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康变局”与“缘情之风”

太康元年（280），西晋平吴后，国家收获的是东南四州，四十三郡的五十二万三千户，而晋武帝则收获的是孙皓妓妾五千人。晋武帝在国家一统后，失去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励精图治的理想。这一点，晋武帝的大臣何曾看得清清楚楚。《晋书·何曾传》记载，“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亡也。’”⁽³³⁾虽然在晋武帝执政的后十年中，即太康元年（280）到太康十年（289）间，西晋社会已出现政衰败亡之征兆⁽³⁴⁾，但晋武帝毕竟还能维系。尤其是晋武帝太熙元年（290）四月驾崩之后，用于维系西晋社会的“黄金绳”不复存在。虽然表面上看，晋惠帝继承皇统，但已是“权非帝出，政迩宵人”，⁽³⁵⁾先是太傅杨骏专权，而后是贾后预政，接着是八王乱政。可以说，八王乱政的前期，是宫廷中皇权的连连迭变，到八王之乱的后期，已经是兵戎相接，波及整个社会之中。这样的政局变化，自然引发了西晋文学的改色变调。我们能从陆机的《折杨柳》感受到晋武帝驾崩后中层文士的失落和依附命运。⁽³⁶⁾

邀矣垂天景，壮哉奋地雷。丰隆岂久响，华光但西。日落似有竟，时逝恒若催。仰悲朗月运，坐观璇盖回。盛门无再入，衰房莫苦开。人生固己短，出处鲜为谐。慷慨惟昔人，兴此千载怀。升龙悲绝处，葛藟变条枚。寤寐岂虚叹，曾是感与摧。弭意无足欢，愿言有余哀。

陆机用隐喻的文学手段说，天日落和雷收声来暗指晋武帝的驾崩，用“朗月”暗示惠帝皇后贾氏弄权，西晋皇权落入异姓大臣之手。“升龙悲绝处，葛藟变条枚”来揭示文士在晋武帝死后，一变为依附朝中权贵的可怜命运。

那么，在晋武帝驾崩后，西晋的政坛发生了哪些剧变呢？

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西晋政治格局骤然巨变。首先是公元290年，杨骏为首的“三杨擅权”。杨骏作为晋武帝皇后杨芷的父亲，官居高位。尤其是晋武帝在太康年间“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³⁷⁾导致了外戚杨骏等势力日渐坐大。《晋书》记载说：“而骏及珧、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³⁸⁾以至于在晋武帝弥留之际，杨骏偷天换日，逼走晋武帝属意的辅政大臣汝南王亮，在杨皇后的帮助下，杨骏走向了权力的巅峰。“帝复寻至迷乱，杨后辄为诏以骏辅政。”⁽³⁹⁾“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吉，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着，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⁴⁰⁾杨骏在晋武帝即位后，以太傅、大都督、假黄钺等身份录朝政，百官总己，又培植亲党，手握禁兵，以至于“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⁴¹⁾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意识到祸败不免，多次谏见，杨骏不用其说，将杨珧、杨济免职居家。杨骏考虑自己的声望不足以稳住局面，就大肆封赏，收买人心。石崇上疏晋武帝讽议之，曰：“陛下圣德光被，皇灵启祚，正位东宫，二十余年，道化宣流，万国归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于班赏行爵，优于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吴会僭逆，几于百年，边境被其荼毒，朝廷为之旰食。先帝决独断之聪，奋神武之略，荡灭逋寇，易于摧枯。然谋臣猛将，犹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泽之封，优于灭吴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佑，实在大晋，卜世之数，未知其纪。今之开制，当垂于后。若尊卑无差，有爵必进，数世之后，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陈闻。窃谓泰始之初，及平吴论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纵不能远遵古典，尚当依准旧事。”⁽⁴²⁾杨骏专权以来，征辟启用了一些文士，如邹湛、陆机、潘岳等人。《晋书·文苑传》记载说，邹湛“转太傅杨骏长史，迁侍中。⁽⁴³⁾陆机太熙末年（290）至元康元年（291）三月期间，受太傅杨骏征辟任国子祭酒。《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晋太康末，俱入洛，……太傅杨骏辟机为祭酒。”⁽⁴⁴⁾《晋书·陆机传》曰：“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后太傅杨骏辟为祭酒。”⁽⁴⁵⁾臧荣绪《晋书》曰：“太熙末，太傅杨骏辟机为祭酒。”⁽⁴⁶⁾潘岳在杨骏辅政期间，亦被命为太傅杨骏的主簿。杨骏为首的太后党在与贾南风为首的皇后党的较量中失败而覆灭。杨骏的佐僚像邹湛、陆机、潘岳等受到牵连而免官。陆机免国子祭酒后曾归吴。⁽⁴⁷⁾潘岳也被免官，《晋书·潘岳传》曰：“杨骏辅政，高选吏佐，引岳为太傅主簿。骏诛，除名。”⁽⁴⁸⁾

