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皇亲国戚的“四大家族”，也是国民政府的理财家

全力统一中央财税，助蒋剪除地方势力

是否是拒日亲美的代表，联美抗日的功臣？

面对内战军费的无底洞，财政部长无可奈何

〔背景资料〕

宋子文（1894—1971）原籍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生于上海。191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留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汉治萍公司上海总办处秘书。1923年后曾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整理财务颇有成绩，又负责筹措北伐军经费。他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力促蒋、汪合流。

1928年后，宋子文先后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等职。1933年，他辞去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西安事变发生后，与宋美龄同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谈判，赞成和平解决。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子文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操纵国民党的经济实权。1940年起，任蒋介石常驻美国代表，为国民党争取美援。1942年10月归国任外交部长。1945年4月，与中共代表董必武等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1946年后，历任国民党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是控制金融机构，后是以开设棉业公司、垄断对外贸易等手段掠夺财富。抗战中发国难财和战后接受敌伪产业又使他积聚了巨额财富，与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兄弟合称“四大家族”。1949年1月，宋子文去法国，随后侨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5日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宋子文是中华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从20年代至40年代，他在财政金融和对外关系等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国民党政权内政外交方针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之一。但宋子文研究却是大陆学者们不愿或不敢触及的课题，几十年来一直难以深入。解放后的教科书中仅是在讲到官僚资本形成时，才提及宋子文，认为他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典型代表和国民党营垒中英美派的首领。

近年来，有关宋子文的研究取得一些突破。虽然总体评价没有大的变化，但对他在外交方面尤其是抗战时期所作工作予以了肯定。简介如下。

有人撰文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宋子文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外交活动中，他坚持维护中国的主权和立场。如他把香港、九龙以及英国在华的其他租借地于战后交还中国视为预料中的必然结局。宋子文的外交活动还为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打下了基础。

另有人认为，抗日战争之初，美政府对华政策颇为消极。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宋子文在开展对美交涉活动中取得了成绩，这对中美战时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些外交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正义性和重要性、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互相援助的客观必然在起着作用。但是，宋子文作为外交家执著努力、折冲樽俎，也是不可缺少的。

总之，宋子文在相当时期曾具有某些进步倾向，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始终未能摆脱他所代表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私利和狭隘眼界的束缚。当40年代末中国面临两种前途选择时，他支持蒋介石的全面内战，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杨易）

宋子文是国民政府初建时的理财家，在广州、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是如此。

广东是富庶之区，本应为孙中山创立的革命政权提供经济保障。然而，由于各地财政收入为军阀把持，征收机构架屋叠床、积弊甚多，加上战事与政潮的影响，革命政权长时间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从1923年2月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起，邓泽如、叶恭绰、古应芬等先后任财政部长，但都收效甚微。然而1925年9月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后，在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收回了被各军占有的税捐征收机关，实现了财政统一；他着力整顿、健全财政部和广东省财政厅的机构，整理各主要税项，在增加收入方面获得显著成效：1923年政府收入为1031.6万余元，1924年为798.6万余元，1925年增至2518.2万元；而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底（即宋出任财政部长后的一年）猛增至8020万余元；1926年全年收入则为10013.6万余元，1927年为10876.8万2余元。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过程中，广东始终是主要的筹饷基地。可以说，宋子文广东理财所导致的财政状况的好转是国民政府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而出师北伐的重要经济前提。广东理财成功是宋子文对国民革命的一大贡献，是他整个政治生涯值得充分肯定的方面。它同宋氏在南京时期为蒋介石征伐异已派系、发动反共内战而筹措军费，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在武汉时期，宋子文根据广东理财的原则，规划和施行了统一湖北政府、加强税项征收、整理币制等方面的工作。但是，武汉理财远不如广东理财那样成功，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困境始终未能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是湖北和其他收复区的情况与广东有很大区别，国民政府的权威尚未牢固确立，工商金融界没有同政府很好地配合；武汉国民政府受到军事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封锁，一些理财措施的贯彻受到严重影响；宋子文直接在武汉理财时间甚短，他于1926年12月上旬抵汉，1927年3月下旬便赴上海，而且不久便同武汉方面难以保持正常的联系，武汉方面缺少相应的理财总设计与实施的总负责人。

