《中经》（一种图书目录），已把图书分为六经、诸子、史书、文集四部，文学可与“儒林”抗衡，形势显然。范氏把握这种趋势，创立了《文苑列传》，此例一开，也为后世史家所遵行。（3）在这以外，他还创立了“逸民”、“独行”、“党锢”、“宦者”、“孝子”^〔29〕列传，这是反映东汉一代风尚和特有的历史现象的。清人邵晋涵氏讥评范氏“多立名目”，以为“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30〕，这话似是而实非。历史是在变化的，断代史自不能千篇一律；叙述一代史事需要反映一代特点，范氏为后汉一代创立诸传是正确的。例如马、班都有《游侠传》，而东汉没有游侠，他就不作游侠传，不是范氏好多立名目。宦者、党锢，一代大事，不用说了。“逸民”、“独行”二传，实有深意：独行是“狷者有所不为”，可叹可佩。逸民中除了遁世避祸的以外，一般是“处士纯盗虚声”，“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而东汉君主却很优容他们，理由是：“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31〕；其政治作用是：“举逸民而天下归心焉！”逃避现实，是对统治者有利的，因此上下相欺，成为风气。这些情况，范氏在史事叙述中，在论、序中已揭出了。他自己并不向往这批人，特为周燮、黄宪、徐穉、姜肱、申屠蟠作合传，并破例于篇首作序，指出：“二三子可谓识去就之概，候时而处大”区别于逸民、独行，这是对东汉风尚的否定。他自己一心向往的则是和政治上恶势力进行殊死战斗始终不懈的志士，这是所谓“狂者进取”。《陈蕃传论》可见其意旨：“彼非不能洁情志、达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避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他指出：为正义而斗争，即使失败，也必然会发生重大的有利于国家的深远的影响，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

至于为“孝子”立传，也本于当时崇尚。汉代“以孝治天下”，两汉皇帝的庙号，都要戴上一个“孝”字；《孝经》一书，在两汉很为盛行。统治者劝孝的目的，是把孝父母和忠君联系起来，所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在生性淳厚的下层人民中，孝是不需要劝的，见了孝子一般都肃然起敬。统治者的手腕，在于把孝引导到忠。士族，在东汉是一个新兴的、上升的阶层，他们还是讲孝义、重耿直的。他们以“修己以致禄”为孝之大，以此光大门庭、保持族望，这和东晋南朝堕落腐败的士族“干禄”而不“修己”，成鲜明的对比，“孝子列传”之作，是很有意义的。

（四）范氏某些观点，有突过前人之处，如张衡是文学家而兼科学家，范氏不把他纳入《文苑传》，而替他做了专传。在传文中虽也表扬了张衡的文学，而在论中却专力推崇他的“艺”（科技发明），说是：“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灵；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量斯思也，夫岂艺而已哉！何德之损乎！”打破了前人重德轻艺的传统^〔32〕。但范氏也有些比前人更落后的观点。如《周党传》载：“初，乡佐尝众中辱党，党久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相闻，期尅斗日。既交刃而党为乡佐所伤，困顿。乡佐服其义。”李慈铭指出，此事载《风俗通》，应劭已加以贬斥，这是“以一朝之怨而肆其狂怒”，不孝不智，说不上“义”。这种观点不是落后于前人吗？范氏又还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不信有鬼神，《宋书·范晔传》说：“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这是很进步的思想。但在全书中又常见到他对符端、气运、期数、阴德等等的迷信。特别是他创立《方术列传》，把大医学家华佗和方士并列。在传中历述：费长房的缩地，王乔的凫履，左慈的羊鸣，郭宪、栾巴的潠酒灭火，樊英的潠水灭火，像煞有介事，天下真有神仙！又把大兴水利、压抑豪强的良吏许扬也混在其中，真是冤哉枉也！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往往不能超脱当时社会意识的限制；头脑中有了进步思想，常常被落后的思想拖住了。我们见到古人有这种情况，应加倍自己警惕，而不能对古人求全责备。孔子说得好：“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我们侧重他进步的一面吧！

