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觉的欢畅与自由的尴尬：政治与文学的张力

政治与文学之间，是永远也言说不完的话题。在西晋是如此，在当代也是如此。政治与文学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张力呢？这成为关注文学命运的一个永恒话题。陕西文学自然也摆脱不了如梦魇般的纠缠。

政治是一只无形的手，可以托起国家、社稷、苍生的命运。政治具有无穷的魅力，因为政治向来就是从民心动向中提炼出来的。它不仅能集全社会、全民族的力量于一役，而且能将全社会的注意力集于一点。文学也应风而动，受其召唤。陕西当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虽说陕西自古以来就有秦汉唐三代的文学辉煌，陕西当代文学真正的源头应该是延安文艺。而延安文艺正是上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救亡”政治主题下结出的果实。为了抗日救亡，全民族都有责任有义务投入其中。有古训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抗日救亡的心脏。有多少爱国的进步青年怀着梦想奔赴延安。其中，就有不少历尽千辛万苦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的文学青年。这些文学青年为延安火热的革命局面所感染，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投入到革命之中去。他们困惑了，不知道是放下笔，拿起武器去革命呢，还是继续拿着笔去革命呢？最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学青年指明了方向。革命也需要文学青年拿起熟悉的笔去鼓励人的斗志。“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政治家们从政治的立场引导文学的理论旗帜。陕西当代文学就是在这面旗帜下成长起来。“文学如何为政治服务”成为延安文艺工作者思考的中心问题。文学只有写现实生活的真实场面，去写现实生活中投身抗战的工农兵生活，才能为政治服务。这就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陕西当代文学一开始就在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中汲取营养，并迅速成长。甚至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期以来的“主流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正是从延安辐射全国的。属于一方地域的陕西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颇具实力的创作群体，创作了极具高度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被称之为当代文学的重镇。陕西文学在自觉地参与融会或者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主流。可以说，陕西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借助着政治的魅力，赢得了世人的关注与尊重。陕西文学的第一代作家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柳青的《创业史》成为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这两部文学经典生动地再现了革命战争岁月与和平时期建设生活本质，洋溢着高昂的时代精神。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极大的规模描绘出解放战争的雄伟画卷，谱写出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业绩，塑造出以周大勇为代表的一系列英雄形象，弘扬了崇高的时代精神。作品充分展示了作者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史诗追求。《保卫延安》也确立了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范式。杜鹏程《保卫延安》的起点很高，达到了最高水平，《保卫延安》因此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之作。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一样，柳青的《创业史》成为陕西文学辉煌的典范之作。柳青的《创业史》完成了由重视宏大历史事件的情节向凸现英雄人物的伟大性格的转变。柳青的《创业史》将梁生宝英雄性格的成长作为中心来统一情节，控制场面，并铺设人物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创业史》还出色地刻画了真实性典型性程度更高的老一代农民形象梁三老汉，这无疑加强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力度。伟大的变革时代，造就了崇高的英雄人物，更造就了崇高的英雄气质。即使梁生宝的英雄形象比起梁三老汉来要单薄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代表着新时代气象的新人物形象。陕西第一代作家杜鹏程与柳青，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融合在政治生活之中。他们亲身经历过战争岁月或建设生活，切准了激情岁月的生活本质。他们发自内心地去抒写、赞美这个时代和时代的英雄，这是不容怀疑的。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崇高的社会使命感，时代的激情与作家的创作激情融合无间。