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之初，蒋介石正联合冯、阎、桂各派，继续“北伐”奉系军阀。当时每月收入仅为760余万元，实支却需1600万元。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宋子文忙于为蒋紧急筹饷，如责令各征收机关限时照额解款，筹发债券，向各银行钱庄垫借等。到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平津，奉张势力退至关外之后，宋子文才逐步开始推行理财的各项措施。

宋子文把统一财政视为理财“第一要义”，提出由财政部统一处理关于国税的财政规章、行政、用人、收支。这一主张有利于蒋介石削弱和剪除异已势力的部署，推行过程中实际上成为蒋介石讨伐与控制其他派系的经济手段。各地非蒋实力派或公开抵制财政统一，或暗中依然如我。直到1930年末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获胜后，财政统一才得以基本实现。

宋子文在理财方面的另一重要主张，就是确立严格的预算制度，为此首先要确定兵额和军费，即裁兵减费。这一主张反映了当时金融界、工商界希望消弭战乱、发展经济的要求，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又同蒋介石削弱乃至消除地方派系兵力的谋划有一致之处，在国民党中央当局内部得到支持，因此，确立了由立法院、监察院审计部、财政部、国民政府主计处负责实施的预算制度。由于当时国民党中央决策层固执武力征伐异已和反共内战的政策，军费支出激增，财政预算制度往往成为具文。

宋子文整理税收，实施了某些改革。在关税上，宋子文于1928年7月同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签订关税新约，美国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的原则。同年中国又与德、挪、荷、英、瑞典、法国签订关税新约；到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及其遗留问题在1933年5月得到解决后，被国人诟病已久的协定关税制度终于被取消。宋打破 50多年来的旧例，开始擢升华员出任税务司以下的职位，并把关税收入中列入整理内债基金的部分，从存入外商银行改为存入中央银行。在盐税方面，接管并整顿了原由洋人把持的盐务稽查核总所和各地分所，决定盐税收入不再存入外商银行；1931年起划一盐税率，统一核收盐税附捐。另外，从1931年起裁撤厘金及其变名的各种税捐，推行统税，以后统税的项目有所增加，税率有了调整。这样，就确立了关、盐、统三大税占主要地位的税收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巩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起了重大的作用。还应指出，宋子文在推行上述措施中的一些主张，既代表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某种民族资本主义倾向和确立较稳定的财政征收制度的努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摆脱外国资本的压迫、冲破封建势力束缚的愿望，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币制问题上，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不久便规划实行改革。他认为，由于各地开铸流通的账本位币及银铜辅币“形成既未统一，成色重量自未必一致。因是货币价值不能维持，市价之涨缩随之而生，自应亟图整理。故厘定币制法规，实为最要”。但在实施步骤上，他主张循序渐进，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宜贸然施行。经过数年的准备，从1933年3月起，先在上海，然后在各地实行废两改元。这就在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个最基本的职能方面，初步改变了以住的混乱状态，为1935年最终取消银本位币，推行法币政策，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在南京时期，宋子文也是在军事活动频仍的情况下进行理财的，这与广州、武汉时期虽有相似之处，但有本质上的区别。除了九·一八事变后部分地区短时间的反日军事斗争外，宋在这一时期的理财基本上服务于蒋介石征伐异己派系的混战和反共反人民的军事围剿，并通过发行债券把军费开支直接转为包括民族工商业者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据贾士毅和杨格统计，1928年至1933年度军费开支总额约为16.96亿元，在各年度岁出总额中的比例，低者为40.5%，最高为48.3%，而同一时期发行债券总额为16.26亿元。宋子文实际上充当了蒋介石最大的军需官。

