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在“科学”的外衣下，偷运了实用主义的黑货？

从主张“好人政府”到“新式独裁”—一个知识分子的空想

何以说“愿意做英美的工人”，不愿做“苏俄的知识阶级”。

一个勤奋、朴素，廉俭、正直，对中国科学有诸多贡献的科学家！

〔背景资料〕

丁文江（1887—1936），宇在君。1887年生于江苏泰兴县一个富绅家庭。1902年留学日本，两年后转赴英国，学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年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1912年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著《动物学教科书》。1913年应聘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参与创办地质研究班（所），主讲古生物学，培训地质人才，同时创办地质调查所，任所长，并赴山西、云南等地进行地质矿藏调查。1921年起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并继续从事学术活动，参与发起中国地质学会，任副会长，主编《中国古生物志》。其间，他还与胡适等人合办《努力周报》，发表政论文章，宣传“好人政府”。1923年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与张君劢展开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否定“科学对人生哲学无所作为”的论点，是科学派的代表人物。1926年5月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年底辞职后编撰《徐霞客年谱》，并整理《徐霞客游记》出版，1931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34年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任中央大学地质系名誉教授，1935年赴湖南考察煤田地质，因煤气中毒，于1936年1月5日在长沙逝世。

丁文江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除了科学事业之外，他还涉足政治等领域。有关他的研究，争议的焦点多集中于如何评价其政治思想。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丁文江在“科学”和“科学万能”和外衣掩饰下，偷运马赫主义与实用主义黑货。他以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与历史唯心论，来反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凶恶敌人。在政治上，他鼓吹的“好人政府”充分表现了亲英美派知识分子的改良思想。他宣扬的“新式的独裁”，直接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张目。

在丁文江去世半个多世纪后，有关他的研究重新热起来。对他的评价也与传统观点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丁文江的政治主张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否认和忽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中国的根本乱源，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的主张也并无实际效果。第二种观点认为，丁文江热心政治，但他并不懂得真正的政治，不知道政治的核心是政权，政治的基本内容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所以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存在幻想，推行他改良政治的理想。虽然他同情民众，却看不到群众中蕴藏的革命力量。这是旧式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第三种观点认为，丁文江的“好人政府”、“新式独裁”等政治主张虽是改良主义的空想，但这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了丁文江对反动统治制度的不满。

学者们对丁文江的政治思想争议较大，但都一致认为：丁文江参与政治的那份热忱，对旧中国科学事业的诸多贡献，他的勤奋、实际、朴素、廉俭、正直的人格，都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顾杭）

丁文江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一生虽然主要献身于科学事业，但对政治十分关心，他认为国家的衰弱，社会的腐败，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把政治问题看作是国家兴衰的头等大事。

北洋政府是帝国主义支持下封建军阀的政治。各派军阀凭借武力，争夺地盘，横征暴敛，弄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把中国推向灾难的深渊。不满现状的各类人物都在思索中国的出路，十分关心民族命运的丁文江当然也不例外。1921年，丁文江辞去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担任了北票煤矿总经理，直至1925年。他在实业、教育和政治之间有过彷徨，在“做买卖之外，也拿余力来谈谈政治。”《努力周报》就是他积极提倡并同胡适等几个人办起来的。1922年5月14日出版的《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了由胡适起草，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领衔，有丁文江等16人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他们把组织好人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具体主张是南北议和，召集国会，克期完成宪法，限期裁兵，直接选举，会计公开等。它也代表了丁文江的观点。《主张》发表后，引起广泛的讨论。对于国是，有主张从改良社会下手的，有主张暴力的平民革命的，有主张从组织政党入手的。丁文江不同意“改良政治必先从改良社会下手”的意见，认为“社会不良是由政治不良引起的”，而政治的不良“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活动的人，没有良心，或者没有能力”。他反对平民革命的暗杀手段，认为这种方法是不道德的，而“到民问去”也是“缓不济急”。对于组织政党，他认为显非当务之急，现在急需的是以改良政治去救灭强盗放的火，火不熄，强盗打不退，就谈不上组织政党，建设国家。