政治意识或政治情绪也被作家融会贯通在作品中。正如夏中义分析的：“（政治）倾向本是作家的整个人生体验的有机部分，它并未从作家灵魂中分离了出来，抽象为简单的口号或教义，相反，它是与作家对宇宙、生命、世界的深挚感悟融为一体的，所以，当作品成为作家灵魂的肖像时，人们固然可从肖像中看出政治神情，却无力辨析到底哪条皱纹、哪缕肌理是图解政治的，哪些却不是。真正浑然一体的艺术品是不允许作机械的政治穿凿的，这就使含有政治性的艺术品，同那些政治化的艺术赝品划了一道界线。”⁽¹⁾然而，一旦文学与政治之间结合过于紧密，张力空间变得十分狭小时，就又无形中损伤了文学自身艺术性追求。政治家要求文学家通过艺术化的方式来宣传政治，文学家很容易流于图解政治、图解生活。就连杜鹏程、柳青这样的大作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保卫延安》和《创业史》也受到一定程度诟病，何况一般作家作品！“柳青《创业史》乡土题材的‘史诗性追求’只能也只会依靠线性思维去描述，去展现他依靠政策理念所‘重新安排’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新生活”。⁽²⁾尤其是“文革”十年中，陕西文学和全国文学一样都沦为政治婢女的地位。

《老子》所说的“道者，反之动也”。伴随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要求将文学从政治战车上松绑下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文学家们宣扬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可以说，80年代，文学从政治的束缚中走了出来，终于迎来了自觉。陕西文学也迎来了自觉的欢畅写作状态。陕西文学界的第二代作家群真正登上文学舞台，文学与政治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张力空间。他们既要坚持深入生活、心系社会，以思想者的身份干预生活，思考社会问题，又深入思考文学自身的美，重视艺术性，文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自觉起来。陕西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中得到了发展。我们只要翻翻贾平凹80年代的文字，就能感受到陕西作家群在那个时代，是何等的欢畅。“陕西的中青年作家，外界都说是个‘群’，实际也是人才济济，层出不尽。……文友们皆是属‘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人物，其人品、文品一直被我效仿。单以地理而分，陕北有路遥、李小巴、赵熙，关中有陈忠实、邹志安、王吉呈、王宝成、王观胜、王晓新，陕南有京夫、王蓬，还有写铁道生活的莫伸，写学院生活的王戈，他们个个英英武武，有声有势，各以自己的作品占据阵地，拥有大量的读者。”⁽³⁾贾平凹绝非恭维他的文友们，“个个英英武武，有声有势”是20世纪80年代陕西作家文学自觉地欢畅后所呈现出的精神风貌。陕西文学从革命年代中的政治婢女变为思想启蒙时代的思想先行者。路遥的《人生》，思考着人的幸福问题，追问人，尤其是个人有权利追求幸福吗？中学毕业的高加林，不甘心回到农村过清苦的生活。他要追求个人的幸福，追求自己的梦想。这样的思想反思在革命年代是不可能出现的，在“政治挂帅”重视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盛行的革命年代，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只是集体的一分子，是没有权利追求个人的幸福的。任何一个个体的人都是社会的“螺丝钉”，都要无条件地拧在社会需要的地方。“革命的螺丝钉”是专为“社会主义大机器”设计的，“螺丝钉”只有服从和奉献的权利。“螺丝钉”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自己的幸福。高加林绝不是这样的“螺丝钉”，而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新人”。陕西文学在思想层面中回应着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变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力图描绘“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实际上是在人追逐物质生活幸福的同时失落了精神的崇高，宣扬着追求崇高的理想主义和直面苦难的卓绝精神。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是想“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⁴⁾。思考“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用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进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趣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⁵⁾贾平凹以商州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浮躁》，“试图表现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在高层次的文化审视下概括中国当代社会的时代情绪，力图写出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⁶⁾尤其是贾平凹90年代初发表的《废都》，之所以能赢得“洛阳纸贵”的效应，是因为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中严重受挫，出现了严重的“失语症”和种种不适感。