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人物，国家社会党的创立人

引发“科玄论战”，反对以科学代替人生！

非蒋亦非共—提倡“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

在自由与权力之间，为何最终背叛初衷，倒向了权力？

〔背景资料〕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君动，号立斋，别号世界室主人，江苏宝山县（今属上海）人。光绪秀才。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加入政闻社，宣传君主立宪。1910年毕业归国，由清政府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参与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旋与国民协会等团体合为民主党。1913年留学德国，二次革命爆发后，力主袁世凯镇压革命。1915年回国任《时事新报》总编。袁世凯死后，曾投靠段祺瑞、冯国璋。1918年赴德国游历，崇拜康德哲学。1923年在清华学校讲演人生观问题，宣扬生命主义哲学，引起科学与玄学之争。同年出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院长。1927年后办《新路》杂志，既反苏反共，又反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为此1929年遭政府拘禁，获释后执教于德国耶那大学。后归国执教于燕京大学。1932年创建国家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兼总秘书。抗日战争后任国民参议员。1941年参加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常务委员。1945年出席联合国会议，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织委员。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同年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旋投靠蒋介石，民社党因此被民盟劝退。1947年，在民社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主席。1949年11月去印度，1951年移居美国。1969年2月23日病逝于旧金山。著有《立国之道》、《苏俄评论》、《国宪议》、《明日之中国文化》等书。

张君劢是当代新儒家第一代人物，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知名度很高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他一生以1949年为界可划为两大时期：前期从事讲学著述的同时，还组党参政、制宪。后期主要寄居美国，讲学著述。两期相较，前期为政学，或可称为政治倚重时期；后期可谓学术时期。

有关张君劢的研究以往并不多见。偶尔提到张君劢时，多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传统观点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不过是贩卖欧美式政治而已。近年来，研究张君劢的文章较以前增多，人们提出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意见。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史上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他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以民主宪政理论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以上观点是现今学者们的共识。但在如何评价张君劢的政治思想及其政治实践问题上，人们争论较多。一种观点认为，张君劢的政治理论成熟于30、40年代即抗日战争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民主宪政运动发展最快的时期。他的民主宪政思想为其政治实践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使他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作为一个爱国的中间派领袖，对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对在抗战时形成各党派间合作与同盟的局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张君劢在国体上不可能突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藩篱，因此既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哪怕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也不能实行有效的集权，难以平衡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他的理论困境源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现实困境。中国资产阶级在近代一直未能形成独立的、强大的社会经济实体，因而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幻想始终无切实保障。在现实生活中，张君劢等人只能到统治集团中寻找可供依附的靠山，来实践自己的理论。所以，他1946年在伪国大中背叛自己的政治思想，绝非偶然。总之，张君劢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是一幕失败的探索。

由于总体上张君劢的研究不够系统和深入，故而对他的具体评价可能会出入较大。在政治思想史领域中，张君劢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对当今的政治理论探索也有借鉴作用。（杨易）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颇有影响的学者兼政治活动家，在资产阶级政治学中有他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因而也是较有代表性的一家。作为中国国家社会党（1946年改组为中国民主社会党）的领袖，他的思想亦成为该党的理论纲领，在三、四十年代他代表国家社会党有相当活跃的社会活动。所以无论从理论形态，抑或从实际活动来看，在现代政治思想史领域中，张君劢思想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历史大变动的时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面临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在当时说来也就是在西方多元范型的参照背景下，依据现实中国的社会文化条件，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近代化模式问题。若从国体的角度观察，这模式的选择可以区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类；若从政体的角度着眼，则又有民主制与集权制的分野。张君劢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在他设计中国近代化模式的时候，其思维过程是围绕着自由和权力这一基本关系展开的。他在自由与权力之间的选择不仅制约着他对政体的何取何舍，亦影响着其对国体的价值取向。因此，分析张君劢如何在思维的理论和实用两大层次中处理自由和权力这一关系，亦是把握其整个政治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

