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出版界的先驱，新文化的传播者

既重视和提倡“西学”，亦绝不排斥和摒弃“中学”

从京城翰林院到沪上小印刷厂—却成就了“商务印书馆”

他为中华民族的近代文化积累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背景资料〕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现代出版家。曾任晚清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甲午中日战争后，痛感非改革无以救中国，乃与文廷式、徐世昌等数十人，经常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议论朝政，提倡西学，筹商救国之策，又广寻新书送光绪帝阅览。1898年6月16日被光绪帝召见，询问办理北京通艺学堂情况。因参与了戊戌维新，故在戊戌政变时被“革职永不叙用”。同年入上海南海公学，任译局院院长。1901年起，参与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1903年任编译所所长，后任总经理、董事长。主持出版新教科书，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辑有《续古逸丛书》。抗日胜利后，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解放后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病逝。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等。

张元济为中国的富强和独立努力奋斗了一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关于他一生的总评价，基本上都持肯定的态度。王绍曾从出版界的角度，肯定他是“近代维新运动和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既是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家，又是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叶宋曼瑛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富有爱国热忱的改革家，又是20世纪中国出版界的先驱。”李侃则指出他一生的特点是“爱国求新、与时俱进”，在近代杰出人物中别具光辉。但是对张元济在各历史时期的具体评价，存在着不同意见。

首先，对张元济在戊戌维新中的作用的评价有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他是维新派中的温和的改革家，其主要作用在教育方面。因为张认为单靠皇帝的支持是不能实现维新的。况且，仅仅靠行政的改革，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所以，他想从推行教育，广开民智来推进维新运动。另有部分学者则对其在变法的作用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尤其指出张在呈光绪帝的奏折中提出了有关全局性的纲领和建议，在政治、经济、文教、吏治等各方面都有许多新颖和大胆的见解，并体现了张崇尚实干和效率的办事作风。

学者们由于各自所据有的材料不同或材料的有意无意的取舍不同，对一个人或事件的评价往往会得出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对辛亥革命时期及五四运动时期的张元济的评价即是如此。持否定意见者认为他在两次运动中都有保皇倾向，甚至被斥为“保皇派遗老”；而持相反意见者则指出他在辛亥革命中坚决与清政府决裂，并未持观望态度；他对五四运动则更是衷心支持与拥护。

对戊戌到五四时代张元济文化思想的认识在学术界亦未达到一致，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以下四种：

一、认为他是一个积极提倡西学、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者，是传统思想的批判者；

二、认为他对旧的传统进行了改造以期使之资产阶级化；

三、认为他是一个“通儒”，既能保持中国固有文化最精髓的精神，又能抱着开放、容忍、兼收并蓄的态度来处理新的西方思想；

四、认为张元济既重视和提倡“西学”，亦绝不排斥和摒弃“中学”；既热心于现代的文化教育事业，也重视对古代文化的保存和整理。（许伟中）

张元济一生历经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历史时期，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在他长长的生命履历中，虽没有追踪时代的许多前台人物那样跌宕起伏，引人注目，却以一个大文化人的清明理智和兼容情怀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极对峙的历史夹缝中适宜地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又以超凡的眼光和坚韧的毅力，数十年如一日，把一个简陋的小印刷厂提升到全国最大的出版社，成为那个动荡岁月里有所建树的典型。

甲午战争后，受外患强击，中国世风与士气亟变。士大夫开始“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呼吸领会于此种亟变的社会之中，张元济的体验颇具典型性。他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受江浙书香社会的濡染与熏陶。大约从1886年起，他师从朱福洗，攻读四书五经，并锐意搜求，辑佚乡邑先辈诗文，同时转益多师，切磋学艺，学识与日俱进。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他的自觉、执著与沉潜使他尽窥场屋门径，在随后的角逐中一帆风顺。1884年县试名列第一，1889年杭州乡试第十，1892年赴京会试，又金榜题名，中二甲第24名进士，授翰林院常馆庶吉士，散馆后被委为刑部主事。从一名秀才到翰林，张元济仅用了八年时间。这八年既是他走通“致名泽民”门径的过程，也是他接受圣人之教的过程，他的人格、良心和旧学根底就是在这个过程淬沥而成的。

然而，张元济在拥塞的科举之途奋力搏击的时代，已不是采菊东篱、从容论道的世纪，外患迫来，西学东渐，“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张元济后来曾用16个字精确地写照了外力逼掠下的中国所面临的窘境，这种窘境刺目地外化了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在体制方面的深刻危机。

