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分组检验

为了再次检验受访者对中文媒介的使用频率情况与文化认同情况，将中文媒介使用频率与文化认同程度的均值进行重新分组。将媒介使用频率分成四段：极低（不曾到偶尔，均值1～2）、低（偶尔到有时，均值2～3）、中（有时到经常，均值3～4）、高（经常到总是，均值4～5），再将文化认同程度分成四段：极低（不同意到不太同意，均值1～2）低（不太同意到说不准，均值2～3）、中（说不准到同意，均值3～4）、高（同意到非常同意，均值4～5）。总体样本进行检测之后发现：在中文媒介使用频率方面，受访者多数属于低度使用频率（42%），其次是中度（29%）与极低（23.1%），高度的人最少（5.9%）。在中国的文化认同方面，半数受访者的文化认同属于中度（50%），其次为高度（37.9%）、低度（11.9%），最后才是极低（0.2%）。由此发现，在重新分组后，更清楚地呈现出相同的结论——整体而言，受访者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度较高，对中国的媒介使用频率较低。

表5－36　统　计　量

表5－37　中文媒介使用频率

表5－38　中国文化认同程度

二、个人特征检验

（一）相关性检验

为检验个人特征对中文媒介使用频率与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的影响，本研究将问卷调查所得到的受访者个人特征，挑选出5项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个人特征进行相关度检验，这5项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国籍、华裔与否（有无中国血统）。在统计时将受访者的国籍根据地理位置分布分为三组：亚洲、欧洲北美、其他，并且依照联合国发布的发达国家名单，又分为：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两组。因此，最后得到6个变量①性别；②年龄；③职业；④国籍地理位置分布；⑤发达与否；⑥华裔与否。在这六项变量当中，三个变量属于二分变量（性别、有无中国血统、是否来自发达国家），一个变量属于连续变量（年龄），两个变量属于类别变量（职业、国籍地理位置），而媒介使用与文化认同皆为连续变量，故以下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

检验结果显示，在中文媒介使用方面，六种个人特征之中，只有“性别”并未显著影响媒介使用频率，其他变量皆显著影响媒介使用频率。其中，学生、华裔、亚洲人、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人与青年人，对中文媒介使用频率较高。据此，我们推测：学生与青年人应有较多的时间与好奇心关注中文媒体，而华裔、亚洲人与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人，对中国的相关事务，可能有较多了解与涉入的需求。在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方面，六种个人特征之中，只有“国籍地理位置”、“是否来自发达国家”显著影响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程度，其他特征（性别、年龄、职业、有无中国血统）皆不影响文化认同的程度。其中，来自欧洲北美属于发达国家的外籍汉语学习者，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程度较高，而来自亚洲即文化接近性较高的外籍汉语学习者，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程度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在三个群体间呈现最低的均值。可见文化接近性并不成为提高对他国的文化认同因素，且性别、年龄、与他国的血缘关系等个人特征也无法影响到对他国的文化认同。

表5－39　相　关　性

＊＊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二）均值图说明

以下通过个人特征与媒介使用、文化认同的均值图以及相关度检验，详述个人特征对媒介使用与文化认同的影响。

（1）性别：从受访者性别与媒介使用、文化认同的均值图（如图5－1所示）来看，两个图的曲线正好相反。在中文媒介使用方面，女性的使用频率（2.79）高于男性（2.75）；但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方面，男性的认同程度（3.85）高于女性（3.78）。

图5－1　性别与媒介使用、文化认同的均值图

（2）年龄：从受访者年龄与媒介使用、文化认同的均值图来看（如图5－2所示），两个图的最高点与最低点有所差异。在中文媒介使用方面，20岁以下的人使用频率最高（2.98），31～40岁的人最低（2.29）。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方面，50岁以上的人认同程度最高（4.17），41～50岁的人最低（3.63）。由此可见，20岁以下的青年人接触较多中文媒介，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并不比其他年龄段的人高；而50岁以上年长的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高，但对中文媒介的使用频率不高。