宋子文对财政金融和经济领域的重大事项起着作用。抗战前，他直接控制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和中国银行在金融、实业界不断扩展势力。他还直接参与了1935年币制改革的谋划。抗战胜利后，位居行政院长和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子文，一度是社会经济和财政金融方面的最高决策人。他全力扶植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如在敌伪产业的接收处理中，让隶属于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接管工矿业和糖、纸业，让名义上归经济部，实际上由他的亲信把持的中纺公司接管纺织业，由招商局接收敌伪船舶和善后救济总署拨下的船舶。在这种倾斜政策下，国民党中央政权控制了全国的重工业和矿业，即使在轻纺业和民用运输业中，民族资本的活动余地也愈益缩小，处境艰难。宋子文还通过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贝祖治，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和售金政策，以冀维持法币汇价并遏制已呈失控之兆的通货膨胀。他曾寄望整顿税收，聚敛搜刮更多的社会财富；又试图减少军费政费的支出，以缓和财政实支严重亏短的局面。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当局的内外基本方针完全置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不顾，尤其是发动了全面内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宋子文推行的财政金融和经济方面的一些“新政”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他本人也不得不于1947年3月1日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这次政坛失意后，宋子文对国民党中央政权的财政金融和经济上的方针政策，已不再起重大作用了。

在国民政府历史上，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的时间最长（1933年10月至1944年11月），但总的来说，宋子文在财政金融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要超过孔。这不仅在于宋子文对财政金融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实际时间更长些，还在于二者作用、影响的程度上的差别。宋子文是在国民政府初期时出长财政的，在他任内，确立了财政收支的基本制度和相应机构，这些基本制度和相应机构在孔祥熙任内并无多大的改变。尽管在维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目标上，宋、孔并无二致，但在某些重大财政金融方针上，宋与孔的见解又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宋子文反对滥发通货，宁可用公债这种尚有缓冲余地的办法解决支出亏短的窘境；孔却公然认为印发钞票要比发公债省事得多。事实证明，即使对国民党当局而言，滥发通货也是负面的作用远甚于正面的作用。总之，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宋子文较多地了解和接受了近代西方经济理论，曾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引入落后的中国；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南京国民政府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财政金融制度和机构；他制定和推行的政策和措施、实行的某些改革，曾对民族工商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应着重指出：宋子文主持和参与制定的财政金融和经济方面的许多方针政策，主要是从上层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的利益出发，为使国民党中央政权能从各地军阀、异己派系那里集中起财政权力和经济实力，能从包括中小工商者在内的广大民众那里了聚敛更多的社会财富。这是宋子文财政经济政策的基本性质和主要作用。

研究宋子文在国民政府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必然涉及宋氏的对日态度问题。

一般说来，宋子文被视为拒日派、强硬派的代表。但宋的对日态度有一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变化，大体上与中日矛盾的发展和日趋尖锐的走向相吻合。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宋子文在对日问题方面基本没有发表公开的主张；在武汉，宋曾对日本记者表示：国民政府对日本政府及其国民并无敌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1928年5月初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内部的反日情绪一度高涨。宋子文一方面指出日军在华诉诸武力是“违反国际公法”，另一方面主张双方停止冲突、停止武力威胁及相关宣传，通过和平磋商求得公平之仲裁。与当时胡汉民、戴传贤等人的强硬主张相比，宋只是个“温和派”。九·一八事变之初，宋子文曾试图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共赴大连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会谈，由内田影响东北的日军，以平息事变。但听取在华国联代表拉西曼的意见后，并经蒋介石同意，宋放弃了中日直接交涉的主张，改为求助于国际联盟。这时，宋与蒋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即依赖国联来主持“公道”、“正义”，不准备对侵略者进行全面的武装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宋子文赞成“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1932年6月起，日本与伪满当局蓄谋劫夺东北关税收入，破坏中国在东北的海关主权，对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利益造成较大损害。为此，宋子文多次发表声明，揭露伪满傀儡政权的非法性，痛斥日本的险恶用心。而在1933年的热河危机期间，宋子文不仅在对日本方针上有比以往更多的公开谈话，而且以强硬措辞反复指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表明中国抵抗的决心；并以行政院代院长的身份赴北平、热河，筹措饷款，参与军事部署，鼓舞民心士气。至此，宋子文在对日本问题上已由“交涉派”转变为“抵抗派”。

