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的历史功勋和镇压人民的血腥罪行，孰重孰轻？

是西北边疆的建设者，还是西北人民的屠杀者？

洋务运动的三巨头，中国近代工业、军工的推动人

中国海军的创始人，近代教育的倡导者〔背景资料〕

左宗棠 （1812—1885 ）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中举人，曾作乡村塾师。太平天国起义后，在家乡办团练。1860年被清政府特旨任命为四品京堂襄办军务。他招募“楚军”五千人，赴江西、浙江与太平军作战，次年升浙江巡抚。1863年，迁闽浙总督。第二年攻占杭州并控制了全浙。太平天国失败后，奉命进击太平军余部。1866年，与沈葆桢在福建马尾设造船厂。旋任陕甘总督。 1867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率军攻打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1868年，在山东海滨击灭西捻军，率军返回西北。1873年，又攻灭西北回民起义军。授协办大学士，在西北举办兰州机器制呢局等新式工业。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楚军出征新疆，讨伐阿古柏。左宗棠收复了天山北路和南路，平定了阿古柏叛乱。他建议在新疆设省，并提出多项促进新疆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措施。中俄伊犁交涉中，他主张“先之以谈判，继之以战阵”，并在新疆作了军事部署。1881年，左宗棠任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后病死福州。

解放后，中国近代史的论著中虽也肯定左宗棠出兵新疆的功绩，但对其总体评价多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传统观点认为：左宗棠基本上是一个“极其反动”的历史人物。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中“犯下了滔天罪恶”，是“人民永远不能宽恕的”；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他还勾结英、法侵略者；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时，大肆屠杀，使当地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传统观点还认为：左宗棠也有“尚可肯定”的一面。如在伊犁交涉中表现的坚决态度，确与李鸿章的投降主义不同；新疆平定后，他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并采取了很多开发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使人民于大战后迅速恢复。但综其一生，功绩是次要的，他的严重罪行是不能掩盖和抹杀的。

改革开放特别是60年代以后，史学界掀起了一个研究左宗棠的热潮，人们对左宗棠的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对左宗棠的研究领域也扩大了。多数文章集中在探讨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爱国思想、建设新疆以及他开发西北的业绩和历史经验。学者们多认为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军是错误的。但是收复新疆巩固西北边防等历史功绩、办洋务的爱国动机和民族立场应当充分肯定。人们对左宗棠的总评价分歧不大，仅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有所争议。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左宗棠的功过都很突出，正反两个侧面不能相掩，但两者也并不相等。左宗棠作为爱国者的历史功勋比所犯下的血腥罪行还要重要一些。他的一生，功大于过。

2.认为左宗棠的一生功过，以1873年为界，前14年主要是镇压太平军、西捻军和回民起义，为清政府卖命，与人民为敌。1873年后的7年，他消灭阿古柏侵略势力，收复新疆，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对左宗棠分期评价，前罪后功且后期是主要的，是这一派的主要观点。

3.认为左宗棠是民族英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有人甚至对他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也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陕甘回民割据集团的存在及其所作所为对于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统一是有害无益。左宗棠平定回民军，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抗击外来侵略，这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此外，一些学者认为对左宗棠不宜评价过高，他是爱国思想和忠君思想融于一体的地主阶级爱国者，或是颇有影响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者。（杨易）

左宗棠是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洋务派首领，是洋务运动中建树颇多的重要人物，在中国近代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左宗棠从事洋务，推动中国近代化是从造船开始，而造船思想起于鸦片战争。1840年，当英国以船坚炮利发动鸦片战争时，他就提出“造炮船、火船”。1864年，他在杭州西湖试航蒸汽轮船，把造船思想转入实践。他和法人日意格、海疆官绅屡谋造船，最后在1866年6月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厂造船的奏折。这个设厂造船的酝酿与筹划过程，如他自己所说：“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又已三载。”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于反对外国侵略，改变中国落后状况，以达富强的目的。同时，他创办福州船政局，不走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缓缓发展的道路，而向法国购买机器，雇聘工程师技术人员，在马尾迅速建成我国第一个近代造船的综合企业，使我国造船由旧式木质风帆船转为近代机器动力船，是我国造船近代化的转折点。福州船政局虽是官办，经费由闽海关拨款，产品不直接投入市场，由政府派船政大臣领导生产，有着浓厚的封建性，但它不同于清政府的封建军用工场。因为：船政局是按近代工厂管理办法设厂所三十余个，工匠是从福建和江浙各地雇募而靠工资过活的雇佣劳动者；用机器生产；生产要计算成本；产品在调拨时除可选择外，有代造、协造、拨款、承买等形式，仍有商品生产和性质，价规律仍在起作用，因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军用造船企业。这种不经工场手工业阶段，直接从西方引进机器技术，促使中国产生资本主义工业，推动了中国工业的近代化。

