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黄河金三角区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发展

一、城市、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

社会的三次大分工，每次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从而也导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因为商品交换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提供安全、固定、便捷的交换场所，于是，人们便选择比较理想的地点作为市场。于是，城市总是与商业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

城市是各种经济活动因素在地理上的大规模集中，它不仅是区域内部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空间集合，而且是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构成，特别是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指挥中心、调节中枢和服务中心的作用。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是使区域内外的各种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更加高效地配置，从而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区域内外生产要素流动的方向和流量以及产业的区际转移和扩张都会受到各类城市的影响，特别是区域内的核心城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城市发展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持续扩张。因此，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城市发展和城市化。

1.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

（1）城市的经济、社会、市政等管理系统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城市是一个各种物质要素、能量要素、信息要素、结构要素、层次要素和功能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大系统。它主要包含经济管理系统、社会管理系统、市政管理系统这三个大系统。每一个大系统又有自己的子系统，如经济管理系统有工业、商业、农业、财政、金融、外贸、交通、运输、仓储、旅游等系统；社会管理系统有人口、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公安、司法、劳动、民政、人防等系统；市政管理系统有规划、设计、建设、土地、住宅、供水、供电、供气、邮电、道路、环保、园林、卫生、水务等子系统。它们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城市的规模经济社会效益。导致阻碍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产业扩张或转移所需的经济管理系统不配套，如工商管理方面人为设置的关卡和烦琐的手续，交通运输的不便捷等；也可能是市政管理不完善，供水、供电、供气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需求，环保要求过高；还可能是社会管理系统不断地干扰影响所致。所以，作为区域经济增长两种表现形式的传递机制：无论是区际间产业的扩张还是区际间产业的转移，都必须以城市的系统为条件和依托，否则，区际间产业扩张和产业转移就会受到阻碍。

（2）城市的集约性和高效性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外部推动力。一方面，城市的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技文化的集约，推动城市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城市的不断兼容，生产要素市场竞争的日益增加，就会使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人才要素、技术要素和信息要素的质量得到提高，从而使产业的区际扩张和转移具备了物质条件，并为取得较高效益奠定了基础，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外部推动力；另一方面，城市的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技文化的集约，使城市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等不断优化，通过乘数效应会产生规模经济效益，进而成为区域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外部推动力。

（3）城市的开放性使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城市开放性是指城市不断地与国内外其他城市与农村腹地进行的物质、人口、信息的交流。城市的开放性表现为一个吸引和辐射的双向过程。一方面，利用城市自身的经济、文化、科技、信息、人才管理、资金、区位优势，吸引周边农村腹地的原料、燃料、资源、人才、劳动力等向城市集中；另一方面，又通过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管理的输出，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城市的这种开放性就为区域内的经济增长提供可能，无论是产业的区际扩张和转移，还是区际间的要素流动，都必须在这种吸引和辐射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一般而言，城市的开放性越大，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能力就越强，如香港、上海、广州、深圳等。反之，城市的开放性越小，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能力就越小，西部地区的城市大都如此。

（4）城镇规模体系的构成状况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区域经济增长中产业的扩张和转移都是以城市为物质载体的，城市是产业建立和发展的依托。在区域经济增长的产业扩张和转移过程中，新的企业根据其自身的特点，要么建在城市中心区域，要么建在城市郊区。一般而言，技术含量高的重工业，商贸活动频繁的金融服务业和会展业等首先选择向特大和超大城市扩张。如当前国外的汽车制造业向中国的扩张就是选择上海、长春、天津、北京、西安、广州、成都等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银行业、保险业、会展业等也是如此。而技术含量较低的资源粗加工型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则会选择中小城市，如酿酒、制糖、纺织业、林果业、奶制品业等。区域内城镇规模结构的状况会影响产业区际扩张和转移，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5）城市自身现有的发展状况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就单个城市或城市群而言，其自身现有的工业、贸易、金融、科技、信息、通信、政治和服务等的发展状况会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产业扩张和转移的主体会对城市的各种条件做综合考察和评估，进而做出选择。具备条件的城市和城市群就会被移入新的产业，而那些不符合要求或不具备新产业进入的城市就会被排除在外。因此，城市自身的发展状况是区域间产业扩张和转移的基础，它会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现代城市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又是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依托，是区域经济组织的节点和载体，对区域管理的研究必然涉及对城市经济及城市化战略的研究。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中心作用也日益增强。