在激荡的社会潮流之中，张元济的思想已明显地倾向维新，但他似乎并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热衷于搞政治性社团。他与当时不少倾向维新的部署官员比较接近，却从未列名什么团体之中。他的言论也远不似康梁那般激扬高亢、“摄人心魄”，而显得相对低调。他觉得清朝官场暮气已深，改革虽是必然之事，但绝非易事，一切还得从基础性的工作做起。1895年，他与同僚陈昭常、张荫棠、夏偕复等结为健社，“约为有用之学”，并“以自强不息支相勉”。这里所说的“有用之学”，当指时务西学，而以“有用”来指称时务西学，其中的潜含的褒贬之意是非常明显的。从这个时候起，他的肆力所在已由传统的经籍年首转向时务西学，攻英文，“读公学，兼习公法”。次年4月至5月间，又与诸友好合聘教习，设馆授读英文，甚至自己也迁寓学馆，发愤攻读英文。对于一个长久埋首于经籍之中的成功学者来说，其如此矻矻孜孜于西文西学，自有其深刻的用意。在那时倾向维新的士大夫中间，虽有激进与稳健的分野，但在开发民智这一点上却不妨相同。所不同者，康梁更侧重于言论上的鼓吹，而张元济则更专注于“以身先之”的“醒人救人”之业，不仅坐而论，而且起而行。虽然收效有限，却也并非丝毫无裨于实际。

经过近一年的身体力行，英文学堂的来学者渐多。1897年初，张元济乃与陈昭常等人在英文学馆基础上联合集资筹设西学堂，呈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案，同年2月12日正式开馆。此事张元济从中擘画尤多，从延聘“贯通中西文字，兼知他项西学而言行苟”的教习，到订购时务报刊及“天文、百鸟、百兽暨光电水热各种一切图说”，从租赁馆舍到制订学堂规制，在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因为此一事业本身寄托着他“醒人救人”、启迪民智之想。

这所为教授西学而设的学堂后依严复之议改称通艺学堂，通艺学堂来学者多是京官及性质聪颖之官绅子弟，“中学”已有基础，并以此与洋务学堂生源“大抵间阎寒贱、性识暗钝之人”相区别，这表明张元济等所创办的通艺实质上是一所贵族学校或精英学校，它集中地体现了张元济此一时期的“英才教育”思想。在他看来，维新之业必须得力于社会英才的支撑，才有成功的希望。如果在没有造就一大批具备现代意识和现代技能的精英之时，就匆忙推行一系列新的制度，那是一种无补于时的冒险。此一思想，与梁启超在戊戌时代倡导的“开官智”、“开绅智”的旨趣十分接近，只不过梁是用言论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而张则把自己的思想贯注于具体的实践之中。

在戊戌年间，张元济始终视兴学为变法之阶梯。他不仅自己专注于学堂，并力劝康有为“回粤专办学堂”，而且屡屡致书汪康年，要他在上海开办学校。他认为，对中国的进步而言，兴学是最有效的办法。以兴学开启风气，埃风气大开，再推进变法之呈乃能成功。这种渐进改良的思路与他多年浮沉部署目击身受有关，他看到了整个官场的昏聩颟预，对变法的艰难性和多重阻力有比较清醒的估计与判断。所以，他虽然也认为变法之事势在必行，但更深切地感到变法之事终非易事，不可能—蹴而就！只有通过扎扎实实地致全力于转移风气，才能使变法之事立于确固不拔之地。但在那激动与躁进的年代，当然不可能选择此一渐进改良之路，不过我们检视此段历史并不能一笔抹杀张元济的低调姿态及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假使当年康梁也如张元济那样有条不紊地稳健推进变法，后来的结局或有所不同，则是可以肯定的。

由于张元济比较充分地估计到变法的阻力，故其虽身处潮流之中，却不受潮流的裹挟，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把自己的主要心智和精力都用在通艺学堂的擘画上。从他参与制订的章程可知，他试图倾其全力将通艺学堂办成一所新型的，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文理工综合性大学，一所倡导西学、培育变法人才和外交人才的精英学校。他在戊戌年间的主要业绩即体现于通艺学堂的构想与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另一些作为，如受总理衙门委托向光绪进呈“新书”，支持《时务报》包括化解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冲突等等。所有这一切，使他成为京中士大夫中“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声誉鹊起。所以，变法伊始，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奉诏上“密保人才折”，其中所荐举的五人中便有他。光绪帝还于6月16日召见张元济。戊戌政变后，张元济本人被“革职永不叙用”，他苦心经营的“通艺”并入京师大学堂，他的“英才教育”之梦随着康梁激进变法的落幕而破灭了。

作为政变的直接受害者之一，张元济离开了京师南下上海，出长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译书院。

