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知意：论篇体和识旨^〔1〕

刘咸炘

序论

庚申年秋读《后汉书》，有所评议，记为一册。近修《太史公书》、《汉书》二《知意》既毕，因取旧册修补为《后汉书知意》。昔人评议范书者少于马、班，采掇简易，未旬而成，体例悉如前二书，其稍异者，间有论事语，以东汉史事人多不详也。然亦取足与书法相发明，不滥入史断语。马、班体例之精，不容议矣，范则多失，故今之所说，兼有纠弹，然仍名之曰知意者，读史终应恕作者之用心也。其大端仍为二论弁首。庚午年二月十一日记。

一　论篇体

书之款式，似不重要，而实重要，于史尤甚。盖综合之识亡而史篇失其圆神变化之体，变化之体失而结构散碎，史传乃成告身、行状矣。告身、行状之式始于范蔚宗，而后史皆沿之。虽以刘知幾之尚方整，亦讥其烦碎，章实斋发明圆神之裁，更明指其失。诚讲史体者，读刘、章之书，必知此评不可争，范氏之失不可讳饰矣。然审今范书传本，则其破碎谬误又有非蔚宗之本然者。盖史家圆神之裁，至宋已晦，刊史者皆不明史体之人，妄改款式，作史者乃反以为法，读史者更习以为常，校勘家徒知校正字句，版本家徒知辨认行格，虽偶有觉察款式古今之异者，亦未知为史家大体所关，今故具论之，亦使蔚宗功罪明白也。

章实斋《和州志列传总论》曰：“范氏东汉之作，题目繁碎，有类米盐，传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标子注。于是列传之体，如注告身，首征祖系，末缀孙曾，循次编年，惟恐失坠。”又《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曰：“范史列传之体，人自为篇，篇各为论，全失马、班合传师法。”又《信摭》曰：“范史铨配列传，如文集之选录文字，全不谋篇。”又曰：“范氏列传之体，即以文集之体行之，全失班、马立意命篇之旨矣。故一卷可分数篇，一人可占一论，章幅少则可以牵合，多则可以别分，专门成家之言不如是也。”按此乃范史大体之失，其传中之论多止论一二人，即附其人事后，虽父子亦以论间断之，一篇之中遂分数传，盖其每篇本无一贯之处，每段各自孤立，甚至合传有全无意义，但以官位大小约略相等而遂合之者，此马、班所无也。

《史通·题目篇》曰：“观夫旧史列传，题卷靡恒。文少者则具出姓名，字烦者唯书姓氏。必人多而姓同者，则结定其数。至范晔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类俗之文案孔目、药草经方，烦碎之至，孰过于此。”又《因习篇》曰：“班、马之为列传，皆具编其姓名，尤相似则共归一称，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传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苟姓名既书，题目又显，是则邓禹、寇恂之首，当署为公辅，岑彭、吴汉之前，当标为将帅者矣。”按观知幾之言，则唐时范书原本每篇之首式当如下：

①　注云：“此为小题，古书皆在上。”

②　注云：“此为大题，古书皆在下。”

③　注云：“此篇名或当如是，或当旁书小题之下，未可定，说见后。”

近印宋绍兴本正如是，毛本《宋》、《齐》、《梁》、《陈》、《魏》、《齐》、《周书》亦皆如是，知自蔚宗为此，后皆沿之。而毛本《后汉书》则不然，其式如下：

④　注云：“有子孙者则小注书名于此，而又不全。”

绍兴本中《宗室四王三侯》、《隗公孙》二卷独如此式，盖是别一本，藏家凑足者，然可知毛本之式亦出宋时本也。

今殿本又不似毛本，乃本于明监本，盖亦沿自南宋之官本者也。其式如下：

毛本、殿本虽每篇之首或与宋本殊，而书首之总目录则与宋本同，仍止排列人名而无篇名也。古史书本无书前之总目录，马、班书固止有叙目，即欧阳氏《五代史记》总目亦后人所加，以其正附标题与正文不合知之。钱大昕、陆心源已论之矣。《隋书·经籍志》凡书有目录者，皆别书录一卷，范书则无之，可知范书本无此目也。宋本已有此，盖是唐人所加。观《班彪》、《南匈奴》两卷目录下小注即本卷中章怀注，可知是后人依每篇首数行集录而成。毛本、殿本每卷之式虽改，而此目则沿自宋本，固是蔚宗原式也。(www.daowen.com)