2.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

城市化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及规模扩大，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20世纪上半叶，城市化主要局限在先进的工业国范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化开始形成世界规模。发达国家城市化起步较早，而英国是城市化最早的国家，是世界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的国家。同时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较高，1990年为73%，较发展中国家的37%高出一倍。当然，发达国家内部城市化水平也有一定的差异。据1990年资料记载，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和西欧分别为85%、84%和81%，日本和北美为77%和75%，南欧和东欧为则分别为66%和65%均低于70%。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超过同时期发达国家，甚至比发达国家的最高速度还要快。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迅速增长，1975年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目前，其城市人口已经占世界城市总人口的60%。同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迅速增长，1975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为26%；1990年增长到37%，预计到2025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1%，城市人口达到44亿。当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有高低之分，以拉丁美洲最高，为72%；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最低，为23%；非洲和亚洲（不含日本）为34%和33%。

分析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过程。在未来的发展中，全球城市化趋势更趋明显。因为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所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规划的有力保障，也是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更是建设经济强市和黄河金三角地区现代化中心城市的长远之计。

（1）城市化的概念。城市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①人口学。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36%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这种观点将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镇）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民变市民，从而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二是暗含了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途径，即工业化。通过工业化，使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不断在城市聚集，并创造大量第二、三产业就业的机会，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化，不断减少第一产业人口，增加第二、三产业人口。

②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进行经济决策的重要参数，更是衡量构建“和谐中国”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程度的必要参考。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已经把加速城市化进程作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③经济学。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即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城市化进程的原始驱动力源于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差异和收入差距形成的落差势能，从而预测了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的必然性，正是城市自身所具备“经济集聚效应”的功能体现。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很积极的意义。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可以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较为系统的生产与生活服务、较为集中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吸引工业向城市集中，还会进一步加强城市对农村资源包括农村人口的吸纳功能，从而促使城市规模扩大。

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乡布局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城市化也是一个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农民不断减少，由生产力进步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如果给城市化做一个完整的定义，那么城市化可以这样解释：是指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城市化不仅仅表现在人口的城市化、非农产业的城市化，而且表现在地域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从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有这样三个主要标志：城市人口增加、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用地规模扩大，其中，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是最重要的衡量指标。

（2）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既然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就必然会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城市化处于启动和快速发展阶段，即城市化的第一个阶段，由于城乡差别异常悬殊，城市对农村人口、产业有很强的吸引力和集聚作用，农村人口与产业迅速地、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是以农村的相对停滞与萧条为代价的。城市化的第二个阶段，即为了创造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的条件，客观上要求必须把城市化的侧重点转移到对农村的扩散、辐射、带动作用上。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极，能对周边乡村地区发挥辐射、扩散、带动作用，但在发挥这种作用之前，又必须经历一个对周边乡村地区的吸引与集聚过程，只要这个过程没有结束，就必然会持续吸引来自周边乡村地区的生产要素，导致周边乡村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失，只有当这种吸引、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对周边乡村地区产生辐射、扩散、带动作用。目前，我国城市化已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如果忽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扩散、带动作用，城市化就不可能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城市化的第三个阶段，人口与产业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转移处于相对均衡状态，城市与乡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已基本接近，这个阶段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即城乡一体化阶段。城市与乡村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化的目标不是消灭农村，而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人文生态复合系统发展到一种理想状态，也就是城乡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托、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是城乡呈现一体化的协调发展趋势。