自强是求富的前奏，求富是自强的必然趋势。福州船政局虽是以自强为主的官办军用造船企业，但是，左宗棠在为自强创办军用工业时，就考虑到由军用单一造船向多种军用和民用工业发展，而且，已认识到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这种思想比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还要早，是一种发展资本主义民用运输业的设想。这种发展近代资本主义朦胧思想的飞跃，是左宗棠近代化思想的重大发展。

这种重大发展，在他70年代任陕甘总督时明显地反映出来，使这时的近代化内容比60年代更为广泛，并有新的发展。

这时，他在西北，通过创办西安、兰州、阿克苏制造局和兰州、库车火药库，将在福州船政局时的单一军用造船，发展到制造枪炮、弹药等多样军用产品，并因制造纺织机器和抽水机，将军用工业推向民用工业，成为西北工业近代化的开端。其中，特别是创办甘肃织呢局更引人注目。因为创办近代纺织业，虽是李鸿章在1875年最先提出的，但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0年成立后，在1890年才部分投产，而甘肃织呢局提出虽晚一点，可是1880年9月正式开工生产。因此，它是我国传统毛纺织业最先发展成为近代机器纺织业，是中国近代最早开工生产的机器纺织业，更是我国毛纺业近代化的起点。与此同时，左宗棠还在肃州等地用机器探矿，试采金矿，由近代工业迈向矿业。此外，左宗棠在治理泾河时采用机器凿井，开中国水利近代化之先声。而且，左宗棠在推进中国工业近代化时，将甘肃织呢局的呢绒直接投入到市场销售，成为商品生产，使资本主义性质大为增长，他还从肃州官办采矿中认识到：“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提出“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正确主张。这种主张是左宗棠长期强调官办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越过当时的官督商办向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当时，他要乌鲁木齐铁厂“招工铸造”，要“招商办理，乃期便利”，并说：“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他对精河采金亦说：“听民自采”。对库尔勒铅矿亦准商民“自行垫发成本”试办。

如果说，左宗棠在陕甘总督时，从事洋务运动，推进中国近代化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那么，他在80年代任两江总督和督办福建军务时，则是其推进中国近代化向纵深发展的新时期。

一是支持与发展原有洋务运动。如派习制造洋务的潘露、聂缉椝为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总理或会办，加强对原有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对轮船招商局的营运水脚“按里匀摊”，“运费较多，水脚亦须增益”。更重要的是：他在加强江海防务时，让福州船政局代造开济、镜清、寰泰等铁肋双层木壳快轮，不仅使船政局所造船与当时向英德购买船舰比较不相上下，使造船技术向前提高一步；同时，船政局出现三船并造，繁荣兴旺的可喜局面；而且，船政局因代造增强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等因素，也就增强了资本主义的成分。1885年3月，左宗棠奏请了“拓增船炮大厂”，要“拓马江船厂兴工铸炮”，开穆源铁矿和徐州铁矿，并拟以“吴楚交界之处，择要设立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

二是军用工业向民用工矿、交通、轻工业的广泛发展。这时，左宗棠允准兴办规模较大的工矿、交通和轻工业。如1882年以胡恩燮对徐州利国驿煤铁矿，“集资试采，延矿师巴尔勘识，复购觅机器”，“似有把握”，“应准开采”。1884年，对池州煤铁局，除原开煤铁外，准许商董“加招股本”，“兼采铜铅”。架设电线是通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当英国要将上海水路电线引向陆路时，左宗棠要盛宣怀招商筹资架设长江至汉口陆路电线，并派王之春、龚照瑗、郭道直等协助，以免贻误。随后，他于1885年7月的奏折里提出：电报、轮船、特别是铁路关系商务军事，“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他主张先修清江浦至通州铁路。以通南北，“由官招商试办”，“迫至办有成效，再行添设分枝”，至于“推广西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这显示他看到铁路的重要，并且有远见。在轻工业方面。1882年当甘肃织呢局处于困境时，他准备将官办的甘肃织呢局改为商办的金陵织呢局，以便扶植。为了“开源节流”，“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1885年2月他提出派熟知糖务人员赴美参观，“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匠数名来华”，先在福建试办糖务。“卓有成效，即先扩充，不惟内地各口，可以一律照教。台湾产蔗尤多，军务一平，即须加意仿办”。这是我国近代发展机器制糖工业的最早设想。

