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蔚宗的史学

蓝文徵

前代史家，因生前受谤，或身后被诬，其作品也跟着受了影响，待历时甚久，而真价始出，范蔚宗即其一例。

一

范晔字蔚宗，宋顺阳山阴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398—445）。曾祖汪，晋安北将军；祖寗，晋豫章太守；父泰，宋车骑将军侍中特进。蔚宗出嗣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初仕为彭城王义康冠军参军，后迁尚书吏部郎。元嘉元年冬，彭城太妃薨，蔚宗与弟广渊等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蔚宗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元嘉十七年，始兴王濬为扬州刺史，未亲政，以蔚宗为长史行州事。后左迁卫将军太子詹事。旋为孔熙先、谢综等所惑，相与密谋拥立义康，为徐湛之告发，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被杀，年四十八。沈约《宋书·范晔传》，颇致訾诋，后世薄其人遂亦轻其书。但据约《宋书·自序》，称其父璞为扬州主簿，曾受宋文帝秘嘱，监视蔚宗，常给蔚宗上报告，是沈、范二家有无怨隙？约述蔚宗的行为，是否可信？都值得研究。清陈兰甫特撰申范一文（见《东塾读书记》），替蔚宗剖辩，足雪其诬，吾人对此不再辞费。仅就蔚宗的史学，略加探讨。

二

范蔚宗在史学上，所以能有闳深的修养，和辉煌的成就，大约有两种凭藉：

（一）家学渊源：蔚宗曾祖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祖寗，“少笃学，多所通览，时以虚浮相扇，儒学日替，寗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寗崇儒教……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撰《春秋穀梁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晋书》本传）。蔚宗父泰，曾领国子祭酒，“博览篇籍，好为文章，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宋书》本传）。蔚宗继三世家学，承袭既丰，史学修养，自然闳深。在中国史家中，除其前之司马迁、班固，及其后之姚思廉、李延寿外，罕可比拟。

（二）拥有丰富史料：汉明帝命班固、尹敏等在兰台作《世祖本纪》及《功臣传》。章、和以后，图籍藏于东观，凡撰汉记者，相继在其中。安帝时，先后诏刘珍、伏无忌等续作。桓帝又令边韶、崔实等续之，积百十四篇，号曰《汉记》。灵帝复令卢植等续作，《隋书·经籍志》总称为《东观汉记》，为官修国史之滥觞，亦即后世各家《后汉书》之所本。东汉末，全国动荡，群雄起灭，风云变幻，可歌可泣之事，不断演出。各地文士，多就耳目所及，濡笔记述。如：刘艾（作芳讹）《灵献二帝纪》，袁晔《献帝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侯瑾《汉皇德记》，张温《后汉尚书》，王粲《汉末英雄传》，毛范《吕布本事》，卢溥《江表传》，不著撰人之《曹瞒传》、《汉末名士传》、《先贤行状》等，以及郑玄、荀彧、弥衡、华佗等名人别传，此类作品甚多，据袁宏所见，凡数百卷（《后汉纪·序》）。实以吴谢承之《后汉书》为巨擘。晋代学者，喜治后汉史，蔚为风气。其作品，纪传体有：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刘义庆（两唐志列于华峤之前，疑系晋人，而非宋之刘义庆）《后汉书》、华峤《汉后书》、谢忱《后汉书》、张莹《后汉南纪》（两唐志无后字）、袁山松《后汉书》、孔衍《后汉尚书》。编年体有：张璠《后汉纪》、袁宏《后汉纪》、孔衍《后汉春秋》。此批丰富史料，供蔚宗采择，自无文献不足之憾。

三

蔚宗有此两大凭藉，又具良史之才，作史的条件已备，遂致力撰述。刘知幾称：“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晔以罪被诛，其十志未成而死。”（《史通·正史篇》）后世史家，因受《宋书·范晔传》的影响，对于《后汉书》，毁誉不一。兹谨就其书之内容，略加分析。(www.daowen.com)

（一）范书的义例：范氏虽仿班固，断代为史，但其义例，实胜《汉书》。蔚宗《狱中与甥侄书》云：“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惟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蔚宗嫌班书任情无例，故撰《后汉书》时，先立纪传例，以为全书之准则。梁刘昭谓：“范志全缺，序例所论，颇褒其美。”是范书序例，梁时尚存，刘昭曾谓亲见之。范书既先立凡例，故其体例最善。然犹为后世所纠摘者：

（1）为皇后立纪：《史通·列传篇》讥《后汉书》为皇后立纪。据《晋书·华峤传》：“峤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篇末，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是范书之立后纪，乃因华书，并非创制。惟观蔚宗《与甥侄书》，直欲凌班，岂复措意华峤？华书之十典三谱，蔚宗皆不屑仿其例而沿其名。独袭华书为皇后立纪者，实具深意。因东汉诸帝，多不永年，前后临朝者，有窦、邓、阎、梁、窦、何六后，与天下治乱，关系极密。西汉仅一吕后临朝，《史》、《汉》犹列诸本纪，故范书为皇后立纪，亦有深意。设范氏仅纪六后，而置余人于列传，则于例尤得。