此外，在全书中，有些较重要的资料被遗漏了；目录编排次序也不大妥当，我们应当体谅：范书并未全部写完，没有做最后刊定，原稿在他死后给后人编排，又有点变样，这些小节，可以存而不论。

结　语(www.daowen.com)

范晔生活在晋末宋初，是一位政治活动者。“耻作文士文”，“无意于文名”，而终于是一个“文士”。所著《后汉书》，文学的色彩偏重，这是当时史家风尚使然。但拿班固和他相比，班氏还是一个书生，对历史上政治变动的观察，不及范氏的深刻敏锐。他提出搞历史是要正一代政治得失，明确了历史为政治服务；他在体制上有所创建，使纪传体史的内容更加完善；他继承并发扬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把古代史学推进了一步。

（原载《历史教学》1961年第11—12期）

注　释

〔1〕　参看《宋书·范晔传》。

〔2〕　《晋书·范晷传》。

〔3〕　《宋书·范泰传》。顺阳县本属南阳，晋升为郡。大概在土断以后，籍隶当地，而仍标旧时郡望。

〔4〕　刘裕为相国宋公事在义熙十四年六月。称宋王在恭帝元熙元年（419）。晔投入义康部下，时在刘裕弑安帝前，时代不详。义康为冠军将军在元熙二年，即刘裕篡位之年。晔并非自始即为冠军参军，《范晔传》只举其隶义康时的最后官职。

〔5〕　在范晔前写后汉史的有：袁彦伯《后汉纪》30卷，张璠璠《后汉纪》30卷（以上编年体）；刘珍等《东观汉纪》143卷，吴谢承《后汉书》130卷，薛莹《后汉纪》100卷，晋司马彪《续汉书》83卷，华峤《后汉书》97卷，谢忱《后汉书》122卷，袁山松《后汉书》100卷（以上纪传体）。在范晔后有梁萧子显《后汉书》100卷，王韶《后汉林》200卷。皆见《经籍志》。

〔6〕　义康为荆州刺史镇江陵时，嘉为平陆令，见《王弘传》。义康执政从元嘉六年至十七年。

〔7〕　见《隋书·经籍志》。

〔8〕　同上，但没有注明是范晔著的，赖《唐书·艺文志》写明了，这就是《南齐书·百官志序》所说的：“蔚宗选簿，梗概钦明，阶次详悉。”

〔9〕　见傅维森《缺斋遗稿·读宋书范蔚宗传书后》，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187页。

〔10〕　见《范泰传》。

〔11〕　《宋书·彭城王义康传》。

〔12〕　刘裕自寿阳入都篡位时，留义康代镇寿阳。称帝以后，把自己起家的彭城，封给义康。

〔13〕　范泰语。见《范泰传》。

〔14〕　《隋书·魏澹传》引。

〔15〕　见《史通·正史》。

〔16〕　梁刘昭：《后汉志序》：“（范晔）序或未周，志遂全缺。”“司马《续书》，总为八志，范晔序例，颇褒其美”。

〔17〕　《后汉书·皇后纪下》“皇女”注引沈约语。惟沈约原说：“搜撰垂事，遇范败，悉蜡以复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不尽确。南齐时，檀超议立十志，百官依范晔合州郡。疑南齐时尚有部分存在。

〔18〕　指单行的《后汉书赞论》4卷，这是他自己编的，见《隋书·经籍志》。

〔19〕　指序例。

〔20〕　指《后汉书》。

〔21〕　今有《七家后汉书辑本》，文章确不如范书精练。

〔22〕　唐有三史见《唐书·选举志》。

〔23〕　《汉书·艺文志》把《史记》附在《春秋》的后面，显然可见。

〔24〕　《后汉书·班彪班固传赞》。

〔25〕　见顾氏所作惠栋《后汉书补注序》。

〔26〕　《隋书·王劭传》。

〔27〕　《史通·载文》。

〔28〕　《列女列传序》。

〔29〕　说见《孝子列传序》注。“孝子传”创立后，从沈约起历代沿用，或称孝义，或称孝友。

〔30〕　见所著《江南文抄·后汉书提要》。

〔31〕　《后汉书·周党传》。

〔32〕　造纸发明家蔡伦，仍被列于“宦者传”，不予以另眼看待，这是为阶级意识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