当城市化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还会出现城郊化。城郊化也称后城市化、逆城市化，并不是城市化的真正逆转，而是城市化的延续和深化。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国外研究城市化的专家（如英国范登堡）将城市化划分为城市化、市郊化和逆城市化与内域的分散等三个阶段，即集中性城市化、分散性城市化和反城市化三种形态，并认为这三种形态在现实生活中很有可能交织出现，而在一定时期内总有一种城市化形态占主导地位。在现实生活中，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集中性城市（大城市）和分散性城市（小城市）交织出现是较为常见的。而反城市化形态则在城市发展后期才会更多地出现。之所以会出现城郊化是因为伴随着城市的膨胀，难免会产生“大城市病”，诸如居住拥挤、交通紧张、环境污染，等等。城郊化作为城市化的补充和完善，对城市居民，首先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上等收入者，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优化。城郊化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郊区的土地比较价格低，以同等支付可以获得更大、更好的住房，并且还在于它远离喧哗的城区，空气新鲜，阳光充足，污染较少，回归自然，不乏田园情趣。城郊化和城市化并行，有利于城市化的兴利除弊，有利于城市与农村的互动，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化。同时，对各级政府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工作也提出新的要求，诸如，要有全面的规划，由中心城市扩大到城郊；要有相应的城市和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达的公用事业；要有整套的生活设施和文化卫生设施；还要有治安和生产安全保障。所以，城郊化不是城市化的降格，而是城市化的提升，与城市化同样是一篇“大文章”。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06年2月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指出，在未来的50年，中国社会现代化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二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转型。伴随新型城市化的推进，中国人口空间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一次转变是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成郊区人口。预计到2050年，城市化率将提高至80%左右，城郊化率提高至50%左右。理想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模式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

（3）城市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①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城市化是无所不在的，不仅存在于城市社区，也存在于农村社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城市是一个“地域共同体”，是一种“网状系统”，城市首先是一个“经济单位”。马克思指出：“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列宁进一步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城市具有强大的集聚效应，根据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发展经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它既是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又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化是要素集聚的载体，也是需求汇集的载体，是实现经济从工业化拉动转变为城市化拉动的途径。加快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城镇的集聚辐射功能，对于扩大内需，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投资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现实意义。在城市化过程中，既要照应历史，又要谋划未来；既要寻求城市发展的增长点，又要注重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不断城市化的一个过程。

②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利于提升城市活力。城市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许多领域，其进程必然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的过程，必然是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它的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以及政治管理、司法机构和设施，主要集中在各种类型和等级的城市里。城市往往是具有不同结构的经济综合体，同时又是它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发展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前提。如果说农业、传统的第三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初始动力源，工业化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现代的第三产业则是城市发展的“后发力”。据有关资料统计，人均GDP在7000～10 000美元，城市化程度为70%；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程度为50%，人均GDP在1 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程度为30%；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城市化程度在30%以下。从而可以看出，城市化与工业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着一种互进共促的关系，增强了区域经济的辐射力和吸引力，提升了城市的活力。城市在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受需要等方面，起着农村所不可替代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保持城市的活力，既是城市化的初始出发点，又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