从京师首善之地到“条约口岸城市”上海，张元济的身份也由一个有作为的年轻京官变为民间士绅。“无官一身轻”，虽出于无奈，却也避开了官场上许多无谓的掣肘，可以更加自由、从容地选择自己钟情的事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变的夭折也强化了他对中国改革艰难性的理性思考。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一阵呐喊或一两次激进变法所能解决的，它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改革的士大夫和广大的民众是否具备开明、开放的心态和现代意识。就这个意义上说，张元济罢官后出长南洋公学译书院，不仅仅出于李鸿章私下的安排，更重要的是出自他自己的自觉选择。

19世纪末叶的上海已是名副其实的“新学枢纽之所”，大量的新式学堂、学会、报刊、出版印刷机构，以及完全不同于清王朝体系的租界法权体制所构成的密集信息辐射网络，使上海成了中国最大的西学传播中心和信息聚散之地。这对于在京师时就“沉溺于西学”并主张以西学来开启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张元济来说，无疑是个可以施展自己抱负的理想之所。所以，张元济罢官后没有回海盐老家，而选择留在上海，是非常自然的。他在北京起步的事业和业已成熟了的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构想，最终在上海找到了推展和实践的地方。

当然，张元济出长南洋译书院，还源于“南洋”本身不低的声誉，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前，它曾被誉为中国设备最完善、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学校。而且张元济本人对译书之业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还在北京时，他就有感于“政学新理有用之书”的匮乏，积极敦促汪康年等《时务报》同人从速译印“新出紧要图籍”。因此，他接受译书院之职后，即着手筹划译印近代西方重要的政治、法律、理财、商务等的著作，并时常致书严复请教有关译书方面的问题，如“选书最难，有何善策”等等，同时要严复推荐翻译人才，并担任总校。

在南洋公学的岁月里，他一直担任译书院长之职，1901年，由他兼任代总理（即代校长）。他是个办事认真严格的人，既接受了聘请，总力求办好，最初他确实为“南洋”倾注了全力，一方面专注地举办译书之业，先后组织出版了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和《原富》；另一方面又适时地调整了公学的内部结构和课程设置，包括“特班”的创设。这种教育方式应当说是新颖的，与传统私塾、书院有了很大的不同。

张元济在“南洋”仍然着眼于培养现代化所必需的“桢干大者”，因此他的努力可视为戊戌年间“英才教育”思想的逻辑延伸，但随时间的推移，社会交往的扩大，以及具体教育实践的深入展开，他很快突破了原有的“英才教育”的藩篱，而转而提倡普及教育。从1901年起，他开始将自己的目光从“南洋”移开，准备筹集巨股“编译书报”。

1901年8月，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代总理之职，1902年初，他应商务印书馆老板夏瑞芳之邀，正式加入商务，遂辞南洋公学译书院长职，结束了他在南洋的本兼各职。在功名意识沦肌浃髓的时代，张元济放弃与炙手可热的盛宣怀合作，而选择与一个普通工人联手，确乎是他为人处世不易到之处，但这个选择于商务于中国近代出版及学术文化史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从此开始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张元济的时代。

商务印书馆设于1897年，初为一个单纯的小印刷厂，资金短缺，设备简陋，创业维艰，创办人夏瑞芳一身兼数职，从总经理、校对、式老夫（收账）到买办、出店（供销），样样都得做。好在他精于经营，且富有雄心和魄力，营业渐渐有所拓展。大约一年之后，商务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了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修文书馆，扩充了设备，规模初具，逐渐在上海林立的新式出版印刷业中确立起自己的商誉，站稳了脚跟。时人对商务的经营风气颇有好评。

不过，出版与印刷究竟是两回事，虽然夏瑞芳是个具有经营眼光且忠于自己事业的人才，但毕竟少年失学，知识有限，于出版并不内行。这种不内行曾给商务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请人翻译了一批日文书，满以为可以畅销，却因选题的盲目和译制的粗劣而无人问津，亏损逾万。此一惨痛打击令他认识到要办出版非有自己的编译所并邀请有学问的人来主持不可。而此时张元济正准备集巨股办出版，也想找一个精于印刷技术且富于经营管理才干的人合作，在出版方面做切实的努力。大约在1899年，因联系印书业务他们两人就结识了，在此后的交往中，两人颇为“意气相投”，夏敬重张的为人与博学，张对夏的经营才干及虚心、勤勉、讲究办事效率的作风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出于各自事业发展的需要，二者因“意气相投”而相互吸引，因相互吸引而最终走到了一起。