三本之大不同者，宋本止排列人名，而毛本、殿本则有篇名。篇名者（如《郑范贾陈张》）乃马、班旧式，刘知幾所谓“题卷皆具姓名，或惟姓氏，或结定其数”者，即指此也。观《史通·题目篇》所言旧史有题而范氏全录姓名，似范无此题，观《因习篇》言“移题目于传首”，则又似范本有此题，然有则旧史本皆在是，何乃云移邪？今两本之此题又不尽合马、班旧式，则在其一传而卷分上下者如《桓谭冯衍传》，冯衍事分在下卷，则上卷题桓谭传，而下卷止题冯衍传，《苏竟等四人传》上卷题苏竟杨厚传，下卷题郎襄楷传，《马融蔡邕传》上卷题马融传，下卷题蔡邕传，《袁绍刘表传》绍事后半及刘表事分在下卷，则上卷题袁绍传，而下卷题袁绍刘表传，《班彪传》分《东都赋》以下为下卷，则上卷题班彪传，而下卷题班固传，是皆裂一篇为二，乍视之，竟似二篇，使范氏本有篇名，篇名岂可如是割裂邪？然则范氏原本无篇名而止排列人名明矣。然篇篇有名虽非范氏之旧，而《宗室四王三侯》、《光武十王》、《明帝八王》、《章帝八王》、《党锢》及《循吏》以下诸汇传则似本有之，但非如马、班之直冠于列传第几之上耳。《集解》首官本目录黄山按语曰：“范书《叙例》既亡，编次大旨莫能尽识，然十纪、八十列传各小题皆范所自定，就其分篇分卷观之，莫不各有微意。至卷首目录乃传是书者所加，唐以前盖固有之，列小题于首，次子目于后，原以小题过简，非子目不明也。转写者或见子目已详，反觉小题为赘，任意芟去，亦尚有芟之未尽者，如汲古本犹存‘光武十王’一小题是矣。顾小题主目也，子目乃目之注也，去小题则纪、传分合之用意不可复识，此其失也。”按黄氏所谓小题乃指篇名，所谓子目乃指人名。黄氏论篇名之重是也，然仅据此一题而遂谓蔚宗本皆有篇名而后人删之，则粗概无据之言，竟似不读《史通》矣（今《知意》中仍用毛本式题，取易见耳）。

第《党锢》及《循吏》以下诸篇固属必有，而《四王三侯》等四篇则犹有可疑，绍兴本止有《四王三侯》、《光武十王》，而无《明帝八王》、《章帝八王》，何邪？又所谓《章帝八王》末平原怀王乃和帝子，黄山谓章帝当作章和，然三本皆误，何邪？且《党锢》、《循吏》以下诸篇名皆旁注于“列传第几”之下，宋本及三本目录皆同，惟《宗室四王三侯》、《光武十王》则宋本及其目录皆别行大字，毛本则又止目录于《光武十王》别行大字，黄山据毛本《史记》、《前汉书》目录亦别行大字，谓《后汉书》古本亦必如是，写官任意改易，此则改未尽者。此说似是而实亦未可定。《史》、《汉》之目本非原式，不足为证，而观刘知幾所谓“列传之下，注列女等目”，则诸汇传名又似本为旁注小字，汇传既小注，此四篇名又何以独异邪？

宋本及三本目录形式之可疑又有二：一则如一传分上下者，《桓谭冯衍传》上卷书桓谭冯衍，下卷止书冯衍；《马融蔡邕传》上卷书马融蔡邕，下卷止书蔡邕，宋本及二本目录皆同也；《苏竟等四人传》宋本上卷并书四人，下卷则书郎襄楷，二本目录则上卷书苏杨，下卷书郎襄，直分为二矣；《班彪传》上下皆书班彪，注“子固”，三本皆同也；《袁绍刘表传》则宋本上下皆题袁绍刘表，绍下旁注“子谭”，毛传虽无刘表而上下皆题袁绍，旁注“子谭”，钱大昕所见闽本及殿本则上卷不惟无刘表，且子谭亦止下卷有之矣。黄山谓子固、子谭两卷俱注乃古式如此，缘就一卷析而分之，不应上下卷歧异，传本或有或无，乃唐中晚写官失之。其论是也。必两卷俱注，乃显其为完然一卷一篇，特以卷重分上下，非可割为二也。然如上所列，则惟《苏竟》等传、《袁刘传》宋本乃合，《桓冯》、《马蔡》则宋本已失之矣。后来监本之妄立破碎歧异之篇名，即沿此也。

