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风尚的渐变与西晋文风演变

如总论所述，一时代文学风气之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代的文人形成了共通的审美意识，并对这种审美价值产生了普遍认同。西晋文学形成的“绮靡”的观念，就在于文人们对华美有着普遍诉求和认同。这种对华美的普遍诉求不仅表现在文学之中，更表现在整个社会风尚之中。也就是说，正是在整个社会风尚中培养起来的审美诉求深刻地影响到文学审美之中。因此，分析西晋的社会风尚是理解西晋文风演变的重要纬度之一。一个时代的社会习俗包罗万象，我们仅取西晋社会的饮食、服饰、发式、物玩、婚制等方面研究西晋社会风尚的渐变，进而理解西晋文风演变的情况。

虽然晋武帝多次下令，提倡节俭，《晋书·武帝纪》：“戊辰，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在差。”⁽¹⁸³⁾“（泰始八年）二月乙亥，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¹⁸⁴⁾“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¹⁸⁵⁾“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¹⁸⁶⁾但是奢靡之风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他的佐命大臣何曾就极为奢靡，《晋书·何曾传》：“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¹⁸⁷⁾西晋社会的奢靡风尚是由来已久，蔚然成风，绝非靠一人之力和行政力量能彻底扭转。就在这种奢靡之风尚中，孕育着西晋社会的“尚华美”的审美诉求。

西晋世族尚奢靡，在饮食方面表现极为明显。何曾就十分讲究饮食，不仅有私人厨师，还有烹饪秘籍《食疏》等。据《齐书·虞悰传》：“悰曰：‘恨无黄颌臛，何曾《食疏》所载也。’”《晋书·何曾传》：“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就连进宫参加宴会，何曾都不吃皇宫厨膳，晋武帝只好让何曾拿出自备的膳殽。何曾食用的馒头都必须列开十字形的花纹，可见讲究的程度。他的儿子何劭无不过之，一天饮食要消费掉上万钱，还说没什么可吃的，连筷子都无处下。《世说新语》记载晋武帝因感到饮食美味不及臣下，恨意不平。“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蒸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豚。’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¹⁸⁸⁾王济家竟然用人奶喂养乳猪，并蒸食之，豪奢至极。如果不是武帝打听，绝不会说出秘方的。就连王愷、石崇这样的人都不告诉的。王济“性豪侈，丽服玉食”，⁽¹⁸⁹⁾常常以此为夸耀。陆机到洛阳后，张华叫他去拜访王济。《世说新语·言语篇》：“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¹⁹⁰⁾王济拿出数杯羊酪招待了来自南方的陆机，不觉间问起陆机家乡的风俗，南方什么东西可以和羊酪媲美呢？陆机说即使不放盐豉的莼羹就可以与之媲美，何况放上一些盐豉。王济和陆机在言谈之间，透露出鄙夷和反击之意。陆机曾以难得的鲊鱼来宴请自己的恩人张华。《晋书·张华传》：“陆机尝饷华鲊，于时宾客满座，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还问鲊主，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鲊，过美，故以相献。’”⁽¹⁹¹⁾张华知识渊博，不仅对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了如指掌，能画地成图，就连这难见的鲊鱼都无所不晓。张华饮食间，都见出其博学的本领。尤其是石崇为了争富，瞬间可以煮好豆粥，冬天能以韭菜饷客人，连晋武帝的舅舅王恺都自愧不如。《世说新语·汰侈篇》：“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恒冬天得韭萍齑。”⁽¹⁹²⁾王恺“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萍齑是捣韭根，杂以麦苗尔。’”⁽¹⁹³⁾才知道其中的秘密，原来，石崇叫人提前煮好豆子，再将煮好的豆子放在白粥之中，将韭根捣烂，杂以麦苗充当韭菜。王济和王恺打赌，赢了王恺心爱的牛，把牛心挖了出来烤着吃了。《世说新语·汰侈篇》：“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王武子语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谓骏物无有杀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一脔便去。”⁽¹⁹⁴⁾王济倒不是想吃烤牛心，而是和王恺斗气。何曾宴请客人，目的是显示阔绰。《晋书·何曾传》：“都督河北诸军事、假节。将之镇，文帝使武帝、齐王攸辞送数十里。曾盛为宾主，备太牢之馔。侍从吏驺，莫不醉饱。”⁽¹⁹⁵⁾何曾要出镇河北诸军事，司马昭叫司马炎和司马攸等王送行，何曾大设酒宴，宴请来宾，以至于连侍从吏驺都没有不酒足饭饱的。饮酒是西晋世族的常事，石崇确实不一样，令美女劝酒，客人不能饮或不愿饮，就杀劝酒的美女，实在是骇人听闻。王导虽不能饮酒，但不忍劝酒的美女被杀，就勉强喝下，以至于醉酒。而王敦就没王导厚道，坚持不喝，看石崇杀美女。石崇残忍，王敦麻木！《世说新语·汰侈篇》：“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¹⁹⁶⁾西晋名士喝酒也有喝得面红耳赤，喝得聚众斗殴，喝得不欢而散、感情破裂！《世说新语·忿狷篇》：“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¹⁹⁷⁾王大、王恭本是同族叔侄，因为喝酒，在他人家里竟然大打出手，真是不顾礼仪廉耻了！也有人喝得兴高采烈，惬意人生。《世说新语·任诞》：“毕茂世（卓）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¹⁹⁸⁾更有喝得孤独自得。《世说新语·任诞篇》：“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¹⁹⁹⁾有甚者，像贵游子弟谢鲲、王澄、阮修、王尼、毕卓等人相聚散发裸身一起喝酒狎妓，名为放达，实在毫无廉耻。《搜神记》有这样的记载：“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²⁰⁰⁾

