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康：“援道入儒”与“缘气入情”

太康时期，儒学作为主流学术思想，是与司马氏家族学术传统有关。司马氏是河内有名的儒学家族，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⁹⁸⁾晋景帝司马师虽与夏侯玄、何晏等玄学名士齐名，但司马师更能“成天下之务”，⁽⁹⁹⁾更重视以儒学思想来维系社会秩序。据《世说新语·排调》记载：“钟毓为黄门郎，有机警，在景王坐燕饮。时陈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皋繇何如人？’对曰：‘古之懿士。’顾谓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¹⁰⁰⁾虽然这是几位同坐之人借机嘲戏的游戏之词，但流露出司马师对儒家人物和儒学思想的重视。据《晋书·何曾传》记载的“（曾）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¹⁰¹⁾看来，司马昭也重视以儒学的“孝道”思想教化天下。在曹魏时代后期，司马氏与那些信奉玄学、推崇“自然”的名士之间展开了争夺话语权的斗争，这也无形中把司马氏推向了玄学的对立面——儒学。曹魏时代，思想界的儒玄之争，实质是“名教”与“自然”之争，政治学意义远远大于哲学本身。司马氏所伏膺的“儒教”，也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尤其建国后，晋武帝亟须通过倡导儒学来凝聚王朝士人的思想。刘运好在《魏晋哲学与诗学》中说道：“武帝执政以后，进一步发展了其父兄崇儒融道的思想，并逐渐形成体系，运用到治国、御臣、役民之中。”⁽¹⁰²⁾晋武帝的佐命大臣也多是儒学之士。以“卧冰养亲”的王祥就官拜太保，“（武）帝遣侍中任恺谘问得失，及政化所先”。⁽¹⁰³⁾晋武帝即位后，拜郑冲为太傅。郑冲也是一位名教之士。“起自寒微，卓尔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动必循礼，任真自守，不要乡曲之誉，由是州郡久不加礼。”⁽¹⁰⁴⁾《世说新语·政事》就记载了贾充、羊祜咨询郑冲修订律令的事。“贾充初定律令，与羊祜共咨太傅郑冲。冲曰：‘皋陶严明之旨，非仆暗儒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润。’冲乃粗下意。”⁽¹⁰⁵⁾晋武帝的佐命大臣何曾也是一位儒学之士，他曾在司马昭面前批评阮籍的放诞行为。《晋书·何曾传》：“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¹⁰⁶⁾何曾在日常生活中都严格遵守儒家教义。“曾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¹⁰⁷⁾尤其是傅玄，他上疏建议晋武帝以儒教为立国之本，希望晋王朝一变曹魏以来的思想意识形态。“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¹⁰⁸⁾而且，傅玄发挥晋武帝的禅位的思想意义论证了西晋立国的合法性，以摆脱立国不正的舆论压力和晋武帝的思想忧虑。他认为，“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¹⁰⁹⁾他的思想得到晋武帝的认同，晋武帝要他拿出选举人才的方案，傅玄主张以崇尚儒学为标准，“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¹¹⁰⁾晋武帝在泰始四年（268）下诏，敦促郡守相，应“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¹¹¹⁾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敦崇儒学，更完整地显现了其儒学思想体系。据《晋书·荀崧传》记载：“…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国子，以弘儒训；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岛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¹¹²⁾可见，西晋前期，儒学思想在晋武帝积极倡导下，成为主流的学术思想意识。儒学也发挥了挽救浮华世风、选拔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早在曹魏时代，浮华世风就蔓延开了。魏明帝曾下诏禁之，《三国志·魏书·董昭传》记载：“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威势，莫能纠擿，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¹¹³⁾尤其是魏明帝驾崩之后，曹爽辅政，趣竞之风日炽。所以，晋武帝践祚之后，整顿世风成为首要之务。晋武帝的大臣刘寔切中时弊，他的《崇让论》就为矫正这种世风。《晋书·刘寔传》：“以世多进趣，廉逊道阙，乃着《崇让论》以矫之。”⁽¹¹⁴⁾

