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极大地推动了人口、产业与资源要素向城市空间的集聚,城市数量显著增加,城市地域空间迅速扩张,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增强。现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缩小了时空关系,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强化,城市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出现了经济带或城市群的概念,并且已由初期的地理区域转化到经济区域范畴,强调区域性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当前城市群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城市群地域的城市化进程以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向前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引擎”,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实力的提升。
面对中央东中西部互动、互补的发展格局的方针指引,对于运城市、三门峡市、渭南市决心联合打造“黄河新三角经济区”的构想,使中西部互动的实现成为了可能,三市所属的省政府均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山西省更是率先将运城市相关发展战略写入了省“十一五”规划。在晋陕豫三地极力构架的“黄河新三角经济区”中,仅运城、三门峡、渭南三市2005年生产总值即突破1 000亿元,无疑在整个中西部地区中极具经济竞争力,而如果将“黄河新三角经济区”所涵盖的临汾、侯马等地市计算在内,2005年生产总值已突破2 000亿元。三市长久而良好的经济合作历史给“黄河新三角经济圈”共同打造了稳固的平台,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协作与磨合,三市之间已经基本不再存在体制与基础设施上的障碍。目前,黄河金三角地区发展城市群的时机已经成熟,势在必行。
一、区域经济增长与增长极
1.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而繁荣于60年代的区域发展和区域政策研究,已成为介于经济地理学和发展经济学之间的一门重要的边缘学科体系。60年代针对衰退区域或不发达区域,重在制订以缩小区际差异为主导目标,旨在减少区域之间福利和收入不平等的公平性区域发展政策,但收效甚微;80年代以来,代之以效率为主导目标,重在促进经济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竞争性区域发展政策。如英国自1977年以来把区域发展政策目标锁定在加速落后地区开发,创造新就业岗位;近年来又进而强调推动重点地区建设,如建立科技工业园区或工业技术中心等用以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率。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最早出现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欧,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核心部分的关税同盟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瓦伊纳发表的《关税同盟问题》为标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成为实现产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新举措。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演变和有力的经验证明,尽管有某些缺陷和局限性,但仍不失为发展中观经济或区域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之一。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已将它广泛应用于经济规划、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
从历史的经验看,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的成效是引人瞩目的。以纽约都市经济圈为例,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城市群,聚集了4500万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5%,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这一城市群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地带,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30%,是国内最大的生产基地,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也是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这里还是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地区,拥有哈佛、麻省理工等多所著名的高等学府。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飞速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以沿海三大经济圈为例,长三角、环渤海湾、珠三角仅占国土面积的3%,13%的人口却创造了占全国近30%的GDP,50%以上的税收,城市化也是居全国之首,成为中国经济、金融、文化、科研、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非常活跃的聚集地,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理所当然地成为迈向现代化的先行区。
2.增长极