在国民党中央当局中，宋子文较早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扩张，是国民党统治的最直接、最主要和最大的威胁，要有效地抵御日本的侵略扩张，就必须停止内争、内战，一致对外。对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尽管宋子文通过财政拨款给予支持，但他也较早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这一政策的歧见。1932年3月他在上海对来访的外籍人士谈到：日军进攻上海已造成12000多人的死亡，数亿元财产的损失，并使上海的巨额商业贸易停顿了好几个星期，如果“中国面临共产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统治之两种选择，中国宁可选择共产主义”。在热河危机期间，蒋介石忙于在江西筹划新的“剿共”军事行动，宋曾自华北多次电蒋，希能调中央军和财政部所辖的税警团北上，“以全副精神专注热河防守”，并要求蒋在“热河发生战事时”，“务必放去一切，北平一行”。热河抗战的失败，更使宋子文认识到国内政治团结的重要性。1933年9月，他向国民党中央当局提出应“重新努力实现政治团结”。他对蒋介石以武力解决福建事变不满，并认为南京中央政权与粤桂等地方实力派对峙的局面不利于抗御日本侵略。在他看来，中国必须实行全民族的抗战，而不能仅仅是某个地方将领的抵抗。1935年华北事变后，宋子文目睹民族危机日益紧迫而国民党营垒内部亲日势力蠢蠢欲动的种种情势，认为联共抗日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国策。是年底，宋曾托其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董健吾辗转密赴陕北，向中共方面转达了国民党当局欲与中共进行接触的意图。当时中共对宋子文在实现国共合作抗日方面的作用寄望甚高。

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亲赴西安，代表蒋石同张、杨及中共方面会谈，达成停止内战、改组政府、联合抗日的各点协议。周恩来对同宋子文达成的谈判结果甚为满意，认为当时宋“确有抗日决心与政院布置”。

宋子文在对日方针上有一重要主张，即从欧美各大国寻求支持和帮助。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也损害了其他大国在华的利益，这些国家应该成为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同盟者，至少可以对日本起到某种制衡作用。因此，在中日关系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宋子文都向英美等国通报有关情况，希望这些国家在支持中国、制止日本侵略扩张方面有所作为。不论是国际联盟还是英美等国，都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故而宋子文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一个时期里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依然对西方大国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但也应当看到，宋子文的这一主张仍有可取之处。宋子文争取欧美支持的活动，促使有关国家对日本侵略扩张的结果逐步有了较全面的认识，这无疑有益于中国的抗日事业。(www.daowen.com)

如前所述，宋子文的对日态度是在1933年热河危机期间全面转趋强硬的。这一转变，表明日本侵华政策已在相当程度上危及了国民党中央当局的统治，损害了其经济利益，从而使国民党内发生了一定的分化。某些人已开始认识到，必须在内外各基本政策方面改弦更张、重定国是。但是，从整体而言，当时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依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而当汪精卫于1933年3月重掌行政院并主持对日外交后，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对日强硬派处境日益困难。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以及随后主张对日强硬的外交部长罗文干、次长刘崇杰被迫辞职，由汪精卫兼外交部长，其亲信唐有壬出任次长，表明妥协退让已成为国民党当局对日基本方针。这便同宋子文对日强硬的主张发生了冲突。在1933年9月的国民党中央庐山会议上，宋子文曾提出，必须制定一项持久抗日和迅速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国际危机的积极政策，其要点包括经济方面的抵抗、政治方面的抵抗、外交活动和国内建设四项。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对，宋的主张未被接受。这也是宋子文不久便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原因之一。

宋子文并未因这次政治生涯的大挫折而改变对日态度的强硬立场。就在这次辞职后不久，宋表示：他反对与日本达成协定、或者只是谅解的主张，因为这一政策意味着中国将重蹈满洲的覆辙。日本人也许不会立即占领和统治长城以南的地区，但他们正策划在华北建立另一个“傀儡政府”。华北事变后，宋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遭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危机正在迫近，国民党当局如不采取积极的内外政策，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宋子文在国民政府和社会上的特殊地位，他在对日态度和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为社会舆论和各种政治力量所密切关注。在国民党当局转变对日方针的曲折过程中，宋子文起过积极作用。

宋子文被视作国民党营垒里英美派（或欧美派）的代表。他成为英美派的代表人物也有一个过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一度仍打着民族革命的旗号，采取过某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和措施，如单方面宣布关税自主、收回盐务稽核所、撤销领事裁判权等。这些政策和措施引起了英美等国和日本的共同反对。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平津，华北形式上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后，以签订关税新约为标志，美国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大国的对华政策显现出与南京当局合作、支持乃至扶植该政权的倾向。这同日本在济南惨案、东北易帜、关税条约谈判等事项中的不合作或对峙立场形成较鲜明的对照。但就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南京当局而言，其外交主张和实践中尚未呈现出明显亲英美倾向。九·一八事变后，以如何解决中日冲突为焦点，国民党营垒逐步出现英美派同和日（亲日）派的明显对立。宋子文、顾维钧、罗文干等人是英美派的代表，汪精卫则是和日派的头目。

