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多元化与文学边缘化：陕西当代文学的身份认同

在“去政治化”的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学的边缘化的趋势。文学的社会中的身份认同愈来愈艰难了。陕西文学虽然在90年代出现过“陕军东征”的辉煌，但在新世纪以来，也面临着身份认同艰难的困扰。

文学的娱乐化倾向是在文学反思以往所担负的过于沉重的社会教育中出现的新趋势。也许文学在政治化的时代中的确承担了生活之“重”，可是，文学也因此赢得了世人的关注，成为公众生活的中心话题。但在被称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思想启蒙的80年代，中国思想界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洗礼，“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席卷而来，冲击着人们昔日的价值观念。文学界也出现了“文体革命”“先锋小说”“现代派”“意识流”“魔幻荒诞”“黑色幽默”等新试验。文学创作上呈现的“文本试验”“叙事圈套”“零度写作”等新倾向，从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等文本开始，文学的神圣崇高精神被消解，文学英雄主义被颠覆。就在文学拒绝“伪崇高”的同时，“崇高”精神也被抛弃掉了。尤其是90年代后，市场经济观念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又遭受了迅猛的商品化、世俗化的冲击。文学一路下滑，从昔日的神圣地位沦为媚俗，从昔日的中心地位也移于边缘地带。文学成为娱乐消费时代的快餐消费，“从‘新写实’的池莉、方方、刘震云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有了快感你就喊》《一地鸡毛》的世俗媚俗的书写，到‘私语化写作’的林白、陈染、徐小斌的《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同心爱者不能分手》的自话自说，顾影自怜；从‘新新人类’卫慧、棉棉、皮皮的《上海宝贝》《商场宝贝》《夜幕下的宝贝》的下半身肉欲物欲的叫卖，到‘80后’韩寒、郭敬明、李傻傻的《见鬼》《十爱》《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小太监病态的写真，文学没有思想感召的深度和精神冲击的力度，整个一副胎里疾的软骨症。”⁽⁷⁾其实，这些“私人化写作”的作家，刻意在作品中使自己卓立于时代和公众之外，渴望在与主流文学相疏离中得到文学自身的确证与认同。但是，除了媚俗，再不能给人以任何思想的感召，文学自然失去了公众的信度。

我们要警惕所谓的“消费主义文化”，因为西方语境中的消费主义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后现代主义的产物，是“人们经常以鲜明的反现代目光来审视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过程。”⁽⁸⁾消费主义文化是建立在西方知识分子对现代主义的世界性知识的反思之上。正如费瑟斯通所说的：“后现代主义表征的是知识分子们对自身筹划的普遍有效性潜能失去了信心。”⁽⁹⁾“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自身筹划的优越性、对确立促进人类进步的普遍真理、道德及品位标准的权威和能力，都失去了自信心。”⁽¹⁰⁾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性”即是向后工业社会秩序发展的时代。“不应该为后现代中意义的丧失而悲哀，因为它表明的正是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代替了宏大叙事性知识，地方主义代替了普遍主义。”⁽¹¹⁾消费主义文化的出现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清教徒所恪守的宗教价值体系的深度颠覆。据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著中所分析的，早期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多是信奉宗教的清教徒，在清教徒的思想意识中有这样的观念：人是原罪的，没有享受的权利，只有努力地工作才能赎罪。但是伴随着工业化、理性化、城市化和社会分工过程程度的深入，西方的知识世界和思想世界在不断地祛魅。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渐趋衰微。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所奉行的“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是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清教徒所奉行的“禁欲、勤奋、远见和节俭”完全不同。也可以说，消费主义文化最强烈的文化性格就是世俗性。无论在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商品生产领域的文化逻辑上，还是在社会学中人们通过社会差距的表现和维系来实现自己对商品的满足、并获得某种社会地位的角度，还是在消费过程中引起的情感快乐及梦想与欲望等心理体验的角度，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成为真问题。