刘寔的崇让思想完全是出自于儒家思想精神的。然而，在西晋社会，儒家思想是无法彻底贯彻的。因为晋武帝执政，还需倚重那些世族。比如就是晋武帝的佐命大臣何曾，就是极为奢侈的。刘毅等大臣多次弹劾何曾“侈忲无度”，晋武帝因何曾是其重臣，只能选择“一无所问”的态度。太康元年（280）伐吴成功后，王浑、王濬等功臣争功不让，丝毫无儒家谦让之义，以至于形同水火。《晋书·王浑传》：“自以先据江上，破皓中军，案甲不进，致在王濬之后。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频奏濬罪状，时人讥之。”⁽¹¹⁵⁾王浑见王濬时，王濬总是严设备卫，然后见之，可见他们之间已是水火不容。“濬自以功大，而为浑父子及豪强所抑，屡为有司所奏，每进见，陈其攻伐之劳，及见枉之状，或不胜忿愤，径出不辞。帝每容恕之。”⁽¹¹⁶⁾晋武帝对王浑、王濬争功之事不能禁止，更不能申之以礼让之义。

在西晋太康时期的学术思想版图上，玄学虽不是主流学术思想，但不至于销声匿迹。甚至可以说，玄学仍不失为社会的普遍风尚。当然，这一时期，玄学已经失去了正始时期那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批判精神，退缩到士族的个人生活领域之中。由于晋武帝仍要倚仗着士族的支持，因此，玄学仍不失为社会的普遍风尚。晋武帝司马炎已不同于自己的父亲司马昭，对玄学和玄学之士的态度温和多了。西晋初年，玄学和政治之间紧张对抗的张力场消失了，甚至玄学还让晋武帝大悦不已。《世说新语·言语篇》曰：“晋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及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贞。’帝说，群臣叹服。”⁽¹¹⁷⁾刘孝标注引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数之始，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宁、贞。”诸家校笺都注意到，今本王弼《老子注》：“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各以其一，致此清、宁、灵、盈、生、贞。”⁽¹¹⁸⁾裴楷倒不一定是阿谀奉上之人，其言谈也不一定是阿谀之词。裴楷熟读玄学作品，濡染其间，信手拈来，为晋武帝摆脱尴尬局面。

晋武帝对玄学并无恶感，以兼容并蓄的眼光目之。甚至有意疏导，希望建立国家的官僚集团成员的儒玄兼综的人格模式。⁽¹¹⁹⁾据荀崧《上元帝疏》中说，晋武帝将王弼、何晏的著作列入章句传注众家之学。其目的也在于期望培养官僚集团以德治政，以道受身的人格模式和行为方式。刘颂在太康末年上疏武帝，说：“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¹²⁰⁾可见，晋武帝执政时期，颇能推崇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在选拔人才问题上，晋武帝也能认同尚书吏部郎李重的建议。“（李重）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期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终始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韫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搢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始举原，先谘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且应二品，非所求备。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诏从之。”⁽¹²¹⁾晋武帝正是看中霍原的“定志穷山，修述儒道”精神，希望通过树立典型，引导官僚成员的价值方向。

太康时期的儒学思想对文学风气又什么影响呢？

正如前面所说，学术思想往往是通过影响作家人格和精神取向来影响文学的。西晋太康时期的儒学，完全是为重构新的社会秩序服务的，是现实的、理性的；绝不同于建安文人的重理想、多浪漫、多幻想的儒家精神。建安文人多渴望在乱世中重整乾坤，再造秩序，这是儒家精神赋予作家人格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而在西晋太康时期，社会秩序已开始重建，文士们失去了在动荡不安世局中的不平之气、慷慨之气。当然，太康文学中依然流露出一种“气，”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的浮华之风而发的，其感染力量远比不上建安时期。比如张华在《轻薄篇》中批评权贵上流社会的浮华作风。

