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后汉书》和《三国志》同属二十四史的“前四史”，是公认的二十四部“正史”中的上乘之作，历代学者对此均做了大量的考证和研究工作。在20世纪，随着研究视角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对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以及裴松之《三国志注》的研究获得了更为突出的成果。

今传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其纪、传部分是南朝人范晔所撰。元嘉九年（432），范晔被贬为宣城太守，开始写作《后汉书》，历时二十余年，成《后汉书》本纪10卷，列传80卷，共90卷，后人为补范书无志之缺而将西晋司马彪所撰《续汉书》的志与范书合为一书。范晔《后汉书》在齐、梁时期就受到好评，唐代刘知幾说：“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1〕宋代学者已着手对《后汉书》进行辑补和考订的工作。清人对范晔《后汉书》的注释和补作用力甚勤，评论也非常丰富^〔2〕。

20世纪的《后汉书》研究，仍然以考证和评论两方面为主。

在注释、补撰和考证方面，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是一部集前代学者注疏《后汉书》的集大成之作。1915年，《后汉书集解》长沙王氏刻本刊行。王先谦将唐李贤《后汉书》注和清惠栋《后汉书》注合并一处，以惠栋之书为构架，兼采其他各家注疏，纠合纪、传异同，考证记载讹误，对前代学者注释与研究《后汉书》的成果做了一次全面清理，撰成是书。此书由王先谦弟子黄山以及柳从辰等人最终完成。其他相关著述多出版于20世纪前期，包括徐乃昌的《后汉书儒林传补逸续》、张骥的《后汉书华佗传补注》、沈惟贤的《后汉匈奴表》、周明泰的《后汉县邑省并表》、陈汉章的《后汉书补表校录》、苏诚鉴的《后汉食货志长编》、曾朴的《补后汉书艺文志》、金兆梓的《补后汉书食货志》等。1940年，张述祖发表《范蔚宗年谱》，此前尚无专文以年谱的形式对范晔平生做如此详细的考察，此文是考察范晔生平及其撰著《后汉书》情况的一篇有价值的文献。

对《后汉书》的评论和评价，前期主要有刘咸炘的《〈后汉书〉知意》、李景星的《后汉书评议》等。四川学者刘咸炘撰于1930年的《〈后汉书〉知意》，分论《后汉书》的“篇体”和“识旨”，前者论及范书体例之所得，如称“蔚宗加赞于论后，虽成赘文，而适以自护其书，无用而反有用也”；后者论及范书创意之所在，如称范书“序论则诚精，即不以文论而以史论，亦不愧体大思精之目”，“蔚宗崛兴，乃克振拔，自后刘知幾辨举曲直，而史义始明，北宋诸公抗志力行，而士节始立，推溯其原，蔚宗实中兴开启之功矣”^〔3〕。后期有许多文章评价《后汉书》的史书体裁体例，论者大都认为范晔在这方面有所创新：改外戚传为皇后纪；新增了党锢、列女等七种类传；于每篇纪、传之后加论加赞，等等。张孟伦的观点与流行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后汉书》在体制方面，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功，皇后纪是承继华峤所撰《后汉书》的体例；列女传始自东汉《东观汉记》^〔4〕。束世澂指出：范晔“提出搞历史是要正一代政治得失，明确了历史为政治服务；他在体制上有所创建，使纪传体史的内容更加完善；他继承并发扬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把古代史学推进了一步”^〔5〕。

20世纪的学者对范晔的史论有很高评价。白寿彝说：“《后汉书》以明文评论史事，采取论赞的形式。它在《后汉书》中的地位，远超过《汉书》中的赞和《三国志》中的评，有时也超过了《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部分历史学家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后汉书》的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6〕。施丁评价范晔的史论说：“不仅在文风上少淫丽，多矫健；而且在内容上，多论历史成败，少做人物品题，不局限于一人一事，而通一代风势；在方法上，多做具体的分析与鉴别，少下泛泛的空谈与定评，有朴素的辩证法；在史观上，不仅有无神论倾向，而且有唯物史观因素。”^〔7〕突出了《后汉书》史论部分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价值。通过《后汉书》的史论，人们可以进一步总结范晔的史学思想。赵国华认为：“在历史观方面，他既认为‘天命’对社会的变革起决定作用，也承认英雄人物对历史的进程有重大影响，不过所谓‘天命’指的是历史所趋、民心所向的社会政治形势。”^〔8〕蓝文徵说：“前代史家，具政治史观比较多。惟范氏倾向于伦理史观及文化史观，故详写东汉风俗之美，并推崇文学儒雅，颇能见马班之失，而匡正之。”^〔9〕王春淑认为，范晔《后汉书》序论赞表现出论史的自觉意识，明确了序论赞在于“评论”的独特功用，确立了“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论史以资鉴戒的史论宗旨，开启了新的史论体式^〔10〕。瞿林东针对人们关注较少的《后汉书》帝纪后论作了评述，认为是“清晰地揭示了东汉皇朝从中兴走向衰亡的几个转折，堪称卓识”^〔11〕。

