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原有的“行政区经济”，由于条块分割，无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已不能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于是，出现了跨行政区不同形式的经济联合，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为主的经济技术协作区、经济协作区。

一、三大经济圈发展概况

长三角紧临东海，为我国最大的内河长江的出口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长三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8个城市和浙江省6个城市，共计15个城市，以后又有浙江台州市加入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即所谓的“15＋1”。它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包括江苏的扬州、泰州、南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的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共15个城市及其所辖的74个县市，以沪杭、沪宁高速公路以及多条铁路为纽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长江的黄金通道流经29个主要城市，把长三角引向内陆腹地，是世界与中国大陆联结的重要门户地区。长三角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成为全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长三角的发展特色主要表现在：形成综合性产业基地；城市化呈现结构性大发展；城市综合实力在全国领先，圈层特征明显；城市与城镇工业化水平较高；城市大物流条件初步形成；城市教育科技实力雄厚，高层次人才密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在全国领先。

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相比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长三角的区域经济结构更为清晰。区域内“中心—次中心—腹地”的结构一直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各地资源与产业的优势互补格局也较为清楚，关键是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完成互补的产业链、产业集群和城市形态的集成。虽然长三角一体化的呼声叠起、进程加快，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提高，但是由于以各级地方政府为代表的诸多利益主体的存在，长三角目前仍旧是一种以行政区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长三角城市间的战略联盟目前还没有达成，很多基础设施还处于分割状态，尚未形成行业布局协调、经济能量集聚、产业结构合理的理想范型。

珠三角面临南中国海，为西江、北江、东江的汇合处，即珠江的出口处，水陆交通发达、海外联系便捷，是内地沿海南部通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地区。珠三角素有“珠三角”“大珠三角”之分。近年来又提出了“泛珠三角”的概念，其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这说明了珠三角的迅速崛起以及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并且有望成为世界瞩目的特大经济区。珠三角发展特色主要表现在：实现了富饶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形成了“外向导入式”为主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以农村城镇化为主导的“爆发式”城市化；表现出多中心、高强度、聚集式的城市群发展形态；勾勒出内、中、外三个圈层的“圈层式”经济与城市发展特点；在城市与乡村的连接地区出现了一种“既非城市又非农村”的特殊空间结构形式。

面对珠三角节节攀升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正开始挺进以华北、东北为核心的环渤海湾地区。近两年，“民工荒”敲响了珠三角经济的警钟：珠三角的低工资、高劳动、高效率已经成为过去，发展速度已经低于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随着一批龙头港台资企业外迁，珠三角地区正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机。预计未来两年产业转型与升级将成为政府面临的首要难题。

环渤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北部地区，通过京津唐城市带引向中国北方腹地，区位特殊，工业密集、城市密布，是内地沿海北部通往世界的重要门户地区。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湾经济区产生于1986年，一般认为，狭义上是指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其目标是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已形成了“5＋2”战略合作格局的框架，即河北、山西、辽宁、山东以及内蒙古中东部5个省区，北京和天津2个市。环渤海地区发展特色主要表现在：形成了中国重要的工业密集区和大型城市群；区域规划发展的起步较晚，区域经济发展相对于珠三角和长三角明显落后；开始全力构建环渤海经济圈区域经济发展新平台，建立“多赢”的区域协调和合作新机制。

由京津冀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当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发展迅速并走向了良性循环时，而环渤海经济区却愈来愈没落。中央明确将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布局，宣布继广东深圳、上海浦东之后，天津滨海新区有望在未来15年的战略机遇期内，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南快北慢”的局面。但是“环渤海”地区牵扯到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几个省市，经济互补性不强，长期以来的区域经济合作不畅。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北方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群和工业密集区，但由于存在着传统产业比重过大，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市场分割，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与另外两大经济体相比就落后了。如何协调区域内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将成为影响经济圈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三大经济圈发展比较

（一）三大经济圈的经济状况比较

1.经济总量概况

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8年三大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12.51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指占地区GDP总计的比重）为38.2%，拉动全国GDP增长4. 5个百分点。

其中，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55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20%；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97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9.1% ；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98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9.1%。

2008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经济分别增长11%、12.6%和11.9%，均超过了全国9%的增长速度。

2008年，三大经济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1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到29.6%；三大经济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1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到36.9%。