增长极又称为发展极、发展点、增长点、吸引中心或扩散中心等,狭义经济增长极有三种类型。一是产业增长极;二是城市增长极;三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极。广义的经济增长极指凡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和生长点,其中包括制度创新点、对外开放度、消费热点,等等。这些术语及其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抑或不平衡增长大论战的产物。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x)在《经济空间:理论的应用》(1950年)和《略论发展极的概念》(1955年)等著述中,最早提出以“发展极”为标志并以“不平等动力学”或“支配学”为基础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佩鲁被誉为“挑战传统均衡分析的最富独创性的思想家”,希金斯和斯佩格尔高度评价了他的理论“就计划和政策的理论基础而言,佩鲁的体系将比凯恩斯和熊彼特的体系更为有用”。佩鲁提出的增长极概念,其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经济增长是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经济空间存在着若干中心、力场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从而产生相互联合的一定范围的“场”,并总是处于非平衡状况的极化过程之中。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在他看来,一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是由各种“经济空间”构成,它或者是“计划内容”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形式,统计学意义的均质的经济空间形式,或者是作为“势力范围”“力场”和“增长中心”的经济空间形式。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强、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佩鲁把这种吸引和扩散效应归结为技术的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中和输出、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经济效益(城市化趋势)。佩鲁还对发展极的形成条件作了概括,他认为必须要有一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环境。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
因此,增长极概念在不断演进中就有了两层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极完整的定义是:由推进型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它具有较强的创新和增长能力,并能通过扩散效应以自身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和周围腹地的发展。原因在于:某些“推进型产业”(主导产业)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企业家的创新是发展进程的主要动因)在一些地区或城市的集聚和优先发展,从而形成恰似“磁场极”的多功能的经济活动中心,亦即发展极。它不仅能促进自身发展,产生“城市化趋向”,并且以其推进效应即吸引和扩散作用能进一步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
新的增长极的选择方法一般有中心地确定法、腹地分析法和基础设施分析法。中心地确定法的倡导者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ar)。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指出:这个中心地可以是市场(经济发达地区)、交通线(经济不发达地区)和行政管理中心(自然经济地区),并辅之以必要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人口的分析,据此可选定新增长极。藤田和莫瑞(Fujita &. Mori)在1996年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中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成多城市空间。腹地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弗里德曼二元空间结构理论,即任何区域空间系统都是由中心(核心、发达地区、一个或若干个核心区)和外围(腹地、落后地区、边缘区)两个子系统所组成。并通过两者之间物质流量与流向分析,确定腹地与区域系统关系的性质,评判区域系统与区域环境(其中包括域外运输通道)的融合功能,以此作为选择该地域新增长极的依据。此外,新增长极的抉择还取决于该地区基础设施变化(某个大型项目的安排、大型基础设施如桥梁的建设等)所提供的巨大区域效应。
据统计,20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运用的增长极政策的成功率占50%,已有28个国家实施或打算实施增长极发展战略。法国8个大城市即“中型发展极”的定位、美国对落后的田纳西流域地区的开发以及英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增长区的规划及其实施,都是增长极理论在发达国家成功应用的典范。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国情和区情,决定了我国应该采用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础的非均衡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3.增长极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果
关于增长极与周围区域的相互作用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增长极对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会产生正负影响效果。增长极对周围区域产生的负效果是极化作用的结果。由于增长极主导产业的发展,具有相对利益,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使区域经济向核心移动,工业、商业、金融等几乎所有的经济主要部门,以及科技、高等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都会集中到一定的极化中心,周围区域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转移到核心地区,剥夺了周围区域的发展机会,以致造成周围地区经济处于停滞、衰退,甚至萎缩,使核心地区与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这种负效果被称为极化效果。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在研究极化发展理论时把这一过程称为“回流效应”。他认为,增长中心无论最初扩展的原因是什么,其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累积增长都会加强这个中心在区域中的地位。这一过程是通过资本、货物和服务等的流动得以实现的。