《轻薄篇》：

末世多轻薄，骄代好浮华。志意既放逸，赀财亦丰奢。被服极纤丽，肴膳尽柔嘉。童仆余粱肉，婢妾蹈绫罗。文轩树羽盖，乘马鸣玉珂。横簪刻玳瑁，长鞭错象牙。足下金履，手中双莫耶。宾从焕络绎，侍御何芬葩。朝与金张期，暮宿许史家。甲第面长街，朱门赫嵯峨。苍梧竹叶清，宜城九醖醝。浮醪随觞转，素蚁自跳波。美女兴齐赵，妍唱出西巴。一顾倾城国，千金宁足多。北里献奇舞，大陵奏名歌。新声逾激楚，妙妓绝阳阿。玄鹤降浮云，鲟鱼跃中河。墨翟且停车，展季犹咨嗟。淳于前行酒，雍门坐相和。孟公结重关，宾客不得蹉。三雅来何迟，耳热眼中花。盘案互交错，坐席咸喧哗。簪珥咸堕落，冠冕皆倾邪。酣饮终日夜，明灯继朝霞。绝缨尚不尢，安能复顾他。留连弥信宿，此欢难可过。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促促朝露期，荣乐遽几何。念此肠中悲，涕下自滂沱。但畏执法吏，礼防且切磋。⁽¹²²⁾

傅玄诗歌中也有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将耿介之气、慷慨之气融入深情之中的特点。傅玄在《惟汉行》中，借叙楚汉故事，歌颂了汉将樊哙英勇神武的气概，抒发了“健儿实可慕，腐儒安足叹”的建功立业的志向情怀。

傅玄《惟汉行》：

危哉鸿门会，沛公几不还。轻装入人军，投身汤火间。两雄不俱立，亚父见此权。项庄奋剑起，白刃何翩翩。伯身虽为蔽，事促不及旋。张良慑坐侧，高祖变龙颜。赖得樊将军，虎叱项王前。嗔目骇三军，磨牙咀豚肩。空卮让霸主，临急吐奇言。威凌万乘主，指顾回泰山。神龙困鼎镬，非哙岂得全。狗屠登上将，功业信不原。健儿实可慕，腐儒安足叹。⁽¹²³⁾

傅玄《长歌行》：

利害同根源，赏下有甘钩。义门近横塘，兽口出通侯。抚剑安所趋，蛮方未顺流。蜀贼阻石城，吴寇冯龙舟。二军多壮士，闻贼如见仇。投身效知己，徒生心所羞。鹰隼厉爪翼，耻与燕雀游。成败在纵者，无令鸷鸟忧。⁽¹²⁴⁾

张华也有这样的作品。如《壮士篇》《博陵王宫侠曲二首》《游侠篇》《励志诗》。

《壮士篇》：

天地相震荡，回薄不知穷。人物禀常格，有始必有终。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啸吒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蚋四戎。濯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独步圣明世，四海称英雄。⁽¹²⁵⁾

诗中激荡着一种高亢的英雄之气，“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慷慨成素霓，啸吒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蚋四戎。濯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将此诗混入建安诗文中，很难区分。此诗格调上颇似曹植《白马篇》。(www.daowen.com)

《博陵王宫侠曲二首》：

侠客乐幽险，筑室穷山阴。獠猎野兽稀，施纲川无禽。岁慕饥寒至，慷慨顿足吟。穷令壮士激，安能怀苦心。干将坐自ˌ，繁弱控馀音。耕佃穷渊陂，种粟著剑镡。收秋狭路间，一击重千金。栖迟熊罴穴，容与虎豹林。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

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借友行报怨，杀人租市旁。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腾超如激电，回旋如流光。奋击当手决，交尸自纵横。宁为殇鬼雄，义不入圜墙。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身没心不徵，勇气加四方。