在与杨骏为首的太后党角逐中，以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为首的后党势力日渐形成。其核心成员有殿中中郎将孟观、李肇、贾谧、郭彰等人。不仅如此，贾后联络了司马氏宗室的楚王玮、汝南王亮等人。楚王玮入朝后，晋惠帝就下诏封他卫将军，统领北军。元康元年（291）三月初八，贾后与楚王玮发动宫廷政变，杨骏势力被诛灭。贾后便请出远徙在豫州的汝南王亮，与太子太保卫瓘共同辅政，主持局面。“征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为抚军大将军，镇南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为尚书令，东安公繇为尚书左仆射，进封东安王。”⁽⁴⁹⁾在贾后擅权的近十年中，先后假楚王玮之手除掉了汝南王，又名正言顺地下诏捕杀了楚王玮。因为张华在平息楚王玮事件中的功劳，才官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晋书·张华传》曰：“楚王玮受密诏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瓘等，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华白帝以‘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上从之，玮兵果败。及玮诛，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固辞开府。”⁽⁵⁰⁾贾谧和贾后私下相议，认为张华出身庶族，文雅有筹略，遇事进退有方，既对晋惠帝没有威胁，又为朝臣们钦佩叹服，有意将张华作为辅政大臣。但又怕没有把握，便私下问自己姨表亲兄弟侍中裴，裴向来敬重张华的人品和学问，十分赞成其事。于是张华作为辅政大臣“尽忠匡辅，弥缝补阙。”⁽⁵¹⁾《晋书》评价说：“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⁵²⁾张华在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品《女史箴》出炉了，他的用意很明显，希望通过历史上的樊姬、冯媛、班婕妤等妇女的道德典范，影响贾后，纠正贾后的缺失。“华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为讽。”⁽⁵³⁾贾后看后，深知张华的良苦用心，对张华是又敬又畏。

由于晋惠帝痴呆，王朝已失去了凝聚力。元康年间，西晋政治中出现了三股政治势力，一是以司马遹为中心的太子集团，二是以贾后、贾谧为中心的集团，三是以张华、裴、贾模为主的大臣集团。愍怀太子司马遹成为贾后的眼中钉，肉中刺。而张华为首的辅政大臣集团在愍怀太子和贾后集团之间左右逢源，平衡政局。