③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长期保留和发展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的农村社会经济领域是不可能最终解决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这是因为，只有改变传统的城乡社会分割格局，把过去集中于城市的非农产业不断地扩散到农村去，才有利于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科学地进行地区开发，建设完善的道路、运输设施，改善农村的社会服务、文化服务、商业服务、生活服务，削弱乃至消灭生产与人口过分集中到城市的现象。换句话说，要逐步解决作为独立系统的农村所无法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在农村地区发展一系列以往集中于城市领域的新的产业部门，同时，结合着改变生产领域与社会服务领域之间的比例，迅速提高非农产业与社会服务业的比重。这不仅有利于满足农村居民选择劳动就业门路的多样化需要，而且有利于城乡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社会服务系统逐渐吻合起来。只有逐步克服农村社会经济所固有的分离性，不断地改造历史上形成的城乡社会分工格局，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作为相对独立系统的城市领域与农村领域所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并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村繁荣有赖于城市繁荣，农业发展有赖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城市繁荣能够带动和促进农村繁荣。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农业人口比重很大的国家，农民富裕的途径只能是减少农民的数量，同时有赖于城镇居民更快、更多地富裕起来。人们把由传统的乡村社会转变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历史过程称为城市化。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必须统筹考虑解决“三农”问题。进而，带动广大农民逐步摒弃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提高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进步，实现城市跨越式发展。城市化进程也是产业、资本、人口、市场的集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为产业集聚、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载体，而且改善了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空间，促进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教育、文化、卫生、餐饮、娱乐、信息、保险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城市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它不仅表现为城市单向地把农村划过来，还表现为农村通过自身的发展以及城市文明的普及，逐步转化为城市。 由此可见，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且表现为城乡差距的缩小，乡村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口素质等逐渐向城市接近，乃至最终融为一体。

二、黄河金三角区城市化水平分析(www.daowen.com)

城市化水平又叫城市化率，是衡量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一般用一定地域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表示。城市化水平的整体评价体系应包括下列要素：城市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实际包括非农业人口、居住城区的农业人口和流动人口）；适龄人口入学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城市人均道路铺装长度；城市用自来水普及率；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化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一般都会经历“起步—加速发展—高位趋缓”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为起步发展阶段；30%～70%为加速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镇聚集，城市化水平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迅速提高；而到了7 0%以上为高位趋缓阶段。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该指标简单明了，为各学科普遍接受，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城市化水平指标。用公式表示如下：

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总人口×100%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达程度是成正比的，2002年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9.1%；2005年达到43%，截至2007年年末，中国城市化水平已达44.9%，2015年将达到55%，2020年将达到60%。根据《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2006年城市化率排在前三名的有：上海市城市化率为85.76% ，北京为75.60% ，天津为60.09%，这三个地区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省在2007年年底城市化率就已经达到了56.6%，同样经济排名位于全国前列的江苏省在2008年城市化率也达54.3%。同时，国际学术界预测，到2015年，亚洲最大的三大国际城市群中将有两个在中国，即长三角大城市群、珠三角大城市群。相对而言，位于全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其城市化率较低。2008年青海省城市化率达到40.86%，宁夏截至2008年年底城市化率达45.5%。渭南、运城和三门峡都是位于黄河沿岸欠发达省份的地级市，无论整体经济实力还是城乡居民收入，无论城市的建设状况还是农村的面貌，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各项社会事业进步，较之先进地区，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总的来说城市化水平较低。下面我们按照城市的名称具体分析：

渭南市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素有“陕西粮仓”之称；棉花总产量约占全省34/，号称“陕西棉库”，是典型的农业市。以2007年为例，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8827元，比全国低4900多元，比全省低1200多元。据年度人口抽样调查，2008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5 415 660人，市镇人口3 686 614人，人口出生率10.5‰，死亡率6‰，自然增长率4.5‰。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1.94米2，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0.9米2。按照以上城市化水平的公式计算如下：

渭南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总人口×100%＝/5 415 660×100%≈46.3%

从表5—1更能深入地了解渭南的城市化水平。

表5—1　渭南的城市化水平

三门峡市人口总量低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稳步提高。近年来，随着全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建设步伐加快，市镇建设的范围和规划继续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流量大大增加，从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调查结果显示：三门峡市2008年年末总人口为2234100人，人口出生率为9.05‰，死亡率为4.82‰，自然增长率为4.23‰。三门峡市人口按照年龄标准划分：0～1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5.39%，15～6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的76.88%，65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的7.74%。三门峡市2008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654.21亿元，全市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9515元。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61.50亿元，增长13.7%。第三产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24.6%。小学、初中阶段学龄人口入学率均达到100%。三门峡市自来水年供水量2669万吨，生活用水量153 4万吨，用自来水普及率98.30%。城镇居民人均现住房屋总建筑面积达到32.02米2。三门峡市现有医生数893人，每万人拥有医生4人。截至2008年年底，三门峡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1116.5公顷，绿化覆盖率达42.7%，公共绿地面积354.5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2.2米2。三门峡市城镇化率达43.90%，比上年上升1.52个百分点。

