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门下高徒云集—谭嗣同、欧阳渐、释太虚……
〔背景资料〕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棣（今石台）人。清末居士。少时博学，有文才，通晓老庄。1863年（同治二年）于病中读《大乘起信论》，对佛教产生信仰，乃立志搜求佛经，刻印流通，与同志者十余人募捐集资，1866年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经营刻印佛经事业。曾受曾国藩委办谷来局、筹防局等差。从1878年至1886随曾纪泽、刘芝田等赴英法考察各国政治及工业等，结识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回国后得日本弘教书院《缩刷藏经》和南条所赠的中国失传经疏，择其一部分刊行，编入《大藏揖要目录》。 1907年在刻经处设祗洹精舍，自编课本，招生教习佛典和梵文、英文。1910年（宣统二年）任佛教研究会会长，定期讲经。其著述于1919年由金陵刻经处编辑成《杨仁山居士遗著》10册发行。
清末，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佛学的重新振兴的局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当传统的理学思想受到冲击后，人们想以佛学来填补思想上的空白；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也受到了当时西方学者研究佛学的兴趣的影响等。作为近代著名佛学家的杨文会亦功绩卓著，并因此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佛教的中兴之祖”。他的思想对晚清思想界有着重大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晚清所谓国学家，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对杨文会居士.以及佛教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1949年后一直完全忽视。统观点一直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此对佛教或佛教中人基本是特批判和否定态度。目前.对杨文会的评价已较允其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其佛学思想及对政治的影响和态度上，在学术界并无大的争议。
首先，杨文会在佛学思想上的建树已为人们肯定。他学佛是没有师承的，全赖自学。他既继承了古代佛学思想的某些传统，又具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时代赋予的特点。同时他的佛学思想又反映出各宗佛理相融的思想倾向，这对当时的思想界是很有影响的。
对于佛学与道学的关系上，他继承了古代高僧的佛道一致的主张，并认为讲求“心法”、“万法唯识”，是佛道两家相通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他较前辈的认识要深刻些。
在佛学与儒学的关系上，他在一定程度上反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佛儒合一的观念。他仅仅赞成孔子的学说与佛教还是一致的，而对孟子以后的儒学则强烈反对，并认为将孔孟并列是宋儒制造出来的，对孟子和宋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种抨击恰与当时的思想家反对宋学的进步思想相呼应，对冲击封建思想的禁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杨文会佛学思想的另一特点是以西学释佛，运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解释佛理，以自然科学的适应来做佛学的注脚。这是佛学发展中的新变化，反映出与近代科学知识结合的一种趋势，对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是颇有影响的。
与一般的佛教信仰者的以学佛超脱尘世的宗旨相异，杨文会从佛学的“普度众生”、“大慈大悲”等某些积极的思想因素出发，反对学佛之人对世事采取消极的态度。他本人也对时事十分关心，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兴亡，为国家的衰败而痛心疾首，对变法维新事业则寄予殷切的期望，并对维新的前途充满信心。他不但指导、帮助维新人士研究佛学，还热情支持他们的维新活动，甚至帮谭嗣同推销《时务报》。同时还组织“测量学会”以宣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促进维新运动。
这一切表明，杨文会不仅是一位佛学家，也是一位关心时事的进步的思想家。（许伟中）
中国佛教发展到清代，其学理方面已极为衰微，高僧不多，而且与思想界关系很少。乾嘉时期，在一部分理学家中，如鼓绍升（尺木、际清）、罗有高（台山）、汪缙（大绅）等，对佛学有极浓厚的兴趣，大力予以提倡，其影响且沿及龚自珍、魏源等。至清末，佛学出现了一个新的振兴的局面，并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www.daowen.com)
