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是否是时代的思想精华？

从清流派的清谈，到洋务派的实干

是加强了反动政权，还是扶植了民族资本？

“种豆得瓜”—救亡反助亡，辛亥革命何以成功在武昌？

〔背景资料〕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1873年授四川学政。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1889年调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织、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筹办芦汉铁路。1894年，代刘坤一为两江总督。中日《马关条约》议订立之时，张之洞上疏反对议和，要求变法。1895年8月，他捐款列名北京强学会。11月又列名上海强学会。次年，清政府查禁北京强学会，张之洞以反对康有为“孔子改制”学说为由，查禁了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不久，又任湖广总督。1894年4月，张之洞著《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著名论点。1900年，与刘坤一创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地区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1年，与刘坤一联名上书变法条陈，多为清政府所接受。第二年，任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次年充实录馆总裁官。张之洞在清末有很大影响，被视为洋务派的新领袖。

有关张之洞的研究，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张之洞在中法、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他经营的洋务事业的评价及如何看待其代表作《劝学篇》。

传统观点一般对张之洞在反侵略战争中的贡献避而不谈，基本抹杀其功绩。他们认为：张之洞举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都同外国资本主义、清政府及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这些企业本身就直接构成反动政权的一部分。张之洞主观上也没有扶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而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反对维新运动的政治纲领，代表着戊戌时期的逆流。

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对传统观点提出批驳。第一和第三个问题几乎持相反观点。而第二个问题即如何评价张之洞的洋务活动及事业争议较大。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封建地主抗战派。他力主抵抗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其爱国倾向是一以贯之的。《劝学篇》是张之洞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虽有不足之处，但他提出的一整套学习西方经济、文化及开展外交、加强国防的具体措施切合当时的实际，在历史上起到积极作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是他总结的倡导中国的道德加上西方的科学，作为中国求强求富途径的思想精华。

在研究张之洞的洋务事业的基础上，现在又产生了两种新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张之洞经营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在客观上都含有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成分，其中军用工业的资本主义成分较少，民用工业则应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应予肯定。另一种观点只承认张之洞的洋务事业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反对夸大其作用。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张之洞的洋务事业确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刺激和诱发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进步性。但是，张之洞既是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又是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他所经营的企业必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而且清廷的腐败和当时社会物质基础的不足，极大束缚了其进步性的发挥。

晚清政坛的主要角色之一张之洞，不仅是实绩与李鸿章并肩而立的洋务巨擘，同时是宗旨发达、新旧杂糅的著作家、思想家，其实践与理论都构成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序列上的重要环节。

张之洞漫长的政治一文化生涯，既有贯彻始终的主线，又有前后更迭的变迁。他的生活轨迹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传统的中国士人在“古今中西大交会”时代的矛盾、困惑和变异。

张之洞早年接受的是严格、正统的儒学教育；入仕以后，相继在浙江、湖北、四川出任十载学官，又做过四年闲曹谏官，直至补授山西巡抚之前，一直生活在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之中。他于四川政任内修撰以指导青年学子求学修身为宗旨的《书目答问》，收录图书2200余种。除少量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所著之书，如《职方外记》、《坤舆图说》、《经天该》外，其余全为“端品行，务实学”的中华传统典籍，足见其视野未逾中土古学。返回京师后，他入围“清流党”，更高倡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

“清流”是中国古代对负有时望、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的称呼。同治、光绪年间，也活跃着一班以儒雅博望自重，以纠弹时政为任的京官，时人称之“清流党”。这些人在晚清政坛成就一番气候，并非偶然。同、光之际，清政府为显示“中兴”，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需要些许狷介耿直者为其点缀。而此时又正值洋务运动大盛之期，廷枢奕，疆臣李鸿章等权柄在握，声威日上，慈禧太后既要借重奕、李等以“洋务”充实朝廷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担心“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利用“清流党”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大吏。张之洞于此时跻身倾向保守的清流派，有其经历、常识、性格等多方面的原因。

自幼饱读儒学经典、科举仕途一帆风顺，使张之洞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宗儒术笃信不疑，眷念情深；在个人性格方面，他继承了先辈的清廉耿直之风。在友朋交往方面，他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便与清流中人藩祖荫、王懿荣、陈宝深等过从甚密，由四川返京后，又与北清流骨干张佩纶结识，相互引为同调，遂入此清流圈，渐为中坚。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等问题上，表现出为民请命，不避权要，犯颜直谏的“清流”本色。此时张之洞的文化观，正如追随他多年的幕僚辜鸿铭所论：“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之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往意于此。”

