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洛中玄学学风与中原文风

以洛阳为中心的司州、豫州、兖州等中原地区，在东汉时代就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司州、豫州一带的学术文化积淀很浓厚，尤其是颍川郡和汝南郡。颍汝地域的世族家族在东汉末年政治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党锢事件中，颍汝一带的士人就首当其冲。“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陈蕃就是汝南郡平舆人，“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士林“龙门”人物李膺也是颍川襄城人。当时士林中有气节有影响的如杜密（颍川）、范滂（汝南）、蔡衍（汝南）、陈翔（汝南）、贾彪（颍川）、荀淑（颍川）、韩诏（颍川）、钟皓（颍川）、许劭（颍川）都是颍汝一带的人物。就连曹操这样的人也需要得到这些士人的品藻，《三国志》裴注引《世语》：“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³⁰²⁾孙盛的《异同杂语》中记载了曹操拜见许劭的情景，“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³⁰³⁾颍汝士人在曹魏时期，地位显赫。曹操都不得不承认“汝颍固多奇士”，曹操手下的一大批文官均是来自汝颍一带的世族。《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引《魏书》载诏曰：“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关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此登台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³⁰⁴⁾可见，汝颍世族在曹魏政权形成中的重要性。

东汉以来的汝颍地域士族多是儒学家族。荀氏、钟氏、陈氏都是颍川的著姓名儒。《世说新语·德行》：“李元里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刘注引《海内先贤传》曰：“颍川先辈为海内所师者，定陵陈穉叔，颍阴荀淑，长社钟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识难尚，陈、钟至德可师。’”⁽³⁰⁵⁾《世说新语·德行》中记载了颍川陈寔带着诸子侄前去拜访荀淑的盛况：“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着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着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³⁰⁶⁾桓道鸾在《续晋阳秋》将这次会面神化，称其为：“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贤人聚。’”本来是一次极为私人性的会面，由于会晤者声名之大，以至于惊动了官方的太史。东汉后期的颍汝士人正是借“名教”来影响士林，左右官方舆论。这些世族士人在东汉的“党锢之祸”也为名教节气付出惨重的代价。如何认识东汉后期颍汝一带儒学之士的激浊扬清行为呢？他们偏执的“名节”追求实际上是东汉王朝用于维系士人的儒家精神信仰日落西山时候的一次回光返照。然而，儒家精神信仰如同陈蕃、李膺等的命运一样悲壮地谢幕了。从此，儒家精神信仰受到质疑，士人心目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开始从传统的儒家体系中游离出来。《世说新语·德行篇》“郭林宗至汝南”条下刘孝标注引司马彪《续汉书》：“郭泰字林宗，……初有道君子征，泰曰：‘吾观乾象、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辞以疾。”⁽³⁰⁷⁾郭林宗是难得的清醒者，不作无望的努力。这与他“处约味道，不改其乐”⁽³⁰⁸⁾的思想有关。我们尚看不出郭林宗的思想与儒学精神有明显的断裂，但至少可见他在努力游离开儒家的精神信仰。经过曹魏时代的“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学术思想的洗礼，彻底扭转了东汉后期的士风。“东汉之中叶，士以名节相尚，而交游品题，互相持以成乎党论，天下奔走如鹜而莫之能止。桓、另侧听阉竖，极致其罪罟以摧折之，而天下固慕其风而不以为忌，曹孟德心智摧折者之固为乱政，而标榜者亦非善俗也，于是进崔琰、毛玠、陈群、钟繇之徒，任法课能，矫之以趋于刑名，而汉末之风暂息者数十年。”⁽³⁰⁹⁾可见，颍汝地域的儒学家族在曹魏时代已经改变了家学路数，向刑名思想转换。从标榜儒学的“名教”到刑名思想的“循名责实”的转换过程中，内在的逻辑是顺畅的，相通的。然而，无论是东汉后期颍汝士人标榜的名节，还是曹魏时代颍汝士人顺应刑名的“循名责实”思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士族精神的约束。就在洛阳为中心的司、兖、豫诸州郡中，旧有的政治秩序的思想权威，昔日被视为当然的政治伦理“忠”“孝”“天命”开始受到质疑。儒学内部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无法弥补儒学的式微局面，就在古文经学家王肃对郑玄等儒学思想的批判中，引入了“道家”的知识结构，结果，思想领域豁然洞开。可以说，王肃的“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³¹⁰⁾对后来的玄学影响很大。正是因为王肃“吸收到更多的道家学说，来补救儒的弊病，由繁琐变得富有系统性而且更为活泼，使思想更进一步活跃起来”。⁽³¹¹⁾玄学正是在传统的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断裂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因素。颍川儒学世家的荀氏家族中最先出现了“独好言道”的荀粲。《三国志》裴注引《晋阳秋》记载：“何劭为粲传曰：‘粲字奉倩。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随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³¹²⁾陈留郡阮氏家族也是儒学世家，《世说新语·任诞》刘注引《竹林七贤论》曰：“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³¹³⁾但阮氏家族中也出现了像阮籍、阮咸这样的玄学之士。谯国嵇氏也是儒学世家，《三国志》裴注曰：“兄喜……为康传曰：‘家世儒学，少有俊才……’”⁽³¹⁴⁾嵇氏家族中出现了“龙性难驯”的嵇康。就连北地泥阳的儒学傅氏家族，也出现了善言“虚胜”的傅嘏，《世说新语·文学》裴注引《魏志》曰：“嘏字兰硕，北地泥阳人，傅介子之后也。……嘏尝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又引傅玄《傅子》：“嘏既达治好正，而又清理识要，如论才性，原本精微，鲜能及之。司隶钟会年甚少，嘏以明知交会。”⁽³¹⁵⁾“才性论”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命题，论者虽有不同的政治利益，但更多的是在于借此命题展示玄学思辨水平。颍川儒学钟氏家族中的钟会也要染指此命题，《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³¹⁶⁾钟会之所以不敢当面呈给嵇康，是害怕嵇康看出其哲学思辨的破绽。可见，魏晋时期，玄学在黄河以南的洛阳一带诸州发祥，以至于这一带士人经过一定的玄学思辨训练。这导致了永嘉时期，出现黄河南北两地世族优劣的争论。《晋书·祖纳传》记载：“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³¹⁷⁾所谓“颍汝之士利如锥”，正是颍汝一带深受玄学思辨的启迪，思维敏捷。所谓“幽冀之士钝如槌”，则充分说明幽冀一带深受儒学影响，士风醇厚质朴，不善思辨。(www.daowen.com)