三是进一步推行官倡商办，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左宗棠在倡导兴办民用工矿交通各业时，无不采用官倡商办的经营体制。如胡恩燮招商集股兴办徐州利国释煤铁矿，并不像官督商办那样派总办、会办总管其事，而局务是“由总国主持”，“概照买卖常规”办理。池州煤铁局试采铜铅，亦由商董“加招股本，试行开办”。架设长江电线，亦系“招商集资，购料兴工”。兴修清江浦至通州铁路，亦是“由官招商试办”。他在准备将甘肃织呢局迁金陵时。亦说“招商集股”。兴办闽台糖务更是官倡商办的典型。他从借款内提银购机雇匠设厂后指出：“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有的实之户，不搭洋股，出资入股者，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止收税课，不必派官管厂。”

近代科学技术是推行中国近代化的关键。中国古代虽有火药、罗盘针、印刷术等著称于世，对世界文明有重大贡献。但由于封建文化教育和闭关锁国政策，造成近代科技的落后，中国要推行近代化，就必须向外国购买机器，雇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引进与学习近代科学技术，改传统的封建书院为学习近代科技的学堂，促进文化教育的近代化。因此，中国近代化过程，亦是学习西方，引进西学，西学东渐的过程。(www.daowen.com)

左宗棠是重视近代化科学技术的。他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就深感技术的差距和学习的重要性。他还指出正确的态度是学其所长，补我之短。因此，他在购机觅器时，雇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时，特别重视引进和学习科学技术。他说，福州船政局“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稗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故在设厂造船时设立“求得堂艺局”（后称船政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并明确规定：“设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即能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曲尽驾驶之法”，就不能算是完成任务。他的目的是：“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在日意格所订的合同规约中，亦把“开设学堂教习英法语言文字、造船、算法及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作为主要任务。沈葆桢也明确指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这正反映左宗棠重视学习科学技术，把办学堂提到应有的高度。

过去，中国私塾书院以学习孔孟四书五经为主，进行封建教育。这种传统教育已不能适应对外开放，对内进行近代化的需要。1862年，总理衙门虽设立北京同文馆，但只学习英法等国语言文字。1863年3月，李鸿章奏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时，只是强调学习英法语言是学习其他的重要途径，没有让上海广方言馆直接学近代科学技术。北京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因倭仁等人反对，几经波折，半年后才招生开学。左宗棠在奏请设厂造船时，就强调学习近代科学技术，并于1866年奕訢请增天文算学馆的同一天上报了他所拟的艺局章程。12月23日，船政局破土动土兴建时，“求是堂艺局”就已招收学生。署闽浙总督英桂在向清廷报告船政局动工兴建时，就说“习学洋技之求是堂亦经开设”。求是堂分学习法文制船和学习英人驾驶两个部分，后称前后学堂，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制船）和军事（海事）专科学校。可见，左宗棠创办的“求是堂艺局”是我国最先以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为主的近代学堂，是中国式的封建传统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真正起点。

随后，左宗棠一直关心船政学堂学习近代科学技术。如1867年在上总理衙门书里，得知学堂学生“均甚聪明，易学易晓”，甚为宽慰，但又批评学堂，“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表明要以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为主。

派学生出国学习是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和培养近代人才的有效途径。1873年12月。当沈葆桢奏请继续兴造轮船和派学生出国深造时，左宗棠赞成派学生出国学习，说学生“赴泰西游历各处，藉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已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但是，他从德国“枪炮之制晚出最精”，“新制水雷足破轮船”的情况认为：派学生出国“则不独英法美应遣人前往，此外尚可商量明矣！”次年初，他在给沈葆桢信里更进一步指出：德国“新制水雷可破轮船”，“可用之内洋港口为守具，备将来洋防之需”外，“泰西各国艺事有益实用者，火器而外，水器为精”，“令艺局生徒到各国留心研究，择其佳者携至中土，照式制造，裨益实多”。这不仅将学习国家由英法扩大到德国。而且将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扩展到水雷，进而由军用扩展到民用，为我国培养近代经济和军事建设较高层次的人才作了重要贡献，对推进中国近代化亦是有益的。