2008年，三大经济圈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万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76.7%；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790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为85.5%。

2.三大产业方面比较

2009年上半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第一产业稳定增长，第二产业增长减缓；第三产业长三角、珠三角增长加快，京津冀减慢。三大经济圈第一产业分别增长2.8%、4.1%和4.3%，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同比加快0.2和2.9个百分点，京津冀减缓0.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分别增长5.3%、4.1%和9.6%，增幅同比分别下降7.5、8.3和4.5个百分点。长三角和珠三角第三产业分别增长13%和11.9%，同比增幅变化不大，但京津冀地区仅增长6.5%，增幅同比下降11.3个百分点。

3.三大需求方面

（1）投资方面。数据显示，三大经济圈合计在投资方面的比重为29.6%，同比增加了4.8个百分点。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分别占到35.3%、33.5%和16.6%，同比增加4.7、5.3和2.8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依然占据拉动三大经济圈增长的重要一环。第一季度，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万亿元，同比增长17.7%，比全国28.8%的水平低11.1个百分点。其中长三角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397亿元，同比增长16.3%，回落0.8个百分点；珠三角完成1428亿元，同比增长10.6%，回落5.3个百分点；京津冀完成2340亿元，同比增长26.7%，回落7.7个百分点，京津冀保持最高增速，但增速回落幅度最大。

三大经济圈也是吸引外资最主要的地区。数据显示，第一季度，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了全国的90.6%，为197亿美元，同比增长9.7%。

（2）消费方面。从主要经济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数据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其中，长三角实现6 088亿元，同比增长15.1%；珠三角实现2526亿元，同比增长12.1%；京津冀实现2858亿元，同比增长16.6%。

数据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三大经济圈在消费方面的合计比重为33.4%，同比增加了4.8个百分点。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分别占到43.1%、31.8%和29.4%，同比增加2.5、4.6和5.4个百分点。

（3）出口方面。由于海外市场疲软，三大经济圈出口占比都出现大幅回调。数据显示，三大经济圈在出口外需方面合计的比重为37.0%，比上年回落9.6个百分点。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均属于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出口分别占34.7%和53.9%，第一季度同比回落9.9和8.3个百分点；而京津冀仅占21.6%，比上年回落7.2个百分点。

4.核心城市的比较

长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其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在三大经济圈核心城市中均处于首位，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对经济圈的带动力。但作为区域核心城市，上海的服务业有待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广州，人均生产总值为各核心城市之首，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出口等指标不逊于北京，也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

京津冀的核心城市——北京，在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上逊于上海，处于第二位。服务业相对发达，但人均生产总值低于上海和广州。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出口、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与广州相差不大，但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落后于其他核心城市，呈现出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态势。

（二）经济增长源泉比较

三大经济圈经济增长的源泉各有侧重。

1.长三角经济圈：投资拉动型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由于其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发达的科技教育和日趋完善的政策环境，成为国内外投资者关注的“热土”，特别是跨国资本正大举向长三角地区转移，作为长三角经济中心的上海市日益发展成为大公司、大银行总部和研发中心的所在地，并加快朝着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迈进。

2.珠三角经济圈：出口拉动型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凭借其毗邻港澳地区、靠近东南亚的地缘优势和华侨之乡的人缘优势，以“三来一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起步，并大量吸引境外投资，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国际化或外向化程度最高的地区。2002年广东省进出口额达到2 211.05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5.62%，其中出口1 184.6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的36.38%；加工贸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78.7%。外贸依存度达到155.31%，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其他各省（市）。

3.环渤海经济圈：内需拉动型

环渤海经济圈有厚实的发展基础，依托其广阔的腹地和区内市场以及便捷的交通枢纽条件，已发展成为中国规模较大、较为发达和成熟的现代物流中心和消费市场区之一。但近年来，随着外商投资逐步“北上”，尤其是日韩及欧美等跨国公司纷纷在京设立研发机构，该经济圈对外开放呈现加快势头。

（三）动力机制比较

1.长三角经济圈：民资主导型

这里较早诞生以集体和私营经济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近些年经过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在中国地区经济中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2002年，在工业增加值中，非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占的比重，浙江达到87.6%，江苏为81.5%（江苏的国有独资工业仅占9.05%）；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投资占的比重，浙江为67%，江苏为63%，上海为65%，其中来自民间的投资（不含外资）已占到46.8%。(www.daowen.com)

