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

是“右倾机会主义”、“托派反革命”，还是党内的不同意见者？

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基本主题：根本救亡与求新择优

“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启蒙

〔背景资料〕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与同盟会接触，并参加了辛亥革命。1915年创办《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每周评论》，评点时事，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上海首建共产主义小组。在党的第一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和总书记。1922年，受共产国际的压力，陈开始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向拥护国共合作，并由重视工人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因此在政治上，他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在他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下，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的失败。1927年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其后陈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否认无产阶级应继续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对暴力革命的国民议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12月，与彭述之、郑超麟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并在上海参加组建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立中央机构，任总书记，并发行刊物《火花》。 1932年因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出狱后企图组织“不拥国、不拥共”的第三种势力。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四川江津。著作编为《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对陈独秀的研究一直吸引着中外许多学者。但就前期的研究而言，一直受到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对他作过的种种结论、评论的影响，有很强的局限性。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应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前后提倡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的进步作用。尽管如此，史学界在研究陈独秀时，多数人还只是反复论证其是怎样变成“右倾机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托派反革命”的，只有少数学者敢于探讨“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这些学者虽然在研究中仍然受政治上“左”倾思潮的影响，对陈独秀的功绩评价不足，但他们的研究毕竟提出了一些较为公正的观点。然而，即使如此，这些学者的研究工作还是受到了压力，在“文革”中还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陈独秀的研究工作开始活跃起来。随着材料的日趋丰富，十几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始承认和肯定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和功绩；

（二）肯定并高度评价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到1927年7月第一次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内陈独秀的功绩和积极作用；

（三）不再把大革命后期的路线错误和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开始指出共产国际在这一过程中应负的责任；

（四）对陈独秀转向托派错误的性质的重新认定。多数学者认为，应当视为革命阵营内部对于中国应采取哪种革命方式的意见分歧，为是非问题，不应因此定其为“反革命”；

（五）对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也开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他们二者之间在各个问题上的一致性及分歧。（许伟中）

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前、后期的划分，同样，对于陈独秀个人在这一运动期间的思想状况，也大都认为前后有所变化，只是人们对于所谓前、后期的界定意见不尽相同。笔者认为，作为具体的政治历史事件的“五四爱国运动”最足以构成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分水岭，因为从这一事件开始，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从比较广义的文化运动的范围中发生某种突破，其中的一部分逐渐而明显地带有了政治运动的性质。而从陈独秀的情况来看，他在“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中意外被捕，正与上述演变相吻合，另外，他在获释后的社会活动，更是鲜明地转向实际的政治活动方面，至于这阶段的著述言论，同样更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唯其如此，我们无疑可以把陈独秀自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杂志到1919年5月被捕的近四年时间称之为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活动阶段。

应当说，陈独秀作为现代中国最著名、最杰出的，并且是深刻影响于整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思想家，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思想及其特点等，是最有价值，也最值得深入探讨的。

从陈独秀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以及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所参与那些重要的思想文化斗争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言论主张来看，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确立了如下两个基本的思想主题

一是社会政治观方面的“根本救亡”论。

自从投身反清革命斗争以来，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一样，对于革命的目标和理想本是十分明确的，即希望中国在推翻帝制以后建立像欧美民主国家那样的民主共和国，用陈独秀后来的话说，即是“吾人理想之中华民国，乃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然而，当他冷静地审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现状时，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严酷事实：“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究其原因，陈独秀认识到，诚如中外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所表明的，“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以中国论，过去种种政治革命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真正启发“多数国民之自觉”，致使无论是维新、复古、共和、帝政，“皆政府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由此出发，陈独秀便觉悟到：欲求中国社会政治的真正革新与改造，就不能不先做国民的思想启蒙工作，即引导大多数国民把“伦理之觉悟”以至“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认作“救国之要道”或视之为“根本之救亡”。

这种“根本之救亡”论表明，陈独秀实际上把救亡和启蒙视为一体，而不是将两者分隔对立。换言之，陈独秀认为救亡和启蒙的相互关系应该是：启蒙也以救亡为目的，而救亡必离不开启蒙，但在救亡的各个环节中，启蒙工作甚至更重要，更带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陈独秀也把启蒙工作看作为广义的“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并且强调说：“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

很显然，确立这样的思想主题，代表了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最高的思想认识水平。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的民主政治真正走上轨道之前，在广大中国人民的思想素质和文化心态整体上革故鼎新之前，这样的思想主题将不会失去其理智的光彩。

二是中西文化观方面的“求新择优”论。

陈独秀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整体考察，认识到“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论，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而西洋文明（欧罗巴文明）正是这种新文明的代表，至于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洋文明”，“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因此，东西文明相较，“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对于这一点，陈独秀还具体地从伦理政治、教育、科学、文学乃至国民性等诸方面的比较中予以证实。(www.daowen.com)

