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黄河金三角区开发的历史演进

由于地缘的关系，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运城市、渭南市和三门峡市就依托各自的优势在许多领域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合作交流，为推动当地经济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进一步的合作交流遇到了许多困难，如资源难以合理配置、生产要素难以合理流动、重复建设难以避免，等等，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的科学发展。于是提出打破现有行政区划，“建设国家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的构想。2008年7月9日，山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政府、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关于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设立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的请示》报告，期待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一、历史上黄河金三角区经济社会联系

当黄河流经晋陕豫交界处时，有一个大的转弯，弯出了一片美丽富饶的、今天被叫做黄河金三角的地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分别属于山西的运城市、临汾市、陕西的渭南市和河南的三门峡市。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济文化中心迁移的主要方向是由北向南。古代我国人口重心在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汉书·地理志）唐人指唐尧统领的部落。三河指汾河、沂河、洛河和沁河下游，是我国历史上三个最早的朝代—夏商西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开发的地方。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56年）农耕业向整个黄河流域扩展，在各个诸侯国的国都附近形成区域性的开发区。黄河中下游是全国开发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一时期，这几个地方就曾有过密切的联系和交往。我们经常使用的两个成语唇亡齿寒和秦晋之好就是产生在这里的典故。

“唇亡齿寒，辅车相依”比喻两个事物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相互依存，失去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也就保不住了。春秋时期，晋国的近邻有虢、虞两个小国。晋国想吞并这两个小国，计划先打虢国。但是晋军要开往虢国，必先经过虞国。如果虞国出兵阻拦，甚至和虢国联合抗晋，晋国虽强，也将难以得逞。晋国大夫荀息向晋献公建议：“我们用屈地产的名马和垂棘出的美玉，作为礼物，送给虞公，要求借道让我军通过，估计那个贪恋财宝的虞公会同意为我们借道。”晋献公说：“这名马美玉是我们晋国的两样宝物，怎可随便送人？”荀息笑道：“只要大事成功，宝物暂时送给虞公，还不是等于放在自己家里一样吗！”晋献公明白这是荀息的计策，便派他带着名马和美玉去见虞公。

虞国大夫宫之奇知道了荀息的来意，便劝虞公千万不要答应晋军借道的要求，说道：“虢虞两国，一表一里，唇亡齿寒，辅车相依，如果虢国灭亡，我们虞国也就要保不住了！”这里的“辅”是指面颊，“车”是指牙车骨。面颊和牙车骨，是一表一里，互相依存的，所以叫做“辅车相依”。嘴唇和牙齿，也是表里相依的，嘴唇如果不存在了，牙齿失去掩庇，就要受寒，所以叫做“唇亡齿寒”，也叫“唇齿相依”。可惜目光短浅、贪财无义的虞公，竟不听宫之奇的良言忠告，反而相信了晋国的阴谋欺骗，不但答应“借道”，而且愿意出兵帮助晋军，一同去打虢国。宫之奇预料祖国将亡，无法挽救，只得带着家小，趁早逃到曹国去了。这样，晋献公在虞公的“慷慨帮助”下，轻而易举地把虢国灭亡了。晋军得胜回来，驻扎在虞国，说要整顿人马，暂住一个时期，虞公还是毫不戒备。不久，晋军发动突然袭击，一下子就把虞国也灭亡了，虞公被俘，屈地产的名马和垂棘出的美玉，就回到了晋献公的手里。

