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事的革命是“国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是“联共”还是“容共”，是“民生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在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40年的不懈追求：民主共和

没有“失控”的政治性格—信仰的理想主义和策略的实用主义

〔背景资料〕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县（现中山市）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革命家。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1894年北上上书李鸿章，提出革新主张，遭拒后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其后数次组织发动起义。1905年，在东京领导兴中会联合其他反清团体组成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了革命纲领，并创办《民报》，宣传革命，同资产阶级改良派论战。此后发展革命组织，多次组织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元月1日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3日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被迫提请辞职。3月临时参议院通过由其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选为理事长。1913年发动二次革命，失败。 1914年在日本组建中国革命党。1915年、1916年两次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参加领导护法运动，又告失败。1918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回广东，次年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因陈炯明叛变退居上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了他新的希望。在中共和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1923年驱走陈炯明后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1月于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通过宣告，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同年11月应冯玉祥之邀北上讨论国是。次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为改造中国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遗著编为《中山全书》或《总理全集》多种。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建立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完全彻底的革命风格是人所共仰的。史学界对他的研究和争论主要侧重于其思想和一些政策的认识和评价上，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由于政见不同等原因，海峡两岸的学者在一些问题上有着共识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少歧见，分析和认识这些歧见有助于我们对孙中山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首先，海峡两岸学者对孙中山倡导的革命的性质抱有不同的见解。台湾大部分学者认为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的性质是“国民革命”，而大陆学者则认为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分歧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双方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造成的：前者是以其自身要完成什么的任务为出发点分析的；后者则是根据革命发生的社会环境和性质以及革命参加者的阶级属性、领导者提出的口号和纲领来认定的。

其次，台湾学者对“联共”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并不存在“联共”一说（孙中山本人确实也未讲过“联共”），只存在容共，而且这种容共亦只是一时的策略，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并不属于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并且还歪曲孙中山的遗言，将反共意识加在孙中山身上。实际上，孙中山晚年的“联共”政策及其在中国民主革命中起到的作用，是无法否认和抹杀的。这种政策正是救活“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的“新血液”。

另外，孙中山晚年提出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一命题亦引起了政治家及学术界的困惑和争论。台湾学者为了避免为共产主义张目的“危险”，先后提出了“二元论”、“相异论”等论调。近年来又提出所谓的“宣传课本论”，认为孙中山的这一命题“并不是理论的内涵，而是理论的说明”，所以，“可因时势与宣传对象而加以阐释，而不必照原文去说。”

由以上争论可以看出，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虽有联系，但不能混淆和互相取代，否则必将影响对人和事件的客观认识与评价。（许伟中）

杰出人物（领袖）在历史上往往发挥着超出常人的重要作用，而其作用的大小，除了取决于该人物所属的阶级、时代、政治集团等等基本要素外，还要受其个性的影响。如果只是在必然性的范畴中寻找区别这些差异的根据，而把个性这一在宏观领域中的偶然因素排开，否定它在人物具体行为上的决定作用，那么，栩栩如生的人的历史活动就会变成呆板的机械运动，个性差异淹没在阶级定性的公式之中，从而使千姿百态的历史群像千佛一面，笼罩上一层宿命论的神秘色彩。

所谓个性，本身也包含着内在的两重性，作为一般人性的具体表现，它反映人与自然界中其他生物的区别，其内涵是单纯的；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环境中的具体人，则又是无限丰富的。

孙中山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可以说，在他身上演化着一部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然而，孙中山毕竟不只是历史的直接投影，其个性十分鲜明。孙中山又是十分复杂的，这不仅使同时代人众说纷纭，而且让中外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特别是对他一生中各种“出格”之事，或热衷于寻找辩解之词，或善意地讳莫如深。但是，回避与开脱绝非解决问题的良策。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影响到孙中山研究的学术价值，一些国外学者对此颇有物议。我认为他们的意见很难用立场不同的概念断然排斥，应当引为借鉴，予以重视。而弄清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无疑将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这位伟人那些自相矛盾的言行的内在联系，使之真正统一起来，进而扫除重重禁忌。只有毫无顾忌的科学态度，才能得到符合历史实际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学结论。