宋子文主张亲英（欧）美的路线，但在不同的时期各有特点。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谈判期间，宋子文主要通过英美等国驻华使节以及出席联大会的中国代表，谋求国联和英美直接出面干涉，以遏止日本的侵略，解决事变。国联派李顿调查团赴华并通过了调查报告和相应的决议，日本却宣布退出国联，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这使宋子文认识到，单有西方大国和国际组织道义上的支持并不能使侵略者却步。他还从热河抗战失败中看到中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落后于日本的事实。于是他重新谋求英美等国的财政、经济援助，认为这样既有助于改变中国经济、军事落后的局面，又可以大大密切与欧美国家的关系，使中国成为各有关国家重大利益所系，从而达到孤立日本、遏止日本扩张的目的。

1933年4月8日的欧美之行，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宋子文争取英美等国援助的重大努力之一。他先后访问了美、英、德、意、比利时和瑞士，但重点在美英两国。在美国，宋子文除了出席华盛顿经济讨论会之外，主要同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贺百克等进行一系列会谈，向他们介绍了中日冲突以及中国国内的其他情况，表明了加强中美关系的愿望。宋子文还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达成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西方大国首次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它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扩张方针无疑起到某种制约作用。在英国，宋子文会见了麦克唐纳首相、外交大臣西门及其他内阁成员。他力图打消英方在对华经济关系上的疑虑，表示中国十分重视同英国在商业和金融上的联系，并保证将履行其债务义务；他还同英国金融界、实业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宋子文宣称，中国一面巩固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将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中国“可为世界最大商场”，“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并且不会实行关税壁垒。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正式提出将向西方资本、技术、商品全面开放的主张。宋子文还在巴黎出席了国联对华合作委员会会议，在他的要求下，国联决定委任拉西曼为常驻中国的技术联络员。此外，宋子文还向英美等国提议建立由中外金融界人士组成的国际咨询委员会，为中国经济振兴筹措资金。宋子文这次欧美之行为以后欧美国家对华投资、贷款，加强对华经济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

1933年10月底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之后，在争取英美援助方面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从1934年12月至1935年9月，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商务参赞乔治、汇丰银行上海经理亨奇曼多次会谈，希望英国对华贷款2000万镑，帮助中国摆脱财政金融困境、实行币制改革。李滋罗斯抵华后，宋与他就币制改革和英国贷款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英国对中国币制改革予以配合和支持，此后又在1937年与中国达成整理内债借款2000镑、广梅铁路和浦襄铁路借款共700镑。这些都与宋氏的努力直接相关。此外，宋子文还多次晤访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后为驻华大使），要求美国对华提供财政援助。最后，中国以出售白银的方式从美国获得急需的美元外汇。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国民政府主要从前苏联获得援助。在这方面，宋子文并未起什么作用。到1940年，由于欧洲战局的发展，能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的只有美国，对美外交在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中具有头等重要地位。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于1940年6月以蒋介石全权代表的身份赴美，专门从事争取美援的工作。一年之后，宋出任外交部长，但仍常驻美国。在美期间，宋与美方达成数笔借款协定：1940年10月的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1941年2月的金属借款5000万美元，1941年4月的平准基金借款5000万美元，以及1942年3月的5亿美元借款。此外宋子文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方面也获得了重大成效。1942年6月2日，宋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了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即租借协定）。据此协定，在抗战胜利后，中国从美国获得价值为84570余万元武器、军用物资及有关劳务。从1942年下半年起，宋子文主持了与美、英订立新约的谈判。在分别审议美、英提出的新约草案时，宋提出须加入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应以平等互惠之原则为基础”的条款，强调中国司法对外人应有制限作用，并以换文形式一并解决草案中未主动提出的某些不合理特权。这些要求在新约的最后文本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1943年1月，中美、中英同时签订了新约。新约及相应的换文至少在法理上取消了英美在华的治外权和其他一些特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以对美关系为重点，英国的地位迅速下降，“英美派”或“英美路线”的提法已经过时。作为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想依靠大量“美援”来恢复中国经济并增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1945年8月的访美期间，他要求美国在3年内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并提供大量军事装备、派遣军事顾问团。这次赴美洽商为以后中美之间达成的一系列贷款和其他协定打下了基础。从1946年3月至8月，在宋子文的直接过问下，中美达成数笔贷款协定，总额为6240万美元，中国用这些贷款向美国购买棉花、铁路器材、发电机、轮船、采煤设备。同年8月，宋子文与美国国外清理局局长才麦克勒在上海签署剩余物资购买合同（次日签订附件）。据此协定，美国把战时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剩余物资和设备全部售与中国，其中包括5亿美元可移动的物资和8400万美元的固定设备。此外，中美还就继续对华提供租借物资达成协议。从1946年下半年到次年2月底下台前夕，宋子文又屡次向美国提出紧急借款1亿至1.5亿美元，中国以此购入美棉或另加美麦，运回中国出售，确保法币的回笼和利于财政收支平衡。在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期间达成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实质上是中美之间的不平等条约。