秦晋两国世代通婚，被称为“秦晋之好”。春秋时期，两个不同姓的强国秦和晋相邻。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两国常常联合，不时通婚。在春秋时期，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互相征伐，争夺霸权，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各自的利益。他们彼此之间，时而联合，时而对抗，甚至发生战争。当时的秦国地处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四川的部分地区，晋国地处今天的山西南部，是两个相邻的强国。两国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利用。在那个时期，两个诸侯国或者两个大家族通婚联姻是表示友好联合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婚姻是带有政治性质的。秦晋两国的统治者之间，就出现过多次通婚联姻的事情。晋献公曾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后来继位的秦康公就是晋献公这个女儿所生。数年后，秦穆公把女儿嫁给了晋文公，晋文公重耳也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还让太子娶秦国的公主。为了争夺霸权，秦晋两国也常有冲突，甚至刀兵相见，但由于世代联姻，缓解了不少矛盾。一次，晋惠公被秦穆公活捉，秦穆公的夫人和儿女们一起到秦穆公面前为他求情，碍于情面，秦穆公放了他，两国又重新和好了。后来，“秦晋之好”逐渐发展为成语。但仅指两家结亲，不一定包含什么政治内容了。

从历史上追溯，临汾、运城就是晋南地区，这个地方的尧舜禹和渭南的秦晋之好，和三门峡的唇亡齿寒的故事发人深省，我们要永远记住唇亡齿寒的教训，今后金三角区的前途就是要唇齿相依，要走区域联合发展之路。

汉朝黄河流域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公元4世纪北魏统一北方，黄河流域发生频繁战乱，人口锐减，生产破坏。

隋唐时期黄河流域生产逐步恢复。然而，在唐朝期间，江南的地位已经上升，特别是在755年安史之乱以后，中原经济遭到沉重打击，人口大量南迁。唐朝后期，东南漕运已经成为皇朝的重要财源。《新唐书·食货志》记：“唐都长安，而关中……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漕东南之粟。”

明代以前，我国商业活动大都是分散的。明中叶以后，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增多，传统的抑商政策开始消减，商人的地位有所上升，各地先后出现商人群体——商帮。晋商就是商帮中的两大劲旅之一。山西临汾、泽州、潞州、汾州、大同是商人辈出的地方。明朝后期晋商活动地域扩大，西起西域，东到辽东，北起漠北，并延伸到日本。清道光年间，晋商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创办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业务。后来发展到收存中央和各省官款、替政府汇解京饷和军饷。20世纪初，山西票号发展到33家，分号400余处，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沈阳、济南、扬州、南京、苏州、芜湖、屯溪、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等城市都有分号，还把分号开到东京、大阪、神户、莫斯科、新加坡等海外要地。晋商雄踞国内500年，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鸦片战争前金三角区传统农业十分发达，其在经济上的特点是典型的自然经济结构：具有明显的自给性、封闭性、显著的稳定性和典型的同构性。19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西方列强通过早期资本输入把近代工业传到中国，中国被迫开始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中。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扩张，改变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轨迹，刺激并推动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适应近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地主、官僚、商人、买办及少数华侨的货币财富开始投资创办近代工业，金三角区也慢慢有了自己的近代工业，产生了最初的货币财富。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金三角区的开发

新中国成立以后金三角区的开发可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两个时期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就贯穿在这两个时期中。

（一）1949—1986年的经济协作区

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区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的途径。

1956年中国在制定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曾将经济区划列为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在50年代中期结合区域规划工作曾在少数省区进行了省内经济区划的研究，到195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为了逐步改变生产力布局的不平衡和不合理状态，充分合理地利用各地区人力、物力资源，在全国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同时，企图在地方上也建立不同水平、各具特点的工业体系。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各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此后到1961年调整为6大经济协作区，包括：东北区（辽、吉、黑3省）、华北区（京、津2市和冀、晋、内蒙古3省区）、华东区（上海市和鲁、苏、浙、皖、闽、赣6省）、中南区（豫、鄂、湘、粤、桂5省区）、西南区（川、滇、黔、藏4省区）、西北区（陕、甘、宁、青、新5省区）。各大经济协作区均设有中央局和大区计委，负责协调大区内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组织各种经济协作。这在对当时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任务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大协作区相继被撤销，如何开展地区间经济协作，也就无人问津了。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协作也出现了新气象。1981年以后，上海经济区，东北经济区，西南5省6方经济协调会，西北5省经济技术协作联席会等相继成立。