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四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使人目不暇接，难以应付。孙中山不愧为民主革命的先驱，他似乎早已成竹在胸，描绘了中国社会未来前景的美妙图画—民主共和。令人赞叹的是，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他竟然将这一理想贯彻始终，在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几乎从未停止过为达到理想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奋斗。那险象环生的恶劣境遇，从举国拥戴的领袖到一文不名的流亡者的动荡生活，使得不少有为之士、热血青年或望而却步，或中途落荒，而孙中山却始终不知疲倦地一往无前。他的这种超凡精神使不少同时代人难于理解，陈炯明说他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家，更多的人呼之为“孙大炮”。实际上，孙中山把他的宗旨演化为中国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反过来这尽善尽美的景象又激发了他对自己政治信仰的几分宗教式的虔诚与狂热，把理想当成治疗一切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感叹于孙中山四十年的执著追求，可以说他的确无愧为一位政治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构成了孙中山性格的一个方面。

然而，如果仅仅把孙中山归结为理想主义，可能会导致曲解其政治性格特征，甚至循着陈炯明之类的思想逻辑，把他所怀抱的崇高理想误认为虚幻缥缈的空想。支持孙中山理想化信仰的，恰恰是灵活务实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灵活策略，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其极端表现，策略与宗旨往往看似相歧甚至相背，使人多少感到有些不择手段，目的至上。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的矛盾统一，构成孙中山政治性格的重要特征（在某种意义也可以说是主要特征）。

所谓政治性格，是指通过政治姿态表现出来的个性因素。将政治姿态与政治性格相比较，前者活跃多变，后者则持续稳定。孙中山一生的政治性格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质，从踏上革命道路一直到晚年的转变，我们可以找到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对立统一的种种表现。而对立的两极又各自包含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从理想主义考察，一方面，可以成为信仰支柱和政治实践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又有可能脱离现实在自我精神世界的追求中走向空幻。从实用主义考察，一方面，意味着根据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采取灵活多变的对策；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无原则的投机妥协，甚至流于手段无足轻重、目的就是一切的极端。分别寓于政治性格不同方面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两重性，产生了这一对矛盾运动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使之在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同时，潜伏着离异的趋势。信仰坚定和灵活务实奠定了孙中山个性的凝聚特质，而空幻和投机则显示了性格分裂的可能性。如果仅仅是理想主义，他将在信仰与空幻之间摇摆；如果仅仅是实用主义，又只会以灵活务实和投机取巧之间波动。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政治性格存在着顺向发展与异向甚至逆向发展两种可能，而后者又表现为理想与实用两个极端。有时，某一倾向可能会膨胀到导致破坏其政治性格完整性的危险程度。但孙中山毕竟非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单一的实用主义者，这两种貌似格格不入的机制在他身上保持着相对和谐，成为其政治性格中缺一不可的对立两极。理想主义引导着实用主义的方向，制约着实用主义的规模和程度；实用主义则探索着通往理想的千途万径，形成跨越理想与现实之间鸿沟的桥梁。任何一方因过度发展而打破统一，都会导致对本来意义上的孙中山的否定。

鉴于政治性格的相对稳定性及其表现的多样性，我们可以对孙中山一生中矛盾性格的种种表现做一个概括分析。作为一位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其最基本的政治姿态体现在对待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人民大众的态度上，也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孙中山政治性格特征鲜明的凸现出来。

对待封建主义的态度。在辛亥革命以前，集中体现在对待清朝专制皇权，辛亥革命以后，则主要是对待军阀的统治。概括起来说，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之间的尖锐对立。这是贯穿于孙中山一生政治思想的一条主线。从辛亥前的排满革命，争取民主共和，到辛亥后的反对军阀专制，维护共和，“扫除专制统治，建设完全民国”，以及实现真正共和反对假共和等等，清楚地反映出这一思想轨迹的前后连贯性。然而，在这一主线周围，可以找到许多与主线异向甚至逆向的枝杈。