二则《宦者传》单超等五人连书，而但列单超，张让、赵忠连书，而但列张让，曹节、王甫、朱踽连书，而但列曹节，余人则不惟不列名，且不旁注。《方术传》末华佗后附冷寿光以下二十二人，本云“简其美者列于传末”，今乃因冷寿光、唐虞、鲁女生三人与华佗同时，遂不列目，而于徐登以下十九人则列为十一目，此宋本卷首及三本目录之所同也。《刘永传》中附书董宪、庞萌，宋本宪不列目，而萌独列目，已不可通，二本目录则并庞萌无之。此类皆显然于文不合，而按其卷中，则此诸人皆别提行，盖列目即据提行为之耳，然如此提行，岂可通乎？

提行分段或是蔚宗原本，以其一篇之中每间以专属一二人之论也。然今本之提行则亦非范氏之旧，提行之谬亦诸史所同，《史记》、《汉书》、《酷吏》、《货殖》诸传尤著，此自宋世校刊诸人开之，而殿本尤甚，蔚宗书虽异马、班之综贯，亦有连书附书之例，如《郭林宗传》末书所识拔左原十人之事，本非传此十人，而今皆提行，俨然十传，则“又识张孝仲”以下数语不贯矣。《后纪》诸妃嫔附书，皆不应提行，马后段之贾贵人，梁后段之虞美人、陈夫人皆别为一段，在末提行，犹可也，何后段中王美人本随事附见，夹在文中，乃直从“王美人者”句提行，遂使何后事入王美人段中矣，此毛本、殿本之谬，宋本不然也。然如《东夷传》分夫余、挹娄、高句骊、韩、倭五段，而高句骊段中貊、沃沮、濊三种，“句骊一名貊耳”以下说句骊，“濊北与高句骊”以下说濊，“濊及沃沮”以下又总上三者，今本乃于“句骊”、“濊”二句提行，遂使总言之文入濊段中。《西羌传》惟于滇良、麻奴提行，亦无谓，此则三本俱然者也。且如诸本之例，凡旁注子孙及附书诸人提行者当即列目，而今按之，则多不符，传中附书及子孙固不皆提行，不皆列目，细察之则事长然后提行，事短则不提，如袁安子京不提，而敞则提，然如张步后附书王闳，亦几十行，《崔骃传》末附书崔烈，则十行以外，而皆不提行，三本皆然，此已无例可言。乃又自为参差，如韦彪族子义，蔡茂后附郭贺，目所有也，而三本皆不提行；刘平后附书王望、王扶，目所无也，宋本不提行，而两本皆提行；北海靖王兴，目所有也，宋本、殿本俱提行，而毛本误连书于齐武王论之末；冯衍子豹，郅恽子寿，郭躬弟子镇，李固子燮，目所有也，宋本、毛本提行，而殿本不提行；梁慬末附何熙，目所无也，宋本、毛本不提行，而殿本提行，王先谦以何熙提行为非，不知诸附书提行皆此类，是则俱是，非则俱非，安可独责殿本？杨彪子修，本夹在彪事中，而毛本乃从“修字德祖”句提行，遂使彪之终事入修段中，此其谬不更甚于殿本邪？然修固三本皆列于目者也。倘提行列目皆是范旧，岂应如是杂乱无例，且至文理难通乎？然则宋本及诸本目录之排列人名固是范氏之原式，而其排列则已经后人改乱可以决矣。