2.珠三角经济圈：外资推动型

“珠三角模式”区别于其他发展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吸引外资的绝对领先地位。2002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165.8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2%（其中珠三角116.19亿美元），而同年沪浙苏分别为50.3亿、47亿和108.3亿美元，京津分别为51亿和38.06亿美元。广东一年实际吸引外资额相当于西部12省区市改革开放以来的累积数。珠三角的外资主要来自香港、东南亚以及海外的华资。

3.环渤海经济圈：国资主导型

这一经济圈多属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传统计划体制的惯性影响较大，尽管近些年所有制结构调整加快，但国有经济比重仍相对较高。2002年辽宁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增加值比重仍高达62.7%，北京的GDP中来自国有经济的份额仍然占到53.5%。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天津高达86.7%，北京和辽宁也都在40%以上。但要注意到，近年来该经济圈民资和外资的增势也在趋强。

（四）产业特色比较

1.长三角经济圈：高科技—知识密集型

长三角经济圈产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发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区，其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钢铁、汽车、石化等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但相对其他经济圈而言，这里以微电子、光纤通讯、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更为突出。近年来，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增幅始终保持在30%以上。上海、无锡和杭州已被确定为国家级IC设计产业化基地。近年投资高科技产业的台商，也主要向长三角经济圈转移和集中。

2.珠三角经济圈：轻纺—劳动密集型

珠三角经济圈产业主要由加工贸易导引，多以服装、玩具、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服装、微波炉、空调机、电视机等产量很大。近些年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增速快，如大规模半导体集成电路、微波通信设备、移动通信设备、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彩色显像管等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和日用消费品生产与出口基地之一。此外，石油化工、电器机械也正在形成新的产业支柱。

3.环渤海经济圈：重化工—资本密集型

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其钢铁、机械、汽车、石油化工、建材、造船以及微电子等产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生铁、钢、成品钢材、大型拖拉机、塑料、啤酒等产量均占居全国前列，电冰箱和洗衣机产量占全国25%以上，微型电子计算机占全国近50%。，该经济圈的农副产品、海洋产品加工和出口也具有相当的优势。

三、新时期经济圈发展战略展望

（一）三大经济圈的发展状况评价与趋势判断

1.长三角：在战略调整中将继续巩固领先地位

（1）长三角经济发展面临战略转换。长三角经济增长从2004年出现小幅下滑，2005年下滑趋势进一步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投入、高能耗、低技术、低效率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三角主要是以制造业基地的区域特征而崛起，且低端制造业仍然占据很大比例，其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所带来的成本和价格优势。在国家宏观调控、资源约束日益突显等相关产业环境和区域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制造成本上升时，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不利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三角进行战略转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在于创新能力的提升。长三角以制造业为主导，无论是内生型的还是外生型的，只有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才能获得核心竞争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提高附加值，实现可持续发展。另外，进行市场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培育自身品牌，也是增强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

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在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与优化。长三角作为先进制造业基地，其产业结构优化不但在于提高制造业的创新水平和附加值，优化在产业链分工、产业间分工、产品分工中的地位，更要借助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发展服务业，使得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与自身制造业水平相比，长三角在相关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上存在不足，相应地也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建立在发达的制造业的基础上，并在创新能力、要素供给等方面对制造业起到支撑作用。长三角的核心城市是上海，如果能在保证高端制造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发挥区域服务中心的作用，并与杭州、苏州等次一级中心城市形成合理分工，长三角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必将加速。

总之，如果长三角能正确地迎接挑战、把握机遇，进行战略转型，则在经历一段调整与阵痛之后，将会进入新的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2）长三角的扩散效应将进一步显现。进入战略转型期的长三角，从另一个角度看，意味着其聚集效应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其他区域的扩散效应将进一步显现。长三角的资本等经济要素已开始向安徽等地扩散。长三角下一步的发展将面临着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同时进行，即聚集更高级的经济发展要素，发展更高端的产业，经济增长的知识含量进一步提高；同时转移不再具备发展优势的产业，一些发展要素向其他区域外溢。扩散效应是长三角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所面临的必然选择，只要以更高级的聚集效应加以衔接，则会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这实质上是吐故纳新，经济、社会全面升级的过程。