从服饰变化也能感受到西晋社会风尚的此许消息。葛洪《抱朴子·讥惑篇》：“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²⁰¹⁾可见，当时的服饰风格变化与社会风尚的关系。在传统礼法社会中，服饰本来是有严格的等级界限的。据《晋书·舆服志》中记载：“《月令》季夏之月，‘命妇官染彩’，赪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视有威仪之选，衣兼鞙佩，衡载鸣和，是以闲邪屏弃，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补缉四维，疏怀山之水，静倾天之害，功尤彰者饰弥焕，德愈盛者服弥尊，莫不质良，用成其美。”⁽²⁰²⁾西晋贵族的衣服有严格的式样、色泽、质地、花纹的规定。《晋书·舆服志》有关于贵族服饰的记载。然而，西晋的服饰变化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人们在穿着服饰方面尊崇礼制的色彩不断淡化，而反礼教的叛逆色彩不断增强；第二，人们在穿着服饰方面的物质层面的需求不断淡化，而精神层面的需求不断增强。⁽²⁰³⁾西晋贵族却过多地追求服饰的华丽，色泽上的华丽和式样上的新奇，都具有反礼制的精神，也流露出贵族穷极奢华的物质生活追求和夸耀。《晋书·何曾传》：“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²⁰⁴⁾何曾力求自己的车服极为绮丽。王济家里的上百号婢女都穿的绫罗绸缎，《世说新语·汰侈篇》：“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²⁰⁵⁾石崇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连厕所中都有锦衣婢女侍列。《世说新语·汰侈篇》：“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²⁰⁶⁾石崇还为客人提供新衣，上完厕所后，要客人穿上新衣出来，大家都不好意思在婢女面前脱衣，换上新衣，王敦倒是神情傲然。不仅追求服饰的华美，还追求服饰的奇异。《晋书·五行志》：“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着衣者皆厌袎，此君衰弱，臣放纵，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²⁰⁷⁾我们排除阴阳五行灾异之解释成分，这则史料记载了西晋泰始、元康两个历史时期的服饰变化情况。泰始时期的衣服式样是上身小窄，下身宽大有余，腰带系在衣上面。元康末年，妇女的服饰则是露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多少像背带衣的样子，十分新奇。《搜神记》有同样的记载，由于不合常服的样式，被称为“妖服”。永嘉时，袷衣、发饰的样式也有新的变化。《晋书·五行志》：“初，魏造白帢，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帢，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帢，而妇人束发，其缓弥甚，之坚不能自立，发被于额，目出而已。无颜者，愧之言也。覆额者，惭之貌也。其缓弥甚者，言天下亡礼与义，放纵情性，及其终极，至于大耻也。”⁽²⁰⁸⁾永嘉年间，士大夫们流行穿生笺单衣。《晋书·五行志》：“孝怀帝永嘉中，士大夫竞服生笺单衣。识者指之曰：“此则古者穗衰，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无故服之，殆有应乎！”⁽²⁰⁹⁾与少数民族的接触增多，交往加强，西晋服饰也吸收了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些审美因素，《晋书·五行志》：“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中，又以毡为头及络带袴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夫毡毳产于胡，而天下以为头、带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²¹⁰⁾木屐也发生了变化，妇女所穿的木屐样式趋于男性化。《晋书·五行志》：“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至太康初，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²¹¹⁾贵族妇女的发式状饰也有新变，以兵器式样的配饰为饰。宫中女子喜欢撷子的发式，以至于社会上流行一时。《晋书·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干宝以为‘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物异等，贽币不同。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此妇人妖之甚者。于是遂有贾后之事’。终亡天下。是时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缯急束其环，名曰撷子。始自中宫，天下化之。”⁽²¹²⁾更为奇怪的是，江淮一带老百姓所穿的（鞋）聚在道路上。其原因在于战乱不已，老百姓无法安身立命，只能相聚为乱，做亡命之人。《晋书·五行志》：“元康、太安之间，江淮之域有败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视之复如故。或云，见狸衔聚之。干宝以为‘夫者，人之贱服，处于劳辱，黔庶之象也。败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来，所以交通王命也。今败聚于道者，象黔庶罢病，将相聚为乱，以绝王命也。”⁽²¹³⁾