增长极对地区经济产生的正面效果是扩散作用的结果。扩散作用是一种离心力的作用,由于核心地区的快速发展,通过产品、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的流动,影响和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促进其他地区的就业机会,增加农业产出,提高周围地区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消费水平,引发周围地区的技术进步。缩小中心极化地区与外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经济在地区间均衡的发展。这种正效果被称为扩散效果。赫希曼在研究均衡发展理论时,把这一过程称为“涓滴效应”,也有人形象地把这一效果称为“波及效果”。为什么推动型产业在某一地点出现后,会产生极化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是规模经济效应。 由于推动型产业的快速增长,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规模经济效应导致生产成本逐渐下降,从而使产品价格下降,进而诱导相关产业进一步得到扩张,并且向核心地区集中,增强核心地区的竞争能力。
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又称“规模利益”(Scale Merit),指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使单位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人们根据生产力因素数量组合方式变化规律的要求,自觉地选择和控制生产规模,求得生产量的增加和成本的降低,而取得的最佳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或生产力规模的经济性就是确定最佳生产规模的问题。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它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
规模经济的类型主要有三种类型:①规模内部经济。规模内部经济是指一经济实体在规模变化时由自己内部所引起的收益增加。②规模外部经济。规模外部经济是指整个行业(生产部门)规模变化而使个别经济实体的收益增加。如行业规模扩大后,可降低整个行业内各公司、企业的生产成本,使之获得相应收益。③规模结构经济。各种不同规模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和配比,形成一定的规模结构经济,即企业规模结构、经济联合体规模结构、城乡规模结构等。
外部规模经济是空间上的规模经济。在市场变化快、不确定性很大时,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较大生产规模会使企业失去市场应变的灵活性,使得原来依赖于批量生产的企业经常难以实现其内部规模经济。于是,企业的价值链开始向外部延伸或剥离,依靠企业间或者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联合,通过共享资源、信息和知识等来节约组织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的发展也由于专业化的协作和不断采用新技术,导致行业内部长期平均成本大幅度降低,实现了规模基础上的收益递增。外部规模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其固定资产成本的分摊是源于同行业企业数量或生产厂家的增加而导致的产业规模(而不是企业本身规模)的增加。就城市而言,外部规模经济意味着,城市内企业及产业的生产力随着整个城市经济规模的提高而提高。外部规模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空间上的聚集经济。产业集群的形成,就是为了获得这种外部规模经济。
一是极化中心的原料、材料、燃料、食品等物资要依赖周围地区的供应。极化地区的发展,必须从逐步扩大的地域范围内和其外围地区取得日益增多的农副产品、矿产品及各种初级原材料的供应,因而带动、促进了整个区域农业和初级加工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极化中心要利用甚至依赖外围广大地域的市场。极化中心先进的技术装备、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周围地区,带动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极化中心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并提高经济效益,势必将一些创新活动,将一些加工过程中失重大的初级加工工业、原料易腐烂变质或者加工后产品不宜远运的加工工业放在外围地区,因而使核心地区以外地区的一些工业生产也得到了发展。
二是极化中心的经济“外溢”作用。随着极化中心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来对极化中心发生过重要作用的一些产业,如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工业、某些污染严重的工业、仓储业等逐步向外地转移,而产生极化中心经济“外溢”的现象。极化中心的产业外移是带动和扶持外围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
极化中心经济“外溢”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极化中心居民的外出旅游。核心地区人口密度大,外出休闲、度假、观光、游玩是居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人均收入的增多,交通运输事业的发达,又使外出旅游活动的愿望成为可能。增长极核的外围区域可以通过发展多种类型的旅游业促进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