如早在1895年3、4月间，孙中山在访晤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顿资助郎时即已表示起义后要成立共和国，选举总统。1897年与官崎寅藏谈话中，又明确地阐述了对共和制的坚定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之便利者也”。惠州起义前后孙中山更多次声明他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然而，在1900年致刘学询函中，孙中山却表示了对帝制的容忍，所谓“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一句，使得一些学者怀疑他是否已由治病救人的医生转变为匡世救国的革命斗士。同时，孙中山为了集中力量冲击满族皇权，还曾试图与李鸿章联络，实行割据独立。民国初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更使他陷入了欲巩固民国实则断送共和的矛盾之中。此后，反对军阀成了他的首要任务，尽管他认识到南方军阀与北洋军阀是一丘之貉，但为了达到实现真共和的目的，不仅多次依赖南方军阀反对北洋军阀，而且还与北洋军阀中的某些派系建立同盟关系，去反对另一更具直接威胁的派系。这样，作为政治理想的鼓动者和政治实践者，孙中山的姿态往往不一致，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就像是川剧表演中的变脸谱，一会儿一付模样。(www.daowen.com)

尤其典型的是1900年惠州起义时的翻云覆雨：时而坚主共和，时而允许帝制；时而与李鸿章合谋割据，时而欲推容阂为众望所归的领袖；时而声明“打算推翻北京政府”，时而又宣称“不抱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办法”；加上对英政府所作的种种允诺，实在令人大惑不解。实际上，这是幻想，不得已与策略兼而有之。如孙中山深知独立之议“必为李所不容”，仍认为“是亦大旱之片云也，唯作万一之预想”。如果我们把孙中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项允诺都看成他政治主张的直接表露，就很难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抵触了。在一定前提下投异已力量之所好，以争取实现自身最终目的的必要条件，这正是实用主义的重要体现。如对刘学询，孙中山早已知其“夙抱帝王思想”，因而即以一项皇冠诱饵，希望能够感动其心，使之筹资百万，“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冯自由说孙中山“用意即行欲得其资助巨款，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平心而论，是比较公允的，并非曲意袒护之词。孙中山诸如此类的举动，并没有离开（或像有些同志认为的那样，尚未踏上）共和革命的轨道，而恰恰是为了在特定的情况下，沿着这样一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当然，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的确带有空想的成分，他在绘制理想蓝图时，虽然考虑了中国的现实，做了不少改动和调整，但基本是套用西方的模式。最为重要的是，孙中山长期依赖这一理想的阶级力量是不充分的，他与劳动群众的关系有着某种间接性。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本身不仅力量弱小，又与封建阶级保持着过多的联系。因此，孙中山常常不得不在旧势力的圈子里寻找暂时的同路人。他先后寄幻想于李鸿章的割据独立，袁世凯的信守约法以及南北军阀的拥兵响应，在利用矛盾、联合各种力量的同时坚信民主共和是拯救中国的唯一良策，只要实现共和，任何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为达到目的，他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然而无法真正实现的共和蓝图不可能始终如一地在实践中制约策略的方向，权宜之计有时成了难以驾驭的脱缰野马，反而使空想和实用的离心倾向急剧膨胀。没有在策略运用中坚持政治宗旨的牢固力量，正是造成孙中山策略指导思想流于实用主义，使之根本有别于灵活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中山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以超大跨度鲜明地表现出其政治性格的两重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他发动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争取民族独立，把落后贫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造成先进发达的近代化国家，说他根本没有反帝思想甚至动机，逻辑上是很难成立的。何况对帝国主义一定深度的认识，已为当时一般资产阶级分子所共有。但是，孙中山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取了迂回的战略，他设计了一条绕过甚至通过列强以首先实现民主共和，使国家富强，进而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曲折道路。早在1897至1898年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时，就基本确立这一方针。他主张首先避免欧洲联盟而制我，万一不幸如此，则先分立各省为自主之国，“各请欧洲一国为保护，以散其盟；彼盟一散，我从而复合之”。“其法以广东请英保护，广西请法保护，福建请德保护，两湖、四川、中原为独立之国”。等到外部压力减轻，“我可以优游图治。内治一定，则以一中华亦足以衡天下矣”。孙中山把解决问题的基点放在理想化信仰—民主共和之上，只有设法避开列强的干涉，才有实现的可能。而一旦实现，则列强皆无足惧。为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应当在所不惜。同时，无论手段怎样与信仰相抵触，毕竟只是手段。