（二）1986—2000年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协作区

国家计委在制定“七五”计划（1986—1990年）时，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目的是为了正确处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和发展它们相互间的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层次不同，规模不等，各有特色的经济“网络”。其中东部地带包括沿海12个省、市、自治区（京、津、沪、辽、冀、鲁、苏、浙、粤、闽，桂及海南），中部地带包括9省、区（黑、吉、内蒙古、晋、豫、鄂、湘、皖、赣），西部地带包括西北和西南的9省、区（陕、甘、宁、青、新、川、滇、黔、藏）。若根据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待开发地区三种不同发展水平类型来衡量，则这种划分把“三线”建设重点区的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和偏远边疆都合在待开发的西部地带之列。再联系到国内各省区在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变量、民族和文化等方面的复杂性，则从划分三大地带来考虑宏观发展，显然过于简单。

到1987年末全国已成立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协作区100多个，它们的地区范围大小不等，层次不一，相互交叉，各有特色。在物资串换，资金融通，经济技术协作，共同开发资源，合资兴办企业以及人才、信息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显示了区域协作的优越性。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协作区自1986年成立以来，对参与合作三方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全国100多个协作区中，是成效最显著的协作区之一。

在国家的“九五”计划（1996—2000年）中，又提出根据“7大区”（即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市区）来考虑经济发展的意见。但这个区划方案在定性与划分原则上缺乏系统性，一方面，打破省区界线，有些区在地域范围上有所重叠；另一方面，又不覆盖全国，有的区的名称和所包含的范围又不相符合（如环渤海区包括山西和内蒙古中部，西北地区包括西藏等）。从经济区划着眼，“七大区”和“三大地带”看来都只能作为阶段性的参考。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协作区是在国务院能源办倡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及晋陕豫三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1986年9月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成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协作区由山西省运城市（原运城地区）、河南省三门峡市和陕西省渭南市（原渭南地区）组成，总人口1 200多万，面积3.76万千米2。协作区成立后，三市从实际出发，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原则，走联合协作发展之路，积极引导各种经济成分的经营实体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在促进区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效益，充分显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活力。

黄河金三角不仅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特色农业以及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为共同打造重要能源、原材料、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精品旅游目的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该区域内的煤炭年生产能力已经达到1亿吨，占全国煤炭生产能力的4%；焦炭年生产能力为4 100万吨，占全国的14%；电力装机超过1 000万千瓦，约占全国的2%，其中一半以上的电力都被送往外地。此外，这一地区铝、镁、钼等金属材料和黄金的产能，也在全国范围内占据重要地位。数据显示，610万吨氧化铝的产能，约占全国的45%；130万吨的电解铝，占全国的10%以上。另外，金属镁产能35万吨，约占全国的70%；35吨的黄金产量，约占全国的15%。一批颇具规模的能源、原材料企业迅速崛起，若干企业开始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在此前的合作期间，各方联合建设了三门峡、风陵渡黄河公路大桥，为晋煤南运、各地经贸往来提供了便利交通。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已经证明了各地方政府间紧密合作的力量。20多年来，该区域经过共同发展规划，已建立起了区域合作机制，不仅定期召开市长联席会议，还达成了果汁、铝业、旅游等万余项产业合作项目。

但我们也要看到，旧的合作更多的是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使该区域的合作再次成为三市共同的愿望，也是提出黄河新三角区域发展综合试验区的缘由。

（三）2000—2008年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发展综合试验区

虽然旧的经济协作体已于2000年结束，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三市的相关交往活动一直很频繁，2004年4月20日，河南省三门峡市旅游局、陕西省渭南市旅游局和山西省运城市旅游局的代表在三门峡市曾共同签署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旅游合作协议书”。根据协议，运城市、三门峡市和渭南市今后将更进一步加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旅游协作会”之间的联系，推进三市之间旅游业的合作与发展。同时，在国家及各自省、市相关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消除行政壁垒和人为障碍，全面开放旅游市场，实行区域联合，相互提供方便，建立无障碍旅游协作区，实现客源互送、品牌共建。2004年12月3日，在中共运城市委一届七次全体会议中，“提高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发展能力，充分发挥我市地处黄河金三角地区的区域优势，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开拓发展空间，打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黄河金三角经济区”被再次正式提出。