运城市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2008年年底，全市总人口为5075670人，其中：男性2579250人，女性2496420人，全市城镇人口为1788363人，城镇人口净增6万多人，比上年提高1.39个百分点，乡村人口为3287307人，其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5.23%，也就是说运城市的城市化率为35.23%，其城镇化水平呈逐年稳步提高趋势。对于运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可供参考：运城市2008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680.2亿元，同比增长7.1%，全市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3441元，比上年增加1122元，增长6.4%，比2007年增加6314元。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61.50亿元，增长13.7%。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为11.5:53.2:35.3，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在整个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35.3%。小学、初中阶段学龄人口入学率均达到100%。城乡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分别达到33.5米2和29.4米2。运城市各类医疗卫生技术人员2.2万人，其中医生1.6万人，每万人拥有医生31人。截至2008年年底，运城市新增绿化面积342.59万米2，为上年的119%，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27.75%，同比增加了0.75个百分点。运城市区完成绿化面积69.56万米2，建城区绿化覆盖率达33.6%，同比增加了2.1个百分点，绿地率同比增长了1.8个百分点，人均公共绿地同比增长了1.78个百分点。

总之，同处于黄河金三角地区的三座城市其城市化水平都不是很高，有待于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相应地吸纳大量农业人口的转移和流动。

三、黄河金三角区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分析

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是城市等级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一区域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有助于认识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不同，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特征也就不尽相同。规模结构可以反映出城市在不同规模等级中的分布状况以及地区人口集中的方向和程度，有助于认识一个区域城市体系的发展阶段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某些特点。不同等级的城市作为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因此，城市等级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如下：

（1）城市体系的等级层次系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虽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许多工业中心、商业中心和经济中心不断出现，但城市体系的等级系统却相当鲜明，依然体现着经济与政治管理的高度一致性。与中国行政管理体系相对应，目前中国的城镇体系也可明显地划分为如下七个等级层次，即首都—直辖市—副省级市—省会—地区中心或省辖市—县级市或县城—建制镇。

（2）城市体系的规模系统。城市规模主要有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经济规模，由于用地规模受制于人口规模，且城市人口数据资料容易取得并能经常保持更新，所以一般用人口规模来划分城市等级。在中国，现行的城市规模等级划分是以人口规模为基本依据，其中，设市城市共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为特大城市，其非农业人口规模大于100万，第二级为大城市，其人口规模介于50万～100万之间，第三级为中等城市，其人口规模介于20万～50万之间，第四级为小城市，其人口规模小于20万，还有县城、建制镇等城镇型居民点。在我国由于自然条件、历史基础的不同，地域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不同等级层次的城市平均人口规模差异较大。从相邻等级的城市平均人口规模上看，特大城市平均人口规模为大城市的3.16倍，大城市为中等城市的2.23倍，中等城市为小城市的2.65倍。各等级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结构为18.6:5.9:2.6:1。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具有下列特征：中国设市城市已由首位型分布向直线型转移，金字塔结构较明显，即大城市等级层次高、城市数量少、城市人口比重大；小城市数量多，但城市人口比重低。根据全国设市城市及其人口统计资料，到目前为止，全国设市城市已达665个，建制镇达18800个，与1978年的193个设市城市和2 173个建制镇相比，分别增加2.46倍和7.65倍。1998年，全国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为29 032万人，与1978年的7 955万人相比，增加了1.75倍。

