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永嘉之乱”与“平淡之风”

晋怀帝司马炽在皇室多难时，被“八王”中最后一位藩王——东海王越推上了皇位，历史便进入到了永嘉时代。早在晋惠帝晚期，流人李特和其子李雄已割据蜀地，后来李雄称帝，国号“大成”。东南一带，陈敏割据江东，幸赖江夏太守陶侃将兵讨破之。就在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的对抗中，“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刘聪、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⁹⁶⁾匈奴族单于刘渊利用成都王的信任，乘机发展势力，在左国城建都（山西离石县东北），自称汉王。数年之间，引兵叩关，屡犯太原、西河郡等地。上党羯人石勒也悄然崛起，心怀叵测。可见，西晋王朝已是危机四伏，然而，皇室内部仍争权夺利，内耗不已。晋怀帝即位，而大权在藩王司马越的手中。虽有司徒王衍向太傅司马越献的“三窟”之计，⁽⁹⁷⁾但不足以力挽狂澜，解社稷天下于倒悬之间。永嘉元年（307）之后的四年间，太傅司马越专权擅威，控制晋怀帝，而且党同伐异，大肆清除异己。西晋王朝已经不能抵御刘渊、石勒等的铁骑。永嘉五年（311），石勒率军攻破新蔡，攻陷许昌，直奔洛阳。司马越集二十万将卒，抱病迎敌，刚到项县就病死帐中。四月，石勒率军追赶司马越军队，在苦县一带的宁平城，将王衍等晋朝军队团团围住，猛烈攻击。就这样，十多万军队无一人生还。石勒俘获并杀害了王衍等大批王公名士，还焚烧了司马越的尸体。而后，刘渊带兵与石勒一起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晋愍帝司马业称帝于长安，数年之后，匈奴族刘曜攻陷长安，俘获晋愍帝。西晋由此灭亡。可见，西晋“八王之乱”最终演变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变为“五胡乱华”。

那么，西晋爆发的永嘉之乱，对文学风气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将西晋的文学氛围或文学场破坏殆尽。可以说，神州沦丧，国将不国，遑论文学？文学氛围或文学场中的行动者——作家发生了变化，正如前面分析的，西晋不少的中下层文士在“八王之乱”中失去了生命，幸存的文士也失去了文学激情，纷纷引退。他们淡出历史，淡出永嘉文坛。这导致了永嘉文学出现了“情坠玄理”的倾向。(www.daowen.com)

其次，永嘉时代，西晋动荡社会已经没有可资中下层文士活动的空间了，只有那些控制国家政权的上层士族尚有活跃的空间。这些上层士族虽也有诗文，但他们的热情转向到玄谈之学上，对文学失去了兴趣，导致了文学热情的减退。这些文化士族，不需要借诗文来谋取高位，他们只是用诗文敷衍玄理，这样的创作旨趣自然影响到诗风的变化。如果从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分析，西晋永嘉文坛上，那些蹑居政治高位的文化士族谈玄兴趣，就是他们的“习性”，这完全不同于西晋元康时期中下层文学的“习性”，即借华美的诗文展示自己的才华，谋求晋升之阶。那么，西晋永嘉文坛，以谈玄为“习性”的文化士族的力量或数量远多于以文章博得晋升为“习性”的中下层文士。这样，永嘉文坛的文学风貌自然不同于元康时期的“缘情”风貌。

最后，由于永嘉之乱，胡族驰骋中原。西晋元康以来的所有政治集团、文学集团被摧毁。既失去了文学生产场，也失去了文学消费场。元康时期，中下层文士游走在各种政治集团之间，这些政治集团频繁的文会活动，既是文士的诗文生产场，也是文士的诗文消费场。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中重视分析文学艺术生产场与权力场两个场域的关系。从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看，西晋永嘉时期，由于“五胡乱华”，北方沦入少数民族之手，导致大量的文化士族南渡。史称“衣冠南渡”。北方的政治权力场与文学生产场脱离关系。不仅破坏文学生产场，也破坏了文学消费场。至于为什么永嘉文坛出现“平淡之风”，第一章中有详尽的论述，在此就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