《后汉书》的“传”无论是设目还是内容均颇具特色，如蓝文徵所说：“范书列传门类有：循吏、酷吏、儒林及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前三者皆因史汉所固有，后七者皆蔚宗所新创，揆诸当代史实，最得体要。良以东汉尚气节，故创独行、逸民二传，以表章幽隐；党锢之兴，善类一空，宦官乱政，汉室遂倾，此皆一代大事，理宜分别立传；文人与学者迥异，《汉书》无文苑，故司马相如、王褒之流，无法安排，竟置于普通列传中，蔚宗创为文苑，后世诸史因之，竟不能废；至于敦风教而传列女，记异能而传方术，例皆允当，常为后世所沿用。”^〔12〕20世纪的学者多有以《后汉书》的传为出发点，或研究东汉历史，或发表议论。前者如宋抵的《〈后汉书·五行志〉中的童谣与东汉政治》、三江的《〈后汉书·鲜卑传〉倭人考》、陈昌文的《〈后汉书·郡国志〉县邑数质疑》等，后者如葛剑雄的《永恒的矛盾：追求与现实之间——读〈后汉书·党锢列传〉》、瞿林东的《精与学而廉与政——读〈后汉书·儒林传〉札记》、胡泳的《为善乎，为恶乎？——读〈后汉书·范滂传〉》、刘石的《〈后汉书·文苑传〉的创立及其意义》等，从中亦可充分反映《后汉书》的史料和史学价值。

20世纪的学者在一些关于《后汉书》和范晔的具体问题上也有讨论。《后汉书》的史料来源，杨翼骧认为《后汉书》的史料主要是在之前的十余家后汉史著作（主要是华峤的《后汉书》中，经过整理、编纂和加工润色而成，如果将范书和华峤的《后汉书》佚文两相对照，就可发现其雷同之处^〔13〕。蓝文徵则认为：“华书遭晋东徙，三唯存一，少可依据。所谓取华书之处，章怀皆已注明。”^〔14〕陈光崇也认为范书与华峤书的雷同之处并不太多，不同之处反倒十分明显，而且二书的雷同是因为他们都以《东观汉记》为底本^〔15〕。撰写《后汉书》的时间，束世澂等人认为范晔始撰《后汉书》是在宋文帝元嘉元年（424），范晔时年27岁。陈光崇则指出“《宋书·范晔传》说刘义康之母死于元嘉元年是不对的，元字应为九字的误写”^〔16〕，即范晔是在元嘉九年（432）他35岁时开始撰写《后汉书》的。徐志啸和龚剑峰均持此观点^〔17〕。一般认为范晔卒年是445年，徐志啸和韩杰认为是446年^〔18〕。关于范晔的籍贯，《宋书·范晔传》仅言“顺阳人”，究竟应属何地则语焉不详。龚剑锋经过考证认为，范晔的籍贯在东晋、南朝宋代顺阳郡顺阳县，今属河南省淅川县^〔19〕。

编纂关于《后汉书》的工具书，也是一项值得重视的工作。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于1949年出版了《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这是首次出版的《后汉书》的工具书。1979年和1988年，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李裕民编的《后汉书人名索引》和王天良编的《后汉书地名索引》，两书联袂为《后汉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张舜徽主持编纂的《后汉书辞典》于1994年出版，该辞典收有两万多条词目，“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过了一般历史辞典的范围，将其称为研究《后汉书》的小百科全书也不为过”^〔20〕。