殿本之式更益以诸本未有之谬，一则妄移大题于上，此乃官刊各史之通病，《三国志》刊本竟因大题移上而没去小题，并纪传亦失之，而张照遂发《陈书》本无纪传之妄论；二则于各段前加题某人传，蔚宗原本虽已本为零篇，书中固明称某传，刘知幾止言篇首以短行、细字具录姓名，未尝言每一人前题某传具姓名也，今乃一一依提行而割标为某人传，于是单超五人但题单超传，张让、赵忠但题张让传，曹节、王甫、朱踽但题曹节传，《刘永传》割“庞萌，山阳人”以下别题为庞萌传，《方术传》末徐登以下十九人强分为徐登、费长房等十一传，每一传中，或一人，或二三人，主宾不明，一皆沿提行列目之谬而更不可通。按今行本《晋》、《隋》二书即如此式，卷首不具录卷中人名，而于每人段首标之，其妄割附书分段题名亦与此同，但无篇名耳，显与六朝诸史各为一式。然则此式盖起于唐初修史诸人也，后刻范书者又改从之耳。

（以上七段旧稿，止据《史通》推定原式，及据二本目录辨正，辛未十一月，得影印宋绍兴本，乃更修补）

《史通·论赞篇》曰：“固之总序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衍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赵翼《陔余丛考》曰：“史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班书仿之，亦于各纪传后作赞，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及范书论之后又有赞，赞体用四字韵语，实《史记》、《汉书》末卷之叙述，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不知《史》、《汉》之叙述，篇各有引词，所以自明作书之本意，云为此事作某本纪、某年表、世家、列传，班书因之，又谦而改之为述，亦所以明作某纪、某传之意，故论赞之外，以此系之于卷末，不嫌复也。范书之赞则非为此，但于既论之后，又将论词排比作韵语耳，岂不辞费乎？”按知幾之论盖不刊矣，赵氏之言亦足申之。而王先谦乃曲为范辨，其《集解》述略曰：“论摩太史，往往突过兰台；赞体用诗，以代序述，亦班、马之遗范。始自刘昭作注，早合纪、传并行（原注曰：“论赞至隋、唐尚有单行本，则初原别行，自属可据。萧子显《齐书》论后著赞，《史通》谓即依范书误本，是梁世已先合之矣。”），第范见刑时，书未大成，以赞继论，原未必范意如此。”（原注曰：“《唐志》论赞五卷，《隋志》原作赞论四卷，卷数出入，虽不可晓，但论必系各为卷，故赞亦可置论前也。且某论某赞先亦必各有小题，乃可单行，而纪传之合数人为一卷者，卷仍止一赞，论则随人而立，或有或无，势不能论与赞共一题，尤非各为卷不能编次。自小题为合者所省，遂全失真面。”）此说之疏谬，甚易见也。范论文固多精义，固多允，要无解于每人立论之乖于史法，赞代序述，当如马、班，总在一篇，今其失正在不同马、班之遗范耳。王氏之言，乃似未尝读《史通》者，何邪？单行之本，邵晋涵《四库提要稿》谓“爱其文辞，摘取别为一书”，是也，岂可证纪传中本无论赞邪？论赞、赞论，名之偶异，未必即是书之编次有殊，且前后亦无大关系，即合为卷，亦未尝不可以赞居论前，赞标篇目，论标人名，即合为卷，亦何不可编次。凡王氏所辨，皆不成论据，况即使如其说，亦是单行本之式，与全书中论赞之式无关。若以论赞有单行本，而证赞在论后，未必范本，然则亦可以论赞有单行本而证全书本无论赞乎？若全书原本赞不在论后，岂将在论前乎？若赞本不在传中，则当如马、班，贯为序传矣。萧氏误沿，适足证范书之原本如是耳。要之，蔚宗间论提行，自为分裂，而又不为序目，无惑后人之纷乱，犹幸卷分上下，未尝割篇从卷，且总赞在末，尚可见一篇之起止，然则蔚宗加赞于论后，虽成赘文，而适以自护其书，无用而反有用也。