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城市分布近代以来一直呈现自东而西、由密到疏的空间分布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尽管加强了中、西部地带城市的建设，但东密西疏的城市分布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城市的空间分布偏集于沿海，尤其集中分布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城市密集区。城市等级愈高，城市的规模也就愈大。从城市等级规模空间分布看，东部地带国土面积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4.17%%，东部沿海地带集中分布着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数量和城市人口分别占全国的48.7%和55.89%；中部地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9.17%，在中部地带，大、中、小城市分布比较均衡，它们的城市数和城市人口均占全国各类总数的30%～45%；而在西部地带则表现为以小城市占优势的地域城市分布特征，占国土面积56.66%的西部地带仅分布了全国18.11%的城市和14.79%的城市人口。我国城市体系仍以中小城市为主。地处黄河金三角地区的三个城市在全国的地理位置偏西，符合以上所述的西部地域城市特点。截止到2008年年底，渭南市全市常住人口54.156 6万人，三门峡市总人口为22.341万人。运城市总人口为50.756 7万人，这三座城市的人口总量规模基本上介于20万～50万之间，最多不过50万多一点，所以可以说它们都只能算中等城市。

四、黄河金三角区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如果说人口流动理论更多的是从历史演变的时间维度解析城市化进程，那么，空间理论主要是基于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城市与其所处区域之间（主要是城乡之间）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现象。在关于空间理论的诸多论述中，非均衡发展模式赢得了众多支持者。最为典型的莫如法国经济学家E·佩鲁和布代维尔相继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极”（Growthpole）上。先是由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形成增长极，在其特定产业处于支配地位，并在其“经济聚集效应”的作用下，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汇聚在一起，构筑主导型的产业群；逐渐完善的产业群所在的城市则进一步发展成更为宏观意义上的区域性增长极，并通过其吸引功能促进自身不断成长，同时借助其扩散效应带动其腹地的发展。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则分别创设了内容大致相当的“扩散效应”—“回波效应”“极化效应”—“涓滴效应”，用以解释区域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所谓“回波效应”或“极化效应”，是指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引起另一些地区的经济衰落；所谓“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是说某地区的经济发展后，会逐渐形成经济中心，由此促进该地区及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后来的研究者以实证方式论证了在工业化初期，“回波效应”或“极化效应”对区域副作用会逐渐增大而产生发展失衡，导致地区间差异扩大，出现两极化境地。而后随着区域的综合协调发展，“回波效应”或“极化效应”的影响强度不断减弱，增长极逐渐为整个区域所兼容，“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开始显性化，并在一定时期超过“回波效应”或“极化效应”，最终使区域经济发展达成均衡，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出倒“U”型趋势。

在此基础上，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弗里德曼进一步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他指出：在整个空间经济结构中，城市是核心地区处于支配地位，聚集了资本、知识、信息等各种要素，而小城镇和乡村等边缘地区则不断地输出各种资源，逐渐走向衰退或相对停滞状态，形成明显的“马太效应”；但是，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日趋成熟时，上述过程会出现逆转，即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城市向边缘地带扩散，从而逐步达到平衡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和联结状态，是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空间投影，是城市社会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近年来，受经济全球化、区域发展都市化、城市发展生态化、经济增长精密化等发展新特点的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迅速向纵深发展。城市空间结构一般表现在城市密度、城市布局和城市形态三种形式。空间理论关于“增长极”及其相关效应的描述，为科学规划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空间规划理论和实践的主流思想。通过构建产业群、城市圈、经济带等途径，集中优势资源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进而借助其扩散效应实现以点带面，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协调发展。当然，在此发展模式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否准确到位至关重要。