可见，20世纪前期对《后汉书》的文献考证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显著，全面梳理范晔的生平事迹，确定范晔的籍贯、撰述《后汉书》的时间、范晔的卒年等也多有所获，对《后汉书》价值的评价与认识呈上升和深入之势，对《后汉书》史论的总结和范晔史学理论的概括，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后汉书》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西晋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陈寿于此时开始撰写《三国志》，历时约十年，写成《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全书共65卷。《三国志》撰成后，即得好评，“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司空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21〕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及魏代三雄，纪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漏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辩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訾也。”其后，对《三国志》批评意见也渐次出现。首先是南朝人裴松之认为陈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22〕，于是注《三国志》，“务在周悉”、“补其阙”、“惩其妄”。后世学者在对《三国志》的注释、考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三国志》无“志”、“表”，后人亦多有补撰之作。前代学者对《三国志》的考证、校勘、补撰以及评论等多方面均做出了大量成绩，其中以清代学者的成就最为丰厚，赵一清、钱大昭、潘眉、梁章钜、钱仪吉等人，都曾为《三国志》作注，据统计，相关著述达60余种^〔23〕。其次是因《晋书·陈寿传》载陈寿因向丁仪、丁廙兄弟借米未果而不与之立传，并且称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些言行又为后人所议论，矛头所指，是为陈寿的修史态度问题。北周柳虬，唐刘知幾、刘永济，宋陈振孙等皆信其有，北魏崔浩及至清代朱彝尊、杭世骏、王鸣盛、钱大昕等皆辨其无。《三国志》时有曲笔、回护的现象，也是人们的批评要点。再次是《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的做法受到东晋习凿齿以及南宋许多学者的批评，此虽属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亦成为后人议论的要点。

20世纪对《三国志》的研究，在继续加强对其考证、辨正和评论的同时，在其他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

20世纪在对《三国志》的考证、校勘与注释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前四史”除《史记》之外，《汉书》和《后汉书》有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唯《三国志》尚缺集注集解。1936年，杨守敬的弟子卢弼完成了《三国志集解》。卢弼在“序例”中说：“古人谓文必己出者，谓论著之文也；注家吸纳众流，援引患不征实耳，不必尽出之己也。”因此，是书仿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的体例，汇集了前代学者对《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的研究成果，并附自己的校勘和见解，对陈志和裴注做了全面详尽的校勘、考证、注释。卢氏本人虽创获有限，但集纠旧注颇为完备，尤详于地理方面，是一部对历代学者的《三国志》和裴注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精深浩博，在长沙两汉书注解之上”^〔24〕，“卢氏既注陈寿原文，亦注裴注，用功至勤，征引至繁，可谓应有尽有，比《后汉书集解》更有用处”^〔25〕。

周一良的《三国志札记》（该篇后收入周氏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和缪钺的《三国志选注》对《三国志》的名物制度、地理与语词等作了考订和训释，均属多有创建的力作。1990年吴金华的《三国志校诂》和《三国志丛考》分别于1990年和2000年出版，前书对《三国志》及裴注的某些可疑及难解的字句作了考证和校诂，后书是对易培基本、卢弼本、陈乃乾本、晋写本（残卷）等《三国志》各种版本的文字异同与变化进行考核比较，评判诸本的种种问题。其他对《三国志》作考异、匡正、纠缪方面的文献学研究类的文章则散见于诸报刊杂志中。

《三国志》无“志”、“表”，前人多有补撰。在20世纪，仍有杨守敬的《三国志郡县表补正》、周明泰的《三国志世系表》、陶元珍的《三国食货志》、金兆丰的《校补三国疆域志》等。这些著述，或是对《三国志》的补撰之作，或是对前人所作补撰（注）的补充。1955年，中华书局刊行《二十五史补编》，前人的补志补表大都收入其中，集中反映了前人对《三国志》的研究成果。

