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陈忠实在获奖感言中所说的：“就《白鹿原》来说，它的获奖重在给作家有限的生命中一次关于人格和文格的正名。”文学要得到世人的认可，其核心在于对作家人格精神的认可。陕西文学在当代能得到世人的瞩目，也是被陕西作家的人格精神，被陕西作家将文学作为生命的全部意义的执著精神所震撼。
如果从代际意识看陕西文学，第一代作家如杜鹏程、柳青、王汶石等人在血与火的激情年代创造了属于他们的辉煌，奠定了陕西文学精神命脉，甚至在参与建构全国的主流文学——现实主义精神作出了贡献。第二代作家也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创造了他们的辉煌。其中领军人物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以各自的厚重的作品，摘取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陕西文学就像黄河一样绝不会断流，陕西的第三代作家们如何在新的时代创造这一代人的辉煌呢？这不仅是作家们思考的问题，也是所有关注陕西文学命运的人们渴望回答的问题。近年来，有论者无不担忧地称其为“陕西文学断代现象”，考察陕西籍作家中40岁以下作协会员中，几乎没有在全国打响的作家。甚至于比较广西、甘肃、宁夏三地的青年作家新锐局势，而断言说陕西文学出现了所谓的“断代”。也许，正如陈忠实在陕西师范大学的长安大讲堂讲座中所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不打粮。”目前，陕西文学的确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光环照耀，其他作家都难以吸引评论界的关注，尤其是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青年作家的成长也需要成长的氛围，需要评论家的关注。缺乏评论家的关注与指导，青年作家只能摸索前进。他们即使取得一些成绩，也被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光辉所遮蔽。
其实，陕西的第三代作家、第四代作家要突围出来，还是要吸收前辈的成功经验，赓续陕西文学的人格精神，这是万变中的不变。时代会变，时代精神和社会氛围会变，这是个人无法阻止的。但是，养成充实而光辉的人格力量是不变的法宝。因为，文学是作家人格的体现。朱光潜在《诗论》中评价陶渊明时就说道：“大诗人先在生活中要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又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22)充实而又光辉的人格精神，能给你以崇高的精神向度，引导生活在世俗欲望社会的人们以精神的超越，这正是这个时代所缺失的精神超越。陕西作家红柯能在全国打响，成功的秘诀在于守望神秘的西部世界，从远离现代都市文明的边疆的戈壁、雪山、大漠、草原、雄鹰、奴羊和质朴刚强的汉子身上挖掘人们久违了的生命意识，他将这种生命意识给予高贵的诗性抒写，让人耳目一新。这都为陕西新一代作家提供了借鉴。
培养高尚的人格精神，首先要立志高远。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揭示的“人生三境界”并不过时，“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管时代风气如何变迁，作家都要独立不改，卓然而立。陕西新一代作家要追问自己的人生理想是什么？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文学是不是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为什么要搞文学呢？是为了换得微薄的稿费吗？是为了作为“省作协会员”微弱的荣光吗？是为在陕西文坛赢得了“脸熟”吗？还是为获奖而写作？文学对自我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思考清楚了这些问题，才会像路遥、邹志安一样以殉道者的悲壮和贾平凹背干粮啃干馍的吃苦精神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其次，要心怀国家、民族的命运。陕西新一代作家要培养浓厚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赓续历代先贤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怀天下精神气魄，同时，要在当前社会变革和发展中主动自觉地养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在“去政治化”的时代，政治对人的日常生活影响越来越小，陕西新的一代作家要自觉地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心政治、关注世界、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文学绝不能和民生相脱节，与社会相脱节，绝不能沉浸在自我小天下中自娱自乐，无病呻吟。《毛诗序》中就强调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于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毛诗序》的作者认为文学（诗歌）应该从诗人的性情中流出，但绝不是个人自我的情感，要有“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的精神。美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也说道：“艺术家表现的绝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23)中西方的文学理论家都看到了作家不能沉浸在绝对的自我之中，缺乏对人类、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的洞察，永远不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贾平凹认为“作家不关心时代的政治生活是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的”。(24)贾平凹针对文坛上散文的衰落，认为“中国散文的一兴一衰，皆是真情的一得一失”。(25)他认为90年代以来的散文的题材狭窄，精神脆弱，矫揉造作、充满女人气的小、巧、甜腻的散文文风，明确提出了“张扬大度、力度”的散文境界。贾平凹在1992年提出了“大散文”观念，并在自己主编下的《美文》期刊实践着“大散文”的观念。贾平凹在《美文》发刊词中提出：“还原到散文的原本面目，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26)贾平凹认为能把自己的生命体证传达出来的就是好的散文。他发现历史上的散文大家的文集中，“大量的是谈天说地和评论天下的文章。”贾平凹在《走向大散文》一文中说：“张扬散文的清正之气，写出大境界，追求雄沉，追求博大感情。”文品即人品，‘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面对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洗尽铅华始见真。方才明白，文学的大比拼实际上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大比拼。
再次，陕西新一代作家要保持清醒的社会—文化批判精神，要能担当在坚持文化批判立场所带来的深度孤独的考验。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思想家，要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保持一定的批判意识。就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对礼法之士的虚伪风气无情的批判；被誉为“太康之英”的陆机，对自己所处时代流行的时尚文化——玄谈风气保持相对清醒的批判意识。宋代大文豪苏轼对新旧两党政治理念的批判，为两种相互敌对的政治势力所不容，受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据史载，苏轼上朝前更衣时，问奴婢：“腹内为何物？”婢女说：“苏学士一肚子锦绣文章。”苏轼却苦笑说自己是“满腹牢骚”。苏轼的“满腹牢骚”来自于他的文化批判精神。他既对旧党的保守政策不满，又对新党革新之弊政也是颇多不满。苏轼的一生，正如陆游所评价的：“公不以一身之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心，生然凛然。”可见，苏轼坚持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独立思考精神，坚持“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批评立场，这是苏轼做人、做事、作文和立功、立德、立言的核心思想，也是苏轼问题意识的具体表现。(27)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意识，大家是熟知的。