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法是一项非常古老的研究技术，也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一种常用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描述性、解释性和探索性的研究中。现实生活中，问卷法在社会生活状况调查、社会问题调查、市场调查、青年研究、民意测验等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两位著名社会学家评论的那样，“问卷法涉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81]，“社会调查十有八九是采用问卷进行的”[82]。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不仅可以借助问卷法来了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澄清相关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还可以通过对问卷的统计分析，进一步概括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预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可以说，问卷法已经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必备工具。
从一般性的角度看，问卷法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不管运用在哪个领域，都能够体现出许多类似于自然科学的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共性的特征。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卷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卷法一样，抽样—问卷—定量分析在其中居于核心位置，具有标准化、间接性、匿名性、抽样调查、定量调查等技术化特征。这些特征使问卷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既体现出明显的优点，又体现出一定的不足。从特殊性的角度看，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项与特殊的“人”和“学科”密切相关的复杂工程，因此应用其中的问卷法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们着重从功能议题、实践类型、调查对象、学科特点等层面入手，具体探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问卷法的特殊性问题，由此揭示问卷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恰当的功能定位。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问卷法的功能议题
问卷法是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或survey）所使用的一种基本方法，因此，也有学者将问卷法称为“调查方法”。“调查方法指的是一种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某种社会群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83]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调查，指运用观察、询问、测量等方式收集事实和数据，这是一种感性的认识活动；二是研究，指通过对事实资料的思维加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我们认为，问卷法是指调查者根据调查目的，运用统一设计的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问卷，向抽样选取的调查对象了解情况、征询意见，并通过对问题答案的回收、整理和统计分析，对研究的社会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并进一步从中发现规律、预测发展趋势的社会研究方法。在这里，问卷（questionnaire）是调查研究中用来收集资料的主要工具，它在形式上是一份精心设计的问题表格，其用途是用来测量人们的行为、态度和社会特征。一份标准问卷通常包括封面信、指导语、问题、备选答案、编码和其他一些资料。在实践中，问卷法应遵循客观性、科学性、系统性、随机性的操作原则，并秉持自愿、匿名、保密、无害的伦理原则。
一般来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问卷法是测量、描述和解释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或其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内容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在运用问卷法的过程中，调查者根据研究目的，将一系列事先设计好的问题组合并编制成一套调查问卷，然后由抽样选取的大学生填写回答，再经过对所获取答案信息的系统整理和统计分析，总结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政治态度等方面的特点、规律、影响因素，预测发展趋势，从而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经验和理论依据。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问卷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它站在科学、客观的立场认识和描述大学生的思想状况、行为特点、政治态度、社会观点，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经验和教训，从而澄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问卷中变量的相关分析、因果分析，找到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因素，并结合其他研究方法，总结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预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最终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设计出新的内容、途径和方法。具体而言，问卷法之所以能够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重要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广泛适用于多种与大学生相关的调查议题。
一是探索大学生的行为、动机和需求。在很多情况下，对大学生某种行为的了解或解释就构成一次问卷调查的目的。问卷法可以被用来调查大学生行为的很多层面。比如，可以用问卷法调查大学生参与志愿者组织的行为及其动机，并深层次地洞察大学生的内在需求。还可以用问卷法调查大学生的政治行为、消费行为、休闲娱乐行为、性行为、饮食行为、保健行为、网上行为、抽烟行为等。由于问卷法具有间接性、匿名性的特点，因此，在调查大学生隐私行为、异常行为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大学生的信任与合作。
二是调查大学生的态度、观点和信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是深入大学生中去，把握大学生的思想脉搏和内在需求。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问卷法比较多地询问了大学生的态度、观点、信念等内在性因素。与行为一样，大学生对某件事物的态度、观点和信念也常常构成一次问卷调查的目的。比如，在研究大学生的约会现象时，我们不但需要了解青少年约会中的实际行为，而且需要了解他们对约会的态度。在研究某地大学生思想政治现状时，我们既可以询问行为的问题，例如，“您是否看过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可以询问态度、观点、信念的问题，例如，“您毕业后是否愿意到农村基层锻炼”，“您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先解决什么问题”等。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不能深入大学生内部，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仅仅是“闭门造车”地设计问卷、自说自话，那么，问卷的题目以及答案范畴就无法与大学生的心理节奏合拍，问卷的效度也就令人质疑。
