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东家族学风和吴地文风

三国鼎立时期，东吴一带形成了顾、陆、朱、张四大家族势力。其中的顾、陆家族是江东土著世族，朱、张家族则是北方过江避难的著姓家族。刘孝标注引《吴录·士林》：“吴郡有顾、陆、朱、张四姓，三国间，四姓盛焉。”⁽²²⁷⁾这四大家族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风，《世说新语·赏誉篇》曰：“张文朱武，陆忠顾厚。”⁽²²⁸⁾

《世说新语》中的张氏家族，是指张昭家族。《三国志·吴书》有传。张昭是徐州彭城人士，《三国志·吴书·张昭传》：“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具发名友善。”⁽²²⁹⁾张昭家族在汉末大乱后渡江避难，来到江东。“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²³⁰⁾张昭深受孙策倚重，“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书疏，专归美于昭，昭欲嘿而不宣则惧有私，宣之则恐非宜，进退不安。策闻之，欢笑曰：‘昔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²³¹⁾从《三国志·张昭传》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张昭早年声名远播，北方士人多知其名。而吴郡富春孙氏出身小吏家族，在汉末士大夫心目中地位不高，自然会“专归美于昭”。孙策明白其中道理，更加倚重张昭。孙策遇刺病笃时，曾有意让张昭继承事业。据《三国志》裴注引《吴历》说：“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²³²⁾张昭在孙策死后，孙权悲伤不已，六神无主时，果断地激发孙权，稳定了政局。《三国志》裴注引《吴书》：“是时天下分裂，擅命者众。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一旦倾溃，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²³³⁾张昭在孙权用命时，不仅能建立功勋，又能以儒家思想制定朝仪。据《三国志》裴注引《吴录》：“昭与孙绍、滕胤、郑礼等，采周、汉，撰定朝仪。”⁽²³⁴⁾张昭随时以儒家规范极力进谏孙权。史载孙权在武昌的钓台上洋洋得意，饮酒大醉，并以水洒群臣为戏。对群臣说：“今日醉饮，惟醉坠台中，乃当之耳。”张昭正色不语，转身处去坐在车中。醉意在酣的孙权还非要叫人请张昭回来，张昭则说：“昔日的殷纣就在酒池长夜饮酒，当时也认为是作乐而已，不认为是在作恶。”（《三国志·张昭传》）张昭以老病居家，“乃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²³⁵⁾张昭绝非腐儒，能随时将儒家经义与时政联系起来，《三国志·张昭传》记载说，孙权曾经问卫尉严畯：“能背背你小时候所读的书吗？”严畯就背诵了《孝经》“仲尼居”一段文字，张昭听了后，说：“严畯乃是一粗鄙之人，我愿为陛下背诵。”就背诵了“君子之事上”的一段，大家都认为张昭所背的内容十分明智的。张昭不仅熟知儒学经典，而且性格刚毅，有威严。当初，孙权要设置丞相一职，张昭是众议所归的人物。孙权就考虑到张昭的刚直性格，以为不合适。说：“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²³⁶⁾张昭性格刚正，就连孙权都有所忌惮，东吴没有不畏惧的。“昭容貌矜严，有威风。权常曰：‘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举邦惮之。”⁽²³⁷⁾张昭不仅名扬吴土，而且北方曹魏都重其名。《三国志》裴注引胡冲《吴历》：“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²³⁸⁾魏文帝曹丕十分看重自己的著作《典论》，之所以把《典论》和诗赋送给孙权和张昭，其目的是显示自己的文治才华。送给孙权尚且能理解，他毕竟是吴主。送给张昭，就因为张昭的文学才华在吴国十分彪著。张昭之长子张承，“少以才学知名，与诸葛瑾、步陟、严畯相友善”。⁽²³⁹⁾张承“为人壮毅忠谠，能甄识人物。”⁽²⁴⁰⁾以至于那些“勤于长进，笃于物类”的庶族士人，“无不造门”。孙权也多次令太子孙和“修敬于承，执子壻之礼”。⁽²⁴¹⁾张昭的少子张休作为太子孙登等寮友，为孙登讲授《汉书》。