第二是聚集经济效应。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一般是指经济要素和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的聚集所产生的专业化分工协作、资源高效配置、成本降低、效益提高的经济。从本质上看,聚集经济是规模经济的外延,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聚集经济包括同一产业内部同类企业聚集的地方化经济和不同产业多类企业聚集的城市化经济。不论是相同的生产部门在某一地点的聚集,还是不同类型的生产部门在同一地点的聚集,都能产生相当的经济效益。这是因为:①生产的聚集,能引起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又会引起一系列为居民服务的行业相应的发展,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②生产的聚集,将引发科技人才、科技信息的汇集,利于区域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提高区域的竞争能力。③生产的聚集,势必使一系列为它们服务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行业,如金融业、保险业、运输业、商业、供电业、邮政业、电讯业、教育业、文化事业、娱乐业等也在聚集地区发展,各行业、各部门可以共同使用公共建筑和公共服务设施,既可以减少各单位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费用,又可以充分发挥这些设施的利用效率。④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聚集,有利于开展专业化协作,发展联合化生产。⑤各种经济部门、各种产业在同一地区的聚集,有利于劳动力平衡,有利于社会就业和社区建设。
极化作用是与扩散作用同时存在但作用方向相反的另一种地域变化过程,而且作用力的大小也是不相等的。极化作用使区域经济向增长中心移动,将扩大增长中心与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它们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极化作用的强度比扩散作用的强度更大。增长极的出现,就意味着增长在地区之间的不均等,这是其本身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和出现的条件。人们可以从城乡关系等现实中体会到,在强大的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极化中心与周围区域发展的差距将是在新水平上的扩大,而不是缩小。会出现发达地区越来越富,贫困地区相对越来越穷的现象。要缩小地区差距,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国家干预。当然人们的认识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认为,增长极“极”的累积性集中增长,在起始阶段会扩大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或扩大增长性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但是从长期看,地理上的涓流效应(即扩散作用)将足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因为增长的累积性集中不会无限地进行下去,一旦推进型企业的增长在国家领土的一部分生根,显然会产生一种力量来作用于领土的其他部分。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性是由于增长中的“极”会产生集聚不经济,从而促使工业的分散,使地区差距趋于缩小。
增长极理论是区域开发中不均衡开发理论的一个典型。它强调据点开发,强调集中开发、集中投资、重点建设、集聚发展、政府干预、注重扩散等,使它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增长极理论强调经济结构的优化,着重发展启动型工业,也强调经济地域空间结构的优化,以发展中心带动整个区域。而且经过后人的不断发展,已派生出增长中心、生长点的概念和核心—边缘理论、发展中心理论等,增长极理论已成为内涵十分丰富的一个理论。
增长极理论对于区域开发和区域规划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极化中心本身的经济增长;二是极化中心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前者是集聚效果,后者是增长极的扩散效果。集聚效果是有关的生产和服务职能在地域上的集中而产生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主要通过规模经济和生产协作、生产联合、城市建设、资源合理利用等外部经济的节省而实现的。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既表现在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上,也表现在区域经济部门结构的变化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上,是通过区内的乘数作用和区际乘数作用来实现的。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区域开发理论探求中已引入增长极理论,并把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加以应用。在区域规划实践中,应用增长极理论时需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
一是增长极与城镇的关系。不能把增长极与城镇等同起来。增长极一般要依托城市或在城市附近建立,但并不是所有的城镇都是增长极。增长极是指具有发动型工业的产业集聚点,它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起到经济集聚与扩散的作用,同地方经济融合为一体。只有具备发动型或启动型工业的城镇才能算是区域的增长极。
二是增长极类型与规模的选择。要根据当地的资源、对外经济联系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和市场的变动趋势,选择启动型工业,确定适合本区域发展的主导部门和发展规模。(www.daowen.com)
三是选择适宜的地点培植增长极。增长极通常不是布置在原有相当规模的城镇建成区中,而是在原有城镇的附近或边缘,在不发达的较低层次的发展轴线上。这样既可以使增长极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又能使一定区域获得增长极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
四是充分发挥增长极的功能。增长极最主要的功能是启动型的工业,核心是建立强大的工业系统。但增长极也应该是创新中心、社会交往和信息集聚中心和服务中心。因此,增长极既要大力培育启动型工业,也要大力发展满足区域发展多种社会职能的服务设施。
五是增长极的体系。要从城镇体系发展的要求出发,考虑增长极的体系问题。应该有全国一级的增长极,相当于省、区级的增长极,也要有省内地区级增长极,县内增长极。增长极形成体系,必然要考虑增长极的分工与联系。
六是对增长极要集中投资。完善增长中心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应的经济体制,创造有利于增长极发育成长的软环境,产生较高的投资效果。
二、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轴