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都是受到西方思想的裹挟，没有独立地发展出自己的文化性格。中国当前的社会进程并没有充分完成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也没有充分实现“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性”。现在过早地宣扬后现代主义，扬弃“现代性”都是不合时宜的。中国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伟大变革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积极参与，国人的物质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政治民主化水平得到了提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然而，我们始终处在以“发展”为核心的社会之中。所谓“发展”，就是扩大社会积累的生产活动。只有充分地扩大社会生产积累，中国才能强大，才能赢得“他者”的认同。国人的生活条件才能提高。也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强调与自然生态的和谐，才能提高社会生态的和谐。尤其，在党和国家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下，力图让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能享受到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积累的文明成果，这绝不同于西方的消费文化的文化逻辑。当然，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中也出现了文化产业，出现了消费影像群，人们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广告影像来获得消费商品自身。中国的文化场域中出现多元化趋势。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并存。甚至可以说，展示欲望和快乐的大众文化诉求冲击着高雅文化。娱乐媒体的参与，文学的娱乐化倾向日渐显著。西方式的后现代主义的“都市体验”也呈现出来。“后现代城市更多的是影像的城市，是文化上具有自我意识的城市；它既是文化的消费中心又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中心。”⁽¹²⁾“在高速公路两旁，风格上兼容并蓄的大型标志符号与小型建筑物的大杂烩。文字、图片、雕塑及霓虹灯混杂在一起，与现代主义城市新教风格相比，这种象征主义的引入，产生了享乐主义的消费文化景观。在这里，流行艺术对大众消费文化物品的模仿、复制，又反馈到了城市景观与文化工业中。提供刺激的，不仅仅是广告牌，而且还特别包括电信媒体影像。超常的装潢装饰、繁多杂乱的颜色，过量的意指符码等等，只有当你贴近跟前时，才会感觉到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没有任何余地以供有距离地欣赏。”⁽¹³⁾在“后现代主义城市”的购物中心、商业广场和百货商店等场所中，“购物不仅仅是一种为追求最大效用的、纯粹的理性算计的经济交易，而主要是一种闲暇时间的消遣活动。在这些场所中，场面形象设计得或排场宏大、奢华浮侈，或汇集人们梦寐以求的、来自遥远他乡的异域珍品，或表达对过去宁静情怀的感念与怀旧。徜徉其中的，已然是来消遣的观众。”⁽¹⁴⁾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革进程中，经济因素成为城市化运动的重要力量。一切都以经济发展为内驱力，因此，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个区域的城市迅速地模仿、复制西方后现代城市的文化性格。陕西也不例外。然而陕西文学的中心地——西安，依然散漫现代娱乐化都市和厚重的传统文化的气息。陕西的作家很少能感知到西方国际化大都市如纽约、巴黎等的现代气息，缺乏后现代性的情绪体验。除了贾平凹的《废都》，陕西作家很少将西安作为都市写进作品中去。因为陕西作家基本上都是农裔作家，他们来自于农村，他们熟知农村生活。后来跻身于西安这座文化城市之中，他们以农村的体验来感知城市，理解城市。贾平凹是其代表。贾平凹在《商州：说不完的故事·序》中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传统的村社文化仍影响甚至弥漫着城市——当今改革最头痛的是那些庞大的国营企业，而这些企业几十年人员不流通，几代人同一科室或班组，人的关系错综复杂，生产要素日渐退化，这种楼院文化现象与村社文化已没有多大区别，不能不使企业的发展步履艰难。—放眼全球的眼光看去，我们许许多多的城市，实在像一个县城，难听点，是大的农贸市场。这就是中国的特点。”⁽¹⁵⁾但他却沿着另一种思路去体验城市，“西安是历史名城，是文化古都，但已在很早很早的时代里这里就不再成为国都了。作为西安人，虽所处的城市早已败落，但潜意识里其曾是十三个王朝之都的自豪得意并未消尽，甚至更强烈。随着时代的前进，别的城市突飞猛进，西安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已无什么优势，这对西安人是一个悲哀。由此滋生一种自卑性的自尊，一种无奈性的放达和一种尴尬性的焦虑。