渭南市古有“三秦要道，八省通衢”之称，今是西北地区的“东大门”。渭南市东临晋、豫两省，在全国确定的重点开发建设地区中，是国家山西能源基地的重点开发区，也是秦晋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现辖一区（临渭）、两市（韩城、华阴）、八县（华县、潼关、大荔、蒲城、澄城、白水、合阳、富平）和高新技术开发区，195个乡镇（办事处），3 237个行政村，总人口547万人，总面积1.3万千米2。境内地貌以渭河为轴线，分为南北两山、两塬和中部平川五大类型。境内交通发达，连霍、西禹高速公路，108、310国道，101、106等7条省道，同陇海、西延、西韩、西南等6条铁路纵横交错，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县县通铁路，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千米43.2千米，高速公路总里程为268.4千米，均居陕西省各市之首。作为关中城市群内第二梯度城市之一，渭南中心城市距省会西安60千米，属东部区域性中心城市，是西安以东唯一的设区市，处于其辐射范围之内，又处于主要发展轴线的区位，具备成为大城市的外延需求；从市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其现状是城镇化水平较低，上升空间大，具备城市规模扩张的内涵潜力。渭南在关中城市带中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作为陕西省能源、原材料和农业商品生产基地，是陕西省“一线两带”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也存在中心城市实力较弱、被西安边缘化、产业后劲不足、特别是城市定位不够明晰等问题，削弱了城市综合竞争力，影响了快速有序发展。另外，根据城市相互作用过程中顺序性的市场搜索原理，新建企业区位的选择一般是从大中心到小中心的顺序寻找，因此，渭南市凭借其位置、资源条件等优势，不可避免地成为西安工业企业向外扩散的最佳接纳城市之一。

三门峡市位于豫晋陕三省交界处，是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而崛起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现辖3县、2市、1区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总面积10 496千米2，人口222万。三门峡地处豫、晋、陕三省交界处，东与洛阳市为邻，南依伏牛山与南阳市相接，西望古城长安，北隔黄河与三晋呼应，是历史上三省交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连霍高速公路、国道310线和209线为主动脉，以南闫路、三洛路、郑卢路、洛卢路、西铁路等5条省道为主干线，以农村公路为支线的公路交通网络，实现了东西畅、南北通的公路交通新格局。三门峡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有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虢国车马坑群、荆山轩辕黄帝陵、函谷关、宝轮寺塔；还有八路军渑池兵站旧址、豫西窑洞民俗旅游点、风景名胜亚武山、陕县甘山森林公园以及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坝。

作为河东文化发祥地的运城市位于山西省南端，与陕西、河南两省隔黄河而相望，北与临汾市毗连，东与晋城接壤。地理坐标在东经110°15′～112°04′和北纬34°35′～35°49′之间，东西长201.87千米，南北宽127.47千米，同邻省的渭南市和三门峡市一起构成黄河中游“金三角”。运城市不仅诞生过李冰、荀子、关羽、王维、柳宗元、司马光、关汉卿等无数震古烁今的风流人物，而且盐文化、河东文化、关公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大比重，旅游资源以及独特城市文化相当突出。在交通方面，运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境内同蒲铁路线横穿南北，运（城）风（陵渡）高速公路、运（城）三（门峡）高速公路和侯（马）运（城）高速公路，禹门口、风陵渡及三门峡三座黄河公路大桥联结西北、西南和中原地区，与洛阳、郑州和西安形成纵横交错的公路网络。2005年运城关公机场成功通航，直飞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空间距离，成为黄河三角区唯一的交通空港。运城市现辖1区2市10县（盐湖区、永济市、河津市、临猗、芮城、万荣、稷山、新绛、闻喜、夏县、绛县、平陆、垣曲），133个乡镇，3338个村民委员会。全市总面积13968千米2，占山西省总面积的9%，其中平原面积8 136千米2，占总面积58.2%。现有耕地915万亩，其中水地432万亩，占47.2%%。全市总人口48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97万人，人口密度312人/千米2。

从全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布局来看，渭南、三门峡、运城处在中西部地区交界，位于中原城市群（即北京、武汉、济南、西安之间）半径500千米区域内，这个城市群体是规模最大、人口最密集、经济实力较强、交通区位优势突出的城市群，所以，共同位于黄河金三角地区的三座城市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辐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