沃纳·松巴特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增长轴(Growth Axis)是指区域开发的纽带和经济运行的通道。与此相关的名称还有点轴、水轴(沿江沿海发展轴)、居民密集轴、生产力轴(一般呈线性基础设施轴线)、交通轴(运输走廊)、产业轴(如农业轴、通讯轴、建设轴、工业轴)和联系轴等,以及由上述轴组合及衍生的T形、H形、菱形、方格型、兀型、弗字形、双核型都市带、经济带,不一而足。发展轴模式是增长极模式的扩展。随着地区开发的深入和增长极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根据区域经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空间近邻效应,在区域经济增长极之间产生相向的聚集与扩散,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各种交通线路以及各种经济社会联系,产生相对密集的要素流,从而形成区域内经济相对发达的轴线。这种轴线的形成就可激活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同时,由于轴线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因此,吸引区域内其他地区的资源,使企业和经济部门等向此集聚。
发展轴同样存在着聚集和扩散效应,而且效应的强度更强,对周边的影响更大。发展轴在不断地丰富之后,力量更强大,最后将成为一条发展地带。发展带是发展轴的成长结果及其演化的最后形式。有代表性的发展轴理论是德国城市布局和区域规划依据增长轴理论,大多采取沿交通线发展的放射状、锯齿状、组团型布局模型。该理论认为,区域的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密切相关。将联系城市与区域的交通、通讯、供电、供水、各种管道等主要工程性基础设施的建设适当集中成束,形成发展轴,沿着这些轴线布置若干个重点建设的工业点、工业区和城市,这样布局既可以避免孤立发展几个城市,又可以较好地引导和影响区域的发展。
那么,怎样选择重点开发轴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最好由经济核心区域和发达的城市工业带组成;区域发展轴不是一般的交通线,而是经济发展轴线。它是产业、城镇、运输和通讯等线状基础设施集中成束的地带或走廊。因此经济发展轴首先是城市发展轴。发展轴上的城市应有较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是经济活动、产业、人口等优先集聚地带和发达地带。如果重点发展轴能由经济核心区域、工业带或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城市带组成,是最为理想的。
(2)有水陆交通运输干线为依托;交通运输干线及相应的综合运输通道是城市、发展中心、增长极、经济发达区域的联结线路,对于它们的发展壮大,对于促进区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轴都是由港口比较密集的沿海地带或主要通航河流的沿河地带构成,这与国际贸易对大规模的水上运输有高度的依赖有关。沿海地带、大江河沿线地区本身也是发展条件最好的地域,往往成为国家的经济重心区域。此外,主要铁路、高等级的公路是构成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基本骨架,经济开发的注意力一般都集中在这些便利的交通沿线地带,它们也是轴线选择的对象。但一般单功能的铁路干线,如以晋煤外运为主的大秦铁路,则较难成为重要的发展轴。
(3)自然条件优越,建设用地条件好,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带。区域经济发展轴是工业和大规模城市建设优先发展或着力发展的地带,良好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那些地势开阔、平坦、切割度小、无断裂带通过、地震烈度小、不受淹浸、无需采取大量土石方工程措施和追加建设投资的地带,是经济活动能够最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地方,无疑是经济发展轴首先考虑之地。农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农业生产水平高,城镇发展和工业建设就有较好的基础。
(4)矿产资源和水资源丰富的地带。特别是水资源丰富,或者是水源可供给性良好的地带。在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建设和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当今形势下,水资源缺乏的地区,工业与农业、生产与居民生活在水的供需上矛盾很多,常常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但是,要矿产资源和水、土资源都能很好组合的地带并非很多。如山西省能源资源丰富,但受水资源的制约较大。四川省矿产资源种类较多,水资源也丰富,但受能源的制约较大。西藏自治区水、土资源丰富,但探明的矿产储量较小,也成为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因素。
三、黄河金三角区的主要增长极
以山西运城市、河南三门峡市、陕西渭南市为主要涵盖目标的三角形区域地跨晋陕豫三省,面积37 729千米2,大于中国台湾、海南等地的面积,2008年人口1 284万人,超过天津、海南、西藏、青海、宁夏等省区的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1 852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4 421元,超过贵州、云南、甘肃、西藏,与安徽、江西差不多,相当于全国平均的63.5%,河南的73.6%,陕西的79%,山西的70%。由于空间上的相互毗邻,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结构的相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以及社会结构的相仿等原因,在“八五”期间全国区域合作组织开始活跃的背景下,三座省际边缘性城市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当时对这个区域的定名是“黄河金三角协作区”,主要协作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这三个城市以20余年来不间断的经济合作与社会、资源整合,正在形成一个日臻成熟的经济社会发展平台。受成功经验的激励,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渭南、运城、三门峡做好了一切准备,联动起来,期待再塑辉煌,也再次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它所展示的区域互动效应和区域焊接功能为我国现阶段“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战略布局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现实价值。这是一个极具创新价值的大胆构想,因为,无论是国内外区域发展的理论还是实践结果都表明,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必须优先推进区域结合地带的发展,使其起到梯度转移中转站和区域发展增长极的作用。这个经济发展区域能够确立,对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区域经济战略无疑是一个极其有力的推进。