1881年底，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抵任之初，他曾向张佩纶透露自己治晋“皆中法非西法也。”但是错综复杂的日常问题，尤其是山西积重难返的衰败现实，在不久之后又使他意识到，固守祖宗章法，显然不能打开局面，而19世纪60、70年代以来，一些省份的督抚通过兴办洋务，使财政和军事实力大增，自然引起他的羡慕、仿效之念。正当他寻找兴革之策时，接触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给前任晋抚曾国荃的条陈，便立即召集属员讨论条陈中提出的“以工代赈”、开矿、筑路、兴学等建议，又聘请李提摩太出任顾问。李氏乘机宣传“西化”方案，并于太原组织演讲社，定期宣讲声、光、电、化等近代科学知识，表演磁石吸铁、氧气吹燃等实验。李氏还特别向张之洞单独讲解“别西墨炼钢法”。这些科技常识虽算不得什么高深学间，但对于自幼饱读经史的张之洞来讲，却有如开启了一扇新知的门户。由此开端，他对“西艺”、“西技”的价值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急思效仿。他在山西兴办一系列洋务事业，虽未获明显成效，但已经表明张之洞开始了由“清流党”向“洋务派”的转化。

与此相应，张之洞的文化思想也发生重要变化，由专注修齐治平的儒学大经，转而兼取“洋务”新知。他印发《延访洋务人才启》，称“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又说“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特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柢，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为入门。”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说：“鄙人僻在一隅，大事都不闻知，防海新论交议未及，大约止沿海及本省耳。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刍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

如果说李提摩太的西学启蒙对于张之洞来讲还只是具有别开洞天的新鲜感觉的话，那么随后的中法战事则给予他西方科技确实超乎中国的直观痛切感受。

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直接参与中法战争的军事指挥、后勤保障等事务。战争实践使他对于军事科技层面上中西文化的优劣高下有了真切的认识。他在两广任内，从军事人才培养和军械装备改善入手，建造军舰，筹治水师，开设水陆师学堂，招募洋弁，翻译西书。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一样，张之洞也是从承认西方物质文化（首先是军械装备）的客观先进性起步，以强烈的实用态度，吸收西方科技，以维护日趋衰微的封建制度。关于张之洞此时的思想转折，辜鸿铭评论道：“当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这段话不仅点明了张之洞文化思想转折的枢纽所在，而且还透露出转折之后其文化思想的两重性：“为人则舍势而言理”，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忠信笃敬之德行以正人心；“为国则舍理而言势”，即吸收大舰巨炮等西方物质文化以维国势。前者蕴含“中学为体”之旨，后者实蓄“西学为用”之意。

1889年，张之洞移节湖广，其洋务事业进人鼎盛期。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阳炼铁厂，晚清最大最先进的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成龙配套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局相继建成投产。与旧式书院改制的同时，各类新式学堂也开办起来。张之洞对于西方文化的优长，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批评时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他剖析中华学术多讲一般的道德伦理，缺乏“专门之学”，而这恰恰是西洋富强的重要原因。他还划分“专门之学”为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门类，中国均应仿效西洋，大力发展。在对于“西学”优长的肯定与仿效方面，张之洞已经超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运动的前驱先路，后来居上。他的洋务“殿军”地位，因此而奠定。

1894年，中日战争以中国惨败而结束，举国震动。《马关条约》签订，给中国带来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此后不久，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这是一份甲午以后张之洞继续从事各项洋务事业的总纲性文件。他提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的九条应急办之事：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设枪炮厂、开学堂、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虽然这时他还没有明确揭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标志，但这一思想在他头脑中已是呼之欲出了。

1898年前后，张之洞开始将“中体西用”思想形诸笔墨。他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迁陋无用之机，亦杜离经叛道之弊。”标志着张之洞文化思想转变的完成。

文化转变，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有机过程。其间既有遗传、继承，又有变异、创新。无论民族群体还是思想家个体，都是如此。文化转变，又受多种因素制约，就思想家个体而言，其学术方面的根基与动因，应予以特别注意。张之洞从清流党人向洋务大吏的文化转型，自有其深刻的学术思想根由。