而《废都》横空出世，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文人在“去政治化”的时代面临的种种无奈和症候表现得一览无余。陈忠实自认为“死后可以当枕头的书”《白鹿原》，在“民族秘史”的书写中追求着“史诗性”，小说选择了陕西关中大地上一块沉积着丰厚民族文化内涵的白鹿原，描绘了白鹿原上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民族矛盾，不同的是，小说的视点是民间式的、民族式的，揭示了被主流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所遮蔽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显示出了作家对“阶级斗争”历史观的深刻反思。可以说，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长期积累沉淀，陕西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在全国文坛上创造出了巨大的响动——被评论界称为“陕军东征”的文学事件。然而“陕军东征”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如果承认文学之途有所谓“征程”，从后来的事实看，陕西文学并没有如此强劲的力量。“陕军东征”意味着陕西文学总结了80年代的思考，而绝非是陕西文学在新时代的开端。因为陕西文学和全国的文学一样，遭遇了“去政治化”时代的冲击。(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当文学自信在审美的大纛下高歌猛进时，结果变得异常尴尬。这是自由的尴尬，是“去政治化”时代的尴尬。文学进入到了私人化的写作状态，文学不再与政治有任何的关系，既不再是革命的号角，也不再是思想启蒙的先声。文学成为纯粹的审美，似乎文学自由了，但这种自由是可怕的。难怪有人说，文学生于自由，也死于自由。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张力感消失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日益的边缘化，文学失去了读者关注。陕西文学也面临这样的尴尬。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少陕西作家转向了商业化的影视行当，也有不少的作家不得不放下笔沉默下去。那些依然坚守者也改变了原有的精神魄力，没有80年代的雄心壮志，放弃了原有的文学观念，“而在这个时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们从贾平凹《高兴·后记》足以读出作家在“去政治化”时代的无奈心境，认为这样的时代不会产生文学经典，以“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的心态去写作。其实，这样的写作心态也是危险的，因为既要降低对自己作品的期望，又要渴望将其留给历史。事实上，能留在历史上的文学作品，都是能经受住时间的残酷淘汰的文学经典。既然认定了自己的作品不能成为经典，何以留给历史？当然，贾平凹言语中也流露着对当下时代的文学认同困境的体认。文学认同在当下时代是如此的困难，这种认同困境主要是缘于文学在自由中迷失了方向感。文学远离了政治、远离了思想启蒙，文学漂流于自由的汪洋大海，失去了方向感。尤其在社会步入所谓的“盛世”，作家和所有人一样不得不面临着“盛世的平庸”。“物质生活的盛世”使人失去了体验苦难的机会，人的思想失去了淬炼的机会，人在对物质的过分关注和追求中，精神和思想显得有些平庸、单调。人的灵魂显得贫乏、单薄。正因为思想的平庸，会让作家失去思想的基点，失去思考的力度和向度。作家们在这样的时代，显得无奈。读者和整个社会也显得浮躁、平庸，读者无法认同深沉的思想，这也是文学边缘化的真正原因。盛世中的读者层不耐烦于作家的思想说教，也不耐烦于作家的私人化写作。总之，你说什么，我都不感兴趣！谁叫我这样浮躁呢？既然，在这样的社会，文学氛围十分淡薄，文学的身份认同是如此的困难，作家不得不将自我作品价值留给历史去认同。这也是贾平凹要“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的另一层深意。

文学与政治之间，就是如此的神奇。当文学与政治结合时，文学可以借助政治的魔力赢得全社会的关注，博得满堂彩。当然，文学与政治过往从密，文学往往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就将失去文学的艺术价值。这样，文学将不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就死于不自由之中。但文学力图摆脱政治的束缚，就像物体要克服万有引力一样，就会漂浮游离出去，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文学一旦从政治的张力空间中游离出去，文学就变成了纯个人化、纯私人的呓语。文学彻底变成了无聊的游戏，就会失去方向感，失去社会的认同，就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尴尬。这样，文学就真正死于自由之中了。从陕西文学的发展轨迹中，我们意识到文学在不自由中要求自觉，自觉给文学带来了无比的欢畅。当文学真正赢得自由时，文学却异常尴尬。其实，文学既不会完全窒息在不自由之中，也不会完全窒息于自由的尴尬之中。我们从对西晋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历史中，深知当文学在自由的尴尬中无法取得身份认同时，文学又会向政治靠拢。西晋永嘉时代，当文学沉溺在玄言文学的平淡之风中的时候，就会被民族危机的政治注入生机。刘琨的诗歌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完全相信陕西文学会在涅槃中再生的！可见，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是陕西当代文学氛围重构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