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臣，还是蒋介石的理论家？

社会进化和革命道德的基础是“仁爱”还是“阶级斗争”

何以国民党人较早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

瞿秋白称他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背景资料〕

戴季陶（1891—1949）原名良弼、传贤，字选堂、季陶，号天仇、孝园。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留学日本，进政法大学。参加中国同盟会。1909年回国，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教习。次年在上海任《中外日报》和《天铎报》总编辑。因撰文抨击清政府而受通缉，逃往南洋槟榔屿，投奔孙中山，曾任孙中山秘书。1914年任《民国》杂志编辑。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6年随孙中山回国。次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戴季陶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兼军政府秘书长。1919年与沈玄庐办《星期评论》。1920年夏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途退出。1924年参加国民党一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参加西山会议派的活动，写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标志着戴季陶主义的形成。1926年任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后，戴季陶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总司令部政训部长等职，曾多次主持制定和修订考试法规。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1948年改任国史馆馆长。1949年2月在广州服毒自杀。著作有《戴季陶集》、《青年之路》、《日本论》、《学礼录》等。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戴季陶研究一直是冷门。传统观点认为：他歪曲孙中山的学说，构造“民生哲学”，认为“仁爱”是社会进化和革命道德的基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排斥中共，为蒋介石及国民党一党独裁提供了理论依据，是“反共先锋”。在台湾，戴季陶被视为反共理论家，他是国民党传统主义的鼻祖，其复古思想成为国民党的主要精神支柱之一。

目前，研究戴季陶的文章比以前稍多，但尚未有大的突破，多数只是在提法上不同而已。对戴季陶的总评价中，有人认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有人认为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故称中国国民党理论家为宜。还有人认为戴一生是有变化的，应分别对待。一些学者在研究五四时期戴季陶活动的基础上，认为地是当时名声颇大的社会主义宣传家，他所写的大量谈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曾在知识界产生过广泛影响。所以，戴季陶是五四时期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另外一些人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戴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基本否定其功绩。对戴季陶主义研究中，有人提出它具有三个重要思想特色，即传统主义、道德主义和重生主义，蕴含着较广泛和深厚的文化、哲学、道德思想内容，其理论有较广泛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总之，目前对戴季陶研究仍嫌不足，缺少有力度的文章以及比较客观、公正和全面的评价。（杨易）

五四时期的戴季陶堪称是一位多产作家。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19年6月至1920年底的一年半里，他在《星期评论》、《建设》、《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的专论、评论、译文、杂感等各类文章就有150余篇，还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一书。这些文章和译作，主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苏维埃俄国和劳动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戴季陶的宣传重点。他自觉“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毫无门径”，表示“很想要用一番切实研究工夫，只可惜不能读他的原书”。为此戴季陶拟通过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来了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一书的日文本译成中文，在《建设》杂志上发表。《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是考茨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时的名著。它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了比较系统、准确和通俗的阐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过重要影响。戴季陶首次在中国将其翻译发表，为人们了解和学习《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此外，他还翻译了考茨基的《商品生产的性质》，威廉·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等论著。《马克思传》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并提到了他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重要著作。戴季陶为译文作了详细的注释，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有所了解的。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个伟大的历史性事件，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北京政府封锁消息，但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仍然以各种方式了解俄国。戴季陶发表了《俄国两政府的对华政策》、《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李宁的谈话》等文章和译文，介绍了列宁和苏俄的政治、经济，以及苏俄人民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叛乱的斗争情况。特别是他翻译了曾任美国陆军情报局长的布里特在美国上院外交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苏俄的报告，以这位美国要人在报告中提供的大量材料。力辟关于列宁和苏俄的种种“浮说”。他表示相信苏俄“这一个最初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绩……一定蒸蒸日上”。1920年4月，苏俄政府发表了对华宣言，戴季陶感到“无限欢喜无限感激”，立即撰文表示热烈欢迎。他称赞宣言“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我们在悲哀残酷境遇里面的中国国民，对于这一个通告，应该十分感谢……更应该更觉悟，要从几千年弱肉强食的历史遗传性上觉悟转来，做一个为世界被掠夺者的自由而战的自由人民！”他还援引苏俄宪法中“阐明劳动者及被掠夺民族权利”的有关条文，指出：“俄国这次对中国所采的政策，是由他们建国主义的根本信条上面发动出的。并不是特别的一时的举动，更不是以捭阖纵横为主义的外交手段。”戴季陶对苏俄对华政策所作出的积极反应，不仅表明他受到了十月革命的有益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人开始认识到了这样的道理：苏俄可以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真诚朋友。这多少为后来孙中山作出联俄联共的决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戴季陶还以极大的兴趣介绍了世界的劳动运动，他发表《英国的劳动运动与三角同盟》、《美国产业界的大恐慌》、《国际劳动会议与日本劳动委员资格问题》、《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等大量资料和论文，介绍了以英、美、法、日为主的各国工人运动与工人组织。同时，在《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等文章中，对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工人运动，工人的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等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阿们！？》、《懒惰？》等诗中，暴露了上海工人和失业者凄苦和悲惨的生活境况。此外，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还刊载了大量介绍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劳动问题的文章和译作。所有这些，为拓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阵地，为在黑暗中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戴季陶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和政治问题。其代表作便是《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