东吴时，还有一位令孙权敬重的张氏，即张纮，字子纲。《三国志》裴注引《江表传》：“初，权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张公，纮曰东部，所以重二人也。”⁽²⁴²⁾他不是《世说新语》中所谓的张氏著姓。他是广陵人，早年曾游学京师，拜太学中博士韩宗为师，《三国志》裴注引《吴书》：“纮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闿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²⁴³⁾张纮拒不接受汉末大将军何进、太尉朱儁、司空荀爽等的征辟，避难至江东，深受孙策器重。《三国志》裴注引《吴书》：“纮与张昭并与参谋，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策亦重惜纮，欲以自辅。答记不遣，曰：‘海产明珠，所在为宝，楚虽有才，晋实用之。英伟君子，所游见珍，何必本州哉？’”⁽²⁴⁴⁾孙策曾派张纮到许昌，孔融等人对他十分友善。曹操拉拢张纮，举荐他做九江太守。张纮心恋孙策旧恩，称病固辞。孙权用命之后，张纮与张昭常参与机密，《三国志》裴注引《吴书》：“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接，常令纮与张昭草创撰作。”⁽²⁴⁵⁾张纮的文学才华很高，受到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的赞赏。《三国志·张纮传》：“纮著诗赋铭诔十余篇。”⁽²⁴⁶⁾《三国志》裴注引《吴书》：“纮见柟榴枕，爱其文，为作赋。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后纮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谈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谈，非其宝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²⁴⁷⁾足见张纮和张昭的文章声名之大。张纮和张昭都擅长书法，《三国志·张昭传》：“少好学，善隶书。”⁽²⁴⁸⁾《三国志》裴注引《吴书》：“纮既好文学，又善楷篆，与孔融书，自书。融遗纮书：‘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²⁴⁹⁾张纮之子张玄也“官至南郡太守、尚书”⁽²⁵⁰⁾。张玄的才华虽不及其父张纮，但行为高尚。《三国志》裴注引《江表传》：“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纮。”⁽²⁵¹⁾张纮之孙张尚也能“以言语辩捷见知”⁽²⁵²⁾。“颇有俊才”⁽²⁵³⁾，张尚为孙皓侍中时，曾因才学博赡，言对胜过孙皓而获罪。《三国志》裴注引環氏《吴纪》记载说：“皓尝问：‘《诗》云：泛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对曰：‘《诗》言桧楫松舟，则松亦中舟也。’又问：‘鸟之大者惟鹤，小者惟雀乎？’尚对曰：‘大者有秃鹫，小者有鹪鹩。’皓性忌胜己，而尚谈论每出其表，积以致恨。后问：‘孤饮酒以方谁？’尚对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发怒收尚。尚书岑暋率公卿已下百余人，诣宫叩头请，尚罪得减死。”⁽²⁵⁴⁾

江东另一著姓乃土著的顾氏家族，其家风厚笃恭谨。《三国志·顾雍传》曰：“顾雍字元叹，吴郡吴人也。”⁽²⁵⁵⁾顾雍为人忠厚恭谨，“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²⁵⁶⁾官拜丞相，深得孙权见重。顾雍之长子顾邵“博览书传，好乐人伦”，⁽²⁵⁷⁾正由于顾邵这种好人物的性格，以至于州郡以及四方之士，都来与他相见，有的言说一番而去，有的馈赠一番而别，因此，他的声名远近知闻。起家官拜豫章太守，到任后能“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²⁵⁸⁾顾邵之子顾谭在祖父顾雍死后，官拜太常，代祖父顾雍平尚书事。被构陷后发配交州，著有《新言》二十篇。东吴灭亡后，顾氏家族中的顾荣在太康十年（289）被征入洛，在西晋朝廷中任尚书郎等职。《世说新语·德行》中记载了顾氏子孙顾荣在洛阳的生活片断，说：“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已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持之，而不知其味者乎？’”⁽²⁵⁹⁾顾荣这种醇厚的性格颇有其家风的味道。顾氏家族秉承儒家《周易》“君子厚德载物”精神，养成了“家门穆雍”的家风。顾氏谱系如下：(www.daowen.com)