应当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子文争取美援的基本作用是为蒋介石的全面内战政策服务，也是在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攫取新的特权大开方便之门。另外，这一时期宋子文虽然多方努力，但他盼望的中美全面经济合作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难以在本文中尽述，但战后中国和远东局势的重大变化，却是一个客观因素。中国和美国已不再是昔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盟友关系了，美国有关战时援华的各项法令已失败。罗斯福之后的杜鲁门政府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重新评估中国和远东局势的走向，确立新的对华政策。此外，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权日益暴露出来的低效、无能和腐败，使美国政府中不少人士都曾主张暂停大规模援助国民政府。在经历了一段“过渡”时期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的财政、军事援助，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从而在中美关系史上又留下不光彩的一页。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期间正处于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阶段，这位公认的争取美援最为奏效的“美国通”一下子失灵了。这也是宋子文最后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的深层原因之一。

研究宋子文，不可不涉及宋与蒋介石的关系、宋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的态度。

在1927年的宁汉对峙期间，宋子文原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的重要成员。但在同年底宁汉合流、汪精卫不得不出走之后，宋却投入蒋的营垒，于次年初正式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的这一结局，与此前的“蒋宋联姻”有某种关系，但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因果关系。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首先都是政坛上的社会角色。宋加入南京国民政府，是由宁汉合流的基本趋势决定的。蒋介石、汪精卫相继“清共”和“分共”后，宁汉合流已势在必行，争执的焦点只是由哪一方来掌握最高领导权。但不管结局如何，各派绝大部分成员都要在合流后的新政府中获取一席之地，宋子文当然也在其内。

宋子文与汪精卫不同。宋不像汪那样有强烈的领袖欲，一心想占据国民党的最高地位。宋当时的最大抱负，只是在正统的国民政府里主持财政，实现新收复地区的财政统一，并最终实现全国范围财政的统一。宋与汪也并无深切的个人关系，故而不必与政争中败北的汪共进退。蒋介石选择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主要是想让宋这位公认的理财专家来解决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筹饷和统一财政方面的难题。正如蒋后来所谈的，他认为宋子文在这方面的才干“绝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这也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决策层的共同看法。