在这篇论文中，戴季陶首先提出：“无论一个什么问题，没有不和‘生活’有关系的。比如寻常个人对个人间的争斗，或者纷纠，我们如果细心去察考他的内部情形，一定可以发现出他们的争斗纷纠原因是在性活’上。”因此，他认为，研究任何社会现象，应该从“横在他的根底上”的“社会生活问题”入手。如果“只是就表面上去察考，拿着一两件表面上的事实，硬说这就是病根所在，随便处一方，万一错了，一定把病医死。即使处的方和他的病根不冲突，也不过是得来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结果，病根依旧是除不去的。”

循着这样一种研究的方法，戴季陶着重考察和分析了历史上的许多“乱事”，即社会动乱和革命发生的原因。他说，中国人向来分为只有“分工的职业区别”，而无“阶级的区别”的“士农工商”，彼此都是“平等”的。后来，由于私有财产和阶级差别的扩大，于是形成了政治上的“治者阶级和被治者阶级”，社会上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造成“最上层的富贵阶级和最下层的生活落伍者”这种“社会组织上的缺陷”。因为“治者阶级”的“过度的压迫”和自然灾害发生，使平日隐伏着的“这种社会上的缺陷，骤然暴露出来，于是便发生革命”。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上许多次大小革命的事实，都是一种‘阶级的生活争斗’”，是“社会上种种经济的反常状态的证明，是阶级的生活压迫的结果。”

近代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也是“由平民生活不安发生出来的”。戴季陶指出：“现代中国革命……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欧美工业革命的果实，借着交通发达的力量，输入到中国来。”这种“由国外输入的一个大压迫，便暴露出国家及社会组织的缺陷，引起人民生活上的不安，助长阶级压迫的程度，加多生活上落伍者的人数”，“改革的要求，就从这生活不安的里面生出来了。”鸦片战争后出现的主张购买外国轮船枪炮的“第一期改革家主张设制造厂、造铁路、开矿造船的‘第二期改革家’和主张从政治改革上做工夫的‘民权运动’的‘第三期改革家’等等—近代中国所有的‘乱事’，根源都是在‘机器制造品输入’一件事上”，“是在外来大资本家组织的生产品的大压迫”。(www.daowen.com)

此外，在《革命！何故？为何》、《学潮与革命》、《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等文章中，戴季陶也阐述了与上述观点相似的看法。