三是探测大学生的期望。从根本上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卷法是为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服务的，因此，问卷中总是少不了探测大学生期望的问题。在一项旨在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询问“您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您最想从辅导员那里获得什么信息”等。
四是探测大学生的知识程度。比如，可以用问卷法来发现法律知识在大学生中的普及程度、对国际事件的关注程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掌握程度，等等。
五是掌握大学生思想、行为、政治态度等方面的特点、规律及影响因素，为我们提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支持或理论依据。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问卷法不仅用来描述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还常用来寻找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解释现象并发现规律。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不同特点的大学生对相同问题的回答往往不同。比如，在价值观取向上，独生子女大学生明显地偏向于自身，表现出较强的个人主义倾向；大学生中的男性比女性更认可婚前性行为；大学生的心理压力随年级递增；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往往以价格作为购物的最重要参数，等等。通过抽样—问卷—统计分析这一问卷法过程，有助于我们掌握这些特点、规律和影响因素。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问卷法的实践类型
以上我们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角度，列举了涉及大学生思想行为各个方面的问卷议题，从而在较为感性和直观的层面上认识了问卷法的功能议题。如果我们结合调查研究的应用指向和目的，就能够从更为抽象的角度概括出问卷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类型。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现状调查
现状调查是一种最基本的描述性调查（descriptive research），主要是调查某一类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现象的现状、基本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目的是对现象的真实情况进行具体描述，寻找一般数据，摸清大学生思想状况，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依据和帮助。现状调查涉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比如，“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现状的调查”、“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特征的调查”、“大学生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现状调查”、“大学生公民责任意识的现状调查”、“大学生网络行为和网络道德现状调查”、“民办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大学生心目中的辅导员形象的调查研究”、“‘80后’大学生思想与行为现状的调查”、“大学生助学贷款的信用调查”、“大学生婚恋观调查”、“大学生贫富差距状况的调查”等。这类调查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最基本的调查，往往能提供第一手的材料，因此，在实践中，现状调查的样本规模往往比较大，而且应当注意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描述的准确性，二是描述的概括性。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关系调查
关系调查是一种相关性的调查，它主要调查两种或两种以上现象的性质和程度，分析与考察它们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是否互为变量，目的是寻找某一现象的相关因素，以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实践中，关系调查总是建立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之上。比如，“民族院校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的相关因素的调查研究”、“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的谐振运动调查”、“女大学生的人格特质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调查研究”等。这一类调查往往能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依据，因此经常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所采用。在实践中，这类研究要求进行双变量和多变量的统计分析。比如，对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就可以通过性别、所学专业、家庭背景、价值取向等变量进行分析和解释。
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发展变化调查
发展变化调查是一种预测性调查，它主要调查某一现象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表现出的特征、趋势和规律，从而以此为依据推断未来某一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与动向。如“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发展趋向的调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与前景的调查分析”、“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的调查研究”等。这类调查难度较大，其结果相对来说准确性不是很高，因此，在采用这类调查结果时，特别是依此做出预测时，要持谨慎态度。
4.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比较调查
比较调查是一种对比性的调查，它主要调查两个或两个以上群体、地区、时期的情况，对比分析不同对象间的差异特点及规律，目的是弄清不同类型的教育对象、不同性质现象之间的差异性、相似性及其内在联系。例如，“不同年级大学生对辅导员角色期望的调查研究”、“东西部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比较研究”、“不同性别及不同择业时期毕业班大学生的焦虑状态研究”等。这类调查可以帮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深刻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特征和存在的问题，批判地借鉴其他地区、其他高校、其他人的先进经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5.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原因调查
原因调查是一种因果性的调查（explanatory research），它主要调查产生某一现象的可能原因。这种调查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应用得较多。如“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和谐关系的阻碍因素调查”、“大学生郁闷影响因素的调查”、“大学信教原因的调查分析”，等等。这类调查有利于迅速发现问题，尽早解决问题，但由于是一种无干预的自然调查，没有对相关的变量与因素进行控制，其因果关系推论的可靠性不高，容易出现原因混淆或原因不明的情况，在使用其结果时一要慎重，二要不断验证。