二　论识旨

蔚宗《狱中与甥侄书》，论述是书曰：“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惟志可推耳。博赡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按此与甥侄书，沈约录入蔚宗传中，云“自序并实”。以今观之，其挥斥前人，诚为逾量，而自称之语，则非过夸。本意为论文，故惟自负其论赞之奇，其称许论赞皆是甘苦之言。当时之文，非弱即滞，不能健举，以范论较之，诚为纵放，不可以赵宋以后文势为衡。且蔚宗之文，远绍士衡，近越稚川，在八代中本为巨擘，唐、宋以后之轻诋，固无伤也。然论史非论文，史之工不在论赞，汇传诸序，刘知幾已讥其“矜炫文采”，赞本赘肬，虽奇何取？若论史体，则蔚宗所作《序例》，今已不存（刘知幾谓魏收之例全本蔚宗，收例今亦亡），惟章怀注《光武》、《安纪》曾引其文，皆是小例，非关大体，《北齐书·魏澹传》魏史例中亦引其语，则论纪传之长，其言甚确。然此书以班氏为无例，则不知无例正班氏之长，蔚宗之整理则诚整矣，而其病乃适在拘于例也。然蔚宗书体虽破碎方板，而序论则诚精，即不以文论而以史论，亦不愧体大思精之目。盖班氏赞语含蓄，不极议论，史家高度远致固应如是，蔚宗以为于理无得，自是误衡，而自作矫之，更为详畅，则别成其妙，与班相竞，然亦约其词句，以见裁味，非如宋后史断之恣为支辨，竟成子篇也。其美乃在汇传能挈举一代之得失，杂传能间破一时之习见，深观东京史势者自能知其精意深旨，非可一一举也。所谓“多公家言，少事外远致”者，虽本论文，实史文之要则，后史序论正如是，而蔚宗之作乃适不然耳。翟汝文诋其语近词冗，洪迈谓其叙论了无可取，是固宋人轻八代文之习见。即以史义论，试取魏、姚以降之骈偶序论，宋、欧诸人之散体序论，以较是书，孰深孰浅，孰凡而孰不凡邪？刘知幾《序例篇》所谓“累屋重架”，乃魏、姚诸书之病，而知幾探源，咎及蔚宗耳。沈、萧尚不如是，况蔚宗乎？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曰：“《班彪传》论讥固书不叙杀身成仁之美，轻仁义，贱守节。虽华峤之词，而蔚宗取之，故蔚宗力矫班失，如《党锢》、《独行》、《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诸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又曰：“《陈蕃传》论以汉乱而不亡百余年为蕃等之力，《孔融传》论以曹操之不敢及身篡汉为融之功，《儒林传》论又以桓、灵以后，国势崩离，而群雄不敢遽篡为儒学之效。蔚宗之表扬节义、推奖儒术如此。”按王氏所举明矣，班氏当士习矫激之时，故折狂狷以中行，每裁矫抗之过；范氏当士习骩靡之际，故颇取狂狷。生当宋世，不修魏、晋之书，而止述东汉，彼固有取也。《左雄传》末亦言当时士气之不折挫，与《儒林传》义同。《儒林》之论，顾炎武尝叹为知言。李固、陈蕃、范滂、孔融诸人，平心论之，皆有疵过，而蔚宗则略其疵而称其美，名士、经生、殉义、隐处皆有流弊，而蔚宗于《樊英》、《儒林》、《独行》、《逸民》诸传叙论虽并述得失，而终许其执义正俗之功，他如《来歙》、《耿恭》、《卢植》诸传，言及节义皆颇慷慨，即论以言已若是，其叙事之抑扬去取，尤不可胜举也。然蔚宗虽崇气节，而仍持折衷，《党锢》、《独行》、《逸民》诸传于矫激之过未尝稍讳，《王良》、《丁鸿》二论尤见其辨真伪之严，讥李云为好绞直，辨臧洪为非守义，马融、蔡邕则恕其习安怀恩，荀爽则拟以大直若屈，以张俭为不知量，惜窦、何而引天废商，凡若此类，又甚平宽，竟使论者讥其滥曲，甚或贬及生平。夫蔚宗谋反乃是冤谗，陈兰甫特作《申范》明之矣。以人废言，犹且不可，况不知其言而又不知其人乎？自光武推崇节士，变西京贪懦之风为廉直之俗，末流之弊，曹氏矫以尚功，魏末又矫以尚达，加之操、懿而后，篡夺相承，士既习于柔骩，史家亦囿于时俗，华峤乃华歆之孙，陈寿实谯周之徒，言论风旨，不能激扬，蔚宗崛兴，乃克振拔，自后刘知幾辨举曲直，而史义始明，北宋诸公抗志力行，而士节始立，推溯其原，蔚宗实有中兴开启之功矣。

（据《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版）

注　释

〔1〕　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