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是一种“祸害”，还是现代政治的一种必然趋势？

公众与国家之间的桥梁—民主政治为什么需要政党？

“以党治国”“党政不分”—中国人怎样误解了政党政治？

政党政治的本质是民主政治，还是“国家机器”？

〔背景资料〕

所谓政治，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据此，政党政治应当是对这样一种政治现象的描述，即：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特定利益组成政党，通过政党对社会公共权力施加影响，以获得或维护特定权利。换句话说，政党政治表现为：政党在整个政治体制的运作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的政治活动主要通过政党来实现。

政党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早的政党出现在英国。18世纪70—80年代，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同旧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产生了分别作为保守党和自由党前身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但是，托利党和辉格党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它们既没有持续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正规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联系，充其量不过是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精英们（特别是在议会中担任议员的精英们）的政治俱乐部。直到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建立了具有较完备的组织形式的民主党和国民共和党，现代意义的政党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由于政党的活动一开始就同争夺权力相联系，政党被许多人看作是一种祸害，长期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至于政党政治作为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被接纳，则在时间上更要晚些。不过，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现象，政党还是按其自身的规律迅速发展起来，政党政治也已遍及整个世界，成为迄今为止各种类型的民主政治的不可或缺的表现形式。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政党存在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仍拒绝政党和政党政治。

在中国，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出现主要是在20世纪初。诚然，中国文字中的“党”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的词。《周礼》、《礼记》、《论语》等古文献中都曾经用到“党”字，但很显然，这个“党”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党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对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帮派的贬称。到明末清初以后出现“会党”，“党”字的含义有了一些不同。但会党多指秘密性和组织性较强、封建迷信色彩浓厚的民间团体，自然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党。只是到了清末民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模式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也由于国内新兴阶级和阶层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才真正开始走进政党政治的时代。

政党政治不但在中国较晚被接受，而且直到目前，国内对政党政治也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把政党政治归结为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中出现的特有现象。这是我国政治学界比较传统的认识。这种观点认为，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总称。通常指通过议会或总统的定期选举，由取得多数议员席位或当选总统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织政府的一种制度。”按照这一定义，政党政治往往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同义词。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党政治不应当狭义地理解为专指资产阶级通过政党玩弄政治把戏的贬义词，而应当从正面予以解释。所谓政党政治，乃是近现代各阶级、阶层、社会各不同利益集团运用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形式。在今天，政党活动似乎覆盖政治的一切。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也是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的。从当代情况看，不论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也不论人们对政党的看法怎样不同，民主政治通常都要通过政党政治表现出来。这种观点，体现了近年来人们对政党政治的重新认识。

还有一种持两可态度的观点。这种观点一方面认为政党政治通常指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实行政党政治，只不过与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观点，和第一种观点一样，只是迁就了习惯性用法，而没有对为什么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被理所当然地看作典型的政党政治作出回答。

从正面使用政党政治这个词，例如把当今时代叫做政党政治的时代，把中国现行的政治运作也称为政党政治，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西方国家，政党从一开始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即使在政党政治的故乡，在政党开始产生的时候，政党也是被当作一个政治怪胎来看待的。在看到曾为美国的独立而斗争的建国者们分裂成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两大集团时，作为开国元勋的华盛顿忧心忡忡。他的退职前的《告别辞》中真诚地警告：“政党总是干扰议会的工作，削弱行政能力。它用毫无根据的妒忌和虚假的恫吓把社会群众激动起来，使共同体处于不安之中，唆使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有时还煽动闹事和暴动。它还为外国势力和腐化打开了大门，外国势力通过政党热情的途径发现了接近政府的方便之道。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属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因此，“政党精神对美国政治制度具有有害影响。”华盛顿对政党的厌恶，只是当时大多数人对政党的态度的一种典型表现。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政党都一直处在易遭攻击的位置上，系统研究政党的第一人，俄罗斯的政治家莫依谢伊·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在研究了美国两党之后，提出的口号是要“打倒政党，建立联盟”。另一个较早研究政党的德国人米歇尔斯，通过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党，得出了一个十分悲观的结论：任何政党，即使是最民主的政党，都必然有寡头政治的倾向。社会学鼻祖马克斯·韦伯建议大家把政党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接受下来。许多近现代史上的有名人物，如艾森豪威尔、戴高乐、阿尤布汗等，都对政党持轻视和厌恶的态度。