在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破裂”的过程。宋是坚决拥护蒋介石在国民党各派力量间的最高地位，坚决维系和强化以蒋为代表的南京当局对于各地方政权和实力集团的“中央”、“正统”地位。这是宋对蒋所持的基本态度。1928年蒋介石与其他各方联合北伐驱张、攻克平津与河北之时，宋子文便数度拒绝了阎锡山提出的支配平津与河北地区国税收入的要求，并密电财政部驻平办事处，对于阎部的“越轨要索，当一律严拒，勿稍瞻顾”。此后，在确定“国军编遣”的方案和实施该方案的时候，宋又与蒋配合默契，在财政上向其他各派施加压力，意欲不战而削弱各派军事力量。而当蒋与各派兵戎相见时，宋又以财政上的手段有力地支持蒋介石，分化瓦解反蒋各派。1931年底，蒋介石因宁、粤、沪派系之争宣布“下野”，宋子文也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之职。宋此举是与蒋事先商定的，旨在给即将上台的孙科内阁施加经济压力。一个月后，孙被迫下台，蒋重新出来收拾局面时，宋又复任了。在国民党的内部纷争中，宋的确是与蒋共进退的。当然，宋后来也在如何解决地方实力派的方法上与蒋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中日矛盾逐渐激化后，宋认为把地方实力派视作“叛逆”而加以剪除的做法是不妥的，他主张用非军事的手段，尽可能地把各派势力纳入南京当局的控制之下，而不应把其推向对立面。对于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宋也是支持的。但随着日本侵略扩张对南京国民政府造成的威胁日趋严重，宋逐步认识到继续大规模“围剿”有误国之虞，故而向蒋提出过不同看法。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宋和蒋也是基本一致的，即要尽可能地利用这个阶级政治上的影响、经济上特别是金融方面的力量，以维持和加强国民党中央当局的统治。

但宋子文又在不少问题上对蒋介石的做法不满，并时常公开表示这些歧见。作为财政部长，宋当然要努力做到预算平衡，反对任意增加军费开支。作为一个民族意识未泯又崇尚欧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人，宋反对日本的野蛮侵华，对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颇有微词。当时国民党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搞一党专政，在其内部则出现了寡头统治的特征。执掌军事大权的蒋介石，早已对宋子文恃才傲物、难以驾驭的秉性感到不满。随着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制度和机构的建立并趋于完善，宋对蒋已不再是须臾不可缺的了。加上蒋介石当时与亲日派汪精卫合流结盟，宋无论在“从官之道”还是在内政外交上，都已为国民党权力中心所不容了。这就是1933年10底，宋子文不得不下台的主要原因。宋的继任者孔祥熙恪守对蒋介石唯命是从的秘诀，故而官运亨通十余年。

宋子文这次下台并不是政治生涯的终结，他与南京国民党中央当局乃至蒋介石本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前文所述。蒋介石后来间或起用宋，如在抗战前夕的筹划币制改革、举借外债交涉等，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愿用宋。抗战爆发之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1938年曾两度向蒋介石建议由宋子文代替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全面负责谋取外国援助和国内战时财政金融上的方针政策，但均遭蒋的拒绝。另一方面，宋子文拥蒋的基本立场却丝毫未变。他长期滞留香港，主要是对孔祥熙以及蒋周围的其他宠臣们有看法。1940年蒋介石起用宋子文对美谋求援助，宋对此使命十分满意。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曾载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身为保卫中国同盟会长的宋子文却在美国指责同盟未经他的同意便发表这类文章，并以“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治党派性的工具”为由，宣布退出保卫中国同盟。这也反映出宋子文已把自己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牢牢地缚在一起了。

在担任蒋介石的代表和外交部长期间，总的来说，宋子文与蒋的合作较为融洽。蒋介石在争取美援和对苏谈判这两项重大外交，使命上，都给了宋子文较大的便宜处置之权。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都接受了宋的意见。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再度被迫离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权的核心。宋氏这次下台，有其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与国民党的内部纷争有关。抗战胜利后，宋推行的财政金融与经济方面的政策，不仅未使抗战末期的经济困难局面根本改观，而且使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新的无序状态。宋的某些措施，如全力扶植资源委员会和中纺公司、开放外汇和黄金市场、直接干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引起国民党内部利益分配的不均，导致宋与其他派系龃龉日深。在国民党中执会、国民参政会和立法院的会议上，宋子文屡遭指责。CC系和政学系在报刊上向宋频频发难。宋子文曾向司徒雷登私下谈到他辞职的原因：CC系和政学系已经联合起来致力把他赶下台，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自己无法有所作为了。但从当时官场政治的实情来看，宋在财政金融和经济政策方面招致的攻击尚不能构成他下台的全部原因。握有像宋子文这样的国民党要员进退大权的，只能是蒋介石。蒋固然因宋在开放外汇、黄金市场政策上耗去大量外汇黄金储备十分恼怒，但更主要的是宋子文对蒋介石任意增加军费的要求持有异议。他在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上都提出，现在情况已不同于抗战期间，必须减低国库负担最重的军费；在1946年10月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宋又指出，以巨额军费为主的预算外支出，是平衡财政收支的最大困难，也是导致依赖中央银行垫款即滥发通货的主要原因。宋子文很清楚，他在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种种努力，都将在蒋的军费无底洞里化为泡影。宋虽然最终不得不照拨，但时有微言啧语，公然表示不满。这是蒋介石不能容忍的。