在问卷调查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针对以上不同的调查目的，制定合理的研究计划，包括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范围的确定、调查内容的设计、调查结果的分析，等等。例如，通过观察发现，由于经济、人口、社会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中美两国教育系统的主要差别在于美国把高等教育的机会给予所有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们，而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是把这种机会给予考生中的佼佼者。如果我们假定中美大学生都同样地崇尚成功，那么，两国教育体制的差别是否造成了学生们学习动力的差别呢？具体地说，由于美国学生有充分的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而中国的学生必须经历激烈的竞争才能获得录取资格，因此，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可能：在成功策略的选择上，美国大学生倾向于“合作”策略，而中国大学生则倾向于“竞争”策略呢？假如我们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通过调查分析来检验这个中心假设，那么我们所要进行的是中美大学生在合作与竞争方面的比较研究，它不仅是一项描述性研究，更重要的是对此进行验证、寻求解释。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调查对象是中美两国的大学生，调查的两个中心变量为“合作”与“竞争”。我们可以选取Simmons和他的同事们在1988年制作的“合作与竞争策略问卷”进行调查。为了发现哪些学生比较富于合作性与竞争性，我们还可以对美国与中国大学生进行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其中因变量分别为“合作”与“竞争”。
（三）方法与“人”的互动：大学生调查样本的特殊性对问卷法的制约
除了调查议题和实践类型之外，调查对象也是我们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的重要依据。大学生调查样本的特殊性在某种程度上对问卷的设计、问卷法的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问卷法的测量质量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其一，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具有较强的文字理解能力，这就为问卷法在大学生中的施用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使大学生更倾向于保护自己的隐私，较强的文字理解能力又增加了其对于敏感性问题的警惕性，因此，对相关问卷设计的要求也就比较高。
其二，大学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但是多数问卷为封闭式问卷，结构性强，这就在无形中限制了大学生对问题的多元化回答，正因为此，一般来说，问卷法的效度比较弱。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对某个议题的陈述可能很少表现为“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特定的结构化形式，甚至对某些问题从没有思考过。例如，学生社团的指导老师有时会要求社团成员提供有关会费应该如何使用的方案，被调查者被要求回答可资利用的资金的百分之多少应该用于哪些活动。如果对这些活动的本质和费用没有很好的了解，被调查者不可能给出有意义的回答，大多数的情况是根据调查者列举的答案范畴给出一个近似的选择。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例子中，大学生给予的回答，仅仅是对研究者本人最初编制问卷时在头脑中的近似反映。因此，问卷设计者要注意补充一些开放性问题，并在问卷设计前，真正深入大学生群体中开展探索性工作，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观点、态度和期望，力求封闭式问题及其答案的设计兼顾到各种大学生群体的各种观点。
为了准确掌握大学生多元化构成的特点及其思想行为的发展趋势，就要对大样本进行描述性和解释性的分析，在这方面，问卷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般来说，“问卷法的效度较弱，信度却较强”[84]。审慎地根据概率方法抽样，并结合一份标准化的问卷，对多个变量施以同样的标准化刺激，这样就使我们很好地描绘和解释一个学校、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任何一类大学生群体的特征。例如，描绘持有信用卡大学生的比例、大学生的病态人格（PSD）的分布特点、预测大学生的就业率，等等。相对而言，其他观察方法很难提供这样的信度。例如，2005年，为进一步了解掌握高校贯彻落实中央16号文件精神的情况，中宣部宣教局、教育部社政司、团中央学校部发出通知，在北京、上海、辽宁等10个省市，部署开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卷调查”（分“学校卷”和“师生卷”），要求所选取的10个省市中的各普通高校都要参加“学校卷”的问卷调查，并在10个省市中抽取部分高校的部分师生进行“师生卷”的问卷调查。问卷法能够用较少的时间、经费和人力在较大的空间里获取丰富的信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问卷法使大规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成为可能。
其三，追求自身发展是当代大学生关注的最重要的主题。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问卷调查在议题的选择上，除了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品质、政治观点和态度、信仰等传统问题外，越来越多地触及与当代大学生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心理、情感、学业、人际关系、职业选择等问题，例如，扩招造成的就业压力，贫富分化造成的心理压力，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际沟通压力，等等。
其四，大学校园将多元化的大学生整合在一起，这有利于采用集中填答的方式开展调查，提高问卷回收率。但是另一方面，校园亚文化的发展，对主流文化采取一种竞争、回避甚至排斥的态度，给主流校园文化的构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开展带来沟通壁垒。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学校等正式组织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大学生中开展的问卷调查，有时会与大学生的抵触情绪相互碰撞，从而削减了问卷调查所必需的合作性基础。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在平时工作中尊重学生、关爱学生，与学生建立亲密、信任、合作的关系，这种良性关系是我们开展调查研究的前提。
其五，大学生对新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很快，以因特网为载体的在线调查方式受到了大学生的认可，也具有一定普及的可能。在线调查具有成本低、回收快捷、形式灵活、隐秘性强等优点，已经成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在线调查在代表性、准确性上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例如，如何保证那些没有太多机会接触电脑和网络的大学生参与在线调查？参与在线调查的大学生中，性别结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城乡结构是否与我们所期望的一致？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设法化解。
（四）方法与学科的互动：问卷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定位