（2）列传名目太多：《史记》于传公卿将相而外，余复以类相从，立“儒林”、“循吏”诸传，《汉书》因之，范书列传门类更多。邵晋涵讥之云：“夫史以记实，纵其人之显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门类奚为乎？名目既多，则人有轻重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匿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蔽其辜。宋人论史者，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辗转相循，出入无凭，执简互争，腐毫莫断，范氏阶之厉也。”（《南江书录》）邵氏指摘宋人，颇有是处；归咎蔚宗，实有未当。范书列传门类有：循吏、酷吏、儒林及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前三者皆因《史》、《汉》所固有，后七者皆蔚宗所新创，揆诸当代史实，最得体要。良以东汉尚气节，故创独行、逸民二传，以表章幽隐；党锢之兴，善类一空，宦官乱政，汉室遂倾，此皆一代大事，理宜分别立传；文人与学者迥异，《汉书》无文苑，故司马相如、王褒之流，无法安排，竟置于普通列传中，蔚宗创为文苑，后世诸史因之，竟不能废；至于敦风教而传列女，记异能而传方术，例皆允当，常为后世所沿用。邵氏虽讥范书多立门类，然亦谓：“范书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南江书录》）可见其于范书之是处，亦不能不首肯。吾人细读范书，到处可发见其义例之善，足见其史学之深及史观之正确。

（二）范书的记事：蔚宗史识甚高，故记事极佳。其所记最繁复之事，如西域之三绝三通（“西域传”），极周密而扼要。复能洞烛当时大势，把握住历史的动变。如于“刘焉传”中，记焉“建议改置牧伯”，足以说明汉末群雄割据之由。又如“党锢传序”，举“匹夫抗愤”，以见“主荒政谬”，天下将变。更善记他人之所易忽，而实为最重要之事，如记耿等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云：“北匈奴逃走，不知所在”（“窦宪传”），乍看似为闲笔，但一与罗马历史上匈奴西侵相对照，则“不知所在”四字，何等重要。尤能于沧海中拾遗珠，如于“鲜卑传”中，记檀石槐“闻倭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在今热河境）上，令捕鱼以助粮食”。此事为他书所不载，观北齐后主追谥高欢为“神武”，恐即受此批倭人之裔，传说其神武开国故事之影响。范书记事之佳，类此者甚多。刘知幾称：“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邵晋涵亦谓范书“儒林考传经源流，补前书所未备。范氏承其祖甯之绪论，深有慨乎汉学之兴衰，关有教化，推言终始，三致意焉，岂独贾逵、郑康成诸传为能阐其微意哉”（《南江书录》）。实则范书记事之佳，固不止一“儒林传”。

（三）范书的文笔：文笔为撰史的工具，蔚宗最闲此道。其于《与甥侄书》，详论为文三昧，不让《文心雕龙》，以文繁不具引。正唯其文学修养之深天才之高，故《后汉书》之文字，能别具心裁，自出手眼，奇情异彩，音多弦外。《与甥侄书》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至六夷诸传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当有赏音者。”因蔚宗有知之深，故敢如此自信自负。《昭明文选》录《后汉书》论赞各一首，可见梁人已重视范文。《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范书论赞五卷，殆以蔚宗文笔高于六朝诸人，爱其文辞者，遂摘取论赞，使之别行。刘知幾讥其“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史通·赞篇》）。按范泰“暮年事佛甚精，于宅西立祇洹精舍”（《宋书》本传），蔚宗受其父之影响，仿佛经之偈陀，为史作赞，综摄全传，助人回味，亦自有妙用。至章宗源以范书为皇后作纪，及纪传序偶取华书之言，遂谓范书全本华书。殊不知华书遭晋东徙，三唯存一，少可依据。所谓取华书之处，章怀皆已注明。据王先谦所考：“范书因于华书六事，大都寥寥数句，不关纪传正文，实因华书未善，而加以改正，不得因此遂谓其悉本华书。”（《后汉书集解述略》）故仅就文字论，范氏亦有良史之才。

（四）范书的书法：王鸣盛谓：“推详范书之书法类次，信其悉合班书，则整理之间，弥见良工心苦。”（《十七史商榷》）试取陈寿《三国志》与《后汉书》比较：

比较之下，便知陈范孰为直笔。王鸣盛谓：“范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蔚宗之褒贬与夺，皆得实而公正，可见其史德之高。前代史家，具政治史观比较多。惟范氏倾向于伦理史观及文化史观，故详写东汉风俗之美，并推崇文学儒雅，颇能鉴马班之失，而匡正之。

四

综观范书：由义例之善，可见其史学之深；由记事之得，可觇其史识之高；由文笔之佳，可征其史才之卓；由书法之公，可验其史德之懋；六朝之际，最为良史。观蔚宗《与甥侄书》，对于《后汉书》，自负甚盛，虽沈约亦许其“所序并实，故存之”（《宋书·范晔传》）。只以班书前于范书三百余年，马、班并称，早成习惯，故蔚宗无由夺班氏之席。范书既出，除袁宏《后汉纪》外，诸家之书尽废，《史通》谓：“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袁纪作于范前，位竟退居范后；萧子显之《后汉书》，作于范后，而竟亡于隋前，孰为优劣？不言可喻。又魏晋南北朝之学者，以《史》、《汉》、《东观汉记》为三史，唐宋以来，以《史》、《汉》与范书为三史（见《十驾斋养心录》及《十七史商榷》），唐宋皆以三史试进士（见《新唐书·选举志》及《宋史·选举志》），范书之价值，始渐增重。

（原载《民主评论》［香港］第12期，195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