张之洞以“儒臣”著称。他也向以“儒臣”自居。他驳斥那种“儒者不合时宜”之论说，“所谓儒者，宗法圣贤，博通古今，以之为吏，谁曰不宜？”他自称“弟儒家者流”，“余性鲁钝，不足以窥圣人之大道，学术惟舆儒近儒之为道也，平实而绌于势，恳至而后于机，用中而独至，条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为身谋，博爱而不伤，守正而无权……余当官为政，一以儒术施之。”张之洞晚年曾语亲故曰：“吾生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终其身。”这并非谦词，而是“夫子自道”。虽然他后来走上封疆大吏、朝廷首辅的人生之旅，但终身于文章学术仍时时萦怀，未曾一日懈怠，对学界论争，时有独立之见。

对于清代激烈展开的汉、宋学之争，张之洞取综采融通的态度。如果说，曾国藩是立足于宋学，兼采汉宋，那么张之洞则是立足于汉学，兼采宋汉。张之洞从小受“乾嘉老辈绪言”，自然视汉学为学术之本。他说：“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另一方面，他对于宋明义理之学也不排斥，尤其对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之学，更表崇敬：“四书一编，为群经之纲维，万里之渊海。”他批评“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理取相资。低其求胜，未为通儒……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他兼综汉宋，是从学术根本上检讨，显示了对儒学的全面理解，归根结底是要将汉宋二学统一到儒学原教的精义上来。

如果说对汉宋二学，张之洞是以儒学的不同分支而加以兼收并蓄的话，那么对于老、庄、墨、韩等非儒诸子，张之洞则尖锐排斥其学者，即使对荀子，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表现出鲜明的哲学党派性。但是，着眼于学术资料的采集，张之洞又强调先秦诸子之学的珍贵价值。这显示了张之洞在坚守六经主旨的立场上，对“杂学”和“异端”的通融及利用态度。

在张之洞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的文化转变中，贯穿着这一特点：在较为灵活可变的外观之下，坚守正宗儒学的本位立场。这也是他一生文化思想的牢固根基。入党“清流”时，他以尊奉六经大旨、维持名教为己任；跻身“洋务”后，仍坚持“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在政治权术方面，张之洞也曾翻云覆雨，竭尽纵横捭阖之能事，但在学术宗旨方面，却始终奉孔儒之学为圭臬。

对于清中叶以降的今、古文之争，他持坚定的古文经学立场。他曾依据古文经学《春秋左氏传》，撰文驳斥《春秋公羊传》“大义悖谬”十四事，“文义乖舛”十三事。戊戌间，张之洞与维新派在“忧愤同心”，“变通成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方面，颇有共识，以至列名强学会，赞助《时务报》，但对于康有为依今文经学《春秋》公羊说而制定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却大不以为然。他还招聘古文经学家章太炎来武昌，企图以章之大手笔抨击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张之洞与康有为终于分道扬镳，除民权论这一政治分水岭外，还与今古文的流别颇有干系，故梁启超指出，张、康间的分歧，“盖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矣。”

张之洞生当“经世”、“务实”学风复盛的清季，固然反对今文经学，但对于龚自珍等今文学家“喜以经学作政论”的“经世”倾向，则无微词，而且张之洞也是“通经致用”的积极倡导者。他曾反复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通经当用韩愈“提要钩元之法”，务以“切用”为“要指”。“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他鄙薄那些“不知时务”，不切“经济”的士人为“陋儒”，为纠此类“不切之病”，张之洞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之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

张之洞论学，涉及经史、诗文、词章、训话、版本、目录诸多领域，亦有务求平实，切济时用的特色。(www.daowen.com)

张之洞“通经致用”的“务实”学风，是他文化思想转变的学术动因。正因为他主张一切学术“归于有用”，所以他对于诸种学问，都从“致用”加以考虑，而不存迁腐的先入之见。即使在“清流”时期，他对于“洋务”、“西学”，也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持极端排斥态度，而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当时他对洋务派的批评，多集中在妥协外交，而非兴厂办学、开矿练兵等实际措施。正是从“经世致用”的学术路线出发，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师夷长技”的认识基础。张之洞日后展开洋务实践，并在实用价值上充分肯定西技、西艺、西政的意义，进而汲纳之，应用之，也就毫不足怪了。“经世”的宗旨，务实的学风，必然导致文化观的有限度开放和求新，张之洞曾以诗句言及此理：“井蛙不可以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见远儒乃尊，知时国乃兴，理非一孔尽，木非一法绳。”“往代儒宗判南北，方今学派别东西，九流宗圣皆容纳，巨海稽天赖指迷。”从这里，我们不难窥见张之洞文化思想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的内在逻辑联系。