自由与权力的关系，在西方政治学说中属于一个基本的理论范畴。然而，这一问题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家来说，与其说是学理意义上的，毋宁说是社会意义上的。严峻的民族危机，强烈的落伍意识逼迫着他们来不及在思辨形态上深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将主要的关注点与民族救亡，与如何迅速实现民族的近代化这一迫在眉睫的现实目标联系起来。这就意味着，自由与权力的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家而言，实质是一个近代化模式的讨论，是在民主制与集权制之间的现实抉择。它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在目标层面上，是建立西方式的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是建立东方型的高度集权体制；在手段层面上，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还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尽管近代的思想家未必在理性上清晰地意识到上述选择，但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却不能不包含这方面的实际内涵。

与梁启超有着“亦师亦友”密切关系的张君劢，在思想上所直接继承的乃是梁启超（在20年代后）所倾向的自由主义路径。他在清末民初曾应和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拥护国权，从20年代起开始转向自由主义模式的宣传。到了30年代初，国际和国内环境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促使张君劢重新思考自己的治国方案。他通过比较西方的各种近代发展模式，分析中国的社会文化现状，提出了“自由与权力之间，应求到一个平衡”的原则，并依据这一原则构建了自己“修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两大“立国”方案。

张君劢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膜拜已久。早在1906年，他刚刚到日本留学时，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对英国这位代议制政治经典大师的思想作了详细的介绍。虽然在清末民初曾一度跟随梁启超鼓吹“强人政治”，但他最终的理想目标依然是英国式的代议制立宪政体。民初从政的失败令他痛定思痛，认定中国惟有走“民主政治”一途。1921年，他在《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一文中比较了西方各种政治方案，认为“俄之布尔什维克贫民专制”与英国“基尔特（职业代表会议）”皆不适用于中国，而“民主政治下之巴力门制，但有改良，而无废除”。及至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党治”政府，张君劢仍然坚持民主政治的初衷，以为之所以民初以来未能建立民主政治，不是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是“中国未尝真正有一度民主政治之试验”。他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通过地下刊物《新路》杂志，呼吁国民应“根据立国之原理，争人权，争法治，以拘专政而进于民主”。

自1931年秋天张君劢第三次访问欧洲归国，他的思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造成这一转变的社会背景正是30年代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强烈震荡。

首先是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危机。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使以往行之有效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对此难以应付，陷入了困境。这不仅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强烈关注，也使热衷于将代议制民主政治移植于中国的张君劢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诊断了西方代议制的“病症”，断定是“过于自由”。这样一种在西方已是弊端丛生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原封不动地搬用于中国呢？张君劢对自己原本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其次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在大敌当前之际，使张君劢感到最忧心的，与其说是民主的未能实现，倒毋宁说是国家的四分五裂：“统一问题实在比民主独裁问题更关乎根本，因为统一以后才可以讲到政权的方式如何”。当中国首先不是需要民主，而是需要统一的时候，那种“过于自由”的西方代议政治是否有益于中国呢？他觉得：“我们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际，自然不能像19世纪之欧洲，专门侧重于政府权力限制之一点，须得顾到国家全体之利益”。这样，他断然改变了原初的想法，认为“吾国昔日虽未尝行真正之议会政治，然由其分派之多，倾轧之工言之，其不适于今后之中国”。

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政治价值系统，一是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二是德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政治，三是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张君劢与其他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一样，往往抹杀德意和前苏联在国体上的性质差异，而从政体上笼统地将它们归入同一类的“独裁国家”。如此，问题对于他们就变为是要民主还是要独裁的选择。

1933年到1935年，以胡适主办的北平《独立评论》为中心，中国资产阶级学者们开展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在讨论中，以丁文江、蒋廷黻为代表的一些人从中国需要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现在“民主政治根本还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张君劢在这场讨论中独辟蹊径地提出了所谓“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他首先确定了三条立国的准绳：“第一，国家政事贵乎敏活切实，第二，社会确立平等基础，第三，个人保持个性自由”。依循这三条准绳，张君劢判定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是各有利弊。英国的传统议会政治虽则民主，却是一种“以辩论为法门的政治”，不免流于空谈和意见分散，德国式的现代领袖独裁虽然力量集中，政策一贯，却牺牲了自由，必然导致个人专制。张君劢接下来说：“我们既不是完全赞成19世纪之议会政治，但也不是抛弃民主政治。我们虽反对独裁，但并不对于独裁长处全不认识……我们今日站在一面议会政治，一面独裁政治夹攻之中，自然应该表现我们的思想力，表现我们的创造力”。这一“创造”便是所谓的“第三种政治”，或曰“修正的民主政治”。