1.发展有色金属的深加工
运城市有亚洲最大的铝矿企业,同时运城市也是国家铝工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山西铝厂是国内氧化铝生产行业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国有大型企业,氧化铝610万吨氧化铝的产能占全国的45%,电解铝130万吨,占全国产能的10%。大力培育以铝、镁、钼、金等为主的各种有色金属冶炼产业,大力发展有色金属的深加工,通过上大与关小、升级改造与淘汰落后相结合,优化品种结构。促进区域间有色金属企业的兼并与重组,是加快该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努力把金三角区域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铝和铝材料生产和加工基地,争取在区域内早日实现矿山采选—金属冶炼—金属深加工产业链,建立稳定的原料供应体系,加强深加工产品间的协作分工与配套。严格控制生铁、普钢等初级产品的生产规模,将产品向冷轧薄板、镀锌钢板、硅钢片等后续深加工方向延伸,以海鑫集团、龙钢集团为依托,大力发展优质钢、特种钢,生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强管理,改造提升,优化重组,使之做大做强;严格关停淘汰不达标企业和高炉,力争将黄河金三角地区建成钢铁和冶炼基地。
2.能源、煤化工和黄金生产加工
该区拥有全国最大的无机盐化工基地,区域内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相关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和优势。煤炭开采、焦炭生产能力、电力装机分别占到全国的4%、14%和3%;依托丰富的资源,一批颇具规模和优势的能源、原材料企业迅速崛起,部分企业在亚洲乃至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在该地区,煤炭开采年生产能力约1亿吨,占全国的4%;焦炭年生产能力4 100万吨,占全国的14%;电力装机容量超过1 400万千瓦,约占全国的3%;金属镁产能35万吨,约占全国的70%;钼等有色金属材料和黄金产量35吨的黄金产量也居重要地位,占全国产量的15%。渭南、三门峡、运城三市经过多次会晤,已经酝酿出了意向,争取用5~10年的时间在黄河金三角区建立全国重要的能源、煤化工和黄金生产加工基地。
3.物流
建设黄河金三角现代物流中心城市。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充分发挥区域性的物资分拨功能。三门峡投资5亿元的七海集装箱物流中心已经建成投入运营,该区域内还有正在建设河南九州通三门峡医药仓储配送中心以及三门峡西综合物流园区、灵宝市区域性果品集散中心等物流园区。通过强化和提升配送加工、现代仓储、多式联运和信息整合等功能,逐步实现商贸物流业由规模扩张到功能提升的根本性转变,确立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地位。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将为金三角实现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提供有利条件,并形成众多物流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因此,努力将三门峡市、运城市及渭南市建设成为黄河金三角现代物流运输枢纽型城市是大势所趋。
4.旅游
名胜古迹、文物旅游,为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提供了优势资源。作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该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名胜古迹众多。有万里黄河第一瀑的壶口瀑布、有四大名楼唯一位于北方的鹳雀楼、有西岳华山、有我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函谷关古战场等。独特的旅游资源为形成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华根·黄河魂”旅游主体形象提供了条件。重新整合旅游资源以共同打造具有浓郁黄河文化、根祖文化特色的旅游品牌,也成为摆放在面前的一道难题。加强黄河金三角地区旅游产品的宣传力度,共同开拓旅游客源市场,据春节假期统计,全国最大的关帝祖庙关帝庙、国家重点文物永乐宫壁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绛龙兴寺、五岳名山华山等景点的旅游人数较去年大幅攀升,增加 48%到76%。黄河金三角“一证游”有以下特点:自由行、自驾车、亲朋结伴游居多,旅游景点应对充分。一些景点的负责人高兴地说:“门票价格降下来了,但游人多了,收入比往年不降反增。”因此,我们必须围绕建设旅游大市和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目标,实施政府主导战略,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宣传促销力度;重点打造“华山”“关公”两大品牌,挖掘关帝庙、舜帝陵、永乐宫、普救寺、渭南桥陵、寇准墓、虢国博物馆、函谷关等景点的文化内涵,建设少华山、三峡大坝风景区、万荣孤山等休闲度假景点;全力开拓秦晋豫周边市场,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二级客源市场和港澳台、东南亚三级市场;延伸旅游产业链,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型旅游娱乐场所,发展旅游购物、土特产、工艺品,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服务水平,加快食、住、行、游、购、娱的产业配套。力争到“十一五”末,旅游业总产值与GDP的比例达到一定比例,成为黄河金三角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5.农产品和果品生产加工
该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苹果生产能力约400万吨,苹果生产能力约占全国15%左右,浓缩果汁产能72万吨,浓缩苹果汁产能占全国一半以上,芦笋的产销量在全国占相当比重,出口行销全球。这里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小麦和棉花生产基地。运城、临汾粮食产量约占山西省的33%,棉花产量占99%;渭南粮食产量占陕西省的17%,棉花产量占75%。芦笋的产量和销量在全国有相当比重,产品行销全球。该地区也是三省重要的粮食和棉花生产基地。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突出发展果业加工、面类食品、肉类食品、芦笋加工、油脂产品、乳制品等农产品加工业。