张元济加入商务后，即于北福建路唐家弄（今福建北路天潼路一带）设立编译所，聘蔡元培主其事，着手编纂教科书以“扶助教育”。先是采取“包办”制，聘人分任，但因资质低劣未能印行。蔡元培因故离任赴青岛后，张元济出任编译所长，乃改“包办”制为“合议”制，全力推进教科书的编纂。

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厘定学制的《学堂章程》，向教育制度上的现代形式看齐，尔后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格局遂成定式。随后清政府又于1904年初颁布了《重订学堂章程》，并在1905年最终废止了科举制度。《学堂章程》颁布后，成百上千的不同于传统私塾、书院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式学堂（不含教会学校）从1902年的寥寥数十所增加到1907年的37888所和1912年的87272所，学生人数相应地由近千人增加为1024988人和2933387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小学。不管这些新式学校是否都名副其实，但师资和教材之缺，却无疑成了相当紧迫的问题。张元济是个感觉敏锐的人，他抓住这一时代赋予的历史性机遇，以学制变更为契机，大举编印教科书，这在新教育为雪中送炭，在商务则是借机发展。

因此，在《学堂章程》颁布之前，张元济即开始未雨绸缪，先约请杜亚泉编童蒙教科书《文学初阶》，继而又聘夏曾佑编《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并亲自为夏编撰序云：“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这里所标举的“鉴于古”、“观于人”实质上就是他后来编纂教科书的基调或主旨。

以出版来“扶助教育”、“昌明教育”，在兴学浪潮漫卷之际首要的工作自然是编出高质量的教科书。在当时要用新的思维、知识和框架编写出一套不同于传统蒙学读物并适合我国少儿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教科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在此之前，有些新学堂已开始师法欧美教育模式编写“课本专本”，张元济与蒋维乔、高梦旦、庄俞、杜亚泉等反复研究已问世的各种“课本专书”的优缺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原则，同时聘请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等人为顾问，指导教科书的编纂。经过近半年的编写、讨论和修改，《最新小学教科书》第一门《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完成了，后又由张元济、高梦旦、长尾槙太郎等人“详加校订”，于1904年3月正式出版。这册书不同于当时其他蒙学读本的显著之点在于根据少儿认知特点，从少儿熟悉的事物讲起，由浅及深，图文并茂，从而避免了或程度太高，难以领会；或孤立解说字义，不能融会贯通；或抄袭西方，不合华文性质等通病。初版4000册不多日就销售一空。此后，张元济等人又陆续编成了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格致、笔算、珠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产业等等，共16种78册，风行全国。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计102册，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54册入选，占一半以上。其中有的教科书，从1902年到1910年，销数达30万册。1907年，有传教士称：“到目前为止，获利最大的公司是商务印书馆，其所编印的优良教科书，散布全国”。其影响之大，晚清各书局中实无出其右者。

20世纪最初10余年的商务固然以出版教科书及辅助读物为主，但在中译西书的组织出版和新知新学的普及传播方面亦尽了不少努力。张元济进馆后不久，即组织出版了《帝国丛书》，其中包括《明治政党小史》、《埃及近世史》、《帝国主义》、《各国宪法略》、《各国国民公私参考》等。1903年起，又渐次推出了政学丛书、历史丛书、财政丛书、商业丛书、地学丛书、战史丛书、普通学问答丛书、说部丛书、传记丛书、哲学丛书等一系列丛书和各种中外文辞典，以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法政杂志》等刊物，为新知新学的普及传播推波助澜。除此而外，张元济尤锐意出版西方名著，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为当时其他书局所不及。其中尤以严译名著（除南洋公学译书院代印的《原富》外，还包括《天演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真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和《群学肄言》等）和林译小说（170余种，几乎全部由商务出版）的影响最大，不胫而走，思想界耳目为之一新。据初步推算，1912—1935年我国350多个出版机关、团体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举、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著作的译作（不包括古籍、文学作品、儿童读物）约有13300多种，其中商务约3350余种，占27.3%。商务出版的哲学著作和译作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34%，经济学占26.2%，史学占36.6%，文艺理论占46.3%，自然科学占36.1%，工程技术科学占25%。考虑到大多数重要出版社都成立于辛亥革命后，可以推测，1912年以前商务传播新知新学的出版物在全国同类出版物中所占的比例会更高。商务不仅是出版“优良教科书的大户”，而且是晚清以来传播新学重镇，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与学术文化的变迁过程中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商务有这样的成绩，显然与张元济的努力分不开。