洋务派在晚清统治集团中，与极端保守的顽固派相比，其文化观具有明显的“开新”特色；而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前驱相比，张之洞在文化观的“开新”方面，认识更深入，态度更坚决，内容更广泛，表述更透彻。

张之洞极言“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他还以近世以来中西文化此衰彼兴的强烈对比来激发国人“开新”的紧迫感、危机感：“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懵然周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见势拙，而外侮矣。”张之洞的“开新”，不惟包括吸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包括采纳若干“西政”。用他的话讲，叫做“政艺兼学”。在《劝学篇》的《外篇》，张之洞以改革传统教育为中心，全面阐述其主张，涉及倡导游学、广开学堂、提倡专门之学、翻译西书东书、设报馆、变科举，讲习农工商学、改革兵学、研习矿学、修筑铁路等诸多侧面。

进入20世纪，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张之洞又进一步强调文化“开新”的实质在于“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显示了张之洞“开新”的坚决态度。1901年7月1日，张之洞上《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摺》，包括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其基本内容类似《劝学篇·外篇》论及范围，所不同者，在《劝学篇》所论以改革教育为中心，更接近于狭义的文化“开新”，而此摺所论，多从行政立法着眼，更接近于广义的文化“开新”。

从清流党到洋务派，张之洞的文化思想经历了由“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的变化。但变中又有不变，这便是他对于传统政治伦理秩序的坚定不移的“卫道”立场。张之洞的文化“开新”的根本目的，在于捍卫他认为美轮美奂的纲常名教，因而他采纳“西学”、“西艺”、“西政”的选择标准，首先在于不背离中国传统的“亲亲、尊尊”精神，不损害“中学”的文化核心地位。讲西学是手段，其目的仍在强化宗法一专制政体，保存孔孟儒学。他认为，文化“开新”若“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张之洞的“卫道”，不同于颟预迁腐之辈的抱残守缺、泥古不化，而是从保国、保教、保种的现实需求出发，既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又富于感召力。《劝学篇·内篇》以“同心”启首，正表明张之洞的良苦用心。他认为，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他进而论道：“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为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

从一般意义上看，这里所论的国家（国）、民族（种）、文化（教）三者之间的“安危与共之义”，确有一定道理。然而，张之洞所谓“保国”实指捍卫已经腐朽的清政府及其封建政治体制；所谓“保教”，实指捍卫孔儒之学的至尊地位，这又显示出张之洞的违背历史潮流。

如果仅仅着眼于学术源流的考辨、继承，推崇儒学本无可非议，但他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之争，着意于阐扬汉儒发明于前、宋儒扩张于后的“王道三纲”的社会政治意义，以之作为抵制新兴的自由平等学说的盾牌。他毫不含糊地以“三纲五常”为“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命脉所系，对于启蒙思想家“创废三纲之议者”，探恶痛绝，斥其“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决，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

“君为臣纲”，列“三纲”之首。张之洞于此尤加鼎力维护。《劝学篇》专辟《正权》一篇，驳“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反衬君主专制为万古不移之规，他还阉割资产阶级民权学说的反封建专制实质，称“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维新运动中勃然而兴的民主政治思潮，纳入传统封建政治所能容纳的体恤民情，君为民主的规范。他又将民权理论的基石“天赋人权”说与鼓吹无政府主义混淆起来，“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君民皆不得违其法”，“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

君主专制还是民主共和，是涉及国体、政体的根本分歧，是封建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的分水岭。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坚定的卫道立场，在《劝学篇》问世不久，即遭到维新派理论家的猛烈抨击。何启、胡礼垣一针见血地指出：“终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劝学篇》，尤莫若《劝学篇·正权》一首”。他们以近十倍于《〈劝学篇〉书后》的压轴地位，给予张之洞以逐句逐段的严厉批驳，并针锋相对地揭橥民主政治学说旗帜：“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不易，遐迩无殊”。“夫中国之所以不能雄强，华民之所以无业可安，朝廷之所以不能维系，愚民之所以喜，胡民所以作，纪纲所以不行，大乱所以四起，市镇所以劫掠，教堂所以焚毁，如篇内所举此数者，皆惟中国之民失其权之故”。