佛学在中国近代得以重新振兴，与杨文会居士（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棣人）为振兴佛学而献出毕生精力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这一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杨文会为振兴佛学，一生从事刻经事业，兴办佛学研究会，创设佛教学堂等，在近代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思想界发生了相当广泛深入的影响。
杨文会28岁时（1864），因病中读《大乘起信论》有所领悟，于是进一步寻求佛经研读。不久，他又读了《楞严经》，对佛学发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从此，他“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所为学。" 1866年，杨文会移居南京，结识了一批佛学同好，如王梅叔、魏刚己、曹镜初等，经常在一起切磋佛学。他们共同感到，佛教典籍的散佚，经板的毁灭，对弘扬佛法大有影响，因而发愿刻印方册本藏经，以便流通。为此，杨文会亲自拟订刻经章程，集合同志十余人，分别劝慕刻经，并创立了金陵刻经处。同时赞助杨氏刻经事业最有力者有郑学川（后出家，法名妙空），在扬州创立扬州藏经院（江北刻经处）；又有曹镜初在长沙创立长沙刻经处等。这几处刻经处以金陵刻经处为中心，根据统一的刻经版式和校点体例，互相分工合作，为近代佛藏的刊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文会主持金陵刻经处事务将近50年，原计划要校刻大藏经一部，为初学者选刻大藏辑要一部，以及选编藏外重要逸著若干种等。但是由于种种困难特别是经济困难，这一宏愿最终未能完成。然就刻经处已刻印出版的三千余卷，几百种著作来看，其功绩也是十分巨大的。试举其要者言之：如杨氏对华严宗著述，特别是对贤首法藏佚著的搜集、整理、校订，为研究华严宗思想提供了系统的重要资料。在法相唯识宗著述方面，杨氏校刻了佚失已久的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等，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促进了近代法相唯识学研究的振兴。杨氏由读《大乘起信论》而信佛，他认为“马鸣大士撰《起信论》，贯通宗教，为学佛初阶。不明斯义，则经中奥窔无由通达”。因此，汇刻了《大乘起信论疏解汇集》（八种）。杨氏笃行净土，曾先后汇刻《净土经论十四种》、《古逸净土十书》，以及重刻魏源辑《净土四经》等。此外，各部经论及其重要注疏，以及历代古德著述也多有刻印。
杨文会主持刊刻的佛藏，不仅包括了许多宋元以后的重要佚著，而且对所刻典籍都做了十分精审的选择、校勘和句读。因此，从版本学上讲，金陵刻经处（包括江北刻经处、长沙刻经处等）所刻印的各种方册本佛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我国近代一部重要的佛藏版本。它的流通，对近代佛学的振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杨文会在培养佛学人才方面也花费了许多心血。先后出于杨氏门下的著名学者有：谭嗣同、黎端甫、桂伯华、欧阳渐、孙少候、李证刚、梅撷芸、蒯若木、释太虚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佛学影响。杨氏曾以金陵刻经处为基地，建立居士道场，与四方学者探讨佛学。同时他对于当时国内“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要振兴佛教，必须“自开学堂始。”为此，他曾亲自订立了一个“释氏学堂内班课程”计划，主张“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讲求如来教法”。并且认为，只有受过这种教育的僧人“方能作方丈，开堂说法，升座讲经，登坛传戒，始得称为大和尚。”
1895年，他收到锡兰（斯里兰卡）达摩波罗的信，说到要创立大菩提会，赴印度复兴佛法，希望中国也能派出僧侣学者。杨氏对此十分赞同，从此即着手筹备创办佛教学校。但是几经周折，直至1908年秋，他的办学愿望才得以实现，在金陵刻经处办起了“祗但精舍”，入学僧俗共有二十余人。后来在佛教和佛教教育发展中有相当影响的太虚法师，就是这一时期的学生。可惜由于经费的缺乏，只办了两年，“精舍”就被迫停办了。1910年，杨氏又发起组织了佛学研究会，自任主讲，四方来学者也甚多。近代著名居士欧阳渐即于此时正式依侍杨文会，并在杨氏逝世后，受嘱主持金陵刻经处。之后，欧阳渐又创办了支那内学院，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人才。