（3）长三角仍将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现阶段长三角是我国发展基础最雄厚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正是因为长三角是我国的经济先发地区，决定了其必将首先面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挑战。对此，长三角已经有所认识，开始了向科学发展转轨的思考。上海“十一五”规划调低了经济增长速度，确定“十一五”时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以上，而“九五”时期为11.4%，“十五”时期预计为9%～11%。市场的力量是理性的，政府的力量是强大的，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下，长三角的这一战略转型将一步步展开，并一步步取得成就，长三角仍将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2.珠三角：增长方式转换与拓展发展空间

（1）珠三角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换。珠三角与长三角几乎同时走过经济增速下滑的相同轨迹。粗放型的外源型经济增长模式必然制约珠三角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珠三角以外向型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的加工型产业为主导，经济的内生性不强，建立在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有品牌基础上的核心竞争力薄弱。受国家严格控制土地利用及紧缩银行贷款的宏观政策影响及国内外竞争的多重挤压，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这意味着珠三角与长三角一样，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刻，需要尽快将主要以成本为依托的比较优势升级为主要以知识为依托的竞争优势。

珠三角的这一战略转换，首先，应提升内源型经济的竞争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应以提高经济内生力为目标。珠三角在现有经济基础上，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保护和激励自主知识产权、培育自有品牌。其次，应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竞争力。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珠三角应提高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由此优化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位置，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珠三角应进行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培育自有品牌，提高品牌竞争力。

（2）依托区域支撑，优化区域协作，是珠三角进一步加快发展的突破口。珠三角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与香港“前店后厂”的分工协作。与香港的一体化整合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珠三角赖以发展的重要形式。香港以其发达的服务业和国际城市的地位，成为支撑珠三角发展的服务中心城市。在现有的经济基础和CEPA实施的新环境下，珠三角与香港如果能实现更高层次和水平的分工，则对于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以及香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珠三角的产业高端化，如果能进一步借助香港的服务平台，开拓市场、培育品牌、优化管理、进行资本运营，则能取得较大的进展；同时，香港的服务业如果能进一步与珠三角形成合理分工，向珠三角进行梯度转移，则会有力地促进珠三角的相关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与“泛珠三角”其他区域的经济协作则为珠三角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广阔的领域。这将主要涵盖以下层面：丰富珠三角的经济发展资源，拓展市场，进行产业链延伸和产业转移从而优化产业结构。珠三角对“泛珠三角”其他区域的扩散效应将逐步显现。这既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其向更高层次提升的契机。

（3）珠三角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珠三角依托创新的制度发展起了较发达的外向型经济，经济发展中充满了活跃的分子，这一活跃的基因将传承下去。珠三角在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等由小到大、由内向外的区域圈层中将继续逐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珠三角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

3.京津冀（环渤海）：把握机遇，推进南北平衡

（1）京津冀面临区域发展战略的确立和初步实施。京津冀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启动较晚，是三大经济圈中经济联系较为松散的一个。因此，与其他两个经济圈不同，京津冀不存在战略调整的问题，而是面临区域发展战略的确立。在区域经济日益重要的趋势下，京津冀各方及国家层面日益认识到促进京津冀整合及实现协调发展的意义并开始积极推动，如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关于京津冀区域发展“十一五”规划的编制正在进行，有关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探讨日益丰富，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已开始实施，等等。京津冀的区域发展战略正在酝酿之中，并呈现出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双向良性互动的势头。

京津冀区域的发展起步较晚，如果能从一开始就进行更为先进、合理的战略选择，则会实现较强的后发优势。这一后发优势的基础，首先，在于北京创新能力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的发扬，这是京津冀依托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其次，在于津冀先进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优化发展，这是京津冀确立和依循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主力。

（2）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业区将成为京津冀区域新的重要发展引擎。滨海新区的进一步开发开放已被纳入国家战略，这不但对天津、对京津冀也是重要的利好。滨海新区的加快发展，意味着外向型经济、先进制造业和物流等相关产业的加快发展，对天津及其周边区域将起到有力的带动作用，并通过垂直和水平分工与北京形成有效分工协作和竞争，进一步凸现和强化北京的优势。滨海新区从而将发挥天津和京津冀新增长极的作用。