对于《三国志》的书名曾一度有所争议。缪钺于1983年撰文说：“近来通行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中的《三国志》，在‘出版说明’中，忽然提出新说：魏、蜀、吴三书本是各自为书，到了北宋雕版，始合为一种，改称《三国志》。这个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陈寿之书，虽分别称为《魏书》、《蜀书》、《吴书》，但是合为一书，则称《三国志》。自西晋、东晋、南北朝以至唐初，都是如此，并非至北宋雕版时始加‘《三国志》’之名”^〔26〕。李纯蛟也认为：“陈寿所著《魏》、《蜀》、《吴》三国史，其单称之名‘书’为陈寿手定，名‘志’则为后人所改；《三国志》作为三书的总称，也为陈寿手定，虽然三书在北宋前是单行的，但是其总称却是与它们相偕并行的。”^〔27〕

20世纪学者对《三国志》的评论，依然着重于陈寿的修史态度、《三国志》正统问题以及对诸家评论的再评论等方面。

陈登原的《三国志义例辨录》着重于辨析陈寿索米和轻视孔明之事，文章多引前人的相关评论，进而认为“《晋书》所载或云，非实录也”，“轻视孔明，要亦莫须有”，“至于以魏与吴蜀并列，固亦得史事之真者，寿固未尝袒魏也”。文章还对前人因正统观念而对《三国志》书法义例的指责做了分析^〔28〕。1962年，缪钺发表了《陈寿与〈三国志〉》一文。对于上述几个问题，缪钺认为：“其中索米不遂而不为丁仪兄弟立传及因父受刑而贬抑诸葛亮的两种传说，都是不可靠的。至于以魏为正统，乃是西晋封建史家所不得不如此做的，而且所谓‘正统’的是非，我们今日也不必去管它。所以这两项都不能算是《三国志》的缺点。唯独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替西晋统治者隐恶溢美，这确是《三国志》思想性较差之处。”^〔29〕陶懋炳在《陈寿曲笔说辩诬》一文中也认为：“索米之事属莫须有，陈寿于《三国志》中附二丁于《王粲传》后，与吴质、杨修相埒，是公允的。至于陈寿之评诸葛亮，非但不见其曲诬，恰恰见其可贵。”^〔30〕张孟伦认为的笔法是“显而微，志而晦”，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陈寿也使用了“回护法”，此确为曲笔^〔31〕。可见，20世纪的研究者对陈寿的修史态度多予肯定，但也指出其回护、曲笔的不足。

1930年，刘咸炘撰写了《〈三国志〉知意》，他既不同意宋儒对陈寿以魏为正统的做法的指责，同时认为之后的“反矫之论”即称陈寿是“存心忠义”的说法也不客观，他指出：“以吾观之，寿自有不忘旧国之心，而非有魏邪汉正之见，虽小例不以蜀侪吴，而大体帝魏，自不可掩。”刘氏评价陈寿：“承祚之于史，有才、学而已，识则颇浅，非特不及马、班，且视蔚宗犹逊。马、班、范皆有著书之宗旨，而承祚无有也。马、班、范皆能发明一代之风势，而承祚不能也。”至于人们所称道的陈寿善叙事的特点，刘咸炘也有自己的看法：“承祚诚善叙事，然其佳乃在遣词而非在去取，其所去者如裴注所录故多不足信，而其取者则亦非皆切要。”^〔32〕并认为这才是《三国志》常有被人批评的问题出现的原因。白寿彝对陈寿的“史才”予以伸扬和肯定。他认为陈寿的史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二是叙事简洁，“他的简洁，不只是由于文字的精练，而且由于取材的审慎”^〔33〕。“陈寿叙事，往往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历史情态、人物风貌”。《三国志》中品题人物的特点，“不过是反映门阀地主的一种风尚而已”^〔34〕。这些观点，并未过多纠缠于对索米、评价孔明等具体问题的辨析上，而将作为史学家的陈寿在著史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特点及不足当作评价的立足点，其结论显然更为平实客观。