图5－2　年龄与媒介使用、文化认同的均值图

（3）职业：从受访者职业（身份）与媒介使用、文化认同的均值图来看（如图5－3所示），两个图的最低点都落在家庭工作者，可见以家务为主要工作的人接触中文媒介最少（2.19）、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也较低（3.67）。通常家庭主妇（主夫）有较多的时间接触媒介，但是我们的受访者显然并非如此。据此，我们推测，外籍家庭主妇很可能比外籍职员面对更多问题，例如家庭琐事、儿女教育等，当这些问题加上跨国因素之后，相信需要更多的时间与心力去克服。两个图的最高点则是落在不同的群体，在中文媒介使用方面，学生的使用频率较高（2.9），而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方面，职员与旅游者的认同程度较高（3.86）。

图5－3　身份与媒介使用、文化认同的均值图

（4）国籍地理位置：从受访者国籍与媒介使用、文化认同的均值图来看（如图5－4所示），两个图呈现相反的情况。在中文媒介使用方面，来自亚洲的人较高（2.93），而来自北美欧洲的人较低（2.6）。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方面，来自亚洲的人反而较低（3.58），而来自北美欧洲的人较高（4.06）。由此可见，文化接近性提高了媒介使用频率，却没有提高文化认同程度，这正符合了俗语所说“近庙欺神”、“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图5－4　国籍地理与媒介使用和文化认同的均值图

（5）发达与否：从受访者是否来自发达国家与媒介使用、文化认同的均值图来看（如图5－5所示），两个图亦呈现相反情况。在中文媒介使用方面，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人比发达国家高出许多（发达：2.09，欠发达：3.09）。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方面，则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人略高（发达：3.84，欠发达：3.71）。由此可见，欠发达国家的人对中文媒介较感兴趣，发达国家的人更加认同中国文化。

图5－5　发达国家与媒介使用和文化认同的均值图

（6）华裔与否：从受访者是否为华裔（中国血统）与媒介使用、文化认同的均值图来看（如图5－6所示），两个图呈现颠倒的情况。在中文媒介使用方面，华裔比非华裔高（华裔：3.13，非华裔：2.66）。在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方面，则是非华裔的人略高（发达：3.81，欠发达：3.82）。由此可见，华裔对中文媒介较感兴趣，但是并不因为本身具有中国血统而提高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

图5－6　华裔与媒介使用和文化认同的均值图

三、语言变量检验

为了解语言掌握情况（汉语水平）以及语言学习时间对媒介使用与文化认同的影响，将这两个变量单独抽出来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汉语学习时间与中文媒介使用频率、汉语程度与中文媒介使用频率皆达显著相关，但是与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皆未达显著相关。从均值图可看出：在汉语学习时间方面，学习时间越长的人对中文媒体的接触频率越高，但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则是呈现V字形的曲线。在汉语程度方面，虽然程度越好的人不管是对中文媒体接触频率或是中国文化认同程度都越高，但是汉语程度与文化认同并未达到显著相关。

图5－7　汉语掌握情况与媒介使用和文化认同的均值图

(www.daowen.com)

图5－8　汉语程度与媒介使用和文化认同的均值图

从受访者汉语程度与媒介使用、文化认同的均值图来看，两个图都是呈现上扬曲线，即汉语程度越高，中文媒介使用频率越高，且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也越高。虽然如此，但是如果从数值来看，汉语程度的高低在媒介使用频率上差异较大（初级：2.52，高级：3.4），在文化认同程度上差异很小（初级：3.78，高级：3.94）。从受访者学习汉语时间长短（学汉语时长）与媒介使用、文化认同的均值图来看，两个图差异较大。在媒介使用方面，呈现上扬曲线，即汉语学习时间越长，对中文媒介的使用频率越高（1年以下：2.45，10年以上：3.08）。在文化认同方面，呈现V字形曲线，学习时间10年以上的人最高（3.91），而学习时间在1年以下的人并未较低（3.84），反倒是学习时间在4到6年的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略低（3.75）。这与著名的U形跨文化适应模式不谋而合。

四、假设验证

本研究将提出的假设，以均值的连续变量进行皮尔森相关分析检测，结果发现：汉语程度以及汉语学习时间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皆未达显著相关（r＝0.068　p＝0.098；r＝0.027　p＝0.539）；因此，假设一“汉语程度越高，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度越高”与假设二“学汉语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程度越高”并不成立。然而，汉语程度以及汉语学习时间与中国媒体的使用频率皆呈显著正相关（r＝0.331　p＝0.000；r＝0.205　p＝0.000）；可见，假设三“汉语程度越高，使用中国媒体的频率越高”与假设四“学习汉语时间越长，使用中国媒体的频率越高”获得验证支持。此外，中国文化认同程度与中国媒体使用频率亦呈显著正相关（r＝0.257　p＝0.000），因此，假设五“使用中国媒体的频率越高，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程度越高”同样获得验证支持。