江东土著著姓陆氏家族，其家风以忠义著称。陆氏谱系如下：

陆氏家族是江东孙吴政权所仰仗的武力强宗，拥有数千至万的部曲，魏国大将军邓艾所谓“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²⁶⁰⁾陆逊就有部曲数千人，《三国志·陆逊传》曰：“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²⁶¹⁾陆逊死后，其子陆抗“拜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²⁶²⁾。陆抗死后，其子“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²⁶³⁾陆氏家族在东吴政权中也官居高位，如陆逊“代顾雍为丞相”，⁽²⁶⁴⁾陆抗“拜大司马、荆州牧”⁽²⁶⁵⁾。陆抗族兄陆凯在孙皓朝“迁左丞相”。⁽²⁶⁶⁾《世说新语·规箴篇》记载：“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凯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²⁶⁷⁾可见，陆氏家族在东吴朝廷的实力。陆氏家族不仅是东吴中后期倚重的武力强宗，更是文化世族。因为长期受到东汉以来的儒家教育，陆氏家族养成了“忠”的家风。陆氏家族秉承“忠义”的儒家精神，更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家族门风。尤其陆氏家族中不乏学问精湛的儒学大师，陆绩就是这样的人物。《三国志·陆绩传》：“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又意存儒雅，……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²⁶⁸⁾清人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将陆绩列入《易》学系统之中，并辑录若干条论述。⁽²⁶⁹⁾陆凯虽不是大师级的学问家，但也颇受家族学问濡染，喜好《太玄》，《三国志·陆凯传》：“虽统军众，手不释卷。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²⁷⁰⁾陆凯喜爱扬雄的《太玄经》，与陆绩有关，因为陆绩曾注释过《太玄经》。陆氏家族的家学方法依然是秉承东汉今文经学的传统，重视象数、占卜，故而有陆凯“以筮辄验”的习惯。陆氏家族中还有一位“诗经”学家陆玑，著有《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开创了《毛诗》注疏中的博物学领域。在重视事功的陆逊一脉中，也能以儒家道德理想行事。这也许受陆绩一脉的影响，陆逊曾长期与陆绩聚族相居，《三国志·陆逊传》：“逊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康遣逊及亲戚还吴。逊年长于康子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²⁷¹⁾陆逊给诸葛恪的谈话中流露出自己的人生准则，《三国志·陆逊传》：“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²⁷²⁾他处处遵守儒家的仁义道德，并教诲东宫侍臣谢景：“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者，若彼之谈，不必讲也。”⁽²⁷³⁾陆逊常以“书生”自称。陆逊之子陆抗在上疏中也能秉承儒家精神要旨，在西陵之役取得胜利后，也能“貌无矜色，谦冲如常”。⁽²⁷⁴⁾陆抗之子陆景“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也”。⁽²⁷⁵⁾陆景之弟陆机就是一位“服膺儒术”的文士。《世说新语·赏誉》上注引《陆云别传》：“（陆云）儒雅有俊才，容貌环伟，口敏能谈，博闻强记。善著述，六岁便能赋诗，时人以为项托、杨乌之畴也。”⁽²⁷⁶⁾青年时期的陆云就被比拟为当世的“颜渊”，可见，陆氏家学的血脉中流淌着儒学精神。

东吴也绝非只有“顾、陆、张、朱”四姓家族，还有会稽郡的虞、魏、孔、贺等文化家族。《世说新语·赏誉》：“有问秀才：‘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乂；朱永长，物理之至伯，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鹤鸣，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徘徊，悬鼓之代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论谈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位帷幙；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²⁷⁷⁾这如果说是东吴人士在西晋洛阳一带备受鄙夷的情况下，穷举东吴地域有名的文化之士引以自重。那么，张华见到北来的吴地文士褚陶，十分惊讶。《世说新语·赏誉》载：“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颜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²⁷⁸⁾张华不仅对陆机提及此事，而且亲自写信给褚陶，说：“二陆龙跃于江、汉，彦先凤鸣于朝阳，自此以来，当恐南金已尽，而复得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渊岱之宝不匮。”⁽²⁷⁹⁾这种惊讶是来自政治和军事胜利者的北方人士的接触和真诚的赞誉，在他们心目中，东吴作为政治和军事的失败者，在文化上也只是落后者。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可见，三国时代，东吴文化也得到长足发展，这自然与吴地家族的文化传承有关。西晋时代，吴地文化已可以与北方一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

吴地文学已经相当成熟，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风。吴地文风与其地域学风有很大的关系。从上面我们分析吴地家族家风、家学可看出，江东一带的学术文化依然秉承儒学传统，在治学方法上，重视筮卜、象数经学思路；在立身上，重视儒家道德规范；在行事上，重视事功。因此，在江东人士的深层人格心理中儒学精神极为重要。这绝不同于北方洛阳一带的玄学思想和玄学人格。正是这种江东地域的儒学传统，形成了南方的庄重典雅的文风。《诗经》的四言体制是江东士人学习的文学典范。陆机、陆云等人就能熟练运用四言诗体创作。尤其是南方文化世族深受汉赋文学的影响，赋体创作也达到相当的高度。《诗经》中的“雅颂”传统极适合于这些以儒学精神为命意的世族的文化性格。也正是他们“服膺儒术”的文化性格，才决定了“尚规矩”的文学性格，从而凝聚成了庄重典雅的地域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