20世纪后半期发表有大量研究《三国志》的各类文章，研究内容更为丰富。例如：白寿彝的《陈寿、袁宏和范晔》、李启谦的《〈后汉书〉与〈三国志〉》、葛兆光的《〈三国志〉与〈晋书〉》等，是以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裘汉康的《简论〈三国志〉的人物叙写》、周国林的《文质辨洽：〈三国志〉的史文特色》、许菁频的《论〈三国志〉的传记文学价值》等，是从历史文学的角度研究《三国志》的特色；郭沫若的《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李遇春的《吐鲁番出土〈三国志·魏书〉和佛经时代的初步研究》、片山章雄的《吐鲁番、敦煌发现的〈三国志〉写本残卷》等，是运用新出土的材料对《三国志》进行研究；赵知人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写作过程》、于平的《〈三国志〉、〈三国演义〉与诸葛亮文化现象》、段启明的《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等，是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结合起来研究；吕美泉的《〈三国志〉研究编年史略》和《本世纪〈三国志〉研究编年》等，则是对《三国志》研究状况的全面回顾和梳理。杨耀坤撰写的《陈寿评传》一书，从陈寿的生活时代、陈寿的思想和修史态度、《三国志》的特点和价值等方面，全面论述了陈寿和《三国志》。这些都是20世纪《三国志》研究的新收获。

编纂关于《三国志》的工具书，是20世纪《三国志》研究的一个新趋向。先后有洪业主持编纂、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1938年）、王祖彝编的《三国志人名录》（1956年）、黄福銮编《三国志索引》（1973年）、高秀芳、杨济安编《三国志人物索引》（1980年）、王天良编《三国志地名索引》（1980年）、张舜徽主编《三国志辞典》（1994年）等。其中，《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是同类著述的开风气之作，方便了学者的研究，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周一良说：“编者在选定条目编入引得时，着眼不宽，只注意习见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对于某些词语，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而较少见的词语，反未收入。”^〔35〕这些不足，在其他各类《三国志》工具书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弥补。在二十四史中，《三国志》的工具书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是比较多的。

言及《三国志》，必须要提到与之关系密切的裴松之的《三国志注》。20世纪以来，对裴注的研究与评论，无论是在重视程度还是在成果数量上，实不亚于《三国志》本身。

陈寿去世一百三十多年后，南朝人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作成《三国志注》。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表示，他是奉诏“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的。裴松之认为：“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因此，裴松之注《三国志》注重“以补其阙”、“以备异闻”、“以惩其妄”、“有所论辩”四端，“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以往的注史之作，多在于诠释文义、考证地理、解说名物制度，裴注扩展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以其广辑资料、考辨真伪、发表评论的特点开创了史注新法，也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风尚。

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注》多有研究和议论。批评意见如唐代刘知幾认为，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36〕。宋代陈振孙也说：“松之在元嘉时承诏为之，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37〕叶适则认为，裴松之“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38〕。清代四库馆臣评论裴注说：“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39〕肯定裴注学术价值的观点也十分明确，如明代胡应麟说：“裴松之之注《三国》也，刘孝标之注《世说》也，偏记杂谈，旁收博采，追今借以传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诸家乎。若其综核精严，缴驳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40〕钱大昭认为：“世期（裴松之字世期）引据博洽，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别成畦町。”^〔41〕钱大昕也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42〕

20世纪对裴注的研究获得了重要进展。20世纪前八十年，不仅有对裴注音例、义例进行研究的论文发表，还有对裴注做全面综合性研究的论文问世。80年代以后，对裴注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发表论文近30篇，还出版了《裴松之评传》一书。

裴注因扩大了史注的内容而使史注在中国史学史上获得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裴松之注《三国志》在形式、内容、体例诸方面较之以往究竟有些什么改变与创新，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柳诒徵在1944年发表了《〈三国志〉裴注义例》一文，以裴注实例证明如下结论：“裴注有详有略，非专骛繁博也”，“读裴注，宜先注意其所未注不注之例，以见其审慎之意”，“裴注特色，在补订事迹，援据繁富”，裴注征引诸书“翦裁诵述，皆有用意，时自发例，明其特载之故”，裴注“实重在史法也”，“裴氏之书，兼史注、史评二者之长”^〔43〕。柳诒徵对以往裴注被人视为缺点的诸如“繁芜”、“为例不纯”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王锺翰的《〈三国志〉裴注考证》设专章阐述“裴氏注史方法”，证实并丰富了乃师陈寅恪所说的裴注“实一广义之合本子注”^〔44〕的观点。杨翼骧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将裴注内容分为8类：关于文字上的解释，即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的注文；补充记载简略处；补充记载遗漏处；考辨记载的讹误；对于各家不同的记载的意见；对于史事及人物的评论；对于陈寿的批评；对于其他史家的批评等。全面概括了裴注的内容。胡宝国则力图以一种动态的研究视角来说明《三国志》简略的原因和裴注得以应运而生的学术背景以及学术条件，从而明确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变化所导致的在裴注上反映出来的种种特征，也解决了一直以来引发人们争议和困惑的《三国志》之“简”与裴注之“繁”的矛盾现象。