孙中山晚年受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加上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政治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跃进。他实行联俄以及与共产党合作即容共的政策，乃是因为向列强寻求赞助的一切努力均遭失败，只有苏俄真心诚意地支持他的斗争，这就促使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进一步破灭。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所在，宣布扶助农工，取得了工农群众的支持，其政治地位空前稳固，实力陡增，可以正面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发起攻击。孙中山不像国民党内的某些人，仅仅是利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一些国民党学者夸大孙中山的实用主义倾向，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但是，政治性格对于政治姿态有重要的影响力，政治性格的两重性导致了政治姿态的多变性。在政治性格矛盾的作用下，孙中山所采取的每一项政治决策往往都包含着多种发展趋势。从佯允帝制，主权相诱到联俄容共的策略变化，无疑反映孙中山政治态度的巨大进步，但促成这一变化的性格因素却又有前后一贯的共性。即使是联俄容共，其性格离心倾向也使事物本身有向相反方面转化的可能。这种同因异果的现象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比比皆是，不能依据结果的正确与否来判断原因的异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试图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而这些主张本身就体现了各种矛盾的错综复杂性。

孙中山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他对待人民群众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孙中山，对于共产党人当然不会无所顾忌。资产阶级可以依靠民众的力量去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也担心民众的崛起与共产党的壮大水涨船高。资产阶级先天不足的病根，使它无法摆脱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惶恐心理，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前后，它对于这一点的感受更是迥然不同。同时，作为拥有号称30万党员的国民党领袖的孙中山，也不会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处理与尚属幼小的共产党之间的党际关系。他把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标名为容共，本身就具有内在的规定性，不仅显示了他在这一问题上所达到的高度，也反映了他对此所保留的限度。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他在采取各种措施坚决争取共产党帮助的同时，也考虑了如何协调和维持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的平衡，并且从组织上、政治上确保国民党的优势。他曾向反动派声明宁肯解散国民党，个人加入共产党，以表示自己坚定的决心，但同时又把自己看成是居于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调和力量，只是当时的客观情况迫使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排除党内反对合作的阻力方面。不仅如此，孙中山在与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接触了解的过程中，还同时试图与德国、港英当局以及直奉军阀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与援助。这些国共合作以外的种种尝试，并不否定国共合作的历史必然性。孙中山一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进步，包括晚年的转变，都是在探索中实现的。他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理想与列强、军阀的利益尖锐对立，双方不可能若即若离地长期共存下去。况且这些尝试属于依赖、合作还是利用，虽然很难辨认清楚，却又有着原则区别。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之敌，不仅为策略原则所允许，而且恰好体现了灵活性的精髓，更何况实用主义具有超灵活性的特质。国共合作不等于孙中山从此就断绝了与列强的一切联系，以后双方矛盾激化，更主要是因为列强对孙中山采取了坚决的敌视的态度。包括国共合作在内的一切寻求外援的努力，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孙中山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运用的策略原则，因而也含有变化反复的潜因。但是，正因为孙中山坚持民主共和理想和务实策略，才会选择国共合作的方针，并因此使其策略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真正相一致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充分肯定孙中山的历史功绩。