本质上，问卷法实属定量研究的范式，包含着抽样、操作化、测量、统计分析等要素。社会科学研究中，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和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的方法论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综观整个20世纪，定量研究处于研究方法中的主流，而定性研究却处于研究方法的边缘。在实践中，问卷法确实具有定量方法的诸多优点：它可以兼顾到描述和解释两种目的，既可以用来描述某一总体的概况、特征，进行总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比较，也可以用来解释不同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它具有严格规范的标准化操作程序，从而避免偏见，减少调查误差，使其研究结果有较高的信度；它节省时间、经费和人力，比传统的调查方法具有更高的效率；它具有较好的匿名性，且便于定量处理和分析。因此，问卷法已然成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和必备工具。
但是，问卷法作为定量研究的一种，除了具备定量方法所共有的优点外，也兼备定量方法所共有的缺点。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与“物体沿直线或曲线运动的轨迹”这样的问题具有本质的不同；定量方法易于进入程序游戏、数学游戏，而不关心内容；研究过程中信息流失过多；虽然在设计、样本、实施、统计等方面完全符合实证科学的要求，但在对结果的解释方面却存在不完全性和随意性。定量方法强烈要求研究者本人的回避，这种实证主义态度使研究者根本无法获得被研究对象的状态体验。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讲，“体验”是相当重要的理解因素。
那么，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问卷法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看待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社会哲学和政治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使它不仅具有认识社会的功能，而且具有改造社会的功能，也就是说，它还提供一种对社会的思考方式和有关社会行为的规范或价值判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理当树立“育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思考并努力解决“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通过主动与大学生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功能，教育引导大学生“做什么人”和“怎样做人”，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也必须采取“投入理解”的方法，即站在大学生的立场，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内在动机，在自我省思、自我批判、自我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换位思考，通过与大学生的坦诚对话、真诚交流、谐振互动，实现“视域的融合”[85]和“心灵的产生”，[86]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值才能真正从封闭模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回归人性的本位。“意义存在于关系之中，心灵通过交流而产生”[87]，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是由教育工作者与大学生共同建构的，是主观理解和双向互动的结果，教育工作者与大学生共同构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从这一立场出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注重无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个案研究等实地研究方法，问卷法似乎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
但是，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在价值并没有否认工具理性和科学程序的正当性，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虽然承认科学的客观性，但也没有否认科学应用中的价值选择。虽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在很大程度受到教育主体间关系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所追求的价值不可能自我实现，它的研究仍是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从科学的程序上看，就要保证研究的客观性。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尽管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选择研究课题和研究角度上受其价值观的影响，但当他进入研究阶段之后就应当排除个人偏好或价值取向，这样社会研究同样能做到“价值中立”，就同样能得到客观的知识。
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问卷调查中，调查者一旦进入问卷设计的环节，就应该时刻保持程序的客观性。我们应当暂时将自己的价值判断“悬置”，保持中立的提问方式，掌握客观的科学统计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毕竟，问卷法只是我们了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并为今后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科学依据的工具，而不是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直接途径。当然，韦伯所说的“客观性”主要是程序的客观性，并不排除对我们人的动机、态度、行为的主观理解，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也经常运用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等主观理解的质性方法，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人本导向。
总之，问卷法虽然无法最终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评判问题，但是，这种科学的探索能为我们提供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促进对意识形态的重新思索。价值不可能自我实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以问卷法为代表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在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工具和手段永远是“没有受精的卵”，人类理性只能是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价值与工具的相互作用中才不断发展的。
【注释】
[1]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11期，题为《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与调控策略———基于浙江省高校的问卷调查》，系浙江省社科联“当代浙学论坛———2010学术月”专项研究课题（重点）“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与调控策略———基于浙江省高校的问卷调查”（编号：2010Z57）的研究成果，获得浙江省“网络发展与青年成长研究”研讨会论文一等奖。本文收录修订时参考了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政治社会化视阈中的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载《浙江学刊》2012年第2期。
[2]彭华民等：《社会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0－94页。
[3]李元书：《政治社会化理论的产生、发展和研究领域》，《文史哲》2004年第2期。
[4]陈炳：《政治社会化视阈中的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浙江学刊》2012年第2期。
[5]David Easton＆Jack Dennis.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New York：McGraw-Hill，1969，pp.47－50.