从张君劢的整体价值取向来看，他的选择依然倾向于英美的民主政治，与前不同的是，他在借鉴独裁政治“长处”的基础上，对民主政治进行了“修正”。张君劢“修正”的基本原则不是别的，恰是“自由与权力之间，应求到一个平衡”。

“自由与权力平衡”这一思想主要渊源于英国的后期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张君劢自己曾说过，他的哲学思想说是德国的，而政治思想是英国的，从洛克到边沁、约翰、密尔，张君劢都作过十分细致的研究，他尤其对20世纪初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的学说十分推崇，曾翻译了拉氏的政治学名著《政治典范》一书，并在译者序中将拉斯基视作继洛克、边沁、弥尔之后20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正统”。在拉斯基的多元政治理论中，“个人”、“社团”和“国家”被视作政治的三大元素，这一点给张君劢的思想影响很深。他觉得在中国难以形成强大有力的职业社团，于是便寻求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他认为：“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一即不能运用自如”。因为“个人自由寄托于国家身上；国家全体依赖个人之自由而得其巩固之道。此即今后立国之要义。从这观点来说，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

在张君劢那里，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权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必须从他的国家民族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观这两方面着手探讨。(www.daowen.com)

在国家观方面，张君劢同流行的资产阶级国家观一样，视国家为超阶级的、永恒的“公器”；“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处，就在它是一个公器。提到‘公’字，自然有它的公共性、普遍性、永恒性”。他将国民是否形成了国家民族观念看作民族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声称：“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已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项，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他断言，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意识淡薄的两大原因；中国在此民族危机下，唯有打破家族或阶级的屏障，自觉地以国家民族为本位。

然而张君劢的国家观又并非黑格尔那种抹杀了个人自由的国家绝对至上，而是像康德那样，从个人自由出发阐述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在关于个人自由的问题上，西方思想中有三种论证方式。一种是英国式的功利主义方式，如边沁所说“个人利益是唯一真实的利益”；另一种是法国式的理性主义方式，即把个人自由视作先验的、抽象的天赋人权；第三种是德国式的伦理主义方式，如康德所认为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张君劢接受的是第三种，这与他的唯意志论哲学观大有关系。他曾经留学欧洲，从师非理性主义大师倭铿、柏格森，因此在哲学观上强调人的精神是创造世界的本原，人是具有最高价值的目的本身。这就决定了他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识。张君劢认定，国家的存在并不以消灭个人为前提，而恰恰以个人精神自由为前提。“国家之基础，在乎民智民德民力，人民而发达也，斯国家随而发达；人民而阻滞也，斯国家随而阻滞”。个人是国家的目的和前提，而国家则是个人的保障和公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权力与个人的自由都是不可缺少的；“国家行政贵乎统一与敏捷，尤须有继续性，故权力为不可缺之要素”，另一方面，“一国之健全与否，视其各分子能否自由发展，而自由发展中最精密部分，则为思想与创造能力。所以自由发展亦为立国不可缺少之要素”。

尽管张君劢在理念上追求自由与权力的平衡，然而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下，他既然本意在于对西方议会民主模式“过于自由”的弊端加以纠偏，那么其“修正”的实际重心势必摆向权力这一边。张君劢声称，民国以来，一般中国人只注意个人自由，而忽视政府应该有权力，“大家心目中以为中华民国不至于发生存亡的大问题，所以不觉得政府权力和民族生存关系之密切”。他认为，自由与权力“二者之或轻或重，当视其时代的要求而定，吾民族之在今日，正为存亡续绝之交，其不应以个人驾国家而上之”，而应以国家民族至上强化政府权力。为纠正“过于自由”的弊端，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中便相应地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组织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张君劢说，国家的特征，在于有统一的政府，而政党政治下之政府，往往由各党自为主张，或上或下，以至党重而国轻。今日之中国，常在艰难困苦中，唯有“牺牲党见，以一心为国之精神组织政府”。这种各党领袖一律参政的举国一致政府，不仅是短期的，而且应持续一二十年之久，以此来实行民主政治而谋国家安定。