在主持编印教科书和传播新知新学的过程中，张元济表现出对人格教育的特殊关切。“扶助教育”与普及教育时，特别强调知识与道德并重，并躬行实践，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分头编写了一套《最新修身教科书》，其中《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及《教授法》20册，由他本人独立编校。重视修身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张元济所讲的修身与传统以纲常礼法为本的修身教育有本质的不同，也与清政府1904年颁布的《学务纲要》中规定的学生品行“处处皆以理学为本”迥然有别。在这套教科书中，张元济根据少儿的接受心理，“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第一册全部图画，没有文字；第二册至第四册每课一图。第六册以后文字增多，图画减少，但每册至少有10幅图左右。教科书共200课，讲了3002个故事，除了激励学生自信、自立、自奋、自强、坚忍不拔、奋发向上外，还要求学生“戒迷信，勿信鬼神”、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团结友爱、勤俭节约、讲究卫生、热心公益、廉洁奉公、急公好义、公平正直，奉行平等、博爱之道。他指出，人与人间虽有“智愚强弱，贵贱贫富”的分别，但同样是人类，自然都有“不愿受凌之意”，教育学生不要因为人有贫富贵贱而厚此薄彼。(www.daowen.com)

教科书还包括教授法，“于合群、爱国尤为再三致意”。

整套教科书“皆采历史中可以身体力行之事实，并附现代之伦理”，以讲故事的形式凸现出中国传统伦理中的精华部分，并进行创造性的解说，譬如平等、博爱、合群与爱国等等观念，实质上是近代伦理的精神所在。从这个角度讲，张元济的人格关怀中也包含着沟通中西、融合新旧的一种努力。

近代中国激荡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之中，主张中西兼容。张元济认为中国社会的改良必须借鉴他山之石，积极引进“泰西种种学术”，使人人皆稍稍明白“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但这种引进必须以“国民精神”为之基础，并“与吾国之民质、俗高、教宗、政体相为调剂”，反对全盘西化。他渴望中国的进步，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但他同时又意识到这种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大要在于通过各种途径“振新国民之精神”，“先条件而后理论”，没有为中国的改良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再完善的“理论”也会落空。这是一种渐进改良的思路。他的“扶助教育”，“开发民智”，以及“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的种种努力，就是这种渐进改良思路的具体展开。

当然，张元济的兼容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表现方式并不完全一样。在20世纪初“学问饥荒”的年代里，他本人及其他所主持的编译所的工作重点放在新知的普及和新学传播上，商务因此而成为传播新学普及新知的重镇，并被视为“五四之源”。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张元济根据时代的需要，适时地调整了商务的出版方针，把出版重点从新知新学的普及传播转向国内外最新学术著作的出版与古籍的影印。他本人的主要心血和精力则逐渐集中到古籍的抢救、整理与影印上来，即所谓寓“保存国粹之意”于“开拓新营业”的过程中。

自鸦片战争以降，国门洞开，外侵与内乱绵延不绝，珍版秘籍在战火中化为灰烬，私家藏书在战乱中纷纷散佚。大量的古籍与文物耻辱般外流。此外，随着西潮的拍岸而来，西学、新学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兴奋中心和关注焦点。与此相应，旧学、旧籍受到了空前的冷遇和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抨击。处此种风会中，中国罕见的古籍珍本已濒临灭绝的边缘。对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来说，这实在是一场少见的文运史运之劫！

面对如此惨痛的文运史运之劫，识者每以为忧。于是“毁灭文明”的旧籍沦亡激成了一场悲壮的古籍抢救运动。

张元济以巨大的热情与毅力投注到古籍抢救运动中，并经引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即使在最忙的经理及监理任内百务缠身之时，抢救与校刊古籍也从未一日忘怀。

然而保存与传播古籍，又必须以搜罗足够数量的珍本善本古籍为前提，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张元济虽有商务的财力做后盾，有蔡元培、缪荃孙、傅增湘等知己的鼎力帮助，网罗善本古籍的过程却仍然是非常艰辛的。张元济曾用“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16个字来概述他抢救善本古籍的漫漫历程。

经过张元济多渠道的艰苦搜罗，商务所拥有的古籍善本和珍本即使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不同于以往嗜书如命的藏书家以藏为宗旨，张元济为商务搜罗古籍珍本和善本，目的在于流通古籍，以最真确的形式保存古代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为此，他一方面耐心说服商务出巨资建造藏书大楼，并于1926年商务建馆30周年之际更名为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又顶着巨大的压力为商务“开拓新营业”，大规模地整理、校勘和影印古籍，保存国粹。这两个方面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都是“放一异彩的大事”，它寄托着一个“大变动时代建设者”的文化情怀和文化理想。