[6][美]格林斯坦：《政治学手册精选》，竺乾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页。
[7]K.P.Langton.Political Socia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18.
[8][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9]马振清：《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0]张关宏、胡雨春：《政治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238页。
[11]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4页。
[12]李元书：《政治社会化理论的产生、发展和研究领域》，《文史哲》2004年第2期。
[13]华正学：《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浙江部分高校的调查分析》，《辽宁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
[14]张啸尘：《论网络技术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理论月刊》2001年第4期。
[15]郑碧强：《网络环境下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思考》，《中国青年研究》2004年第5期。
[16]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18]李庆广：《论美国高校的德育教育》，《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98年第2期。
[19]本文原载《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0年第10期，题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证明》。
[20]蓝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探索》2006年第1期。
[21]文学平、陈应琴：《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证明》，《探索》2004年第5期。
[2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2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www.daowen.com)
[2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2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26]张耀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7][苏联]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28]黄菊、蓝江：《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9][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王宏周、马清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页。
[3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31]刘芳：《思想政治教育人本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32]李屏南：《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3][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34][苏联]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35]本文原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题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6]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
[37]邵莉莉、王茂胜：《试论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兰州学刊》2003年第5期。
[38]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
[39]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
[40][苏联]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4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42]本文原载《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3期，题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研究述评》。
[43]张玉海、李田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模式探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44]杨国辉、孙梦云：《思想政治教育评估问题研究状况分析》，《当代教育论坛》2006年第3期。
[45]王茂胜、邵莉莉：《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科学内涵及其特征》，《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2年第12期。
[46]王茂胜、邵莉莉：《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科学内涵及其特征》，《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2年第12期。
[47]赵祖地、张佐：《关于高校德育评估的几个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48]赵祖地、张佐：《关于高校德育评估的几个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49]赵祖地、张佐：《关于高校德育评估的几个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50]张玉田等：《学校教育评价》，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51]韦青松：《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体系的改革创新》，《内蒙古电大学刊》2007年第1期。
[52]肖旻：《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及其特点》，《邵阳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53]孙豫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体系的创新维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1期。
[54]欧阳康：《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评价体系的建构》，《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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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邱柏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评估指标体系问题》，《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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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张社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估及监控体系研究》，《中国成人教育》2007年第6期。
[64]杨国辉、孙梦云：《思想政治教育评估问题研究状况分析》，《当代教育论坛》2006年第3期。
[65]张涛：《模糊综合评判法在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估中的应用》，《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66]许克毅、曹凯松：《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中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67]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评价标准的逻辑结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2年第9期。
[68]谢华：《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要求和标准》，《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69]陈晓明：《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网络信息技术化的特点》，《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6期。
[70]江潮炳：《对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评估体系的几点思考》，《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
[71]任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思想理论教育》2008年第3期。
[72]蒋兆雷：《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预誉机制研究》，《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73][美]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上册），林颖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序”第9－12页。
[74]本文原载《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3期，题为《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7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76]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1月19日第1版。
[7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78]彭希林、黄河、刘碧霞等：《论高校全员育人机制建设》，《文教资料》2009年第17期。
[79]《中国网购交易额首破千亿》，见http://news.china-b.com/itdt/20090309/691672_1.html。
[80]本文原载《思想教育研究》2011年第9期，题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问卷法的特殊性及其定位》。
[81]Earl Babbie.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5 th Edition）.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89，p.1.
[82]C.A.Moser＆G.Kalton.Survey Methods in Social Investigation（2th Edition）.London：HEB Ltd.，1971，p.45.
[83]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84]Earl Babbie.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5th Edition）.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89，p.1.
[85]伽达默尔（Gadamer）认为，所谓的“视域”，就是指视野所及的范围，包括从某一视角可以观察到的一切（p.209）。但是，这种客观性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要理解作者的视域，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视域，我们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概念，才能理解过去关于历史的概念（p.104）。只有将过去与现在这两种视域，或者阐释者与文本这两种视域融合起来，才是真确的认知（pp.273－274）。参见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Seabury，1975。
[86]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New York：Seabury，1975，pp.104－274.
[87]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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