对于戴季陶的这些文章，勿需多加分析，就可看出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水平是相当浅薄的。他在研究“中国的乱原”时，又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察法”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说”具有同等的价值，这就妨碍了他对“乱原”进行准确的分析。他自以为是的看法其实并不科学。但其中确也不乏新颖之处，如“生活的落伍者”是历史上“乱事”之原的观点；近代欧美“机器制造品输入”与“中国社会组织上的缺陷”相结合，导致近代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的观点；以及从经济上解释中国乱原的研究方法等。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宣传家为数不少，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探索历史和社会问题的人却并不多见，戴季陶这种尝试的积极意义是应该肯定的。

值得指出的是，戴季陶在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问题时，对一些错误的观点、思潮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并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主张。

第一，批评了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错误观点。在论及“经济进化之历史的过程”、“交换形态”、“经济组成形式”和“交通的发达程度”，划分经济的发展阶段的观点，指出这些划分方法“都止于说明现象”，真正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客观规律的，“还是要算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几个问题的学说，实在是近代经济学上的极大功绩。”他写道，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经济制度，实际上“以私有财产、工银制度、自由竞争三个条件为基础之集合的产业制。”在这种制度下，资产阶级将“从国家统一主义趋向帝国主义，构成‘国际联合’和‘国际战争’”，即结成帝国主义的反动同盟和发动帝国主义战争，以造成“协作独占的世界的经济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表明了这点。而无产阶级则“从职业的结合趋向于产业的结合”，形成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运动”，以实现“协作共享的世界的经济组织”。俄国、德国革命的发生以及全世界的劳工运动，就是被压迫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结果和表现。

第二，驳斥胡适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攻击。胡适说：“因为有阶级斗争说发现，于是本来可以互助的两个大阶级（即所谓资本劳动两阶级—笔者），都成了生死冤家。许多调和的方法，都归于无用。”对此，戴季陶批驳道：“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不是由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而起。不过这历史上一个重大事实，被马克思的灵心炯眼认识了，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他嘲讽胡适“倒因为果”，“两个绝对不平等的阶级，要他们讲互助，这是一个笑话”。后来，他更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的社会组织下面不可免的命运……要想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的压迫继续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

第三，反对“工读互助团”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戴季陶从一开始就对北京等地陆续组织的“工读互助团”持批评态度。他指出“在现在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以世界的强力，压迫着自由劳动者的时代，无论是什么人，没有不受这一个强力的支配。”想用“工读互助团”的方法来达到改造社会甚或半工半读的目的，“是太把私有财产制下的生活，资本家生产制的生活，看得太过容易，”因此是无法实现的。他号召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们，“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因为“那里有许多的苦人，那许多的苦事，要研究也得在那里去找材料；要奋斗也要在那里去找朋友；要训练也要在那里才有战斗员；要试验也要那里才是大大的试验所。”

由上可见，戴季陶已初步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马克思主义已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能以比较认真的态度，反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活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作为三民主义者和国民党重要骨干分子的戴季陶，所以成为五四时期十分活跃的社会主义宣传家，主要应该归因于下面两点。

第一，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创立的、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这个理论所具有的民主性、革命性和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使它有与更先进的思想理论发生联系的可能。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就从资本主义不可解脱的社会危机中，产生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关注与同情，并一直注意从社会主义思想中吸取养料，奠定了对社会主义的感情基础。五四时期的戴季陶，此前也曾谈论过社会主义，此时以浓厚的兴趣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开始逐步动摇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念。这种情绪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导致了一种带普遍性的对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代之而起的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与研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把眼光从西方移向俄国，从资本主义移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革命的胜利，也使被辛亥革命失败后的阴影笼罩的国民党人振作起来，由向往十月革命而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于是出现了与许多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面前彷徨择路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有趣现象—国民党人较早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并开始对它的介绍与研究。思想敏锐且擅长文墨的戴季陶，很自然地利用了时势提供给他的舞台，并很快成了知识界瞩目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跃人物。