四、黄河金三角区的主要发展轴
随着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增长极逐渐增多,点与点之间通过交通线、邮电通讯线、水源供应线等连接成轴线,点轴贯通就会形成点轴系统。而轴线两侧像磁场一样又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使区域内各生产要素向轴线聚集。我国经济轴线分为四种类型,即交通干线经济轴线、水流经济轴线、海岸经济轴线、不同地貌类型交接轴线。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黄河金三角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开发应在区域范围内选择具有开发潜力和远景的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和水路等,作为经济的“发展轴”,再在各条发展轴上确定重点发展的中心城市及城市集群作为“增长点”。通过加快“增长点”的经济发展,带动“发展轴”向周边延伸,进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
1.交通线
发展轴线一般指铁路、公路、水路交通干线,因为他们有较大的人流、物流的通过能力,是组织空间资源和沟通区域联系的通道,能够大幅降低区域内外资源流动和再分配的成本,提高区域运行效率,改善区域的区位条件,在交通干线的交叉点上往往形成居民点、工矿点和城镇,因为它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汇集能力和交换能力。产业和企业首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位于交通干线周边的城镇,它们是分散的增长点。增长点之间通过交通干线连接成轴线,点轴贯通形成经济带。经济带对两侧区域具有很大吸引力,使区域内各生产要素向经济带两侧聚集。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区域点轴开发战略,能够极大增强经济的群体实力。在经济条件较好、经济优势集中的区域内,经济增长点密集,沿经济带向周边地区迅速扩展,形成点、线、面组成的空间圈状结构。渭南的交通线重点,首先,以连霍高速、西禹高速为轴线,发展壮大渭南—潼关、富平—韩城两个城镇带,努力发展一批工业型、商贸型、旅游型等产业特色突出的小城镇。其次,以108国道为依托促进沿边乡镇的经济发展速度。再次,还应该充分利用的贯穿陕西和河南的国家重点工程—郑西高速铁路。郑西高铁有利于两省间的旅游合作,减缓物流压力,衍生更多快递服务。运城是全国重要的盐化工基地,山西省粮棉果生产基地与轻纺食品工业基地,也是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重要的商贸流通基地,发展以运城为中心,大运为主轴,209国道、运三高速为次级轴线的“十字形”布局结构。重点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大力扶持以旅游、商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加强中心城市与中心城镇建设,提高区域城镇化水平。三门峡市应以连霍高速、209国道以及运三高速为依托促进当地经济快速上一个新台阶。因此,在黄河金三角地区最重要的发展轴是连霍高速、209国道。还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投入使用的运城至三门峡的运三铁路和郑州至西安的郑西高速铁路交通。
2.邮电通讯线
邮电通讯线的共享共建是连接秦晋豫三省,融合黄河金三角地区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规划蓝图的重要凭借。根据计划到2010年的起步阶段,综合试验区的重点是在总结上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金三角协作区”运行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确定试验的基本框架和程序。在共建骨干基础设施、区域联合治污、构筑循环经济产业链、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等领域先行探索,把金三角共同建设为突破行政界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调机制完善的我国重要的能源和特色原材料生产基地,中西部交流的运输通道和物流枢纽,特色农林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旅游精品目的地。届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与国际化一起良性互动,一个经济充满活力、生态环境良好、全新面貌的金三角示范区将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些理想的实现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快速高质量地实现黄河金三角地区的邮电通讯线建设。与此同时,由于地域上的相互毗邻以及交通上的无比便捷,区域内的人员、物资、信息、资金流动更加汇集,与中西部其他地区和东部地区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信息的快速共享使得我们把建设的重点应放在邮电通信线的建设上。同时三省以前就有紧密而又成功的合作经历。我们已经看到在此之前的合作期间,各方联合建设了位于山西省最南端,连接山西、陕西、河南的国家“八五”重点工程——风陵渡黄河公路大桥,大桥全长1 410米,宽12米,桥墩高20米,主孔桥跨度114米。该桥于1992年4月奠基开工,1994年11月竣工通车。位于山西和河南交界的三门峡公路大桥的建成结束了黄河两岸两千多年来靠船摆渡的历史,为过往车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车流量与日俱增,由建桥时的每昼夜700余台增至现在的4 500余台,为晋豫两省尤其是运城和三门峡市经济的腾飞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证明了各地方政府间紧密合作的力量。邮电通讯线的建设可以从加大基础设施的共同投入并实现共建共享着手,减少重复建设,降低投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同时通过邮电通信线建设实现区域内的信息联动机制及共享机制,实现信息的高速传递。最后在运营商降低成本的同时,降低企业及用户的通讯费用,使惠民的政策和措施能够实际发挥作用,真正让经济发展的主体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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