然而，尽管如此，政党还是以不可遏制的趋势得到了发展，并且已经普及化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世界上没有政党的国家已经寥若晨星。人们逐渐看到了政党在现代政治体制（或现代化）中的作用，或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既成的政治现实。

中国人对政党的接受在情感上障碍要比西方人大得多。“党争”历来被看作不正派的行为，故有“君子不党”之说。所以，政党观念输入中国，经过了较长的过程才被人们在理论上和感情上接受。而在实际组织活动中，时间则更久。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尽管向往并已经组织起政党团体，却都不称党，而只冠以“会”、“社”、“堂”。称党较早的是孙中山，他在《伦敦被难记》中使用了“吾党”、“我党”、“少年中国党”的概念。再就是梁启超，他在1900年也使用了“我党”一词。但他们在给自己的团体定名时，仍未称党。当时的“保皇党”、“革命党”，宛如唐代的牛党、李党、宋代的新党、旧党，明代的东林党一样，都是对立的政治集团互相攻击时的贬称。1907年康有为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又称国民宪政党，并讲“开天之幕，政党我先”，但正式成立时却定名为帝国宪政会，仍不敢称党。梁启超无奈何地表示，政党“固所愿望，而今不敢云也”。直到1910年底，康有为在《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中，才公开称党。

以党命名的政治组织的大批出现，是在民国成立前后。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新兴阶级和阶层开始产生和发展，西方国家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并得到相当规模的传播，政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不但速度是空前的，而且有较浓的结社自由、合法反对、公平竞争色彩，其外在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尤其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人民获得了结社组党，参与政治的权利，民主空气空前高涨，出现了“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的局面。但西方的政党政治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短时间内便以失败告终。成立政党的浪潮不到两年便偃旗息鼓、戛然而止，此后“政党之名，报章论坛，绝鲜有人称述”，确实称得上是昙花一现。起初热衷于建立政党的一些著名人物，多数都很快厌倦了政党纷争。梁启超、章太炎于1916年前后宣布脱离政治，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出于对民初政党政治的厌恶与绝望。孙中由也对这一时期的政党活动多有非论。这种情绪还影响到后来。“五四”时期热心政治者都仍是只称会而不愿言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曾表示不为政党的运动，而只为国民的运动，这些都说明当时竞争性政党政治引起的失望与反感。

但是，和其他国家一样，对政党的反感并没有挡住政党发展的势头。从清王朝被推翻的那一天起，中国延绵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便无可挽回地宣告结束，由某个或某几个阶级通过政党来治理国家的时代到来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由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政权。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新时代。

可见，政党是在民主浪潮的激荡中产生的，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表现形式。诚如国外一些学者所说，“民主制度通常以政党制度为特征”，“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府看来都需要政党来动员民众并表达他们的要求”。政党和政党政治向前发展的趋势具有不可抗拒的规律性，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概莫能外。由此而论，充分肯定“政党政治”一词的正面意义，不只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规律的一个折射。(www.daowen.com)

政党之所以能够不以人们对它的态度的好恶而兴衰，乃是政党的整个现代社会政治体制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然。

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国家和统治者完全世俗化了。在“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口号下，国家不再被看作是神的创造，统治者的权力也不再被看作是“君权神授”。作为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基于一定领土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体，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因此，公民有权普遍地和自愿地参与政治，参与公共生活。从这里便产生了民主政治的概念。民主政治是必需的，除了国家的本质是世俗的这一基础原因之外，还因为国家既代表社会利益集团进行统治，同时又是超越社会各集团之上的力量。如果公民不能对国家的运作实施有效的控制，国家就会凌驾于社会之上，反过来压迫社会。

所以，从民主政治的思想产生以后，人们便开始寻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和途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学家提出了直接民主的模式。公民表决式的民主当然是最直接的民主。公民通过投票选举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同时又能随时撤换他们。卢梭在论述“人民主权”思想时，实际上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因而我们也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在卢梭眼里，古代城邦共和国是最理想的政治社会的模式。在这种共和国里，居民往往不超过万人，所有公民都有权出席全体会议并投票表决，所有公民都有资格担任司法和行政职务，这些职务的获得，不是通过选举，就是通过抽签。