其二，限制立法权，加强行政权。为了克服英国代议政治中议会对内阁的过多干预，同时亦避免德国独裁体制中“议会权力行使之不当，致陷议会于灭亡”，张君劢主张明确划清立法与行政的权限，“抬高行政之重要性，而以国民代表会议之立法辅助之”。国民代表会议代表由公民选举产生，主要职权在于监督预算，议订法律，但不得对政府行使不信任权。关于立国的大方针，可由国民代表会议拟定，通过“五年之内之行政大纲”交政府实行，并授予政府“便宜行事之权”。

其三，建立部长与文官共同负责制。张君劢强调，政务官与文官的界限应严格分清，常任次长以下者官员必须超于党派之外，保持行政的相对稳定。部长的职责在于实行国民代表会议制定的政策，他必须负“行政效率上之责任”。当部长“财政上有舞弊或违背法律情事”和未实现原先许诺的执政目标时，应当令其去职。总而言之，通过明确职权，由部长和文官共同担负起效率的责任。

其四，加强专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张君劢看到，随着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大，许多技术问题是政治家们不懂，也无法解决的。他主张议员中必须有相当一部分精通业务的知识分子。“五年之内行政大纲”在拟定和实行的过程中，都须与专家共同商定，使计划具有科学性，使行政趋于专家化。

概而言之，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方案一方面是参政多元化，使中国的资产阶级能改变在野的地位，有机会参政议政，另一方面是提高行政效率，通过明确议会与政府的权限，建立部长与文官的共同负责制，尤其发挥知识分子专家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使国家机器能够体现资产阶级的“民意”，实现统一全国行政的目标。张君劢的这一模式从整体上说，不过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代议政治框架内向集权化方向的“修正”。

在经济领域，张君劢关注的重心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模式问题。在这方面，可供参照的西方工业化的古典发展模式是一种自由放任的私人竞争机制，当19世纪末中国学习西方成为热潮时，这一模式在西方已经暴露出其社会伦理上的种种缺陷，因此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便转而尝试各种社会主义。但是，梁启超、张君劢他们依然相信中国应当走西方之路，“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直到1919年第一次出访欧洲，资本主义世界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社会萧条，使他对西方的经济制度产生了怀疑，开始对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感兴趣。在20年代，尽管张君劢他们对社会主义学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学理兴趣，但一讲到现实的经济方案，仍然认为中国当务之急在于发展实业，资本主义害在将来，利在目前，社会主义学说“只好拿来做学问上解放思想的资料”，至于实行，只有俟之于实业发达的将来。

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给张君劢以极大的震动，促使他重新反省西方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模式。他发现，这一模式不仅在分配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也是弊端丛生；尤其使张君劢感到茫然的是，他觉察到这一模式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经济处于“工业过剩之欧美及日本”与“农业过剩之欧洲以外的农业国”的两大国际压力的夹攻下，仅仅依靠私人的民族资本能够与外国资本抗衡么？中国的工业化以发展重工业为急务，这又岂是以图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所能承当的？

他对西方工业化道路移植于中国失却了信心，一时陷入了彷徨的境地。正当他万般“苦闷”的时候，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给了他以深刻的“刺激”，他异常兴奋地说：“在经济思想上，以前立在个人主义与放任状态上的经济学已早不切于当今的世界了……俄国给予我们的教训不是思想上的新趋向，而乃是实行上指示许多的实施方法与经验。我们认为这个有计划的经济之实施在经验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一件事。”

尽管张君劢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评价颇高，赞赏其运用国家的力量调节生产，发展工业，但从其“自由与权力平衡”的原则衡量，张君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在权力的分配上却并未曾有何新贡献”，犹如罗素所说是过于“有愧于自由”。他觉得，在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以存在，乃在于它们“各有其得失优劣之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放任的私有经济过于自由，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公有计划则过于集权。