就在丁文江等提出“好人政府”主张不久，有三位在《主张》上签名的提议人着手实践了一番他们的主张，1922年8月，北大教员王宠惠代理国务院总理，9月正式组阁，担任总理，北大教员罗文干担任财政总长，医学博士汤尔和担任教育总长。在王宠惠组阁之先，蔡元培、王宠惠、胡适、罗文干等邀集20多位欧美同学在顾维钧家开茶话会，讨论改良政治的计划，并议定将这种茶话会形成制度，丁文江也参加了。王宠惠任内阁总理后，他们很希望王内阁有所作为，但是王内阁受军阀政客的牵制，施政困难重重，拿不出一点办法。两个月后，王内阁即因和国会的矛盾而垮台，好人政府的迷梦宣告破灭。丁文江在好人碰壁之后，颇为沮丧，“知道政治是一天不清明，一天没有好人好做的官”，但是观点未变，热情未减。同年八月，他在燕京大学讲演时，仍然认为：“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力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责任的能力。”此后，丁文江为反对奉军深入江南，曾参与发起救援江苏运动，作为代表去杭州同孙传芳联络。在丁文江眼里，孙传芳是个开明军人，只是缺乏近代知识。他曾表示愿意帮助孙传芳办军官学校，训练军事人才。在五卅运动中，他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曾亲自写信，由他和胡适、罗文干、颜任光署名给英国的罗布伦，揭露五卅暴行真相，并且在6月7日由梁启超、顾维钧等发布的抗议五卅暴行的宣言上签了名。他在反对暴行的同时，也反对罢工罢课罢市的群众运动，主张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1926年5月他应孙传芳之请，担任了淞沪督办公署总办，成为孙传芳三人智囊团（陈陶遗、陈议、丁文江）之一。他想借孙传芳之地位权力做一番为国为民的事业。他为孙传芳筹划建设大上海的计划，统一了租界以外的上海行政，局部地收回会审公廨的治外法权。他在职8个月，对于上海市的建设以及后来上海特别市的建立，作了不少事情。但是最终还是因孙传芳“认敌作友，颜事仇”屈膝于张作霖座前而愤然去职，丁文江担任淞沪办公署总办这件事，曾经为世人所责难。实际上，他之担任此职，是他对好人政治的一次实践。1926年5月28日，上海80余个团体开会欢迎丁文江，他在会上致答词说：“我来担任这个职务，决不想因此弄一笔钱，买一所房子，享清闲福气”，自己决“不因做了总办，就改变书呆子大傻子的脾气”。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他去职时两袖清风，只有3000元的积蓄，全部给了有六个兄弟的大家庭作家用。

好人政府的主张不是改造社会的良药，而是改良主义的空想，当时中国共产党批评他们是一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在海外的周恩来也批评他们是想在恶势力的基础上建设好政府。应该说，这种批评是善意的，将之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区别开来，把好政府主义看作是希望改变军阀统治的一个派别，是对立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阵营的一种力量。当时李大钊也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说明他部分地赞同《主张》的观点。(www.daowen.com)

坚持好人政府的丁文江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他谈政治，却不懂真正的政治；他深切同情中国的百姓，却无视于群众的革命力量。他不懂政治的核心是政权，不懂政治的基本内容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在他的言论中，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很少分析。在《努力周报》创刊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指出“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但所谓民主派掌握政权，绝不是在封建军阀势力之下，选一个民主派人物做总统或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的意思，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的意思。”丁文江正是没有懂得这个意思。

丁文江在辞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职务以后，在北京和大连避居了一年多，从事学术活动，远离政治。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国家危机再次唤起丁文江的政治热情。1932年，他和胡适等一部分北大和清华的教授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又开始了他评论政治的活动。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政论性文章。这些文章的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对现政府和主张暴力革命的共产党的态度；二是对抗日的态度，三是对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的态度。后两个问题留等后面评述，这里仅就第一个问题作一些评介。

此时，丁文江对国民党的统治并不满意。他批评国民党政府没有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没有实行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没有在政治上给共产党以平等地位；没有停止以国库支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经费；没有规定政权转移法律程序；干部为政不廉等。但是同十年前《努力周报》的时代不同，由于国民党的统治较之北洋军阀的统治相对稳定，因而对国民党统治的维护程度较之对北洋军阀统治的维护程度大得多。对待北洋军阀，丁文江想以“好人”政府代替北洋政府，对待国民党政府，丁文江则主张拥护它，改善它。差不多在《独立评论》创刊的同时，上海、天津一些工商金融界和教育界人士建立废止内战大同盟，开展反对内战的运动，胡适也是该同盟的名誉委员。同盟将内战定义为非剿共性质的战事行动，同时又规定其性质可以就事实由同盟的常务委员会确定之，反映这个组织对勒共内战的折中态度。丁文江的态度则十分明确：“凡有以武力反抗政府，或是不得政府命令，自相火并，都是内战。”同时，中央政府以武力讨伐叛乱不在废止之列。“废止内战运动事实上不能不拥护现在的政府”。这里，丁文江明确表达了他反对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立场。