何启、胡礼垣的批驳击中《劝学篇》的要害。《〈劝学篇〉书后》刊行后三年，张之洞于此仍耿耿于怀，咒骂该书“宗旨专助康梁，其尤力驳者《教忠》、《明纲》、《正权》、《宗经》数篇，谓鄙人《教忠》篇称述本朝十五仁政条条皆非，痛低国家，改为十五不仁，一也。谓君臣父子夫妻三纲之说为非古，二也。谓只当有民权，可谓丧心病狂无忌惮。”

张之洞的“卫道”，于政治设施方面，突出表现为阻止设立议院。直到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张之洞仍然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但之洞所谓“上议院”，其议员产生，乃考宋之磨勘、明之廷推法。宋代寄禄官迁转，须勘验其劳绩，由吏部复查后决定迁转官阶，称“磨勘”。明代任用官员，由大臣推荐，皇帝批准的，叫“廷推”。如此用遴选官吏之法推举议员，真可谓“桔踰淮而北为枳”，早已变味，何民主之有。张之洞的“卫道”，于学术研讨方面，一是强调存古读经，二是排斥泰西哲学，将其斥之为“数万里之外之空谈”。

置身新旧世纪之交，古今中西文化大交汇的历史舞台，演出“开新”与“卫道”的文化二重奏，是一件劳心费力的艰难事业。张之洞“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常遭到两面夹攻，原因在于其宗旨“中体西用”割裂道器、本末、体用的内部联系，以机械的、物理的方法来处置活泼生动的文化机体，“拼积木”式地搭配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不过，热衷“中体西用”说的思想家的主观愿望，是企图将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相互联系及其转换，处理得更融洽、自然一些。就张之洞而言，他于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关系，就有过若干辩证的思考，主张弥和新旧之见，融通中西之学。1900年12月15日，他在致刘坤一等人的电报中声称：“鄙意此时不必言新政，但言须化新旧之见而已……总之不化新旧之见，顽固如故，虚侨如故……和局断不能保。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蔽如故，康党断不能绝。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书吏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营截则兵愈少，债重征苛则民愈穷。游勇叛民，会匪康党合而为一，中国断不能支矣。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五字。”他主张新旧学术应予会通。《劝学篇》专辟《会通》一篇，陈说此文，以图化解畛域之见。

出于确认中学的至尊地位，同时又要“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他力图论证“至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他爬梳典籍，采摘要义，与西学、西政相比附：《中庸》讲尽物之性，是西学格致之义；讲山以宝藏兴，是开矿之义；《周礼》讲饬化入材，是化学之义；讲利者使阜，是商学之义；《论语》讲工利其器，是取新式机器之义；讲敏则有功，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讲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是武备学堂之义；讲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设议院之义；《管子》讲处工就官府，是劝工场之义；《大学》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是西人富国策之义《左传》讲仲尼见郯子而学，是赴外国游学之义；《吕刑》讲维貌有稽，是讼狱凭中证之义；《尚书》讲谋及卿士及庶人，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为免牵强之讥，张之洞又特意声明：“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

如何解释“圣经”与“西法”大义相通而具论有异，他则推出“西学中源”说。他援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论，称“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汉代以后，“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弟显然，不可诬也。”“西法”与“圣经”大义相通，盖源于中土学术政教之余流韵泽及泰西。至于为何“西法”之具论又有超越“圣经”之优长，他解释道：“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他的结论是：既然西政西学“揆之经典，灼然可据”，那么择之补吾缺，取之起吾疾，便属天经地义，无可指摘，“开新”与“卫道”也就浑然一体了，天衣无缝了。

张之洞对于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关系的思考，既有陈腐、谬误之说，亦有新鲜、精当之论。化解新旧之见，会通中西之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促进文化进步的必要先决条件。当然，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封建朝臣的立场，张之洞将“纲常名教”当成“中学”的精华来宣扬，认定“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并以之作为“卫道”的核心和“开新”的尺度，则是应予摒弃批判的。

近代中国处于“古今中西大交会”的剧烈变化时代，梁启超称其为一“过渡时代”，“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

大致归纳，19世纪中叶以后，除顽固派拒绝“过渡”外，于思想文化方面“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者，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有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的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三派活跃于近代思想文化舞台的时间略有交错，但大致呈先后递嬗的逻辑顺序。19世纪80、90年代，在政治领域内，维新派十分活跃，革命派已崭露头角，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仍由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占据主潮。这是因为该说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传统文化氛围笼罩之下的民族群体、尤其是社会知识阶层对于中西文化冲突这一客观事实的一般认知程度，以及可能采取的一般文化选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比其他主张更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但他却是“中体西用”说集大成的理论总结者。