这就表明，陈独秀在中西文化观方面最基本的立场态度是：全面崇尚西方文化，并加以理想化，对其消极面则忽略不计；全面否定和批判中国旧文化，并把它视之为一个整体，对其可能存在的积极面同样忽略不计。由此，陈独秀得出了这样的基本结论：中国为了追踪近世文明的潮流，必须全面地取法欧美（尤其是法兰西）文明。

这是一种文化观上的“求新择优”论，它的对立面则是“没有知识比较中西文明优劣”的“国粹派”的所有体现“民族自大狂”精神的守旧论调。陈独秀强调说：中国文化“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应当说，在当时新旧思潮的激战实际上反映了进步与保守的社会政治斗争的背景下，在那个不言“求新择优”也不足以摧毁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营垒的特定的文化背景中，陈独秀确立这样一个思想主题，尽管在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同样代表了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最高思想水平，并且构成了陈独秀的盟友和其他追随者的共识。如细读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鲁迅《随感录三十八》和胡适《文学进化观念和戏剧改良》等文，可以发现上述各文均从各个侧面对陈独秀提出的“求新择优”论作了肯定性的阐发。还可以说，正是随着陈独秀鲜明地提出“求新择优”论的思想主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作为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的一种，以更快的速度在中国传播了。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之所以形成并确立上述两个深刻的思想主题，与他的思想方法的特点是互为因果的。简要说来，陈独秀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方法的总特点是：

第一，在考察、讨论、分析和论述任何问题时，先确立一种参照系，而这一参照系便是先进的西方文化。

第二，在确立参照系的基础上，则充分强调中与西、旧与新，即参照对象与参照系的尖锐对立，反对调和折中，认定两者必取其一。

第三，因为以图根本改造（革新）为目的，所以首先立足于破坏，强调破字当头，以破坏带动革新。如陈独秀举例说：对于儒家的伦理观，“倘不破坏，新式的小家庭，势难生存于社会酷评之下。此建设必先以破坏也”。又如当有人不赞同“不经破坏，不能建设”的意见时，陈独秀则驳斥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犹之欲兴学校，必废科举，否则才力聪明之士不肯出此途也”。

第四，由于新文化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论战的形式展开和深入的，因而为了求得论战的胜利（从思想主张方面到舆论气势方面），陈独秀承认并采用矫枉过正的思想方法。

由此看来，陈独秀当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主要是由那个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斗争环境所决定的。在今天看来，不免有些简单化、形而上学、片面性，然而这种情况，的确又是当时开展思想文化斗争所必需的，事实上也是有效的，用鲁迅的设喻来说，好比是为了开“窗户”，必先言“拆屋顶”，因为否则连“窗户”都开不成。

陈独秀上述基本的思想主题以及相应的思想方法的总特点，从其思想理论渊源来说，值得指出的有如下两点。

首先，在根本的社会历史观方面，既信奉进化论，也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陈独秀青年时代接触“新学”之初，就服膺于进化论，到资本时期，仍对达尔文学说十分推崇，并且也据此从积极意义上去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某种合理性。综观陈独秀在倡导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始终把“道德随社会发展而进步”看作最重要的问题，具体如批孔时反复强调孔子之道已不适应于现代生活，而在支持文学革命时又指出旧文学与社会文明的进化本无任何联系，如此等等，显然是综合了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至于陈独秀的“求新择优”的思想主题，以及把新的、优的西方近代文明当作批判老的、劣的中国旧文明的参照系，并且强调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这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今胜于古，新优于旧”的社会进化观念。

其次，上升到哲学层次，陈独秀对于新事物、新文化的肯定，对于旧事物、旧文化的否定，又是根据其所信仰的“唯物一元论”的哲学观，而其中有较明显的思想渊源关系的，即是德国著名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海克尔（E. Haeckel，陈译为赫克尔）对陈独秀的影响。陈独秀说：“盖前世纪为纯粹科学时代，盛行宇宙机械学说，乃以第一法则为哲学之根基。生物学者赫克尔教授集其大成”，欧洲无神论之哲学，由来已久，多数科学家，皆指斥宗教之虚诞，况教主耶？今德国硕学赫克尔，“其代表也”，“近来一元哲学、自然文学，日渐发达、一切宗教的迷信，虚幻的理想，更是抛在九霄云外”。上述言论，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应当说，由于陈独秀对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观的信仰是同他所主张的“社会进化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不仅以此作为反对“灵学”及宗教迷信的思想武器，移之社会政治文化历史方面也就激烈地主张弃旧取新，择优、新而从之。如他明确地强调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唯其如此，在马克思主义传人并鲜明地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界之前，陈独秀的思想主张当是最激进的，而这种激进的思想也正可以导致陈独秀稍后去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无论是“社会进化论”还是“唯物一元论”，在主张社会变革和进步的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相通的。

综上所述，陈独秀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的思想虽然是深刻的，但因其思想方法特点，他的思想并不复杂，也少有矛盾，相反却是表现得相当的简洁明朗。可以说，这是处于中西文化发生最尖锐最严酷的冲突时期，中国激进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的一种最实际有效的思想形态。陈独秀说：“今兹之役，可谓新旧思潮之大激战”，“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面对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陈独秀既有正确的选择，又不遗余力地引导国人步入光明之道，并以充满激情和富有理智力量的著述言论来反复阐述、证实这种选择和引导的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便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总的思想特征，这种思想特征显然是最集中最深切地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