重视从经史关系的角度研究裴注是20世纪相关研究的一个突破。柳诒徵说：“从来论裴氏之史学，初未有人揭出裴氏之经学者，不知裴氏之深于经术，恶能知裴氏所得史义焉。”^〔45〕逯耀东在《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研究》一文中，对此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魏晋以来释氏讲经注经多采用“合本子注”的形式，“影响到那个时代儒家讲经与注疏的形式，甚至于影响到当时史注的形式”。“裴氏本人更深通经学，因此将这种‘合本子注’的形式，轻而应用到史注方面，并且融合魏晋时代史学发展的新内容，创铸了中国史注的新形式”。“不过在本质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仍然是从传统的经注蜕变而出”。“‘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差别……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正是‘以达事为主’的典型代表”^〔46〕。文章并就裴注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类注释体例结合魏晋史学转变的特征做了阐述。胡宝国同意用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的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经学和史学“到南朝则风气大变，简略不一定是优点，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而联系当时史学自身的变化，即“两晋时期的史学实现了从以注释为主向以撰写为主的转变”，同时“史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经学的影响正在衰退”，于是，“为裴注这一新的注释方法的实现提供了可能”^〔47〕。这些认识对于深入了解裴注以及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变化均有重要意义。

对于裴注的史学价值，仍然产生有不同意见。杨翼骧认为：“裴《注》的成绩是巨大的，虽然也有缺点，但不能因而抹煞其价值，它的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广辑资料，提供了大量的具体事实，使后人获得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在进行三国时代历史的研究时得到很大的便利。”^〔48〕吴伟鹏也认为：“增事实，聚异同，是裴氏撰《注》的目的，也是裴《注》的一大优点”；“引文审慎是裴《注》的另一优长之处”^〔49〕。对此持不同意见的，如王廷洽认为“注文的价值远不及正文”^〔50〕。瞿林东则认为：“《三国志》作为反映三国时期的历史著作，是裴注无法代替的；裴注也正因有《三国志》的存在作为比较才更显出其价值的重要。这可谓离则两伤，合则双美。”^〔51〕

裴注的引书数量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清人钱大昕、赵翼、钱大昭分别统计裴注所引史部书的数量为一百四十余种、一百五十余种和一百六十余种不等。20世纪的研究者均视此为一个重要问题而做了统计和分析。柳诒徵对裴注引书有所辩证。王锺翰分类详述裴注引书名目，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逯耀东统计为一百八十余种。另有多人做了统计，引书总数的结果分别在二百二十到二百五十之间^〔52〕。上述数字出入较大的原因，与各家统计标准不同有直接关系。

前人曾有裴注字数多于《三国志》正文字数达三倍的说法，且该成说多被后人沿用。20世纪80年代，王廷洽、崔曙庭等分别著文，统计结果是《三国志》正文为36万多字，裴注为32万多字，正文比注文多了4万余字^〔53〕。这一结果，当纠正前人误说。

20世纪对裴注研究的新进展还明显表现在对裴松之史学思想的研究和裴注史学批评方面的发掘。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是人们对裴注史学思想的比较一致的肯定。在史学批评方面，杨翼骧指出，裴注“对三国两晋时代的史家广泛地开展了史学批评”^〔54〕。逯耀东说：裴松之“对那个时代史学，所表示的卓越批评，更是《三国志》裴注精意之所在”^〔55〕。叶建华认为，裴松之史学批评的见解主要体现为“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诬罔视听，实史籍之罪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辩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56〕。崔凡芝也认为：裴注“从史学批评角度，对当时的史书纂写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对史家的主体修养和理论认识，做了具体的纠正和引导，从总结史家运用史料中揭示出致误致伪的原因和手段”^〔57〕。裴注在史学批评方面的成就仍有深入讨论的余地。

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的学者对裴注的研究，相继出现了几篇重要论文，而这些论文的内容正反映了对20世纪《三国志注》研究的进展轨迹。