华裔以及来自与中国文化较为接近的亚洲，是否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与中国媒体接触频率更高？分析结果显示，是否为华裔与中国文化认同程度与中国媒体接触频率皆未达显著相关（r＝0.006　p＝0.877；r＝－0.233　p＝0.877），因此，假设六“华裔比非华裔，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程度更高”与假设七“华裔比非华裔，使用中国媒体的频率更高”皆不成立。而来自与中国文化较为接近的亚洲，情况最为特殊，分析结果显示，其对中国的媒体使用频率较高，但是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却没有明显高于西方世界，因此，假设八“来自文化接近的亚洲，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度较高”不成立，假设九“来自文化接近的亚洲，对中国的媒体使用频率较高”成立。是否来自发达国家有何不同？分析结果显示，来自发达国家与否与中国文化认同程度呈负相关（r＝－0.083　p＝0.045），但是与中国媒体的使用频率呈正相关（r＝0.189　p＝0.000），说明假设十“欠发达国家的外籍汉语学习者，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度较高”不成立，而假设十一“欠发达国家的外籍汉语学习者，对中国的媒体使用频率较高”获得验证支持。

五、关键变量

根据问卷统计调查的结果，以下回答本研究提出的五个问题：

（1）外籍汉语学习者对中国媒体的使用频率与满意度？对各类型媒体的使用情况？

在中文媒体使用频率方面，超过八成的人“曾经使用”中文媒体，但“经常使用”的人只有三成左右，使用均值介于“偶尔”到“有时”之间；在满意度方面，五成以上的人感到满意，满意均值介于“说不准”到“满意”之间。从多数人对中文媒体“曾经使用”，但并非“经常使用”的情形看来，大众媒介随手可得，是强而有力的传播渠道，但是中国媒体对外籍人士的吸引力不高，传播效果有待加强。此外，还可以推论外籍人士对中国媒体的好奇与需求是存在的，但需求尚未被充分满足。

在各类型媒体中，广电媒体的使用均值高于平面媒体，其中电视是使用最多的媒体，但电影的满意度比电视高，说明声光媒体的吸引力较高，电视虽然最为普及，但对外籍人士的吸引力不及电影。中文网站与中文阅读的使用频率都偏低，推测除了声光媒体为主流之外，还与两者都需要汉字阅读能力有关。在收看的电视节目类型方面，有七成的受访者看过新闻与电视剧，但只有两成经常收看；动画片曾经使用的人虽只有六成，但经常使用接近两成，说明动画片的黏着力强于其他类型节目，对外籍汉语学习者来说，拥有较强的传播效果。

（2）外籍汉语学习者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情况如何？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最具吸引力？

关于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的各项叙述中，外籍汉语学习者除了对“移民中国”的认同度较低之外，其他各方面的认同度都相当高。从文化认同的三阶段：“有所了解”的认知阶段、“感到喜欢”的情感阶段与“想要参与”的行动阶段来看，认同度最高的是情感阶段，其次是行动阶段，最后才是了解阶段，可见喜欢中国文化的人多，愿意学习并参与的人也不少，但自认为了解的人却不多。值得深思的是一旦了解之后，文化认同的程度是否会有所改变。当外籍人士自认为对中国了解之后，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程度会更高或是反而降低呢？

在中国的各类型文化中，外籍汉语学习者除了汉语之外，最喜欢在中国旅游、吃中国菜以及与中国人交流，而对中国城市与国家的印象也不错；但是对国族与当代文化、流行文化的认同度低，多数的人对移民中国不感兴趣，并且对中国当代的文化与生活的认同度一般，而且对流行事物的了解与喜好方面，达三成以上的人回答说不准，推测其对中国流行事物使用较少，在想象中不具体，因此也谈不上喜不喜欢。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代文化与流行文化三者经比较发现：过去的传统文化较吸引人，认同度较高；对现代生活与当代文化的认同度略低，而流行文化可以说不存在于多数受访者的生活之中。此外，有近七成以上的人喜欢传统文化，但只有六成的人想要学习，并且有一成以上的人表示不想学习。说明传统文化在情感与行动之间是有差距的，欣赏不一定代表想要学习。