当然，陈独秀当时自有他的思想弱点，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当时也受到“各唯心主义流派的影响”，在政治思想方面，有时用以向封建主义作战的武器是旧式民主主义。不过，这些思想弱点，有的属于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所必然出现的正常情况，有的则更多地体现在思想方法上。另外，就思想方法的弱点来说，却又是与实际上的可取性和积极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他的某种言论的片面性，其实如上所说，当时如果不是用那种带有深刻的片面性的言辞作战，就无法打破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传统，无法缴掉封建主义卫道者手中的械，自然也就无法警醒我们这个沉睡已久的民族，使之获得“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样，严峻的思想启蒙工作也就无法开展和深入。有的海外学者指出：“陈独秀缺乏非常精细的复杂的头脑，但这却反而有助于他的思想的直截了当”，这一看法是可取的。

总之，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其总的思想特征也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必然反映，因而其深刻性是主要的，而片面性是次要的。“五四”时代一度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如何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及优劣的问题上，在如何设计建设新文化的问题上，自然更少一些所谓的片面性，如其中甚至包括对西方近代社会文化思潮本身存在的缺陷的揭露，从纯粹的学理上来看，自然也含有相当的合理成分，然而它终究未能为当时广大的进步人士所接受，反而遭到唾弃，这个事例无疑可以从反面证实本文的分析及其结论。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思想的价值和历史地位，同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地位问题，大致是相似的。

这就是说，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由陈独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给当时中国人民的思想震动以及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远远胜于在这之前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和政治动乱。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适时地为一个行将衰亡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最深刻最严峻的问题：当闭关锁国主义再也无法抵挡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以坚船利炮的物质形态的猛烈冲击时，古老的中国要想避免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必须不失时机地追踪世界文化潮流，通过真正的经济变革和政治革新来迎接中国现代化的曙光，以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欲达此目标，改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即启迪中国人民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不能不是一个最迫切的前提。就陈独秀来说，他在本时期的一切言行，他的思想（从思想主题到思想方法）正是自觉地着眼于此，从而设计并组织了一场较戊戌维新更为深刻，也为辛亥革命作更切实的补课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运动。又由于陈独秀在这一运动中既负全局指导之责，又率先重点攻坚，所以，他的思想主张、思想特征和思想方法，也就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由此也首先在知识文化界把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引入了现代化的进程。综观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史，这是一个最重大、最关键，影响也最深远的变局，有此基础，中国社会的真正变革算是破了题，接下来起承转合，可以大做文章了。例如，近代中国的“国耻日”可谓多矣，但只是在新文化运动开展和深入之后，才有“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同样，近代中国的“造反”、“革命”及抗击西方列强的政治事件也为数不少，但新文化运动所孕育的“五四爱国运动”，其质量便是与几十年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或十几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不可同日而语的。要言之，陈独秀以“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为思想出发点而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敏锐地抓住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要害问题。如果说，戊戌维新只是在客观上朦胧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辛亥革命又只是为追求这一目标从政治变革的形态上作了一次并不太成功的尝试，那么陈独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寻找了一条虽非捷径但却是更为切实的道路。

唯其如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便是十分明确的了。在陈独秀之前的那几位“先进的中国人”（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自然各有其重大的历史功绩，然而在对于如何从根本上拯救积贫积弱的祖国、唤醒愚忠愚孝的民族的问题上，陈独秀比之他们有着更深切的把握。比如，洪秀全搞“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借用了西方的颇有新意的宗教武器，并且也有乌托邦的社会变革目标，然而终究走着朱元璋式的“农民领袖”的悲剧道路；康有为虽然认识到中国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历史关头，由此倡导了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所经验启示的戊戌维新运动，然而当封建主义顽固派以千百倍的疯狂作反扑时，他也回归到封建王朝的“忠臣”的立场；就严复来说，他对于近代中国面临中西文化严酷冲突的感受自然深于前两人，由此在救亡图存的目标下对于输入西方文化也做了更切实一些的工作，但是他最终又是返回了封建士大夫的阵营；至于孙中山，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无疑对于变革近代中国的现实政治环境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从形式上推翻帝制），然而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日，他和他的战友们实际上还只是空怀救国志，未有回天术。而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实际政治局面就完全不同了，人们普遍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视之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就最足以说明这一点。

因而，陈独秀实际上也正是“先进的中国人”的又一杰出代表，而且就承上启下的重要性，以及产生的实际社会影响来说，比之前几位也更加突出。

孙中山作为一个从整体上说来重社会政治革命甚于思想启蒙的革命活动家，当年也对他的党内同志说：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无论是《新青年》的普通读者，还是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活动家，他们对于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思想的价值意义和历史地位的评价，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朱文华：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