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相统一的矛盾性格，是促使孙中山选择国共合作的主观原因之一，也使他有别于当时国民党内的其他人物 。仅有理想化信仰的推动，他不会迈出这永垂史册的一步；没有实用性策略的左右，他又有可能根本转变或是根本不变。因此，孙中山实行以容共为形式的国共合作，既是政治的进步，又是策略的选择。我们在指出国共合作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孙中山政治性格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不应夸大其个人的主动性，特别是不应拔高这种主动性的纯正，只看政治进步的意义，而忽视策略选择的影响。孙中山晚年接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部分主张，对三民主义体系进行加工改造，实现了飞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是孙中山纲领的最高点与中国共产党纲领的最低点的重合，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中共的部分主张形成了他的纲领的最高点，而中共最低纲领的理论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孙中山只是政治态度上的变化，思想理论体系并未彻底改变。他宣布“扶助农工”的政策，又主张“唤起民众”，在政治上无疑是重大进步。“一大”以后，孙中山向国民党干部全面详细阐述三民主义，并重新颁布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基本上还是宣传过去的理想和宗旨。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的成功，正是三民主义实现的范例。而国民党改组的最大意义，就是以苏俄为楷模，从组织上第一次使国民党真正健全稳固，成为三民主义贯彻实现的有力依托。可见，与孙中山的性格相吻合，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决策都是相当复杂的混合体，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和内聚力，他吸收一些新的思想因素，使奄奄一息的旧体系恢复生机，但这距离改变和更新旧体系还相差甚远。晚年的飞跃并没有改变孙中山的政治属性，他仍然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实现容共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仍然是建立由一个巩固的资产阶级执政党领导的民主共和的国家政权，并以此为解决其问题的钥匙。对此孙中山是至死不渝的。他既不会因为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分歧而影响自己寻求援助的政治决策，也不因政治决策的变化而彻底改变自己的信仰。作为有着强烈实用主义倾向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孙中山很少顾及策略与原则、政治决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否合乎逻辑，而是更注意实效。由于时过境迁而产生的道德价值观和心理上的差异与隔膜，使得后人难以按照现行的观念来理解孙中山的一言一行。至于担心公开指出孙中山晚年转变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容易卷入学术研究以外的政治纠纷是大可不必的。孙中山在历尽千辛万苦、千回百折之后最终走向国共合作，并且在有生之年坚定地主张和稳固地维持这种关系，从而奏响了中国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与其政治性格轴心同轨运动的交响曲。国共合作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孙中山顺应并推动这一潮流，功高盖世。没有他的积极作用，合作难以顺利实现。但是，历史规律决不会因某一历史人物的进退而产生或消失，那种唯恐揭示孙中山态度的不同潜在趋向而影响国共合作历史必然性强度的担心，实在是本末倒置。

孙中山政治性格的表现说明一个问题，任何历史人物的性格都并非单层次单色调，而是复杂的组合体。英雄人物的所作所为绝非那么高大完美，他可能而且往往必然有许多并不光彩照人的言行。同样，反面人物也不可能一言一行都渗透了毒汁。复杂的历史环境塑造了复杂地历史人物，孙中山的容忍帝制、出让权益，与改良派义士的武装勤王、洋务派官僚的爱国抗敌一样，都不违背各自的本质，而且恰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自的本质。近代史上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风云人物，往往也就是那些置身于中西文化碰撞焦点的人。尽管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政治倾向有进步、落后甚至反动之分，但是，他们又有着共同的特征，与古代及现代历史人物明显区别开来。政治性格特征的分析，将有助于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人物群像进行总体化认识。这绝不是在英雄人物身上挖掘尚未泯灭的良知。用“灰尘”和“良知”来解释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表现，显然是缺乏科学态度的。

有些外国学者认为，在海峡两岸的孙中山研究中，为贤者讳的做法严重影响了有关著作的学术价值。的确，不能全面客观地依据史实再现历史上的孙中山，学术研究就难以取得既是历史形象，又能准确地揭示其内在特性并进而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歌德说得好：“真理与谬论出自同一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的同时，我们就是粗暴的对待真理。”孙中山政治性格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生地地显示了这种同源异流的情况。

一些文艺理论研究者提出，偶然性、个性并不仅仅是必然性与共性的具体表现形态（或演绎），事物的必然性表现为无限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朝着同一逻辑方向运动，而是双向的逆反运动，只有这种双向的可能性才是真正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必然性正是通过双向可能性的矛盾运动才能与偶然性构成一对辩证范畴。偶然性本身是三极的必然性，任何事物都是必然性规定下双向可能性的统一。“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就个人而言，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在性格核心规定下的两种性格可能性的统一。一个现实形态的英雄，往往可能出现一种偶然的思想和行动，似乎是背离他难以说明的行为。这既是偶然的，同时又是必然的，是必然性规定下的偶然性。这种性格双向逆反运动的外部动力，在于环境的随机性。这一理论虽不尽完善，但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颇有借鉴意义。