西安这种古都—故都—废都文化心态是极典型的。”⁽¹⁶⁾贾平凹在艺术处理的时候并没有仅局限在西安城里。他一贯使用形而上的思考，对此文化心态作反思。正如他说：“我不认为我仅是写写西安，觉得扩而大之，西安在中国来说就是废都。中国在地球上来说是废都，地球在宇宙来说是废都。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安人的心态也恰是中国人的心态。这样，我才在写作中定这个废都为西京城，旨在突破某一城市的局限而大而化之，来写中国人，来写一个世纪末的人。”⁽¹⁷⁾贾平凹沿用了自己一贯的写性情写心迹的路子，来写西京城里的文化人作家庄之蝶的日常生活。庄之蝶被无所不在的颓废包围，庄之蝶反抗虚无和颓废的性情。然而贾平凹熟悉那些现代都市的元素，《废都》中的西京城里充满了佛、道等传统市井图像，缺乏现代都城的元素。进入新世纪以后，西安的现代都市元素表现得更为明显。时过十四年后（从1993年的《废都》到2007年《高兴》），贾平凹在《高兴》中写到拾荒者刘高兴生活的城市中“兴隆街”，增添了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感。但是，贾平凹并没有着力去写现代都市中的中产阶层的生活体验，而是反思中国所谓的“盛世”，问候“盛世繁华背后”的“贱民”。生活在现代都市的底层“贱民”，是来自中国农村的“打工者”。正如《高兴·后记（一）》所说的：“《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¹⁸⁾(www.daowen.com)

就在中国社会日渐文明开放，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际，就在文学日渐参与到大众文化之中，越来越追求世俗的感官刺激和娱乐化倾向之际，陕西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对抗着传达都市欲望的娱乐化文学。从陕西第一代作家柳青开始铸造的“六十年一单元”的文学态度，经过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始终坚守文学的高雅与严肃，将文学看做是自己的全部生命意义，绝没有将文学看为生命之外的东西，绝不会以玩的态度对待文学。这在全国文坛上显得难能可贵。

现在回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界努力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性对抗政治对文学过多地干预，反对将文学沦为工具，宣传政治意图的工具。用审美为文学复魅，认为文学是神圣、高雅和严肃的。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意义上审美性，是高雅艺术的一道围墙。这让人们多么的振奋。但是，过分地强调审美性，忽视文学的社会干预能力，过分追求文学的私人性审美情感的宣泄。尤其在90年代以后，文学遭遇到了消费文化的冲击。消费文化中“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¹⁹⁾文学回应着后现代主义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后现代主义的审美，已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审美”，后现代社会的审美已是日常的世俗化的审美，已经不同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奠定的“无利害关系”的“非投入式审美”。传统的高雅艺术所具有的审美“灵晕”在机械复制时代消解了。正如本雅明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说的：“在艺术品的可复制时代，枯萎的是艺术品的灵晕。”⁽²⁰⁾作为高雅艺术的文学，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开始由社会的中心边缘化了。陕西文学坚守的严肃、高雅追求，在大众消费文化氛围中出现了认同焦虑。就在文学缺乏普遍读者关注的认同焦虑中，文学只能靠国家体制设立的文学评奖制度来加强自身的认同感。陕西文学有着问鼎国家最高文学奖的传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摘取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陈忠实的《白鹿原》摘取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据贾平凹的女儿贾渐渐2008年6月透露说，父亲的朋友私下问，在陕西文坛上，陈贾地位孰高孰低时，贾平凹自谦地说：“咱没有像样的作品嘛。”可见，贾平凹言下之意，虽然自己以往的作品在社会上引起过轰动，如《废都》出版后就赢得了“洛阳纸贵”的效应，也曾获得外国的文学奖，如法国“费米娜文学奖”。但与“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只有像陈忠实一样创作出能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才能奠定自己在文坛的声誉。2008年10月底，北京传来捷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贾平凹的《秦腔》榜上有名。这不仅仅对贾平凹很重要，对陕西文学界意义更大。陕西文学在文学边缘化的趋势下，通过文学评奖制度又一次获得了社会认同。