地处黄河金三角地区的运城市、临汾市、渭南市以及三门峡市，因为地缘情结而一直紧密相连。而在西部大开发及中部崛起的号召下，以运城为中心形成的新黄河金三角综合试验区又将这四个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四市的合作需进一步整合，应利用区位、资源、产业基础、人文环境和市场辐射等优势共同绘制发展规划蓝图，建设一体化区域市场，构筑特色产业体系、共享区域基础设施、探索区域协调机制，建设良好的区域生态环境，共同打造“金三角”区域品牌，从而探索出一套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形成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经济功能区的功能充分发挥，区域协调发展的模式和机制，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的示范区。

2006年5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陕西省渭南市、河南省三门峡市、山西省运城市共同参加的“黄河新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论坛”，各方不仅商讨如何贯彻好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方针，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而且还对建设统一市场、打造共同优势、破除合作障碍等议题进行了论证，为此后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3月26日，由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朝光等人组成的专家团队先后前往运城市、渭南市、三门峡市、临汾市进行考察和调研，并委托其起草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我国首个以促进农业经济合作为龙头，工业、商业、旅游等联合发展的示范区，旨在打破行政区域壁垒，并在区域内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综合试验区方案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经征求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意见后，《方案》于4月2日讨论通过，7月9日，三省政府向国家提出建设建议。11月29日至12月3日，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晋保平、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陈栋生、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司司长唐元等专家，先后深入运城、三门峡、渭南和临汾市，就建设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进行考察。认为建设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不仅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战略的需要，也是当前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包括三门峡市、运城市、渭南市和临汾市，总面积5.8万千米2，总人口约1700万。该区域位于黄河中游，属于革命老区，同处黄土高原，地理位置临近，主体功能相近，也是我国中、西部结合带，华北、西北、中原三大经济板块的结合部，也是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接壤地区。交通方便，在陇海经济带中段，通华北、连西北、达中原，铁路、公路、航空、综合运输骨架已经形成，并建成了若干物流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区域内山水相连，物产丰富，生活习俗和人文精神接近，具有综合协调发展的资源、环境、人力、产业和文化优势。区域内能源、有色金属及制造业等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特别是苹果生产与加工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景点众多，形成了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华根·黄河魂”的旅游主体形象。在晋陕豫黄河金三角设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旨在打破行政区划局限，建立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建设新的经济集聚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www.daowen.com)

在晋陕豫黄河金三角设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符合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的要求，符合三省有关地市的发展现状与未来。三省交界金三角区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并且具备初级融合的基础，但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上还缺乏统一、规范化的组织，综合试验区提供了一个良好机遇，有望通过制度和模式创新形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共同体，是实现中部崛起在更大范围的实践，必将对黄河金三角地区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设立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将会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打破省际行政区划的试验区和唯一一个在欠发达地区建设的试验区，有利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有利于促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仅对该区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全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示范和指导作用。对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三、金三角区经济社会开发的历史分析

区域经济是客观存在，但在不同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又显现出巨大的差别。如1978年以前，在高度集中的指令经济下，产品统购统销、统一调拨，财政上统收统支，地方经济管理部门基本上是“上令下达、下情上达”的“传达室”，缺乏对地区经济的自我组织能力，作为独立利益主体和严格经济学意义的“区域经济”几近窒息。经济基础的上述状况曾使我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长期局限于地区资源调查、分析和开发规划等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纵向约束的弱化，地区经济自我组织能力与发展活力增强，一批又一批经济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投身到地区发展战略、地区发展规划、地区产业政策等研究大潮中。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取得重大成绩的年代，也是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空前活跃和长足进步的年代。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文脉相通、人脉相亲、产业相连，在1986—2000年的经济协作区期间就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一）作用分析