《游侠篇》：

翩翩四公子，浊世称贤名。龙虎相交争，七国并抗衡。

食客三千余，门下多豪英。游说朝夕至，辩士自纵横。孟尝东出关，济身由鸡鸣。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窥兵。赵胜南诅楚，乃与毛遂行。黄歇北适秦，太子还入荆。美哉游侠士，何以尚四卿。我则异于是，好古师老彭。

《励志诗》：

大仪斡运，天回地游。四气鳞次，寒暑环周。星光既夕，忽焉素秋。凉风振落，熠耀宵流。吉士思秋，实感物化。日与月与，荏苒代谢。逝者如斯，曾无日夜。嗟尔庶士，胡宁自舍。

仁道不遐，德如羽。求焉斯至，众鲜克举。大猷玄漠，将抽厥绪。先民有作，贻我高矩。

虽有淑姿，放心纵逸。出般于游，居多暇日。如彼梓材，弗勤丹沐浴。虽劳朴斫，终负素质。

养由矫矢，兽号于林。蒲芦萦缴，神感飞禽。末伎之妙，动物应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

安心恬荡，栖志浮云。体之以质，彪之以文。如彼南亩，力耒既勤。藨蓘致功，必有丰殷。水积成川，载澜载清。土积成山，歊蒸郁冥。山不让尘，川不辞盈。勉尔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乃物之理。坎牵之长，实累千里。

复礼终明，天下归仁。若金受砺，若泥在钧。进德修业，辉光日新。隰朋仰慕，予亦何人。”

可以说，西晋太康时期的学术思想上呈现出“援道入儒”的趋势，而太康文风似乎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缘气入情。”儒家精神给文学注入的是一种“气”，一种刚正的理想之气。儒家思想给文士的人格中带来的是一份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激励着文士积极进取的精神。早在先秦时期的孟子那里就论述了“养气”的理论，《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其为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讲“气”与道、义等儒家理想连接在一起，“气”就成为个体人格中对宇宙、对人生、对道义、对理想的自觉精神认同。养出这样的“浩然之气”，个体成员就会感到精神充实。西晋傅玄就是一位儒学之士，“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傅玄能让贵游子弟望而生畏，就在于他一身的正气。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我们似乎觉得傅玄“不能容人之短”的性格多少有些偏执，但只要回到具体的时代，我们就会觉得难能可贵。晋武帝性格宽和，《晋书·武帝纪》中称赞：“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¹²⁶⁾晋武帝执政的二十五年间，几乎没有枉杀过一位大臣。但是，晋武帝面对的是自从东汉以来几百年来政治风俗的积弊，应下“猛药”以革之，而武帝却以宽仁待之。傅玄的偏执，才是革除几百年来政治风俗积弊的一剂猛药。张华的作品中就流露出积极进取的精神。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太康文学中为什么会有“气”存在。只不过与建安时代的作品相比，“气少”而已。

这一时期，玄学成为世族的生活风尚。作为庄老道家思想的新发展的玄学，实质上是人格为本体的哲学。正如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论述的：“人（我）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建构，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¹²⁷⁾圣人有情还是无情，成为玄学的讨论话题之一。⁽¹²⁸⁾正是玄学的开拓，“情”成为时代话题。无论是玄学家何晏认为的圣人“无情”，还是王弼认为的圣人“有情”，都是对名士人格的最高规定。玄学名士也从不以圣人自诩，《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¹²⁹⁾“我辈”即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名士。玄学思辨激发起的“尚情”主潮，成为太康文学“情多”的又一根源。

西晋太康时期，晋武帝提倡“修述儒道”的人格理想，傅玄作为传统君臣之道的实践者⁽¹³⁰⁾，忠实地维护着儒家伦理精神，他骨子内既融入了刚正耿介的一面，也贯穿着儒家的仁爱柔情。他的诗歌中既有慷慨激昂的气概，又有柔情似水的仁爱之情。因此傅玄才会有歌颂妇女的高贵美德的作品，也有同情妇女不幸遭遇的诗作。张华也养成了儒玄兼综的人格模式。⁽¹³¹⁾无怪乎，张华一组《情诗》，被后人称其为“女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