西晋婚制亦是如此，贵族子女中仍保持着婚姻自由选择的风气，《晋书·王濬传》：“王濬，……美姿貌，不修名行，不为乡曲所称。晚乃变节，疏通亮达，恢廓有大志。……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才淑，择夫未嫁。邈乃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观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²¹⁴⁾贾充的女儿贾午与韩寿私通，贾充后将贾午许配给韩寿。《世说新语·惑弱篇》：“晋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为司空掾。充少女午见而悦之，使侍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家中莫知，并盗西域异香赠寿。充僚属闻寿有奇香，告于充。充乃考问女之左右，具以状对。充秘其事，遂以女妻寿。”⁽²¹⁵⁾西晋社会纵欲之风气十分严重，晋武帝就是始作俑者。太康二年（281），晋武帝下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²¹⁶⁾因为后宫佳丽极多，晋武帝不知所幸哪位嫔妃，只好乘羊车，任其所到。嫔妃们争着在户前插上竹叶，地上洒上盐汁，吸引武帝的羊车。西晋贵族们广罗姬妾，供其纵欲，并以姬妾送人。赵王伦专权后，他的谋主孙秀趁机向石崇索要歌姬绿珠，石崇打发婢妾数十人，让使者任意挑选。(www.daowen.com)

《晋书·石崇传》：“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时在金谷别馆，方登凉台，临清流，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被罗縠，曰：‘在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则丽矣，然本受命指索绿珠，不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许。”⁽²¹⁷⁾

士大夫贵族不仅广罗姬妾，而且好“男风”，即有同性恋的倾向。《晋书·五行志》：“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²¹⁸⁾荷兰学者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中曾考证了嵇康与阮籍之间的友谊，有同性恋倾向。⁽²¹⁹⁾如果说嵇康、阮籍之间更多是志趣相投而相互欣赏，到了西晋咸宁、太康年间以后的士大夫则是赤裸裸地玩弄男性（男宠多是下层之奴仆），绝非志趣所系。

西晋时代妇女有相当的自由，常结伙外出游玩。《晋书·潘岳传》：“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²²⁰⁾她们的社交活动十分频繁，抛头露面。《颜氏家训·治家篇》：“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唯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²²¹⁾其实江东妇女也是如此，《抱朴子·疾谬篇》：“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之务，不积其麻。……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谐，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去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生致因缘，无所不肯。诲淫之源，不急之甚。”⁽²²²⁾干宝《晋纪·总论》批评了西晋的社会风俗，“其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泆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²²³⁾

从饮食、服饰、发式、婚制等方面看，西晋时代是一个极为放纵情欲，极为自由的时代。西晋时代流行着尚奢靡、讲排场、尚华美、任情而动的社会风尚。无怪乎他们在文学的诗歌创作中追求绮靡的美学标准，认为诗歌是“缘情”的产物。这才形成了西晋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缘情而绮靡”诗学观念，并表现“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文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