1.加快了协作区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

基础设施是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导，也是长期制约晋陕豫接壤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协作区成立以来，始终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1993年山西省与河南省合作建成了三门峡黄河公路大桥，1994年在陕西省与河南省的配合下，山西省建成了风陵渡黄河公路大桥。两座大桥的建成通车，彻底改变了晋陕豫接壤地区“鸡叫一声鸣三省，望河兴叹路难行”的局面。与此同时，西安—撞关高速公路、运城—风陵渡高速公路、运城—三门峡高速公路、三门峡—潼关高速公路相继建成通车。黄河航运开放取得一定成效，晋陕豫三省有关部门就三门峡库区航运开发进行了多次协商，黄河龙门—撞关段也已进行了多次试航。协作区三市电信部门先后完成了西安—北京、西安—郑州协作区内800多千米长的光缆铺设任务，分别实现了本地网，并开通了数字移动通讯，联合向省和国家有关部门申请，投资建成了金三角短波应急抗震防御通讯网，使协作区内对外通讯联络更加方便快捷。

2.争取了重大工程和建设项目，促进了优势产业的发展和资源转化

根据区内资源优势和国家把本区列为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实际，首先，在国家能源办的指导下，制定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协作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次，依照规划积极努力，联合争取，使国家先后在区内建成了蒲城240万千瓦、三门峡西240万千瓦、河津240万千瓦火力发电厂和渭南30万吨合成氨、河津25万吨铝厂、陕县4万吨尿素、灵宝3万吨磷铵等重点工程和技改项目。在农业方面，先后安排了渭北旱源低产田改造和尊村、东雷抽黄、黄河滩涂开发、蝗虫防治等十多个重点项目。经过三市共同努力，协作区科学治蝗能力逐年提高，年治蝗面积达6.67万公顷以上，1999—2000年区内蝗虫年发生面积达10万公顷以上，且密度高、高密度点多，由于协作区农业治蝗部门准确预测，科学防治，确保了协作区联合治蝗任务的完成及农业稳产高产。这些项目的建设，对强化和突出金三角地区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优势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地吸引了国家和各级政府对金三角地区优势产业的关注和投资，加快了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步伐。

3.建立区域市场，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物资商品的流通

一是制定了协作区经济技术协作区中的“互惠办法”，为协调解决三市经济交往和协作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二是积极推进部门和行业之间协作网络的建立和发展，已建立行业协作网络40多个；三是加快建设区域市场，促进三市之间商品流通和市场繁荣，已相继建成的渭南渭桥市场、三门峡桥头贸易区、运城禹都市场均已开始发挥作用，为建立统一的区域大市场奠定了基础；四是加强区域联合，在市场作用的驱动下，一批企业自觉地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实现了跨地区扩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存在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协调层次要求提高，一些深层次矛盾也日益显现。由于行政区划的局限，协作区在进一步深化区域协调发展中遇到诸多困难和问题，亟须国家重视和解决。

1.资源配置方面比较粗放

区域内资源配置、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和产业合理分布受到限制，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仍然呈现扩大趋势。 由于各市分属不同行政区划，执行政策有明显差异，导致各市的相同产业在不平等的市场条件下竞争，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资源承载能力下降，既不利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崛起和发展，也使我国稀有、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廉价流向国际市场，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影响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金属镁是世界上镁合金新型材料的基础原料，对我国新型材料研发具有战略意义。区域内金属镁的产能占全国的50%和世界的25%以上，可长期以来，多数企业却是以初级产品的形式出口国外。

2.环境保护方面效率较低

各市在环境保护、开发、利用和建设上难以同步，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如在黄河水利资源综合利用上，由于各市分属不同省份，难以统一规划、保护、治理、建设，黄河水利资源利用效率难以提高。