愍怀太子司马遹在元康元年（291）入住东宫，晋惠帝安排何劭、王戎、杨济、裴楷、张华、和峤等大臣为太子六师。并安排卫瓘之子卫庭、司马泰之子司马略、杨济之子杨毖、裴楷之子裴宪、张华之子张袆、华廙之子华恒与太子游处。并选拔了一批中下层文士入东宫，如元康元年（291）傅咸做太子中庶子。陆机在元康二年（292）入洛任太子洗马。潘尼在同年也官拜太子舍人。元康五年（295）左右，张悛为太子庶子。元康九年（299），江统为太子洗马。愍怀太子幼时极为聪睿，但长大后，不好学，一味与宦妾媵们游荡贪玩，压根不把自己的师傅朋友当回事。贾后见太子不思进取，密嘱宦官怂恿太子，说：“殿下，您正当青春少年，应及时行乐，何必要限制自己？”愍怀太子变得越来越坏，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愍怀太子周围的官员们多有讽谏，但他根本不听。太子洗马江统上书劝诫太子，置之不理。太子舍人杜锡考虑到太子非贾后所生，而贾后性情暴戾，心里不安，多次劝诫太子“修德进善，远于谗谤”，⁽⁵⁴⁾结果惹怒太子，叫他坐在插有钢针的毡垫上，并当面羞辱杜锡。愍怀太子毕竟是毫无城府的少年，高兴时和贾后侄子贾谧称兄道弟，一起在宫中玩耍。发脾气时，便不理贾谧，甚至打成一团。有一次，贾谧与愍怀太子下棋，发生争执。双方便恶言相加，甚至动手打成一团。正巧被成都王颖撞见，成都王颖训斥贾谧。结果贾谧到姑母贾后处说太子的坏话，说：“太子广买田业，多畜私财以结小人者，为贾氏故也。密闻其言云：‘皇后万岁后，吾当鱼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宫车晏驾，彼居大位，依杨氏故事，诛臣等而废后于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为之所。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⁵⁵⁾。贾后本有此意，听完贾谧的话，决定早日行事，废掉太子。太子詹事裴权劝谏愍怀太子谨防贾谧与贾后等，说：“贾谧甚有宠于中宫，而有不顺之色，若一旦交构，大事去矣。宜深自谦屈，以防其变，广延贤士，用自辅翼。”⁽⁵⁶⁾愍怀太子压根不听从他的意见。直到贾后散布流言，揭发太子在宫中的种种不良表现，为废太子造舆论时，中护军赵俊便请太子废贾后，太子不听。贾后与贾谧等密谋废掉太子，西晋著名的文士潘岳参与其事。潘岳自元康六年（296）参加了贾谧的“二十四友”集团，并且成为“二十四友”的主要成员。潘岳充当了贾谧的爪牙，作了诬陷愍怀太子的《祷神文》，在贾后的阴谋安排下，愍怀太子在醉酒下将潘岳的《祷神文》草稿誊写一番，贾后拿着愍怀太子的《祷神文》上呈晋惠帝，晋惠帝下诏赐死愍怀太子。张华、裴等大臣要求追查祷文是如何传出来的，要求查对笔迹，结果谁也不敢说祷文是假的，只不过写得比较潦草而已。张华、裴等虽不能否认太子所书的事实，但仍要坚持追究事情原委，朝议一直到日落西山时还没有结果。贾后害怕事情有所变化，就上表请免太子为庶人。晋惠帝同意了贾后的意见，将太子废为庶人，并移居至金墉城。