再现历史人物与刻画文学形象有着内在的共同规律。从以上对孙中山政治性格的概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出，首先，个性不是单向直线发展的，从静态剖面看，它是多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从动态过程看，则是双向逆反甚至多向交叉。因此，对历史人物一贯言行的分析，可以提供判断该人物某一特定言行可能与否的参数，但不能构成确证。因为他完全可能有异常之举，这种可能性同样是必然的。其次，阶级的属性与政治动向，可以决定该阶级代表人物的总方向，而不能直接规定一言一行。前者主要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后者还受到生理、心理、文化素质等因素的极大影响。在具体问题上，后一类因素往往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因此，揭示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及其实质，固然是认识的深化，但它不可能为个性的丰富表现提供全部证明。仅仅把个性看成阶级性的表现形式，就会使个性简单化、凝固化、模式化，成为阶级性的演绎或注解。这与以抽象人性来抹杀阶级性不啻为异曲同工，实际上否定了人物研究的必要性。再次，个性的双向逆反或多向交叉运动，存在着离开某一性格核心心向另一性格核心转化，从而导致个性质变的可能性。由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围绕性格轴心上下起伏的运动，其曲线往往与别一性格轴心运动的曲线交叉或部分重合，呈现出与本阶级特性不符而与其他阶级的人物相似的状态。我们不能因为特定历史人物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就推论他不可能有与该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相歧甚至相背的言行，姑不论还有宗旨与策略之分。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历史人物与其所属阶级的区别，恰恰是以二者不相吻合而存在的。因此，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不能仅仅揭示其阶级属性为皈依。反之，我们也不能因为该人物的异常举动，而把他与别一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的人物相提并论，抹杀其本质区别。因为无论其举动如何一反常态，也只是这一类人的异常。只有断定该人物确已背离原来的性格核心，才能将其归入别一类型。最后，环境决定人，在于规定其性格核心的性质与趋势，而且表现为多层次的综合作用，即一般不是直接决定人物的一言一行，只能确定其双向逆反或多向交叉的运动中轴。人是有意识、能动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必须通过人的接受、消化、转变成人的思想、心理、情感等等，才能发生作用。因此人物性格在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表现，不能简单地直接从环境因素中寻解释。性格是环境的随机性长期作用不断沉淀的结果，无论处于顺质环境还是异质环境，人物性格都存在多向发展的可能性。必然性在此就表现为双向或多向运动的普遍存在。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因果关系来解释个性表现与环境的相互联系，把人物的一言一行与政治经济经原因直接挂钩，是阶级性与个性相混淆的重要表现。

孙中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当然要受主宰人类普遍规律的支配，个性的双向逆反或多向交叉运动在其政治性格的两重性矛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孙中山又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天才人物，其性格运动的幅度比一般人要大。他在创造性强迫意向的驱使下，形成一种紧迫性和人生使命感，使自己恒定地向一个目标挺进。这种创造性的强迫意向在一开始是有意识、自觉产生的，一旦形成，就会由于心理惯性的作用，反过来控制主体，使之由强迫性意向进入强迫状态，这时仿佛本性是在强迫性意向的驱使下进行原来自觉从事的活动，因而常常表现出如痴如狂的神情。人们往往把天才误认为疯子狂人，历史上几乎每一位出类拔萃之辈甚至大奸大恶之徒都留给后人一连串不解之谜，其根源恐怕都在于此。孙中山四十年如一日地向往和追求他的政治目标，带有强迫性意向的人生使命感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强烈。有时他仿佛全身心都沉浸在对自己所描绘的未来社会蓝图的憧憬中，一旦进入强迫状态，其言行就容易出现“失控”现象，使实用主义倾向大幅度摆动。一些熟悉他的人也往往对他此时的所作所为大惑不解，如谢缵泰曾经耸人听闻地记道：“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早晚会发疯的”。在强烈人生使命感驱使下对政治信仰的炽热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大跨度实用倾向，造成了孙中山与其所属政治集团和阶级中其他人物的心理距离和差别，也加深了后来人对他重新认识的难度。人们无法按照固定的框架来理顺其言行中的自相矛盾，往往采取回避隐讳或任意取舍的方式来对待那些不能纳入轨道的言论与事实，否则即以纯客观的态度将彼此矛盾的言行毫无联系地机械排列。其实，主观辩证是客观辩证的反映，关键在于找到把握这种联系的角度。