3.管理体制方面缺乏协调

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难以形成。 由于分属不同省份，各市间的基本利益关系既有共同点，又有矛盾点，一些近期具有直接利益的交通、旅游、农业方面的合作开展较好，但一些眼前有矛盾，长远有利益的产业布局合作却缺乏有效地推动手段，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的进一步深化，适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财税体制、资源配置体制、金融体制难以建立。导致各市本来相关联的经济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不仅影响了经济效益，而且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造成资源浪费和竞争力下降，限制了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

（三）建设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的有利条件

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已经并列出现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如何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发展区域间的产业互动，促进共同发展，正成为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急需破解的瓶颈。黄河金三角区域将带动中西部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有可能形成中国的第四大经济圈，在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集散和通道能力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位于黄河中游，地处我国中西部结合带和陇海经济带中段。在全国大流通中，既可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又可以此为平台辐射中西部广大区域。这里交通便捷，通华北、联西北、达中原，铁路、公路、航空综合运输骨架已经形成。三门峡、风陵渡、禹门口黄河公路大桥的建成构筑出一个半小时经济圈。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为金三角实现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形成众多物流中心和商品集散地。

2.具有共同构筑特色优势产业的良好基础

区域内能源、矿产、特色农业和旅游资源丰富，相关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和优势。煤炭开采、焦炭生产能力、电力装机分别占到全国的4%、14%和3%；氧化铝、电解铝、金属镁、钼精粉、黄金产能分别占全国的45%、10%、50% 、50%、15%。依托丰富的资源，一批颇具规模和优势的能源、原材料企业迅速崛起，部分企业在亚洲乃至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

农业生产条件优越，苹果生产能力约占全国15%左右，浓缩苹果汁产能占全国一半以上，芦笋的产销量在全国占相当比重，出口行销全球。这里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小麦和棉花生产基地。运城、临汾粮食产量占山西省的30%，棉花产量占99%；渭南粮食产量占陕西省的17%，棉花产量占75%。

作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该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名胜古迹众多。有万里黄河第一瀑的壶口瀑布、有四大名楼唯一位于北方的鹳雀楼、有西岳华山、有我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函谷关古战场等。独特的旅游资源为形成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华根·黄河魂”旅游主体形象提供了条件。

3.具有良好的区域合作的传统和经验

黄河金三角地域相连、条件相近、经济相融、人缘相亲，在历史上就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1986年，在原国家计委的指导和支持下，运城、渭南、三门峡就成立了“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协作区”。经过23年的合作实践，协作区在规划共编、合作机制创立、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分工合作等方面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联合建设五座黄河公路大桥、开展农业合作，到旅游产业优势互补，推行区域内景点门票一票通，再到能源资源利用初步整合和区内治安协作网络的建成，晋陕豫黄河三角经济协作区在区域合作、协调发展方面做出有益探索。

而建立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综合试验区，将协调管理提升到国家层面上，能有效解决上述主体功能相近，但由于行政区划分割，经济主体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的问题。三门峡市市长杨树平说：“现在我们不突破行政区划局限搞市场经济，尽管有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但在行政区划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之间，肯定有一些盲点。区域协作就弥补了这个盲点，在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之间的结合上，形成了减震带，有了磨合剂，能真正发挥好无形的手和政府引导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

应该说，三省四市打破省际行政区划局限，不仅是该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和政策也具有重要意义，能为国家空间战略布局形成新的经济集聚区和新的经济增长极；能为国家探索远离中心城市的省际边缘化地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式。如何又好又快发展，从国家层面讲，有了发达地区的试验，有了成渝这样中等地区的试验，还缺少欠发达地区的试验，国家是需要这个试验的。黄河金三角地缘、文缘、物缘、亲缘相近，合作基础很好，又是欠发达地区，跨省协作，第一个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搞这样一个试验区，在全国是独特的、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