那么究竟何取何舍呢？张君劢认为不仅在政治制度中，而且在经济制度上，自由与权力之间也须得到一个平衡。有计划的经济好则好矣，可惜的是“执行的人恐怕要流于专制，以致妨害大家的自由权”，如果“能把自由亦设法参纳于其中”，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了。张君劢提出了一个名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案。这一方案以维护国家生存、发展民族经济为中心目标，“将公私经济立于国家计划之下，以造成我国之集合的经济，而名之曰国家社会主义”。确切地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取来私有制，从社会主义经济中取来计划化，调和为国家统一计划下的公私混合经济。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张君劢维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利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毕竟使他感到私有制有其“偏估”之处。他设想的纠偏之法有两个：一是所谓的“普产主义”，即普遍的私有制。在农业上，将佃农变为自耕农，将大农变为小农，使人人都有土地；在工业上，则将股票分给工人使工人尽为工厂的股东。但这种“普产主义”还须有国家公有制予以调剂，因此其纠偏方法之二即在于部分国营。诸如铁路、电力、煤矿、钢铁等主要重工业、公用事业和独占企业为了防止私人垄断，宜由国家经营，而小企业或手工业可听任私人为之，中型企业可由合作社或地方团体开办，从而形成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公私混合经济。

不过，张君劢强调说，无论国营，抑或私营，都必须置于国家计划的统一支配之下。因为这不仅可以避免西方经济自由放任之弊，更重要的在于使民族资本形成统一的力量与外国资本竞争。从国家民族本位出发，他主张“合全国人心力，立定计划”，“国家仿佛参谋本部，而各个私人仿佛一旅一团一兵一卒”，形成一个完整的集体与外国资本竞争。然而，财产的私人所有制与生产的国家计划化又如何调和呢？张君劢提出可以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财产所有权可属私人，而企业的经营方针则由国家计划统一调控。他充满自信地认为，只要如此进行，就可以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家之长，使自由与权力在经济领域也得到公正的平衡，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张君劢的“国家社会主义”方案从主观上说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但究其实质而言却如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一样，只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一种改良，即国家资本主义。从清末民初激烈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到30年代最终归入此道，张君劢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上述的历史演变是颇令人寻味的。从表现来看，张君劢似乎重复了孙中山当年的主张，但究其具体内容，显然可以发现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上有所深化。中国资产阶级对西方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的反省，前后存在过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们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认识到资本主义是竞争的平等掩盖了分配的不平等，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因而大多企图从分配领域克服上述弊端。孙中山以及20年代的梁启超、张君劢皆停留于这个阶段。30年代进入第二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终于使张君劢等人觉察到资本主义的弊病，不仅表现在伦理道德上，也在经济生活中，于是他们纠偏的目光就从分配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遂有了将私有制与计划化调和的设想。在这一阶段，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经济方案，这些方案尽管具体主张有所差别，但内在精神却是共同的，都试图摆脱既想发展资本主义，又欲防止资本主义弊端的两难困境。张君劢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其中较为完整、较富理论色彩的一种而已。

张君劢提出“自由与权力平衡”的原则，以及依据此原则所设计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方案，就其实质而言，是一个如何使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适应中国近现代客观环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渊源在于中西方进入近代化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西方的近代化变革是一种原生型的。在中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萌芽，随着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强大，遂引发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而中国的近代化变革则是诱发型的，到19世纪后半叶，当中国封建社会内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是十分薄弱的时候，由于受到殖民资本的强大外部压力，整个民族被迫卷入了全球性的近代化潮流。能否在一个短时期内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近代化，遂成为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关键所在。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梁启超、孙中山到张君劢，都认定只有向西方学习，方能振兴民族，转弱为强。然而，正当张君劢他们致力于移植西方模式的时候，却遇到了两大现实的困惑。首先是发现由于中国与西方近代化的国际、国内环境迥然殊异，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若不经过一番改造，难于搬移至中国；其次是看到西方模式也并非想像中的十全十美，其在西方的实践中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全盘照搬不仅不可能，亦无必要。这样便面临着模式的重新设计、重新创造的难题。“超越”资本主义、“修正”民主政治等各种“社会主义”方案便应运而生。