孙中山政治性格的形成又与他的特殊经历有关。他在政治思想方面受美国的影响较深，而后者刚好是一个实用主义盛行的国度。另一方面，孙中山毕竟属于一个喜欢把未来社会理想化的民族，过去与现实的无尽黑暗，使这里怀着各种各样复杂心情的人们把目光投向未来。在隔太平洋相望的两大国度里，人们对文化心理有着重要差异，一个鼓吹个性的充分发展，以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个性来组成和表现民族精神；而另一个则推崇修身养性，以统一的标准来约束和规范个人，使个性融化于整体之中。近代社会是东西文化猛烈撞击的时代，人们的心理天平也相应发生着剧烈的震颤。受到西方文化长期熏陶的孙中山，追求个性发展的欲望十分强烈，企图突破与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相适应的传统道德规范对人性的压抑，有时为人行事毫无顾忌。而传统文化所标榜的中庸和谐，又对其个性的充分发展和分裂趋向同时起着抑制作用。这使他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民主与专断之间辗转反侧。孙中山对传统文化并不是略知皮毛，而且他所施展政治才干的舞台，正是建立在浸透了传统文化养料的土壤之上，从主客观两方面考虑，孙中山都不会忽视传统文化长期绵延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有的日本人士说他更像法国人，其实他是中西文化相碰撞所产生出来的那一代中国人里的佼佼者，两种不同文化的特点在他的政治性格里中西合璧，奇迹般地组成一个整体。而两种文化中相互冲突的因素又使其在突破与压抑的反复较量中产生失态。这种貌似反常实则正常的现象在近代史上许多改革家革命家身上都不难找到，只是程度和形式不同而已。近代中国人的放眼看世界早在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之中即已开始，但直到戊戌维新，都仍然还有浓厚的想以西方模式对传统社会进行补充修缮的色彩，即使它实质上进入改造的阶段。而孙中山则是对西方进行了深入了解之后，再以传统色彩加以协调，使之更加贴切。对待中外文化态度上的这种细微而重要的变化区别，在孙中山以后的一些政治风云人物身上更加突出，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那批战将。激发孙中山前时代与同时代大多数人学习西方热情的，是对于传统的失落感和民族存在的危机感，而在孙中山，更主要的则是自强进取的雄心和笃信不疑的信念。此外，在两种文化碰撞的时期，人们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都经历着剧烈的震颤，与这相应，政治斗争中的策略界限更趋不稳定。这种波动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程度地发生影响，使他们对待同一问题的看法和行动千差万别。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不能使本阶级乃至全民族达到新的和谐与稳定，当然也就不可能统一阶级和民族的思想与行动。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于承前启后。

当然，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孙中山的个性与其所属阶级的阶级性在本质和总体方向上是一致的。归根结底，孙中山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阶级的向背则是孙中山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皈依。另一方面，孙中山的政治性格作为个性表现，又不完全等同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以阶级性作为孙中山政治性格的中轴，其个性运动曲线围绕这一中轴上下波动，有时二者重合，但更多的时候是相分离。孙中山往往走在阶级队伍的前列，政治上与其本体相比更加激进，有时也会因不适当的策略选择而与阶级队伍暂时离异。历史展现给我们的，就是孙中山民族资产阶级之间若即若离、时分时合的运动关系。阶级性对孙中山的个性起着控制作用，阶级本体严格地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原则行动，个体则活跃地企图摆脱这种机械控制，通过某些与本阶级局部和暂时利益相歧甚至相反的策略来谋求整体和长远的利益。由于孙中山对共和的理想化信仰远远超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本体甚至他所领导的革命派，他的实用主义策略具有更大的弹性，这就造成了他与所属阶级及政治派别在基本方向一致前提下的诸多分歧。

孙中山的信仰的理想化程度愈高，其实用主义的倾向的极限也就愈广大。在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理想的羽翼之下，其策略跨度竟然大到向后允许帝制，出让权益，向前与共产党人合作。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孙中山政治性格两重性的内在平衡关系是否被打破，从而发生质变？

孙中山的“失控”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其政治性格的统一，并且正是通过这些极端表现突出地显示出他的全貌和性格特征。在实际斗争中，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或界定，更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度。所以，在什么样的限度内才允许灵活性起作用，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在内，在政治斗争非常时期，都普遍采用过难以用原则来规定的极端手段。如果将原则坚持到连存身之地都丧失了，还有什么原则性可言呢？有人认为，妥协只有两个极限，即百分之百和零，在一定条件下，二者之间的任何一点都有可能为双方接受并且互为有利。因此，单单从策略的幅度考察，不存在灵活性与实用生义的区别。况且人们所使用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孙中山的实用性策略使之不会让原则在政治斗争中成为束缚自己手脚的绳索，而他的理想信仰又不会因实用倾向的大幅度跳跃而改变。可以说，孙中山唯一的策略原则，就是不让任何原则妨碍他为达到理想境界所做的一切努力。