杨文会在教理上推尊贤首法藏的华严学说，而在实践上则笃行弥陀净土法门。杨氏在《与某君书》中自述说：“鄙人初学佛法，私淑莲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贤首、清凉，再溯其源，则宗马鸣、龙树。此二菩萨，释迦遗教中之大导师也，西天东土，教律禅净，莫不宗之。”因此，从佛典经论上说，他最推崇的是《大乘起信论》以及贤首的《义记》、《别记》。他说：“《大乘起信论》一卷为学佛之纲宗，先将正文读通纯熟，再将《义记》、《别记》悉心研究，于出世之道，思过半矣。”杨氏诚信《大乘起信论》为马鸣所著，甚至主张以此论为本，“建立马鸣宗”。同时他还精心注释同样假托马鸣所作的《大宗地玄文本论》，认为此论中之五位判教“总括释迦如来大法，无欠无余，诚救弊补偏之要道也。”贤首借《大乘起信论》发挥《华严经》思想，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华严宗教理，杨文会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并欲由贤首直溯马鸣。
杨文会认为：“以一切佛法，入念佛一门，即《华严经》融摄无碍之旨也。”又说：“净土一门，话尽一切法门，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所以，他对净土法门有独到的深入研究。简略言之，他认为净土法门应以观想持名兼修为主，以读三经一论为津梁，以自他二力并重为根本。杨氏在《观无量寿佛经略论》中说：“此经专重观想，小经专主持名。近代诸师，以观法深微，钝根难人，即专主持名一门。若观想通可不用，何以大小二经皆说演极乐世界、依正庄严耶？”所以，他在《十宗略说》中明确指出：“此宗以观想、持名兼修为主。”杨氏又认为，单持名号或一心专念，日久易于疲懈，甚至走入歧途，因此必须“以深妙经论，消去妄情，策励志气，勇锐直前，方免中途退堕也。”具体地说：“宜以三经一论为津梁。”净土法门，发愿往生西方净土，皆仰仗弥陀接引之力，所以是以他力信仰为主的。杨氏则认为：“往生虽仗他力，而仍不废自力”，因此他大力倡导自他二力并重之旨趣。他说：“盖生品之高低，见佛之迟速，证道之浅深，受记之先后，皆在自力修行上分别等差。”自力和他力，“二者不可偏废，如车两轮，如鸟两翼。”
杨氏本人虽尊信贤首，笃行弥陀，但对其门下则均就其所长而引导之，不强求以一宗一说。因此，他的弟子中既有长于华严、三论者，也有长于法相、密宗者，百花齐放，各宗并茂。
杨文会既是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也是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开拓者。1878年杨氏随曾纪泽出使欧洲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伦敦牛津大学留学的日本真宗学僧南条文雄（1849—1927）。此后三十余年中，两人书信往来不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氏在南条文雄等人的帮助下，从日本、朝鲜访得中国五代后佚失的重要经论注疏和著作约三百种，并陆续校勘选刻出版。其中包括了华严宗贤首法藏、唯识宗慈恩窥基、净土宗善导等许多重要著作。同样，当日本京都藏经书院计划刻印《续藏经》时，杨氏也给予了大力的赞助。他不仅对《续藏经》初拟目标提出增删意见，并且在国内多方为之搜集秘籍善本，以供编者采录。对此，《续藏经》编辑主任中野达慧在《编纂印行缘起》中说：“先是介南条博士，请金陵仁山杨君搜访秘籍，未几又得与浙宁芦山寺式定禅师谤法门之交，雁鱼往来，不知几十回，二公皆嘉此举。或亲自检出，或派人旁搜，以集目录未收之书而见寄送者，前后数十次，幸而多获明清两朝之佛典。予每接一书，欢喜顶受，如获赵璧，礼拜薰诵，不忍释手。”金陵刻经处的刻经和日本藏经书院编集《大藏经》、《续藏经》，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佛教史上的大事，而中日两国学者于其间进行了真诚、密切的合作和交流。这将永远载入史册，是值得我们怀念和发扬的。
杨文会在佛法教理方面，与日本学者也有密切的交流。他曾与日本真宗学僧北方心泉、小粟栖、后藤葆真等就净土法门理论进行过论辩。当时日本净土真宗先后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设立本愿寺，宣扬纯他力净土法门。杨氏认为，真宗教义把圣道门与净土门对立起来，把净土门中自力与他力对立起来，是有违经教的。他指出，“极乐净土，由弥陀愿力所成。弥陀既发大愿，勤修圣道，方得圆满。”所以“生西方净土之人，亦由圣道而证妙果”，“净土亦是圣道无量门中之一门。”又，真宗教义认为：“信心从他力而发”，只有“他力之信，一相无别，所生之土亦一无量光明土。”杨氏则认为，依据经文，众生发心“仍系自力”，“剋实论之，信心者，自心所起也；他力者，自心所见之他力也。除却现前一念，复何有哉！”由今观之，无论纯主他力，还是力主自他并重，都是净土各派的不同宗趣，尽可求同而存异。杨氏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取慎重态度的。因此，这种疑义相析的辩论，诚如杨氏所言，只会“愈辩而愈明，彼此均有利。”此正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也。这个传统也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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