其实，鲁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保持着一定的怀疑和距离，他在《呐喊·自序》中流露的深沉的孤独意识，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五四”思想家要深刻得多。鲁迅对自己一生所作的“启蒙”也是有着清醒的意识，深知文人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的局限。正如德国学者顾彬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所分析的：“作者把中国传统和当代现实都看得一无是处，但是在黑暗的尽头他也没有看到任何光明。他没有明白地袒露他的怀疑，但是言语中表现得颇为冷静和反讽。”(28)“作者掩饰了他的时代，只有具有批判精神的读者才能洞察这一点。对鲁迅作品的每一解读因此都必须从一位不可靠的作者、个别情况下甚至从一位不可靠的虚实者出发。作者与他那个时代以及他本人的距离，使他在20世纪中显得如此独异。”(29)鲁迅对自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会保持这样的批判意识和怀疑意识，注定了他内心深处的无人领会的孤独。作家保持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批判，而是来自内心中对道义的坚守。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作家们，要养成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所谓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内容：①自觉地从事知识产品的生产活动，以寻求真理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②把知识和真理作为唯一的权威体系，除此之外，不屈从任何其他的权威，诸如权力、宗教等；③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不同于任何功利条件为转移的其他阶层和阶级。”(30)2002年贾平凹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也说道：“作家的职业是与社会有摩擦的，因为它有前瞻性，它的任务不是去顶礼膜拜什么，不是歌颂什么，而是去追求去怀疑，它可能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世界对人生意义怀疑的立场，而不是明确着什么为单纯的功利去批判，所以，作家和社会的关系永远是紧张的，这种紧张越强烈愈能出现好作品。”(31)作家不仅要对社会现象、社会思潮、社会规范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32)还要对深层的文化症候保持严肃的批判意识。那么，陕西新一代作家就应该深刻反省当前的文化症候，绝不能随波逐流，放任自我。对拒绝“崇高”思潮引发的高贵人性和精神缺失热情的应给予呼吁。对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的现代人给予澄明、纯粹的精神向度。
最后，要树立“谢朝华于已批，启夕秀于未振”的超越意识和“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新变意识。陕西新一代作家要思考如何超越陕西前两代作家的艺术成就，实现突围；只有深入研究前两代作家的成功之所在，只有看清楚前两代作家的优势，才能看出他们的不足，在他们缺失的艺术方面下工夫，才能探索出属于这一代作家的艺术路子。红柯之所以能突围出来，就在于他有投足新疆的十年生活体验，又能毅然返回关内，正符合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的：“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33)就在于他上大学以来积淀的深厚学养，身居高校这块净土，淡泊名利，培植自己纯净的心灵，才能从诗性的高度弘扬人性的高贵。这是陕西前两代作家不具备的。陕西新一代作家不仅要关注思考陕西文坛，还要放眼全国，放眼世界，只有如此，才会新变，才能超越。在多元价值观的时代，作家们应该树立核心价值观，切中时代精神，写出大气的作品。可见，作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陕西当代文学氛围重构的核心。
【注释】
(1)夏中义：《文学：作家的生存方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2)参见《“家娃心态”：陕西作家心理分析》一文，见《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3)贾平凹：《预言留在以后》——《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选集》序，《平凹文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4)贾平凹：《平凹文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5)贾平凹：《平凹文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6)张英主编：《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
(7)冯肖华主编：《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8)〔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4页。
(9)〔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10)〔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11)〔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页。
(12)〔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13)〔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45—146页。(www.daowen.com)
(14)〔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50页。
(15)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第381页。
(16)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第346页。
(17)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第364—365页。
(18)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450页。
(19)〔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20)〔德〕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21)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565页。
(22)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
(23)〔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24)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50页。
(25)贾平凹：《平凹文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5页。
(26)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第8页。
(27)参见李思民：《问题意识·思维品质·创造精神》，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28)顾彬：《20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29)顾彬：《20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30)李思民：《问题意识·思维品质·创造精神》，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页。
(31)《对当前散文的一些看法——在北京大学的讲演》见《贾平凹文集》第1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第210页。
(32)参见李思民：《问题意识·思维品质·创造精神》，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3—68页。
(33)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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