此后，左宗棠在西北创办兰州制造局。特别是甘肃织呢局，除了向德国购买织呢等各项机器60多架、雇聘石德洛末等十多位工程技术人员外，还重视在实践中学习科学技术。他除了让刘龢“督率原习织造匠工相仿效，庶事半功倍，业精于勤，今日之学徒异日师匠之选”以外，还要从陕甘勇丁中，挑选“有赋性灵敏堪资学习者，应令其挑赴该局学习”，“将来有成，尤为此邦师匠自出，不但数世之利也”。

这种对科学技术，重引进、更重学习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和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不仅在于建了厂、造了船、制了器、织了呢，促进这些工业走向近代化；而且使旧的封建书院转向近代学堂，使教育开始近代化；还培养出一批如詹天佑、魏瀚、邓世昌、刘步蟾、赖长和严复等近代经济、军事和文化思想教育方面的建设人才。

近代中国是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在近代中国各族人民为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进行的争取独立、民主、富强的斗争中，为独立反对侵略是中国近代化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和突出的特点。左宗棠在兴办洋务，推进中国近代化时，御外侮反对侵略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英国以船坚炮利发动鸦片战争时，左宗棠就提出“造炮船火船”以“制敌”。随后，他根据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而制夷”的思想，一直把造船作为御侮良策。1866年，他奏请设厂造船，亦是因外国船舰横冲直撞，直达天津，“无足当之”。他在《复陈洋务事宜折》中，更以外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夺不餍”，“借端要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方无之”，故要“习造轮船，兼习驾驶”，以防外国侵略。随后，他在西北创办兰州制造局亦是如此。故在1875年为魏源《海国图志》重版作序时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造船制炮，不仅“可以制海寇”，而且重在反对外国侵略。他办“求是堂艺局”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也是如此。他任两江总督期间，为徐州利国释煤铁矿减税，亦是为敌洋产，“以维商本，而塞漏卮”。他让华商自筹经费架设长江汉口电线，是要阻止英商架设电线，以保中国自主之权。当美商欲利用华人王克明招股在上海设立纺织厂时，左宗棠让江海关道邵友濂以“远年旧案”“严拿解省讯办”，挫败了美商欲在上海设厂的图谋，致使外国在华设张望织厂因此推迟了十余年。此外，他试办闽台糖厂，亦要“收回洋商夺去之处，更尽民间未尽之利”，亦具有鲜明的反侵略性质。

我国沿海水域辽阔，海岸线长，急需建立一支用近代机制轮船装备和近代驾驶人员组成的近代海军。特别是当外国以船坚炮利在沿海横行和恣意侵略、严重威胁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安危时，建立一支能御外侮卫国家的近代海军就更为迫切和重要。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认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制造轮船不可”。因此，左宗棠设厂造近代船舰组成的近代海军对加强海防，反对侵略，促进中国军事，特别是海军的近代化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海军大事记》和《海军实纪》的编者池仲祜就把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视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中国近代化海军从1875年5月决定建立以来，先后出现了广东、福建、南洋和北洋四支水师。各支水师的船舰，特别是驾驶人员，大多数由船政局制造和培养。以船舰来说，截至1894年止，这四支水师的106艘船舰中，外购的62只，自造的44只，其中福州船政局造的有32只，占这四支水师舰只总数的30%，占自造船舰总数的72.4%。福建水师的船舰、驾驶，几乎全赖福州船政局。南洋水师在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除增制彭玉麟提出的10只小轮外，让船政局代造三艘双层木壳快轮，向德国购买“南深”、“南瑞”两巡洋舰。这五艘船与江南制造局1885年造的“保民”构成南洋水师的六大主力舰，使南洋成为仅次于北洋的一支劲旅。同时，左宗棠还为南洋制订江海防务计划，将‘澄庆’轮改为练船，派船政局学堂毕业去英国留学归来的蒋超英培养水师需要的驾驶人员。至于北洋水师，虽主要归功于李鸿章，船政局制造的船舰在其总数33艘中只有7只。可是，李鸿章为北洋水师创办的天津学堂，是“略仿闽前后学堂规式”，并由船政局学堂毕业后去英国留学归来的严复主办的。北洋水师的将领、特别是高级将领仍是船政局培养的。在1888年北洋水师建制设官时，在提督、总兵、副将、参将等12个最高职位中，除提督丁汝昌外，所有总兵、参将、副将和主力舰只的管带（舰长），都是船政局后学堂毕业生，其中9位还是船政局首届去英国留学归来的。这正如《福建新通志·海军志》所说，“中国海军成立于北洋”、“然其船实始于福建，管驾者亦福建人十居七八”。