作为一种学说，丁文江对共产主义并不一概反对。他认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也包含大部真理。许多思想制度都是经济的产儿，谁也不能否认。”但是，他不以为历史发展有什么规律，表示“我个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伦理……物质的环境各国不同已经够复杂的了，何况人的情感是随时随地不可捉摸的东西。硬把不可捉摸而且很复杂的东西来做成刻板的规律，而且拿它来做暴力恐怖杀人的根据，那是多么危险！”他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一方面向国民党当局进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是一个政治团体，并不是“匪”，要给共产党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利。他在《所谓剿共问题》一文中，历数了国民党“反共”名词的变迁，规劝国民党政府放弃“剿共”政策。他说：“我们先要知道‘剿匪’两个字怎样解释。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实力。”“我们对于国民党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认清了这一点，政府负责任的人，才能够感觉到他们切身的利害。认清了这一点，才能够明白政敌不是单靠军队可以消灭的。一个政治团体的生命，日子久了，总是靠他政治上的成绩才可以保存。共产党所以有今天，是湖北、江西、安徽几个主席帮他们的。”这篇文章虽是丁文江一入署名，实际上是他同胡适合写的，它也反映了胡适的观点。这两位学者出于对国民党政府的维护，对于当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十分重大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能够向当局发出谏言，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在他们的头脑里中，构想的是一幅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图画。这对于热衷一党专政和已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对日方针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当然难以接受。丁文江当时正致力于教育和科学事业，他很希望有一个能够进行科学化建设的环境。国民党政府的“剿共”战争总是一种干扰。他希望国民党政府实行开明的政治，以消除共产党暴力革命的借口。但是，一方坚持“剿共”；一方坚持暴力革命，二者不可调和，怎么办呢？在日本侵略，外患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丁文江赞成他原来反对的由胡适提出的“和平割据”的意见，即容忍局部的割据，而后全国同心协力一致御侮。这种局部的割据，也包括共产党在内。“只要共产党肯放弃他攻城略地的政策，我们不妨让他占据一部分的土地，做他共产主义的试验。”这是一种希望双方让步的主张。从这个主张可以看出，丁文江的反对暴力，拥护政府，都是出自希望国家走上富强之途，有能力抵御外侮的良好愿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成为中国时局的中心问题。丁文江是位爱国心极强的科学家，坚持反对日本的侵略，但他的一副科学头脑，又对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有着冷静的分析。坚决抵抗和中国实力的脆弱二者构成了他在抗日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他主张抗日，又反对不顾实力的唱抗日高调。他认为中国这样的弱国不可能抵挡日本的侵略。中国应该暂时利用国际舆论，争取国际同情，孤立日本，争取时间，作抵抗的准备。他不赞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认为这是一种“自杀”的政策，是要国家在危难之际，不顾后果地去硬拼。宁可失败也不可对于敌人有任何让步的表示。他的口号是：“‘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因为碎的玉变为尘土，一钱不值；全的瓦还可以建筑新屋，为我们民族谋将来的生存。”尽管对国际联盟调查结果不满，丁文江仍然主张拥护这个报告，以争取国际同情。1933年初，热河危急，丁文江对抗日的调子高了一些，主张积极保卫热河。为张学良设想了一个防守热河的计划，建议蒋介石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谋军事的合作；同共产党谈休战。他认为这时“若是依然以苟安为目的，这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丁文江的这种变化，源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认识的加深，也源于他对日本侵略力量的辩证分析。他认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是无止境的，“是得步进步的。绝不是割一小块土地就可以保全一大块土地的。”我们越不抵抗，日本的野心就会越实现得快，越有实现的可能。同时他认识到，日本的实力是有限的，要并吞中国，它也要考虑代价。中国的抵抗可以使日本付出代价。这就使他感到一味妥协并不能制止日本的侵略野心，抵抗则可以削弱日本的实力。丁文江保卫热河的设想并未成为现实。1933年2月，热河战事爆发，不过半月，省会承德失陷。这使丁文江既失望又激愤。3月12日，他给张学良写了一封公开信，向张学良建议，要么振作起来，不顾死活不计成败，亲自带部队向承德冲去，为国效死；要么引咎辞职，束身待罪。结果，张学良还是辞了职。实行制定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表示对日本进攻的神速没有料到，而推卸了责任。

丁文江在抗日问题上的“低调”，确实带有某种悲观成分。在华北危急时，他甚至主张当局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签订妥协的布列斯特和约的榜样。为保存实力，争取时间，可以让出华北—中国的乌克兰，可以退到湖南、江西、四川—中国的乌拉尔，甚至可以退到云南、贵州—中国的堪察加夫。但是，他的“低调”，并非无条件的妥协退让，而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它的基点是准备长期抗战。他之所以持此主张，既有对敌我双方实力进行科学分析的原因，同时也有认识片面性的原因。他始终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和军队的身上，而且过分强调了武器的因素。他忽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甚至对知识阶层，包括学生参加抗日也持保留态度，认为是“极不经济的一种办法”。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日路线的成功，回答了他所担忧的问题。