大约到了1916年，商务的营业已获得巨大的进展，闲置的资金越来越多，古籍的搜罗亦有了相当的规模，张元济乃着手辑印《涵芬楼秘笈》，随后又于1919年和1920年陆续推出了《四部丛刊初编》。以此为起点，他走上了保存、流通和影印古籍的征途，先后为商务主持编校、辑印了《涵芬楼秘笈》线装80册；《四部丛刊》初编、续编及三编，计线装3112册，另附书目1册；《续古逸丛书》47种《道藏·续道藏》14766种，1120册；《百衲本二十四史》线装820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线装1960册《丛书集成初编》线装3467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线装70册；《景印元明善本丛书》10种孤本《元有杂剧》线装32册；等等。其中既有荟萃经史子集的综合性丛书，也有便于学术研究的专科性丛书；有取自宋元明的珍本秘笈，也有取自著名校勘学家的精校专刻。所涉内容和范围极为广泛。这些丛书绝大部分都是1926年张元济退休后完成的，它们与商务出版的其他古籍丛书，共同构成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影印工程，被时人誉为一项“不朽的出版工程”。

在他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用力最精、费神最多的是《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

《四部丛刊》的影印计划由来已久。远在辛亥革命之前，张元济就曾有过将各种古籍“汇成丛刻”之想。1915年，他已开始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并拟定名为《四部举要》。1918年，高梦旦建议改名为《四部丛刻》，最后定名为《四部丛刊》。实际的印制工作从1919年底开始。从1915年到1919年，张元济一直在为《四部丛刊》的选目、选镀本、借影、工程预估、印刷办法做精密细致的准备。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向无先例。张元济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先是征集选目版本，继而是选择版本，并确定每一版本的优点和可靠性，最后是负责照相排版、修整照片和校对的把关。诸多头绪，样样需严谨朴实。《四部丛刊》初编共收书323种，其中有宋本39种，金本2种，元本18种，影宋写本16种，影元写本5种，校本18种，明活字本8种，高丽时刻本4种，释道藏本2种，余皆明清精刻。当这套书终于出版时，张元济无限欣慰。1922年他特撰《四部丛刊刊成记》，其中说：“赖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事之期，仅费四年（1919-1922），诚艺林之快事”。

编印《四部丛刊》既是张元济保存与开掘中国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源的一种尝试，也是他利用现代出版技术传播古籍本的一次努力。后来张元济又主持丛刊的换版重印工作，将初版中21种未尽善之本抽换，并写下了一大批校勘记和跋文。这项工作从1926年始到1929年全面完工，历时近三年之久。他的精益求精，于此可见一斑。1934年，张元济又刊成《四部丛刊》续编，收书81种，1438卷；1936年，又续出《三编》，收书73种，1910卷。《四编》也已准备就绪，因抗日战争爆发而终止。新版《四部丛刊》发行后，被推为中国图书史上的“四大编纂”之一，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并称，其规模和质量在私家编纂丛书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创举。

新版《四部丛刊》完成后，张元济又马不停蹄，加紧汇集善本，投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与影印中。这是一项比编纂《四部丛刊》更为艰难的重大文化工程，在张元济主持的古籍整理与影印过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开始于1930年，原计划分四期出书，到1933年全部出齐，后因“一二八”事变商务遭战火之毁而中断，直到1936年才告竣。所谓“百衲本”，是指采用的种种版本，残缺不全，彼此补缀而成，有如僧服的“百衲衣”一样。

在“重校正史”的过程中，张元济终日伏案，每天数十百纸，“寝食不遑，百事都废”，“拼命为之”。“衲史”终于赶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全部出齐。联系到后来绵延不绝的战祸，这实在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

《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后，孤本赖以不绝，文运因之恢张，是皆有大功德于中国文化，其学术意义自不待言。唯其如此，本非学术专门家的张元济，于1948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其当选理由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院士的评选自然以学术上的成就为准绳，张元济能膺其选，正体现了学界对他在古籍校勘与整理方面所做努力的公正评价。

张元济在商务所办之事极多，其荦荦大者如主持编辑教科书，组织出版汉译世界名著，辑印古籍善本，改进新式排字机，等等，无不驰誉海内，影响深远。其中他创办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更显示其博大的事业型努力。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名目各异的公私藏书楼，但大多着眼于藏，同光年间，伴随西学的传播，西方近代图书馆的一般常识也开始传入中国，创设公共藏书楼，逐渐成为“开民智”的题中之意。

加入商务后，张元济于主持编译所的过程中意识到图书资料建设的重要性，陆续购置了不少书刊资料，并于1904年设立了图书室，供编译所同人参考。不久经蔡元培引介，张元济购入了绍兴徐树兰熔经铸史斋50余橱藏书，后“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每年所出新书，亦总是尽量购置”。网罗既多，乃于1909年在图书室的基础上设立图书馆，正式命名为涵芬楼。