贾后集团主要是以贾后贾南风为首，以殿中中郎将孟观、李肇、贾谧、郭彰等人为核心的集团。尤其是贾谧，最为贾后亲近和倚重。贾谧承袭了贾充的鲁郡公的爵位，又仗着姑母贾后之势，官至散骑常侍，后迁升为后军将军、秘书监、侍中。贾谧的豪宅壮观华丽，所用器物服饰极为珍贵华美，家里的歌僮舞女，“选极一时”。他常常在家中设宴，盛请贵族子弟和豪戚，笙箫鼓呐，置酒高歌。以至于那些贵游豪戚和浮竞之徒趋之若鹜，乐意交接。尤其是贾谧爱好文学，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学之士，有人讨好说他的文章可以与汉朝的贾谊媲美，这就形成了贾谧的“二十四友”。贾谧“二十四友”不仅开展文会，赋诗赠答，而且参与“晋书限断”问题的讨论。贾谧为秘书监，掌管修国史。针对以往关于晋朝历史的上限问题纷杂看法，贾谧上书以为应以泰始元年为开端，“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⁵⁷⁾贾谧违礼僭越，无视国之储君——愍怀太子，谗言太子，出放成都王颖。在元康九年（299）年，官至侍中，专掌宫内禁卫，和贾后密谋诬陷太子。贾谧和他的“二十四友”集团核心成员成为贾后的得力爪牙。直到赵王伦发动宫廷政变，废掉贾后，贾谧和石崇、潘岳、欧阳建等人被诛。这时，贾后、贾谧集团才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张华、裴等辅政大臣们在愍怀太子和贾后集团之间左右逢源，沉着应对。张华内惧贾后，同情愍怀太子。在元康九年（299）太子被废时，张华、裴等坚持追查真相。裴虽与贾后有姨表之亲，"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惟恐其不居位。”⁽⁵⁸⁾裴考虑到贾后不喜欢愍怀太子，上表请增加太子生母谢淑妃的地位名号，增加了东宫卫率三千人，这样东宫宿卫多达万人。元康六年（296）前后，裴就曾密谋废贾后，改立谢淑妃为皇后。“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议废之而立谢淑妃。华、模皆曰：‘帝自无废黜之意，若吾等专行之，上心不以为是。且诸王方刚，朋党异议，恐祸如发机，身死国危，无益社稷。’曰：‘诚如公虑。但昏虐之人，无所忌惮，乱可立待，将如之何？’华曰：‘卿二人犹且见信，然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优游卒岁。’此谋遂寝。”⁽⁵⁹⁾贾后可谓是众叛亲离，就连姨表兄裴都要谋废其皇后地位，贾后的族兄贾模也参与其中。《晋书·贾充传》附《贾模传》曰：“是时贾后既豫朝政，欲委信亲党，拜模散骑常侍，二日擢为侍中。模乃尽心匡弼，推张华、裴同心辅政。数年之中，朝野宁静，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禄大夫。然模潜执权势，外形欲远之，每有启奏贾后事，入辄取急，或托疾以避之。至于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惮之。加贪冒聚敛，富拟王公。但贾后性甚强暴，模每尽言为陈祸福，后不能从，反谓模毁己。于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谗间之徒遂进。模不得志，忧愤成疾。”⁽⁶⁰⁾《晋书·后妃传》：“侍中贾模，后之族兄……模知后凶暴，恐祸及己；乃与裴、王衍谋废之，衍悔而谋寝。”⁽⁶¹⁾裴、贾模密谋废贾后的计划寝息后，便整日劝说自己的从母广城君，也就是贾后之母，要她劝喻贾后亲待太子。广城君听了裴的话后，也多次劝诫贾后，《晋书·后妃传》：“后母广城君以后无子，甚敬重愍怀，每劝厉后，使加慈爱。贾谧恃贵骄纵，不能推崇太子，广城君恒切责之，及广城君病笃，占术谓不宜封广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余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将医出入，恂恂尽礼。宜城临终执后手，令尽意于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赵粲及午必乱汝事，我死后，勿复听入，深忆吾言。’”⁽⁶²⁾当裴、贾模等谋废贾后时，张华、王衍等人犹豫不决。当贾后集团预谋废太子前夕，洛阳已是形格势峻，山雨欲来风满楼。太子左卫率刘卞前去打探张华口风，张华故作诧异说自己不知道任何情况。刘卞感发张华，希望张华能登高一呼，号召东宫卫士废掉贾后。张华说：“今天子当阳，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与行此，是无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虽能有成，犹不免罪，况权戚满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⁶³⁾张华的考虑虽说深远，但也流露出几分怯懦。赵王伦、孙秀等人素来忌恨张华、裴，趁着发动宫廷政变，废掉贾后的时候，也将张华、裴等收监，赵王伦派使者前去捉张华，张华辩解说：“当初要废除太子时，我不是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只是这些话没有被采纳。”侍者说：“你身为三公，太子无罪被废，你的话既然不被采用，你为何还不引身退职？”张华被问得无言可答，遂被处死，并诛三族。杜如晦评论说：“张华既然想保持正直，而又不能坚持气节；曲顺乖言而不能保全性命；使得作为国家重臣的节操已经丧失殆尽了。”

永康元年（300）四月，赵王伦发动政变后，“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孙秀等并据兵权。”在狡黠多诈的孙秀鼓动下，赵王伦的野心进一步膨胀起来。一幕将晋惠帝“禅让”赵王伦的闹剧在暗中策划。永宁元年（301）正月，赵王伦自称皇帝，将晋惠帝司马衷尊为太上皇，迁于金墉城。赵王伦僭称皇帝后，大肆封赏，一时间就连散骑常侍等官员帽子上装饰的貂尾都不够用，只好用狗尾来代替。时人称“貂不足，狗尾续”。因为封侯的人太多用金银冶铸为印玺也来不及，只好用没有文字的白版封之。既然赵王伦能篡位称帝，这让宗室诸王怎能不瞪大眼睛，觊觎皇帝的宝位呢？

赵王伦称帝后数月，齐王冏就联合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长沙王乂等在许昌发难，举兵讨伐赵王伦。如果说，“八王之乱”的三王即楚王玮、汝南王亮、赵王伦发动政变，只是在宫廷内部展开的，对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影响不大的话，那么，齐王冏举兵讨伐，便波及全社会。此后，一发不可收。齐王冏的部将和赵王伦的部将在河南阳翟（禹县）展开激战。成都王颖在黄桥（河南淇县西黄泽）大败赵王伦军队。于是诸王部队分头逼近洛阳。赵王伦的皇帝梦只做了四个月时间，就被诸王赶下台。这次战争影响极大，仅因战乱而死者约十万人。