张君劢的治国方案之所以围绕着“自由与权力”的轴心展开，乃由于其对资本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历史矛盾的特殊认识。张君劢十分推崇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他到过英伦三岛，曾目睹“巴力门”（议会）开会的情景，他如同严复一样深谙西方政治的精神在于“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民主政治的根本在于个人自由。这种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与他在德国学到的唯意志论哲学相沟通，就使得他终其一生格外重视个人的精神自由和国民自由权利。然而，一旦他将这套自由主义学说运用于中国，就立即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个人自由与国家集权的矛盾。中国的社会固然需要个性的解放、公民的自由，但在国难深重的危势下更需要的却是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中国的政治固然缺少多元化的民主，但在分崩离析的天下大乱中更缺少的却是强有力的、足以统一全国的政治权威。中国的经济固然有赖于资本家个人的积极性，但在强大的外国资本面前只能借助于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以维护民族群体的生存。张君劢觉得，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与其说接近于英国，倒毋宁说更接近德国。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历史课题不是像前者那样向专制君主争人权，要自由，而是像后者那样首先须解决的是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统一。这样，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英国式的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倒是德国式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就意味着，国家的集权之于中国不应削弱而应强化。如此一来，他所意识到的国家集权的现实需求与其思想所固有的个人自由政治信念便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他是志在求道的思想家，他无意背弃自己的信念；他又是个注重实用的政治家，他必须使自己的理想符合现实的需求。因此最终只能求助于自由与权力的平衡，企求在民主与独裁、自由与效率、私有与公有、放任与统制……之间开辟一条中间道路，这就是他“修正”西方模式的原因所在。

应该说，在近现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上述自由与权力的困惑，他们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都试图根据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客观实际需要对之加以调和。清末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互逆现象，民初孙中山和梁启超的相互转化，实际上都是调和自由与权力关系的艰难尝试。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些调和方案一方面具有各所代表的阶层或思想流派的个性，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具有某种时代的共性。大致而言，在清末民初表现出自由与集权的两歧化，在30年代偏于辩权、到30年代倾向自由。以本文所研究的30年代而言，由于受西方自由主义代议政制和放任经济发生危机与中国民族矛盾上升、国家四分五裂这内外两重因素的影响，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在自由与权力的天平上大多倾向后者。无论是第三党主张与批评派，还是青年党，独立评论派，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政治集权化、经济计划化，而在清末民初曾经一度甚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到30年代已近乎销声匿迹，归于静寂了。

在这一普遍的趋势中，张君劢的理论仍然具有自己比较鲜明的个性。在政治模式方面，他不同于独立评论派中某些人那种鼓吹“放弃民主政治”的“新式独裁”论调，坚持必须在自由主义代议政制框架内强化集权。在经济模式方面，他又区别于主张那种“随着国家权力发展与政府的组织的完善”将“私人所有私人经营”推进到“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完全公有制主张，牢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场。这一切表明，在自由资产阶级之中，他代表的是中上层的利益和观念。

自由和权力的矛盾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说，则是一个大众参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平等参与和行政效率，既是现代政治的两大功能，亦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张君劢对这一间题的探究在若干理论层面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近代化过程中的某些普遍性趋向。然而就其整体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却不能不说是一次可悲的失败。在中国当时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条件下，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问题，那么任何对行政权强化的企图，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善良，在客观上只能助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制统治和官僚资本的腐败，从而自我否定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3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企图以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方式统一全国，抵御外侮，同时换得自己入朝参政的权利。然而到头来不仅统一和独立未曾实现，参政的希望也归于幻灭，子是到4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又重新转向自由、民主和人权，在抗战和战后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民主宪政运动。张君劢亦不例外，他在40年代的政治理论虽然衣承30年代确立的上述框架，但其天平的重心已偏向了自由。

由于张君劢在国体上不可能突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藩篱，因此既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哪怕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也不能实行有效的集权，从而根底上也就难以平衡自由与权力的关系。这种理论上的困境正是渊源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现实困境。由于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一直未能形成独立的、强大的社会经济实体，因此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幻想也就始终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在现实生活中，张君劢等人欲实践自己的理论，就只能到统治集团中去寻找可供依附的靠山。即使到40年代理念上意识到自由和人权的至上意义，也难以改变其依附强权的政治性格和心理定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君劢在1946年伪国大中背叛自己的政治理想，又绝非偶然，乃是其自身行为逻辑的必然所趋。

这是一幕失败的探索。然而，张君劢又给后人留下了颇有分量的遗案：自由与权力这一当年资产阶级思想家未能解决的课题，尚需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进一步的探索。（许纪霖：华东化工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