涵芬楼之设，全由张元济人擘画，但亦得到商务同人特别是总经理夏瑞芳的鼎力支持，商务因此有了一个聚书藏书之所。张元济倾力为此，显然并不仅着眼于编译所同人的编译所需，其目的在于为将来私立图书馆作基。

经过十多年的筹划，涵芬楼已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私立图书馆，其所藏古籍善本更是富甲一方，称盛一时。据粗略统计，涵芬楼曾藏有宋本129种，元本179种，稿本71种，抄本460种，名人批校本288种，其中尤其为珍贵者有宋刊《六臣注文选》、宋黄善夫刊《史记》、南北宋配合之《南华真经》等。

涵芬楼崛起于清末民初私家藏书颓委不振之时，可谓商务的一大壮举。它的创立与发展，一靠商务的财力，二靠张元济的擘画，后者尤为关键，若没有张元济从中擘画，很难想像，在传统藏书事业走下坡路的运会中，涵芬楼会有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涵芬楼的存在意义并不仅在于藏，即保存国粹，更在于成为公共图书馆，使无数的读者直接受益。

大约从1921年2月开始，商务董事会已接受了张元济的建议，将公益基金专办一公共图书馆。1922年1月，总务处报告试办公共图书馆，董事会议决设立公用图书馆委员会，举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为委员，先在公益费中提出4万元充作开办经费，两年内商务每年拨8000元充常年经费。翌年1月，商务董事会决定，拟出资11万元在宝山路商务印刷总厂对面建立五层藏书大楼。1924年5月，大楼竣工，涵芬楼藏书悉数迁入新址。同年7月15日，商务董事会开会，讨论图书馆开办事宜，议定由总务处确定图书馆办事章程，并推高凤池、张元济、鲍咸昌、高梦旦、王云五为董事，由王云五、江伯训出任正副馆长。1926年商务成立30周年，作为纪念活动之一，经张元济提议，董事会决定将涵芬楼更名为东方图书馆。原来涵芬楼所藏古籍全部转移到三楼，仍名涵芬楼。同年5月2日，东方图书馆举行开馆仪式，正式对外开放。图书馆大厦，占地2600平方米。它的大宗藏书，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和学者。据当时统计，1929年入馆阅览者近3万人，1930年达到36000人。其“补助教育”之功，不可谓不宏。

然而，在那变乱纷扰的年代里，任何企业或事业的命运都不取决于举办者的善良意志，即使像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这样功德无量使许多读者受益的文化事业也难免灭顶之灾。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炸毁了商务印刷总厂及尚公小学之后，又于2月1日纵入焚毁了东方图书馆。除先前寄存于金城银行保险柜中的善本古籍5000余册外，全部藏书46万册及珍贵图表、照片5000多种，全部化为灰烬。

面对浩劫之后的纸灰与瓦砾，商务人在悲愤中奋起，收拾烬余，投入复业的奋斗中，并很快恢复出版能力，但东方图书馆却从此消失了。1933年4月，商务曾有重建东方图书馆的规划，组织了以张元济为主席的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并在英、法、德、美四国学术文化界中组织了赞助委员会，分头募集资金和图书。但商务经此大劫，元气大伤，再也没有财力重建新馆了。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商务进入了一个更为艰难的时代，复兴东方图书馆的努力被迫停顿。

东方图书馆无法重建了，这大概是张元济一生中最大的憾事，但他并没有萎靡不振，也没有放弃曾经引为己责的文化使命。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张元济蛰居上海，处境极为艰难，经济的拮据使他甚至不得不售出私宅和鬻字为活，但他依然本着一个文化人的人格与良心，继续从事着他认为当作的事业。他于1939年4月与他人在沪发起创设合众图书馆，并诚聘顾廷龙主持馆务。此事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与响应，张元济本人捐献了嘉兴府先贤遗著467部，1822册，寄赠海盐先哲遗著350部1115册，张氏先世著作、刊印和收藏的古籍104部856册（后改为永久捐赠）。此外，蒋抑厄、李拔可、陈叔通、叶恭绰、顾领刚、潘景郑、周志辅及胡惠春也多有捐赠。到新中国成立时，亲友捐赠书达2.2万册，其中多有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本。众人拾薪，合众图书馆得以在战火纷飞中充实发展，蔚然成为沪上颇具规模的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