但是很显然，对一个国家来说，直接民主只能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下才能实现。而现实中的国家，往往不是“小国寡民”的概念所能容纳的。这样，在人们不断摸索政治统治形式的过程中，代议制民主便应运而生。所谓代议制民主，我们往往简单地定义为议会政治，实际上，代议制民主应当广义地被理解为公民通过选举代表机构，由它代表公民行使（包括委托行使）国家权力的形式和过程。代议制民主也称间接民主制，与直接民主制相对应，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最主要形式。

代议制民主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要求公民社会有相当的组织化，否则整个代议制民主就难以实施。按照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项工作不能由国家及其机构来担负，因为这会鼓励国家操纵民意，强化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倾向。工会一类的社会团体也不能担负这一功能，因为它们只是维护本集团利益，而且主要是经济领域活动的组织。适应这需要，政党产生了。政党把公民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公民通过政党，监督、影响政府的运作，因此，政党是公民干预政府权力的工具。政治学家们把政党定义为“民众与政府联系的桥梁”、“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机构联系起来的机制”，都是对政党现象所作的阐释。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对政党的评价被认为具有经典意义。他指出：“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如果改变一种表达方式，那么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学者关于政党所下的定义都忽视了其阶级性。但抛开这一点，就其看问题的特定角度而言，他们对政党的定位还是比较准确的。简言之，政党活动是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

上述解释是以西方国家为范例的。它不能理解为：政党都是从民主政治中产生的。恰恰相反，在许多情况下，政党是为了推翻专制统治，争取民主政治而建立的。而且，政党也远不是只通过和平的、合法的途径表达公众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但是，政党与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和要求有关，也即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民主政治通过政党来实现，乃是政治发展的一个普遍的、带有共性的特征。

政党在整个国家体制和社会运作中起如此重要作用的政治现象，理所当然地应当被称作政党政治。正如市场和计划既不姓社、也不姓资一样，政党政治也既不姓社、也不姓资；正如把市场看作资本主义、把计划看作社会主义是一种陈旧过时的观念一样，把政党政治看作只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同样是一种陈旧过时的观念。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学者首先把政党政治界定在竞争型政党政治上（后来的西方学者为克服片面性，已经把政党政治区分为两种：竞争型政党政治和非竞争型政党政治），就把政党政治等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制。那样我们只会缩小自己的眼界，把自己排除在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之外，这对我们的政治现代化是极为不利的。

了解了政党政治作为一种必然趋势存在，了解了政党的基本定位，回过头来再看中国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状况，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现象。

如上所述，中国也有过政党政治的高潮。但是，民初中国政党政治尝试的失败，使人们的思考走到了另一方面。有志之士纷纷探索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政党政治之路。在这些探索中，最突出、最有见地、对后来中国政治实践影响最深的，是孙中山的一整套理论。孙中山对中国政治的设想，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贯穿孙中山政治理想始终的，是所谓“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孙中山生的建党活动，始终体现着他的“以党建国”的思想，以后逐步形成了“以党治国”的观念，到晚年，“以党建国”与“以党治国”融为一体。在他看来，“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同盟会在创立时，孙中山即依“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总理”为党的领袖，在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表明已蕴涵有以党治国观念的萌芽。他认为，政党是民权思想的产物，“中华民国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借，则在政党。”人民掌权要通过政党来体现，所以，“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

以党治国要通过党员来体现党的地位和党的主义的贯彻。他解释道：“所谓以党治国，并不表示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方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据此，《中华革命总章》把原来所划分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革命程序改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统称为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负完全责任”。与此相联系，总章把党员分为三等：“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日普通党员。”三种党员地位不同，享有的权利和待遇也不同。“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之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选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必待宪法颁布之后，始能从宪法而获得之。宪法颁布以后，公民一律平等。”