但是，戴季陶在比较客观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和研究中国问题时，确也暴露了他的阶级和思想的局限。如前述《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一文，他在分析了中国乱事频仍的原因后，却认为孙中山所主张的“机器借款政策”、“沟通海陆的大铁道政策”、“一铁道贯通人口稀薄地及人口稠密地的新发现”等，是根治“乱原”的“最切实的主张”。像一个医术不甚高明的大夫一样，戴季陶诊断出了中国乱事的部分原因，却又开出了并不完全对症的救治药方！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戴季陶的论著中还可举出一些。也许正是如此，有的论者发表了本文开头所述的那些看法。笔者认为，这些看法与史实出入颇大，在此有提出商榷的必要。

关于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一般说来，是热情和友善的。在他的文章中，我们随处都可读到赞誉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话语。他称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科学上哲学上集大成”的“大思想家大实行家”，称“马克思是一个近代经济学的大家”，“社会主义的‘集大志者’和‘科学根据’的创造者”。并“希望中国人多研究以马克思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反对非科学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可以说，戴季陶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是比较高的，以至于瞿秋白称他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他的同志们比较，戴季陶又是离开三民主义较远而对马克思主义有较大认同的人物。正因如此，他大谈马克思主义，但三民主义又始终规矩着他的理论活动，使他终究不能摆脱它的掣肘而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当他受到孙中山的警告后，就迅速抽身离开，又作起了三民主义的信徒。这种奇妙的对三民主义的离异与返归现象，正是五四时期一班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国民党人的共同经历，忽视复杂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将戴季陶指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并作为“典型”加以否定，实在言重了。

认为戴季陶对苏俄的态度有两面性的观点，也是由于有的论者本身研究、判断的失误所得出的一个错误结论。譬如戴季陶很有名的两句话：“要学英国阶级退让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有人就认为这里戴季陶劝诫人们不要学的“俄国阶级压迫”是指“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只要翻开前此一期的《星期评论》，就会发现戴季陶所说的“俄国阶级压迫”其实是指“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对史实并不细加考究，将戴季陶批评俄国资本家的话当成了他一开始就反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证据，其结论是否靠得住也就不言而喻了。再者，有人将戴季陶对苏俄态度的前后差异归结为“两面性”，也失之偏颇。应该看到，十月革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人对俄国的情况仍然所知甚少，报刊上的材料也大都援引经过歪曲的西方报道，真实性差。在此情况下，人们很难对俄国政治作出准确的判断，戴季陶作出的比较审慎的反应也就可以理解了。另外，戴季陶一直关注着俄国的政治动向，而且随着对俄国真相的了解，态度很快鲜明了。他说：“俄国的布尔塞维克，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并指斥那些“无识的蠢材，并不去考察实际的真相如何，以为俄国行的无政府主义，以为俄国是充满了残杀、掳掠、奸淫的罪恶，真是奇怪极了。”后来他还指出：“俄国波尔色维克的建设，在政治组织上和经济组织上，是很切实的模范”，应对其进行“切实研究”。有的论者全然不察个中曲折，而把戴季陶态度的变化看成虚伪的两面手法，实在太过武断。

至于《星期评论》的性质，下述几件五四亲历者的回忆材料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蔡和森说过，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与《新青年》一样，“在当时很受全国学生的欢迎”。李立三指出，《星期评论》社是“和党的产生最有关系”的组织之一，它和《新青年》在五四时期先进的文化团体中是“最占势力的”。“《星期评论》刊物的销路最广，销到十几万份。”周恩来也明确肯定《星期评论》与《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一样，“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影响”，获得了“提倡新思想的健将，革除旧习惯的先驱”的美誉。举了上面的材料，对于《星期评论》“不是一个革命的刊物”的观点，笔者似没有再加辩驳的必要了，权且留待读者去评判吧！

全面评价五四时期的戴季陶，不是本文的任务，仅就本文所论及的问题这一点看，笔者以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戴季陶是五四时期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郭圣福：浙江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