1997年，《废都》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时，贾平凹在庆贺会上表明：“获得这个奖对我来说，大体是无所谓。”看来，贾平凹更看重的是中国的“茅盾文学奖”和世界上的“诺贝尔文学奖”。同时，贾平凹也表示出：“这个奖在外国，法国又是小说大国，它毕竟对校正这本书的误读有好处，为更多的一层人去读，供作者产生一份写作的自信。”可见，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文学只有获奖才能克服认同的焦虑，作家只有通过获奖才能产生写作的自信。刚刚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其实在创作时，作家就充满认同的焦虑。《秦腔·后记》中就流露出这种焦虑感，“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在时尚于理念写作的今天，时尚于家族史诗写作的今天，我把浓茶倒在宜兴瓷碗里会不会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袄去吃宴席会不会被人耻笑为贫穷呢？如果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习惯了翻着看，是否说‘没意思’就撂到尘埃里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为主的人，他要一听说我又写出一本书，还不会读就要骂母猪生不下狮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²¹⁾就是这样一部充满作家自我焦虑的作品，在2008年10月底揭晓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榜上有名。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作为陕西作家的第二代人物，通过“茅盾文学奖”证明了他们的实绩。陕西还有一批颇具实力的作家，他（她）们先后问鼎过“鲁迅文学奖”。冷梦的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在1996年首届“鲁迅文学奖”上摘取了报告文学奖。继冷梦之后的陕西作家红柯，也以短篇小说《吹牛》再次问鼎“鲁迅文学奖”。红柯是陕西第三代作家群中最具问鼎“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作品多次入围“茅盾文学奖”，我们相信总有一天“茅盾文学奖”的殊荣会再次光顾陕西文学的。

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只能通过文学评奖制度来消弭文学的社会认同危机。陕西作家并不认为文学的真正意义在于获奖，陈忠实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庆贺会上宣称：“就《白鹿原》来说，它的获奖重在给作家有限的生命中一次关于人格和文格的正名。”其实，文学家作家之所以要借助评奖体制来得到认同，是因为仅靠作品是无法完全价值认同的。新世纪的今天，一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下千部，可真正有几部能获得政治化年代的“三红一创”的殊荣呢？信息化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再是靠文学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电视、电影、网络对文学的冲击，文学退居到了边缘化的地位。可以说，在今天的时代，早已不再是80年代人人捧着文学杂志阅读的时代了。网络冲浪，追求视觉的刺激，“养眼”成为“后现代影像时代”的关键词了。具有沉思性质的阅读行为转变为感官刺激的看图行为，人们的生活节奏快了，娱乐休闲时间占据了阅读时间。人们的心态变得直接，直接得有些浮躁。浮躁得让人们无法平静地欣赏文学作品。即就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人们也无暇顾及。这样的时代，正是文学的悲哀。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的中心话题是财经，社会生活中的文化英雄变成了影视明星，娱乐媒体如湖南卫视打造着娱乐的明星，“超女”成为公众羡慕的文化英雄。而整个社会的文学氛围已经相当的单薄。就连严肃的学术自身都遭遇了大众化，有学者纷纷借助影像方式追求着明星化路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由此，传统意义的书斋式的学者变成媒体的明星学者。作家们也渴望借助媒体影像来参与大众文化，贾平凹一再担心的《秦腔》文本，虽无法或不可能通过视频影像来取得普遍的接受，但《秦腔·后记》在媒体人的制作下，出现了影像式的文本。可以说，对习惯了看图的观众群体，有不少人看过影像版的《秦腔·后记》，但他们不一定读过文字版的《秦腔·后记》，何遑《秦腔》？当然，贾平凹早已饮誉文坛，自然会有投资者去将他和他的《秦腔·后记》制作成影像。而对一般的陕西作家，也许没有这样的机会。对于陕西作家来说，深知文学的真正意义不是获奖，但不得不借助获奖的方式来消弭现实的认同焦虑，这是何等的无奈呀！我们热切地呼唤我们生活的时代，在文化性格上能具有开阔的心态和兼容并蓄的气魄，为文学的认同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这是陕西当代文学氛围重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