至于“国”的样式，孙中山认为，“此后欲以治国，应效法俄人。”因“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俄国“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孙中山表示，要“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以党治国是孙中山建党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的革命民主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这一原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孙中山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理解是有偏颇的。首先，他虽然把党看作人民的“凭借”，却同时又给党员以特殊权利，客观上造成了新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其次，在他看来，政党只要代表人民，便可以实行独裁，这就忽视了在封建影响十分严重的中国，一党独裁容易变成个人独裁的现实可能性；再次，他没有看到政党和国家的本质区别，似乎认为政党执政后可以和国家是一回事，这就为“党国”观念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中的这些不科学成分，后来被国民党蒋介石所利用。国民党在20年代末通过《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附会孙中山关于把国家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即权能分开的思想，把《建国大纲》所规定的属于人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议四种政权交给了国民党，规定“训政时期开始，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政治会议”作为在全国实行训政的最高机关，“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实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均“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约法之解释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刷新政治案》强调：“本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发动政治之最高机关，而中央则寄此一部分权责于中央政治会议。政治会议决定重要的国家大计，而俾国民政府推行之。”国民党的这种“以党治国”、“以党训政”，从政治上组织上实现和保证对国民政府的控制，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长达20多年的国民党一党独裁时期。

不难看出，以党治国的原则，经过国民党的实践，变成了用党来取代国家，党失去了其沟通作用和桥梁作用，失去了政党的功能，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使得作为民主政治实现形式的政党政治遭到严重的扭曲，事实上已很难再称作政党政治。这种状况，固然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有关，但显然也与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政治精英们对政党政治的不正确理解紧密地联系着。实事求是地说，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传统对我们是有影响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执政基础方面，还是在执政方式上，都与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后来执政过程中发生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除了照搬苏联模式的原因之外，在这里或许可以找到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

纵观中国有关政党政治的思想和实践，我们有理由说，重新认识政党，重新认识政党政治，对于把中国自己的事情搞好，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迫切的。在政党政治上，中国人走了太多的弯路，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推进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不能不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政党政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第一，必须摆脱以往关于政党政治的陈旧观念，研究政党政治的规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的道路。过去我们把政党政治当作贬义词来使用，把“政党政治”看作是资产阶级通过政党玩弄的政治把戏，这一方面是概念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即刻意地要把我们党同世界上其他类型的政党区分开来，表明我们的特殊性。强调我们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特别是与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只强调特殊性而完全忽视政党政治的共性，则是片面的，在今天这个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各个国家、各类政党、各种政治体制模式之间和平共处，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承认我们也是政党政治的一种类型，探索政党政治的共同规律，承认除了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不能变之外，别人那里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对于我们改善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最终完成从领导革命暴动的党向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的转变，是大有好处的。

第二，反思政党的功能和作用，探讨政党运作科学化的途径。政党的功能是否得到科学的发挥，与政党的性质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性质先进的政党，往往就有了科学发挥功能的良好基础。相反，政党本身属于乌合之众，要发挥作用就很难。但是，这不是说，只要政党的性质是先进的，它的运作就必然是科学化的。相反，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政党的性质有时不但不能保证政党运作的科学化，而且还会因政党机制和运作的不科学而受到影响，甚至会发生异变。比如，苏共是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并由其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它在争取执政的过程中也以自己的实际运作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执政以后，由于党那种只适应革命时期夺权斗争的高度集权的模式没有适时转变，在权力的诱惑下，党逐渐融入国家机器，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联系群众的功能萎缩了，引导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功能丧失了，反映群众愿望和要求的功能不见了，政党本身也就发生了变化。到了后来，我们暂且撇开苏共到底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论，至少我们可以说，苏共不再是一个除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党。苏共的教训表明，政党在确定了自己的性质之后，远没有达到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步。政党必须深入探讨科学发挥自身功能的途径，真正作为政党，而不是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来起作用。这就是政党适应现代化趋势的政党现代化问题。否则的话，政党有可能因为掌权而反至功能衰退。毋庸说，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共产党也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第三，充分发挥政党在建立民主政治中的主导作用，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如果给政党政治一个全面的思考，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政党政治需要民主的土壤，发展民主不但是政党的应尽义务和责任，而且也是政党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创造必需的条件。政党出现以来，历史上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政党一旦取消了民主，自身的衰落也就成了必然。因此，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应当是：政党政治的本质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通过政党政治来体现。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善政党政治的目标是清晰的，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党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起中枢作用，连接政治体制中的各种因素并广泛深入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这绝不是西方国家才有的特点，而是所有政党合法存在的国家共有的特点。同样，政党致力于发展民主，也应是政党政治所共有的特点。过去我们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不清醒，甚至认为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结果是误入了歧途，走上了一条过度集中、缺乏民主的道路。记取这一历史教训，对于我国的政党政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会是十分有益的。（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