曹妃甸工业区作为临港重化工业基地，承接了北京钢铁业的产业转移，既发展了自身，也为优化北京产业结构作出了贡献。通过港口的进一步建设和产业的进一步集聚，曹妃甸工业区必将成为京津冀乃至我国北方重要的重化工业发展基地。

（3）抓住机遇，京津冀将实现较快发展。京津冀经济圈正处于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尤其是我国向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为京津冀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使京津冀有理由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京津冀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北京，天津的科技创新水平也较高，只要科技创新能有效地与第一、二、三产业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相融合，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道路将是可持续的、富有成效的。各方只要能够在产业、科技等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实现合理的分工合作，有效竞争，形成发展的合力，京津冀必将凸显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三大经济圈发展战略的共性障碍与推进策略

目前，三大经济圈进一步扩张面临的共性障碍，就是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性区际关系削弱着甚至是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以致经济圈内因地方行政主体利益导向而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

突出表现在：一是存在严重的不合理重复建设，这不仅出现在价高利大的产业领域，而且在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领域尤甚。如珠三角已有5个机场，长三角竞相建港口，环渤海的机场、港口资源利用也不协调。二是在开放引资上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导致过度或恶性竞争；甚至经济圈内的区际联系还要小于与国际的联系，由此损害了区域整体利益。三是经济圈内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壁垒、资源大战以及各种形式或花样翻新的地方保护。

近年来，为加强区域合作，三大经济圈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举措。如环渤海地区的京津机场联合、首钢的外迁以及开展京津冀北“大北京”规划的研究；长三角各城市主动接轨上海、杭州湾跨海大桥开工建设；珠三角实施的与香港24小时通关、深港两地联网信用卡计划、佛山周边撤市设区以及前不久签署的CEPA。但总体上看，合作的意愿要大于实质性行动。根据目前的现状，我们认为，有效推进经济圈的一体化还需要从以下方面努力。

第一，制定一体化发展规划。中国的大城市经济圈都是由不同的城市等级、不同的行政主体以及不同的功能区域构成的经济复合体。推进经济一体化必须规划先行，研究制定超越现有行政区划，能够覆盖经济圈内各城市等级、各行政主体以及各功能区的大区域规划，如“大珠三角规划”“大北京规划”“大上海规划”。要通过规划，明确经济圈一体化的总目标和分阶段目标，包括旨在消除要素和产品流动障碍的市场一体化，能够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合理分工的产业一体化，以公路、港口、机场的衔接配套和交通、物流网络的完善为重点的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强化信息资源互通共享的信息一体化，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城市布局一体化以及旨在规范各地政府行为的制度一体化。

第二，构筑一体化共同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彻底开放，除了要弱化地方行政参与经济的力量外，关键在于培育和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共同市场。要在市场规则上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符合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完善各类市场体系，形成各类市场的共同体，保障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目前，特别重要的是，共建区域性的商品物流共同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人力资源共同市场、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市场、基于信息网络平台的信息共享及信用征信共同市场以及文化旅游共同市场等。比如，建立经济圈产权交易机构，可以为跨地区产权重组、异地并购、产权交易等活动创造条件。

第三，订立有约束力的统一公约和法规。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圈内各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客观要求，符合各经济体的共同利益。但各经济体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为了约束和规范因各自利益而产生的不利于一体化的行为，有必要订立大家共同遵守的统一公约和法规。目前可以选择影响一体化最突出的一些问题，如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工程招标、信息共享等方面，通过共同协商，形成经济圈内无特别差异政策的公约、规则或法规。考虑到某些经济体的水平和条件的悬殊，应允许存在一定的政策差异，使之有利于相对落后经济体的发展。

第四，组建半官方的协调仲裁委员会。国内外的实践表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有一个由各经济体共同组成的组织机构。过去各经济圈为了加强区域协作都设立了类似城市市长联席会议的机制或组织，但其作用十分有限。考虑到目前设立超越行政区的政府组织有难度，可以由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共同组建一个半官方的经济圈协调仲裁委员会。主要职能包括研究制定经济圈统一发展规划和统一政策、组织协商协调以及仲裁经济纠纷。其中，仲裁职能可以借鉴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主要是考虑到当由于地方保护难以合理解决经济纠纷情形下，需要有这样的权威机构来公正地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