其一，王锺翰的《〈三国志〉裴注考证》是作者在成都燕京大学任历史系讲师兼秘书时，由同在该校任教授的陈寅恪命题而作。撰文期间，作者“曾数度与之商讨，获其首肯”。文章分“裴注注史方法”、“裴注搀入陈史”、“注文脱漏及其异同”、“所引书名及其撰人”等部分，其中的“裴注注史方法”一章，“本陈师所发明，锺翰不过扩充其说”，其他各章是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纠偏补证，多有发明。

其二，杨翼骧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发表于1963年。“分别从裴松之的生平及著作、《三国志注》的内容、价值、裴氏的史学贡献等四大项目展开论述，涵盖了需要研究问题的各个方面。而对于《三国志注》的内容，总结为八类，分条逐次予以论述；对于裴松之的史学贡献，总结为四点，阐明他对史注的发展和创新。整篇文章的结构是大小层次的条分类析，论述中有分析、有归纳，也有综合，得出条理分明、轮廓明朗的统括性认识”^〔58〕。

其三，逯耀东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研究》发表于1974年。文章分“前言”、“裴松之的生平与著作”、“‘注’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三国志裴注所引的材料”、“三国志裴注与魏晋经注转变的关系”等部分，对裴注开创中国史注“新体例”的贡献予以肯定，并由此深入讨论了裴注与魏晋时代的经学、史学递嬗与继承关系。该文被誉为“近人之作，以逯耀东在《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研究》一文所述最为详备”^〔59〕。

其四，胡宝国的《〈三国志〉裴注研究》撰写于20世纪末^〔60〕。文章试图回答在史学史上为什么会有裴注出现、裴注为什么难以为继等重要问题。作者认为：由于经史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三国志》的尚简特点和裴注的出现；由于两晋时期以经学的注释方式批注《汉书》的学者逐渐有所减少，以及当时史学实现了从以注释为主向以撰写为主的转变，众多史学著作的大量出现为裴注这一新的注释方法的实现提供了可能；裴注以前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方法反映的是经学对史学的影响，裴注以后此类注释的再度盛行却并不意味着经学影响的卷土重来，裴注的存在需要特殊的条件，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对史学也并非没有意义。

综上，20世纪学人对于《三国志》的研究，在注释、补撰、考证等方面依然创获良多，对于陈寿修史态度的评价多持肯定意见，对《三国志》引书数量及与裴注字数相比孰多孰寡等问题上的辨析逐渐清晰，对《三国志》的研究范围更为丰富。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研究，主要是在裴注的注释体例、裴注的引书数量以及裴注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等方面，因裴注还引出对当时经史关系和史学批评的探讨，以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趋向变化的深入分析，这些均可视为20世纪对裴注研究的新收获。

如上所述，20世纪学者对《后汉书》、《三国志》（包括裴注）的研究成果是十分丰富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论文的数量明显增多，然而也存在着选题重复、论证观点重复等不足，常表现为沿用前人的基本观点而少有新意的现象。今后，对《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考证方面的研究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对这两部史书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就书论书的范围内，而应当努力把两部史书分别放入各自成书的时代中，结合当时的学术潮流和社会背景，做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本书选编了20世纪学者研究《后汉书》、《三国志》及《三国志注》的若干论文，选编的论文重在学术标准，也适当考虑不同研究内容的多样性，以期尽量全面地反映20世纪的研究情况，使读者更方便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和研究面貌，为今人及后人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何佳岭、毛春伟、杨俊光参加了本书的选编及主要论著索引的编制工作，特此至谢。

张　越　　　　

2007年岁末于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注　释

〔1〕　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

〔2〕　详见罗炳良：《清代学者关于范晔〈后汉书〉的研究》，载瞿林东、李珍著《范晔评传·附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刘咸炘：《〈三国志〉知意》，《推十书》第2册，第1343、1345页，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版。

〔4〕　参见乔治忠、姜胜利编著《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第105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　束世澂：《范晔与〈后汉书〉》，《历史教学》1961年第11—12期。

〔6〕　白寿彝：《范晔》，载氏著《中国史学史论集》，第140—141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7〕　施丁：《谈谈范晔的史论》，《学术月刊》1988年第8期。(www.daowen.com)