孙中山的实用主义倾向尽管跨度很大，仍然是和理想主义相统一的。近代史上不少资产阶级革命家，包括改良派激进人士都认为，出让一部分权益以换取列强的支持，是行之有效的策略。他们对待列强的态度千差万别，却又有着共同的规律。的确，中日密约出让的主权太多，有人说它比“二十一条”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一些学者仅根据致大限重信函就断定孙中山的讨袁运动不过是二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孙中山与袁世凯毕竟不同，其一，他们的动机目的截然相反。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是想换取日本政府承认洪宪帝制，而孙中山是为了得到外援进行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当然，动机不能代替客观效果，但在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非时，动机无疑是应予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二，袁世凯一旦签署“二十一条”，即具有法律效力，国家主权立即易手。而孙中山则仅仅是一种承诺，只是在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成功的前提下，才能谈到履行条约的义务。然而按照孙中山的观念，革命成功之日，正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之始。因此不能把并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密约作为衡量孙中山行为的唯一尺度。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孙中山几次短暂的掌权时期，手中握有代表国家和民族签约的法定权力，其行动就比较审慎，而当革命成功的其他条件尚不具备或已经失去时，其实用主义的倾向会明显收缩。这表明他策略的摆幅度仍受理想化信仰的制约。这与那些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同时激化时牺牲民族利益以维护反动统治或政治集团私利的卖国行径，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不可否定，孙中山对列强抱有幻想，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利用矛盾以争取力量打击主要之敌的策略思想。孙中山选择了那样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就不能不寄幻想或是企图利用这一家或那一家列强，为此，就不得不以权益为诱饵。既然把筹码押在列强一方，他对形势的分析和策略的运用与客观实际就很难吻合，从而造成重大失误。可见，孙中山实用主义策略的主客观效果不尽相同。主观上，它受到理想化的制约，保持着人格的统一；客观上，缺乏制约的物质力量，不能坚持主观规定的方向，往往走向反面。孙中山实用主义倾向的极端发展没有改其政治性格，并不等于具体策略运用没有错误；反之，具体策略的错误不论多么严重，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的人格。因为孙中山是革命家爱国者而掩饰其污点，甚至曲意辩解是不必要的，同样，孙中山也不会因这些污点就失去他爱国者的光彩。

人们常说盖棺论定，事实上，历史人物的死，只是他思想发展过程的意外中断，而不是这一过程充分展开的终极与顶点，特别是像孙中山这样一位不拘一格的伟人，直到晚年思想仍处于大幅度的跳跃变化之中，其双重性的离心倾向预伏着性格分裂的潜在危险。孙中山在世之日，国民党内不同派别的人就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他的思想和政治决策从不同侧面加以理解。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各取所需的解释使他思想与性格的内在矛盾演化为外部冲突，合二而一的孙中山形象被人为地一分为二。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把孙中山思想的潜在消极趋向大幅度向右发展。从而离开了原来互相制约的轨道，他们自己也由于这种离心倾向的过度膨胀而走向反面。反之，孙中山的难能可贵，并不是由于他已彻底扬弃了思想体系中的消极因素，使二重性政治性格得以改观，而在于他能够控制协调二者的关系，在两种倾向超常发展中仍然把握住它们的适度。另一方面，政策的改变与策略的抉择之间同样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一定时期策略的倚重，也会抑制其他策略方向的离心力。当这种倚重没有合上社会发展规律的节奏时，其抑制作用会相互抵消，甚至加大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的异向转为顺向，在灵活性的合理界定之内，实用主义倾向逐渐淡化。孙中山晚年的转变，虽然没有消除其政治性格异向发展的潜在危险，但由异向变为顺向，却使这种淡化在可能性走向必然性的进程中跨出了一大步。只要坚持这种适度，其思想与性格的发展就必然会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我们赞扬孙中山的坚定信仰和坚毅探索精神，相比之下，在探索中的失误无论多么重大，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桑兵：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