从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再到合众图书馆，先后参与其事者不少，而张元济的劳绩尤为卓绝！他为保存中国固有文化和力延中国的文化命脉所做的努力，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在祸乱相延的岁月里，其努力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家图书馆的范围了，它所呈示的是潜涵于历史底层的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以及由此种文化所涵育的精神和人格力量。

在近代中国的文化人中，张元济是很独特的一位。他始终是个低调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并以一种建设性而非批判性的方式来谋求中国社会的进步。他似乎比同时代的许多改革家和思想家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性，不相信一阵呐喊或一两次激进变法就彻底地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对“一步到位”或“毕其功于一役”的流行思路一直持谨慎或怀疑的态度。他认为中国的积蔽太深，官员太昏聩颟预，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进行激进的变法，不如为转移风气做些具体踏实而又富有成效的努力。因此，他寄希望于“开发民智”，并选择出版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执著地为现代中国“造一模范实业”。

应当说，他的努力是成功的。在他的主持下，商务由一家单纯的印刷企业逐步转变成包括编译、印刷、出版、发行、销售的全功能的大型出版社，不仅拥有一流的编译阵容和全国最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拥有健全的发行网络，并在海内外大中型城市设立了40余家分馆和支馆。其鼎盛时期，公司职工达3000余人，资产2000余万元，成为全国乃至东方文化的中心机关。在变乱纷扰的近代中国，商务之有这样的成绩，显然与张元济的个人素质密切相关。除了“他兼有学者兼事业家的特长”之外，我认为，他还有另外三个方面的素质对商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思想性格上的开明与开放。在近代中国，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思想往往流于偏执，非此即彼。张元济则不然，他始终保持着一贯的开明与开放的态度，稳健地推进商务的各项事业，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化，一方面发扬固有文化，谋沟通中西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 甲午战争后，他曾“沉溺于西学”，但他并不主张全盘接受西学；五四以后，他致全力于辑印古籍，却并不排斥新知新学。譬如，胡适曾为商务拟议出版《常识丛书》，初定选题25种，张元济批注“拟加《布尔什维克》，或仍称‘过激主义’”。他当然不会信奉“过激主义”，其思想的开明与开放于此可见一斑。这种开明与开放的思想性格使他始终拥有一种泱泱之大的气度和胸怀。譬如1918年6月，张元济在北京期间一方面认真听取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保持同严复、林纾以及孙宝琦、董康、王克敏、傅增汀、章士钊、林长民等人的联系。甚至像辜鸿铭这样的保守主义者，由于他的学问，张元济仍打算出版他的文集。有容乃大，这样的“雅量”和兼容使他能够广纳百川，对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不同的学派采取“宽容”的态度和“对话”的精神，并尽己所能地帮助它们的活跃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商务也因此而获得了不同学派和不同思想体系的学人的有力支持，始终保持强劲的生命力。

（二）“至高无上的人格”。近代以来，随着西潮的浸漫和功利主义的流行，人格的价值或者说传统的“仁”的价值渐被忽视，人格渐趋堕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张元济置身于如此世态与世运之中，对人格的堕落表现出异常沉痛的关切。虽然他不曾专门探讨过人性与人格的复杂性问题，也不认为讲人格、弘扬人格的价值就可以把混乱不堪的国家社会治理好，但他强调，无论何时何地，忽视或丧失人格都是不可宽恕的罪恶，它会导致民族精神的堕落甚至败亡。所以他于“扶助教育”中，特别突出地强调人格教育，后来又对“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的新式教育进行痛切的反省，并在辑印古籍的过程中，特意举出十几位“能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的人物的事迹，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编写了一本《中华民族的人格》。标举“至高无上的人格”，即是对丧失良知、人格的大大小小的权贵，特别是对已经落水或将要落水的民族败类的鞭挞，其警世之意是非常明显的。对人格的崇仰、关切与坚持，使商务一直保持正确的方向，拒绝与一切邪恶势力合作，维系了商务作为民族文化实业的堂正与纯粹。

（三）“先公而后私，重职而轻利”的精神。张元济一向淡泊于名利，但于做事则朴实勤勉，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譬如，商务董事会由于他对公司发展的杰出贡献，决定在他退休后发给他较高的退休金，但他再三要求退休金照普通同人定额裁定，他于1926年退休后，继续为商务主持古籍影印工作，“自编校至广告，在在费神”，却分毫不取。其重职轻利如此，确乎是一种罕见的品格。

上述三点构成了张元济作为商务灵魂人物的独特魅力。

尽管张元济“昌明教育”和“为国家谋文化建设”的志向受制于客观环境而没有完全实现，但他的努力毕竟有大功德于中国文化。“平生德义人间颂，身后何劳更立碑”。商务的存在，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周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