〔8〕　赵国华：《谈范晔〈后汉书〉的序、论、赞》，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9〕　蓝文徵：《范蔚宗的史学》，《民主评论》（香港）1953年6月第12期。

〔10〕　王春淑：《范晔〈后汉书〉的序论赞评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11〕　瞿林东：《说范晔〈后汉书〉帝纪后论》，《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6期。

〔12〕〔14〕　蓝文徵：《范蔚宗的史学》，《民主评论》（香港）1953年6月第12期。

〔13〕　杨翼骧：《裴松之与范晔》，《光明日报》1962年7月14日。

〔15〕　陈光崇：《关于范晔〈后汉书〉的三个问题》，《光明日报》1963年11月20日。

〔16〕　陈光崇：《关于范晔〈后汉书〉的三个问题》，《光明日报》1963年11月20日。

〔17〕　徐志啸：《范晔卒年及〈后汉书〉始撰年辨》，《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龚剑峰：《范晔〈后汉书〉始撰年岁辨析》，《南都学坛》1987年第1期。

〔18〕　徐志啸：《范晔卒年及〈后汉书〉始撰年辨》，《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韩杰：《范晔卒年辨正》，《史学月刊》1995年第1期。

〔19〕　龚剑锋：《范晔籍贯考》，《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

〔20〕　安作璋：《填补〈后汉书〉研究的空白之作——评〈后汉书〉辞典》，《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第11期。

〔21〕　《晋书·陈寿传》。

〔22〕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23〕　见杨耀坤、伍野春：《陈寿、裴松之评传》，第14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　胡玉缙：《复胡绥之先生书》，见《三国志集解序》。

〔25〕　柴德赓：《史籍举要》，第44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26〕　缪钺：《〈三国志〉的书名》，《读书》1983年第9期。

〔27〕　李纯蛟：《〈三国志〉书名称谓考》，《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

〔28〕　陈登原：《〈三国志〉义例辨录》，《金陵学报》第6卷第2期，1936年。

〔29〕　缪钺：《陈寿与〈三国志〉》，《历史教学》1962年第1期。

〔30〕　陶懋炳：《陈寿曲笔说辨诬》，《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31〕　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册，兰州大学历史系，1982年印行。

〔32〕　刘咸炘：《〈三国志〉知意》，《推十书》第2册，第1376、1386、1387页，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版。

〔33〕　白寿彝：《读〈三国志〉札记》，《文汇报》1964年6月18日。

〔34〕　白寿彝：《陈寿的“史才”》，《史学史研究》1980年第2期。

〔35〕　周一良：《〈三国志〉解题》，《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

〔36〕　《史通·补注》。

〔37〕　《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三国志”条。

〔38〕　《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经籍考三国志”条引。

〔39〕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正史类一》。

〔40〕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

〔41〕　《三国志辨疑·自序》。

〔42〕　《三国志辨疑·序》。

〔43〕〔45〕　柳诒徵：《〈三国志〉裴注义例》，《文史哲季刊》第2卷第1期，1944年4月。

〔44〕　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1939年9月。

〔46〕　逯耀东：《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研究》，《编译馆馆刊》第3卷第1期，1974年3月。

〔47〕　胡宝国：《〈三国志〉裴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2001年。

〔48〕　杨翼骧：《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

〔49〕　吴伟鹏：《略申〈三国志〉裴注之优长》，《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

〔50〕　王廷洽：《应正确认识〈三国志〉裴注的价值》，《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51〕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第25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52〕　详见伍野春：《裴松之及其〈三国志注〉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53〕　王廷洽：《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崔曙庭：《〈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54〕　杨翼骧：《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

〔55〕　逯耀东：《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研究》，《编译馆馆刊》第3卷第1期，1974年3月。

〔56〕　叶建华：《从〈三国志注〉看裴松之的史学批评》，《晋阳学刊》1992年第1期。

〔57〕　崔凡芝：《裴注的史学意义》，《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58〕　乔治忠、姜胜利：《杨翼骧教授的史学成就及其学术特点》，《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59〕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2册，第155页，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60〕　该文发表于2001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按例超出了本书收文的时间断限，但因作者实际撰写该文是在20世纪末，且论文对裴注做了深入研究并有独到见解，是研究裴注的重要论文，故收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