不仅如此，左宗棠于1885年7月向清廷建议设立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这个高瞻远瞩、加强海防全局的重要建议，成为同年10月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派醇亲王奕澴总理海军事务、沿海各水师悉归节制调遣的主要契机。这时，左宗棠虽已资志辞世，然其加强海防建设，促进中国海军近代化的贡献是永志于世的。

如何看待左宗棠与中国近代化呢？

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的近代化中，左宗棠虽不像曾国藩那样起了创始人和奠基者的作用，亦不如李鸿章那样全面完整，但他在近代化的某些方面，如工业中的造船、纺织（特别是毛纺），在水利，在文化教育，在创建近代海军等方面都起到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而且由军用发展到民用，由单纯造船到多项生产，由工业到工矿交通，以及由官办到官倡商办的重大发展，特别是近代化中反侵略的鲜明性，都有自己独创的特点；他在近代化中的贡献、地位和影响更不可忽视，与曾国藩和李鸿章相比，应该是各有所长，很难同日而语。

其次，左宗棠从事近代化事业的时间，虽长达20年余年，但未经历洋务运动的全过程。他在这20多年里，除了忙于镇压太平军、西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外，特别是为收复新疆而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从事近代化只能在战争间隙间进行，这就不能全面地从长计议；同时，他在西北地区任陕甘总督，自己既非身居要津，活动余地有限，地理、气候、物产极差，交通特别困难，与沿海相距遥远，推行近代化的客观物质条件十分缺乏；而且，这时左宗棠年近七旬，体弱衰老多病，终日忙于战争，就没有多少精力为近代化操劳。因此，他在如此困难条件下推进近代化是难能可贵的，而近代化成就又如此显著则更应另眼相待了。

再次，左宗棠推行近代化，除与整个洋务运动时的近代化，受外国侵略与本国封建的阻挠，以及基础薄弱的制约以外，还有“中体西用”思想观念的束缚与影响。左宗棠虽然只是一个举人，但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自己能力强，个性亦强，加上长期处于偏远闭塞地区，其洋务思想表现在“中体西用”上是：采用西方科学技术方面大胆坚决，维护中体上亦毫不含糊。而且，采用西方科学技术，推行中国近代化，多着眼于反对外国侵略，并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如1867年11月向总理衙门提出修约意见时，对架电线、修铁路、设行栈、驶轮船、开矿山等，以“安设地方或妨民间出入，或近田畴，或近坟墓，必非民情所愿”，“于商无益、徒招民怨”为由，认为“断难允从”。1879年，他在上总理衙门书中甚至说铁路电线于商于军无益。1884年，他让盛宣怀速架长江汉口电线，亦是“以保中国自主之权”，“杜其狡谋”，多从反侵略出发。直到1885年7月的《拟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中，他才说电报、轮船、特别是铁路关系商务军事，“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对近代化科技作用给予客观的评论。

另外，左宗棠虽然采西学，制洋器，在《艺学说帖》里，主张将艺学特开一科，但他认为：“不能离道而言艺”，有“本末轻重之分”；而且，他将农作为本，将农以外各业视为末。强调农业的重要有其正确性，若说以农业为本，比西方工商立国重要，将“淫巧”与“食货”对立起来，这不仅过分强调中体，而且落后于当时工商立国的发展趋势。

由此可以看出，左宗棠推进中国近代化，把为国家独立反对外国侵略放在首位是正确的，但若在反侵略求独立时，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不要使西用屈从于中体，能从西用中多触及中体，触及封建专制体制和传统文化观念，从以农为本迈向工商立国，既在注重经济体制近代化时，亦注重政治体制，特别是思想观念的近代化，那么，左宗棠推进近代化的成就将会更大一些。

可是，这种中体西用显示的封建的体与近代化的用之间的鸿沟，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左宗棠无法逾越向前，整个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也无法逾越向前。因而，中国近代化必然由维新派取代洋务派，以由经济体制为主的物质文化的近代化迈向以君主立宪为内容的政治体制为主的制度文化的近代化的新阶段。

世上新人促旧人，长江后浪推前浪。戊戌维新取代洋务运动，是维新派对洋务派的否定，但不是洋务派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失败，更非洋务运动的破产或彻底破产，因为洋务派推行近代化，完成了它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并把太平天国时的近代化的思想酝酿转入实践，在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乃至政治思想各方面都开始了近代化，为戊戌维新以政治体制为主的近代化提供了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戊戌维新对洋务运动是否定之否定，是中国近代化由一个阶段向一个更高阶段的新发展。对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化由思想酝酿和准备转入实践时，在近代化方面的重大贡献、地位和作用，亦应如此看待。

（沈传经：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