第一，他对“中学为体”内涵、意义的诠释更为精微。

对于中学，张之洞特别强调先秦孔儒之学的文化正宗地位。他特别注重弘扬儒学的兴教化、正人心的现实政治功能。他的“中学为体”，既指以儒学维系传统政治秩序，更指以儒教强化传统人际关系。他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是“中学”的核心。他最担心的，并不在列强虎视鹰瞵于外，而在于“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人心”于内，“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同心》被列于《劝学篇》之首要位置，表明张之洞对“中学”用以“保国保教保种”的“正人心”核心作用的充分强调。

第二，他归纳、总结了“西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严格规定了它“为用”的界限。

张之洞总结前人认识，从广泛的意义上概括了“西学”的内容：“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他具体阐释“西政”、“西艺”的涵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电、化，西艺也。”除设立议院，张之洞将前此人们所提出的中国应该仿效、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内容，统统纳入“西学为用”的，既有科学技术，又有法律制度，还有行政措施。可以说，在“西学为用”的广度方面，张之洞达到了那一时代洋务大吏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的极限。

第三，他以清晰的形式凸显了“中体西用”说的两面锋刃及其中的主旨。

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由隐而彰，成为时代“流行语”。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本意是以“西用”来捍卫“中体”，这其中既包括采用先进火炮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以巩固封建统治，又包括用西艺、西技来增强清廷的力量，对列强保全“天朝上国”的固有地位。张之洞为实现上述目标，十分自觉地展开两面作战：“即批评日者不知通”，又批评“新者不知本”。他揭示的出路则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而其要旨则在“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可见张之洞在使用“中体西用”这柄双刃剑时，其根本目的是防范“国家颠（左阝右齐），圣教灭绝”。张之洞关于“中体西用”说所做的最重要贡献是，在赋予这个理论以平通达的外观的同时，为这一时代“流行语”核定一个本质的意义基准和价值基准，其文化观的相对开放，恰恰从属于政治观的绝对守旧。

第四，他将“中体西用”的理论主张“物化”为工农商学等行政实绩。

思想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实践来显现。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不仅于《劝学篇》中具论其详，而且于宦海生涯中始终以之为立身之本；他力言“西学为用”，更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全力实施。他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所办“洋务”，可以说囊括了他所论“西政”、“西艺”的所有领域，实践了“政艺兼学”的主张。张之洞不仅是“中体西用”说的集大成式的“力言”者，更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式的“力行”者。在这两方面的结合方面，近代中国尚无出其右者。

作为“过渡时代”的过渡文化理论，“中体西用”说的出现本身证明近代工业生产方式诞生以后，世界范围内东西民族文化的交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证明近代新文化的价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华民族的开明人士所认可，尽管这种认可附丽于种种现实、甚至十分保守的政治目的之下，或多或少歪曲了它的本来面目，但毕竟为古老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创造了一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的认识模式。如果说这种民族关系上的“夷夏之大防”在19世纪40年代已开始动摇，那么文化关系上的“中西之大防”在“中体西用”说定型的90年代也趋向瓦解。我们今天有充足的理由来论证“中体西用”论的浅薄、机械、似是而非，但却无法否认它在沟通中西旗号下，近代文化才得以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插足传统文化的世袭领地，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给予“中学”、“中体”以强烈影响，并最终促使“中学”、“中体”蜕变而新生。汉阳炼铁厂鼓风炉的轰鸣、两湖总师范学堂的琅琅书声、黄土坡新军营房的操演呐喊，在“尽瘁清室”的张之洞听来是纯正悦耳的旋律，其实这些音响里正不断递送出张之洞所力图捍卫的旧制度之“体”行将崩溃的信息。

《劝学篇》问世13年后，武昌城爆发的首义枪声宣告清王朝和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的终结。人们不禁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答案竟然与张之洞有关：“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引注）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少。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说这番话的张继煦，是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对恩师多所维护。不过“种豆得瓜”之论，倒也符合史实。

“种瓜得豆”的解嘲，从侧面反映出“过渡时代”的过渡文化代表张之洞思想行径的“二律背反”；从鼓吹“中体西用”论的根本目的—维护清王朝和纲常名教而论，张之洞是失败者，但这又恰恰表明张之洞的蜕变新生，在客观上确实起了推动作用。

（冯天瑜：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何晓明：湖北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