（3）来自日韩等与中国文化较接近国家与华裔，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与中国媒体的使用频率是否更高？

华裔汉语学习者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程度并没有高于非华裔，但是在对中国媒体使用频率方面却高出许多，说明华裔对中国相关事务有较多了解与涉入的欲望，但是并非因为拥有中国血统而对中国文化感到更为认同。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应首先重视华人的华语教育，其次才是非华人，此观点从本研究的研究结果看来，值得商榷，两者并重的方式可能更为理想。

来自日韩的受访者人数最多，符合上海外籍人士国籍的比例。^[12]日本与韩国的语言都与汉语有着深厚的关联性，据访谈得知，不少日韩国籍的汉语学习者认为懂得汉语是高人一等的，是一种精英阶层的符号，并且学习汉语还有助于本国语言能力的深化。虽然如此，本研究发现，日韩国籍的汉语学习者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与中国媒介使用频率并没有高于其他国籍的人，可见文化接近性对文化认同与媒介使用情况的影响皆不大。

（4）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外籍汉语学习者，对中国媒体使用频率与文化认同程度与有何不同？

对中国文化认同度高的人，更多来自发达国家；但在中国媒体的使用频率上，欠发达国家远高于发达国家（经常使用：发达5.1%，欠发达18.9%）。据此，我们推测两点：一是中国媒体目前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吸引力较弱，对欠发达国家的人，可能较具吸引力；二是欠发达国家的人对中国相关事务，可能有较多了解与涉入的需求。

（5）语言掌握、媒介使用与文化认同三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个人特征与语言掌握对媒介使用与文化认同的影响。以下将进入本研究的重点：检验媒介使用、文化认同与语言掌握三者之间的关系。

以皮氏相关检测发现：媒介使用与文化认同达显著相关，语言掌握与媒介使用亦达显著相关，但是语言掌握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则未达显著水平。将媒介使用与文化认同的均值以等级区分，再以卡方检测后发现，所有结果皆与皮氏相关检测相符合。可见文化认同、媒介使用与语言掌握三者之间呈双向的正向关系：即语言掌握度越高的人，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媒介使用频率越高的人，文化认同程度越高，反之亦然。其三者关系如图5－9所示。

图5－9　媒介使、文化认同与语言掌握三者关系图

据此推论：对外籍汉语学习者及其他跨文化旅居者而言，其对当地的媒介使用是影响在他国的语言掌握与文化认同的关键变量。对他国的文化认同可视为外语学习动机的强化因素，但语言掌握对文化认同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当地的媒介使用不仅影响语言学习，同时也是影响文化认同的变量。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大众媒介是重要的文化传播渠道，提高外籍汉语学习者对中国媒介的使用频率，不仅有助于汉语学习，还能有效地加深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接纳程度。

【注释】

[1]文化认同在本研究指的是外籍汉语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学习与接纳程度.

[2]里普曼（Lippman Walter，1889～1974）提出两个环境理论，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前者是客观世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

[3]王爱平.文化与认同——印度尼西亚华裔青少年调查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

[4]闻亭.华裔与非华裔汉语学习者对待目的语群体态度及习得动机比较研究［J］.北语汉语学院，2007.

[5]倪传斌等.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调查［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4）.

[6]［美］巴兰（Raran S.J.），［美］戴维斯（Davis D.K.）.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曹书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58.

[7]Bill Wells ＆David Prensky.消费者行为［M］.台北：台湾西书，1997.

[8]许仟.欧洲文化与欧洲联盟文化政策［M］.台北：乐学书局，1999：220　221.

[9]Denis McQuail.特新大众传播理论［M］.台北：韦伯文化出版社，2003.

[10]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

[11]黄葳威.文化传播［M］.台北：正中书局，1999：306.

[12]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数据，在沪工作、居住的港澳台、境外常住人口数据，日本占25%，中国台湾占13.1%，美国占11.8%，韩国占10.4%，新加坡占5%，德国、中国香港、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马来西亚等国及国籍地理位置平均占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