《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是丁文江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政论文。此后，他即应政府之请，去粤汉线调查沿线煤矿，同时也受教育部委托，为清华大学考察校址。对于粤汉线的煤矿调查，他之所以非要亲自出马，有他自己的考虑。当时日本的侵略正向华北深入，华北占有全国储煤量的56%，一旦华北失陷，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工厂烧煤将遇到很大困难。由于这件事的重要，他坚持亲自出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两项考虑也是他准备到“堪察加”去的设想的一部分。

1933年6月，丁文江从上海启程到华盛顿参加国际地质学会第十六次大会。会后，他经法国、英国、德国，于8月底到前苏联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地质旅行。这一个多月的前苏联之行，引发了他对西方和前苏联政治体制的思索。去前苏联旅行前，他曾经读了许多介绍前苏联情况的书。他在前苏联旅行的时候，也听到过对前苏联建设的种种评论。他的前苏联之行，使他得以掌握对前苏联判断的第一手材料。前苏联的建设成就，特别是地质事业的发展，给他很大震动和深刻印象。尽管如此，一个多月的前苏联经历，不能抵消近八年西方生活对他的熏陶。他在考察前苏联回国后，曾经写过下面一段话：“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我离开前苏联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过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他选择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不赞成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手段。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科学工作者和政治流亡者之间，他选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科学工作者。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科学事业的发展，比他原来想像的好得多，不能因政治观点而放弃科学事业。对前苏联的某些好感，对于他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在从前苏联旅行回来之后，丁文江参加了《独立评论》和其他报刊关于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这场争论始于1933年，主要是在主张民主政治的胡适同主张独裁政治的蒋廷黻之间展开的。参加争论的还有许多学者。这场争论本来已经告一段落。1934年11月27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开幕前，汪精卫和蒋介石联名发出一个通电，否认在中国要实行意大利或前苏联式的专政制度。同日，蒋介石在答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问时，也表示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的国情不同，没有实行独裁之必要。胡适就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文，再次引起了“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丁文江连续写了几篇文章，阐述他的观点。他反对在中国实行旧式的独裁政治，认为它有消灭政敌、禁止一切批评、首领没有监督、容易腐化等许多弊病，在中国也没有能够实行独裁政治的人或党或阶级。但是他更反对民主政治，针对胡适的“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的观点，丁文江指出“这句话是讲不通的。理论的根据我们姑且不论；事实上看起来，民主宪政有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是七十以上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的人不能行使选举权的，是大家应该承认的。”针对胡适的“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应付”，使他们有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的观点，丁文江指出，即使阿斗凑起来，也成不了诸葛亮，“事实上两个臭皮匠，凑起来依然是两个臭皮匠！”针对胡适的“苏俄和意大利都不容易学的”观点，丁文江指出，苏俄和意大利固然不容易学，“英法美比苏俄与意大利更要难学”，“领导四万万个阿斗自己领导自己，新的国家是永久建设不起来的”。丁文江的结论是“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更大。”旧式的独裁不行，民主政治更不行，怎么办呢？丁文江提出了他的“新式独裁”的主张。他的“新式独裁”的模式是：第一，集权的政治；第二，统制的计划经济；第三，有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智囊团来协助领袖制定政治的和经济的计划。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新式独裁”，其领袖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不能谋自己和集团的私利；要有现代化的头脑；要能团结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按照这样的标准，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还不够条件，而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是努力创造条件的第一个步骤。

“新式独裁”是丁文江继“好人政府”主张之后对中国具体政治制度的一种意见。这时他不再提“好人政府”了，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是在内乱外患，特别是在外患的压迫下，有这个政府总比没有政府强。他自己此时也在这个政府中担任着主管学术工作的职务，他还担任着这个政府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因此他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改善这个政府的统治制度上，也就可以理解了。尽管“民主和独裁”的争论带有很浓的学术味道，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国民党政府统治程度的不满，也是对国民党统治的一种评论。他的这种主张同“好人政府”主张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即国家要由少数优秀分子治理。同时，当时国际上德、意、苏的专制政治和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这种集权主义倾向对他也有一定影响。

丁文江在他不过半百的人生旅途中，为中国的科学事业留下了许多遗产。他的勤奋，他的朴素，他的廉俭，他的正直，连同他的科学贡献，将永远深深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化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人物。

（沈庆林：中国革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