宋与蒋的分歧，只是如何维持国民党统治的方法之争。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之后，仍然是以蒋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死硬补天派。他接受蒋的委托主持粤政，力图在华南经营反共基地；一改抗战胜利初的主张，竭力反对与中共和谈，声称国民党“不可能与共产党达成任何妥协”；寄望凭借美国的援助来为日暮途穷的国民党政权输血打气，甚至要求美国发表声明，反对中共渡过长江。1949年1月21日，也就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同一天，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广州绥靖公署主任的职位。同年4月，他又受蒋介石的委托视察台湾，以便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拟订出进攻的方案。在大陆政治生涯的最后岁月里，宋子文已把自己的命运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紧紧联在一起，成为反共反人民的死硬分子。中共把宋子文列为国民党主要战犯，这确实是对20年来宋子文与蒋介石的不解之缘、以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央政权中的地位作出的公正结论。宋子文把自己的抱负的实现寄托在国民党中央政权上，把自己的政治前程与这个行将就木的政权完全拴在一起。特别是在他后期的价值取向中，只有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私利，甚至到头来只有一己的私利。因此，当人民大众及国民党营垒中的有识之士最终抛弃国民党的腐败反动政权之际，也就是宋子文的政治生涯终止之时。（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

第四篇 主要观念

〔导言〕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倚仗船坚炮利，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中国传统社会在这种外力的猛烈冲击下也开始发生激烈动荡和深刻变迁。在这百余年的近代历史中，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层出不穷；各种人物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有如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十年。

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界也处在不断动荡之中，各种观念、思潮如雨后春笋，纷呈涌动。围绕着救亡图存，把中国引向何方这一中心问题，各种观念争鸣空前激烈，如进化论、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人道主义、唯意志论、自由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观念的出现和广为传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救民、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不懈探索。

在这些观念中有许多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是舶来品，如进化论、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它们都是在西方首先产生的，随着西风东渐而传入中国，并渐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这一过程是缓慢的，在鸦片战争后的八十年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一直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上，以为西方强大的原因在于它的机器生产、先进武器和廉价商品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就是这种认识的集中体现。在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下，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开始深入到文化层面，由此国人开始广泛吸收西方的各种观念。这种情形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数十年中最为明显。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碰撞、汇合的时代，西方观念传入中国后，在与近代中国具体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中往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如在中国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接纳过程中，老庄的“无为而治”主张，儒家“人性本善”说，墨家的“兼爱”思想，以及大同理想，都曾经被牵强附会地源同于西方近代的无政府主义学说。老子就曾被尊奉为无政府主义之先祖。《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无父子，无夫妇，无家庭之束缚，无名分之拘牵，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者，斯不亦大同社会之权舆欤？”更是常常被用来套合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自由主义、科学主义、资本主义等其他一些西方观念在传入中国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在过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者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对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的描述上，而长期忽视了对近代中国曾经风行的各种思想观念的分析探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近代中国各种观念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评价也趋于客观、公正。本篇就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编选而成的，篇中综合了近年来学术界对各种观念的最新研究成果，以飨读者。我们在选择具体条目时，注重挑选那些以前不为人们所熟知，而在近代中国又确是影响很大，很有代表性的观念。而对于那些人们已耳熟能详的观念，如三民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就略去未收。每一条目都包括背景材料和正文两部分。在背景材料中，我们概述了这一观念的概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和当今学术界关于它的几种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在正文的选择上，我们选取了那些在学术界已较有影响的学者的论点。

做这种编写工作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种尝试，希望这种尝试能为广大读者在世纪之末回首近代中国时，对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有一更全面、更具体的认识而尽点微薄之力。当今中国又处在一个变动的时代，众多新观念、新思潮流行于我们的社会之中。在这一时刻，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的先辈在面临与我们相似的情形时所作的选择，所走过的道路，这对于时下的中国社会、中国学界都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