经过正始玄学的洗礼之后，西晋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一带在文风上形成了尚华丽的轻快文风。正如第一章所分析的，洛中一带的华丽轻快的文风，不仅与中原一带文士对“离骚”文学传统的钟爱有关，也与玄学的“持简驭繁”思维有关。西晋时代的文学风气演变是融合了南北不同地域文风的结果。北方中原一带，尤其是洛阳为中心以玄学为思想基础的轻快文风是西晋文风的主导，具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吴地与河朔一带的以儒学观念为核心的典雅庄重文风是西晋文风的新因素。西晋文风是在融合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清丽流利的轻快文风、吴地为中心的典雅庄重文风的基础上，融合成了“缘情绮靡”的文学观念，从而促成了西晋文学的繁荣。

在此，尤其要申述的是，学界往往认为西晋对东吴的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文化上的胜利。以为江东士人入洛学习玄学，是学术思想上的胜利。实际并非如此，那些入洛寻求仕途的南方文士学习北方玄学，其实，内心中并不认同玄学风气，“并非出于对新学的兴趣或追求真理的愿望”，⁽³¹⁸⁾他们学习玄学的真正目的是便于和北方士人接触和交往。《异苑》记载陆机在偃师遇鬼的故事，并不能说明陆机就出自兴趣学习玄学。陆机在内心中十分厌恶玄学的放诞习气。据《御览》卷五九九引《抱朴子》曰：“陆君深疾文士放荡流遁，遂往不为虚诞之言，非不能也。”即使了解了一些玄学知识，也并没有改变他们在洛阳受到北方士人的歧视。《世说新语·简傲篇》“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住，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壹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³¹⁹⁾刘道真何许人也？《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余半，乃还之。后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问母，母告之，于是赍牛酒诣道真。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用相报。’”⁽³²⁰⁾刘道真即刘宝，是有名的任诞之士。刘道真在守丧中会见了陆机，不谈别的，只问深受名士喜爱的酒器——长柄葫芦。在“服膺儒术，非礼勿动”的陆机看来，丧中饮酒，有违儒家礼制，尤其是刘宝不问来意，只关心与世事无关的长柄葫芦，故而陆机十分失望。看来，即使像陆机这样懂得一些玄学知识的南方士人，并不能改变北方名士作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战胜者的优越姿态。何况，陆机等人以自己的家族声望和文化自信感，“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文化上的失败者。他们不仅不是文化的胜败者，甚至是文学方面的胜利者。东吴士人国破家亡，只能说是军事和政治的失败，不能说是文化的失败。虽然说魏晋时代的玄学与传统的儒学相较，有其优越之处。就学术本身而言，玄学改变了汉代传统经学繁琐的学术路数，迎来了思想的自由和解放，甚至迎来了“人的自觉”。从理论逻辑上讲，正因为玄学促成了“人的自觉”，推进了“文学的自觉”。但是就西晋文学的实绩讲，那些代表西晋文学成就的文学家多是来自于恪守儒学传统的地域。如傅玄、傅咸父子地望于北地泥州（今陕西耀州区一带）；张华来自于河北范阳方城；陆机、陆云来自于江东吴郡；左思来自于齐国临淄；张协、张载、张亢来自于河北安平。只有潘岳、潘尼二人才来自于玄学发祥地河南洛阳一带。如果认为东吴世族在文化上也是彻底的失败者，那么如何解释南方的文士陆机获得“太康之英”的声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