有不少的中下层文士在赵王伦的政变中罹难，如张华、裴、潘岳、石崇、欧阳建等。其他文士虽幸免于难，但世事艰难，他们处境十分困难。或被谗猜忌，如刘颂。《晋书·刘颂传》：“及赵王伦之害张华也，颂哭之甚恸。闻华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种也！’伦党张林闻之，大怒，惮颂持正而不能害也。孙秀等推崇伦功，宜加九锡，百僚莫敢异议。颂独曰：‘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庙乂安，虽嬖后被退，势臣受诛，周勃诛诸吕而尊孝文，霍光废昌邑而奉孝宣，并无九锡之命。违旧典而习权变，非先王之制。九锡之议，请无所施。’张林积忿不已，以颂为张华之党，将害之。孙秀曰：‘诛张、裴已伤时望，不可复诛颂。’林乃止。于是以颂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寻病卒。”⁽⁶⁴⁾或屏居草泽，如张协。《晋书·张协传》：“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拟诸文士作《七命》。”⁽⁶⁵⁾或外放地方，如张载。《晋书·张载传》：“转太子中舍人，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长沙王乂请为记室督。……载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⁶⁶⁾或退居乡里，如左思、束皙。《晋书·文苑传·左思传》：“谧诛，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⁶⁷⁾《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思别传》：“谧诛，归乡里，专思著述。”⁽⁶⁸⁾《晋书·束皙传》：“赵王伦为相国，请为记室。皙辞疾罢归，教授门徒。”⁽⁶⁹⁾或得任用，在泥淖中不能自拔。如陆机、刘琨等。《晋书·陆机传》：“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伦将篡位，以为中书郎。”⁽⁷⁰⁾《晋书·刘琨传》：“赵王伦执政，以琨为记室督，转从事中郎。伦子荂，即琨姊婿也，故琨父子兄弟并为伦所委任。”⁽⁷¹⁾或辗转另投，寻找出路，如潘尼。《晋书·潘尼传》：“及赵王伦篡位，孙秀专政，忠良之士皆罹祸酷。尼遂疾笃，取假拜扫坟墓。”⁽⁷²⁾

西晋著名文士陆机兄弟在赵王伦废掉贾后、贾谧集团有幸逃过一劫，却在此次政变中入狱。因为，赵王伦执政时，陆机任中书郎。《晋书·陆机传》：“伦将篡位，以为中书郎。”⁽⁷³⁾齐王冏怀疑陆机为赵王伦作禅位诏，将陆机等人收监。《晋书·陆机传》：“伦之诛也，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⁷⁴⁾陆机曾为自己申诉说：“而横为故齐王冏所见枉陷，诬臣与众人共作禅文，幽执囹圄，当为诛始。臣之微诚，不负天地，仓卒之际，虑有逼迫，乃与弟云及散骑侍郎袁瑜、中书侍郎冯熊、尚书右丞崔基、廷尉正顾荣、汝阴太守曹武思所以获免，阴蒙避回，崎岖自列。片言只字，不关其间，事踪笔迹，皆可推校……”⁽⁷⁵⁾陆机表白了九锡文、禅文与自己无关。也表白了自己对赵王伦的态度。陆机对赵王伦的篡位行为心中颇有不满，“臣之微诚，不负天地，仓卒之际，虑有逼迫，乃与弟云及散骑侍郎袁瑜、中书侍郎冯熊、尚书右丞崔基、廷尉正顾荣、汝阴太守曹武思所以获免，阴蒙避回，崎岖自列。”⁽⁷⁶⁾曾与弟弟陆云“乃诈发内妹丧”（《谢齐王表》）想离开京城是非之地。可见，陆机在赵王伦篡位时，任中书郎以来，内心极其痛苦。后来，又因齐王冏的猜忌而下狱。幸有成都王颖、吴王晏等为之开脱。据《晋书·傅祗传》记载，与陆机一起下狱的文士还有驺捷、杜育。“及伦败，齐王冏收侍中刘逵、常侍、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付廷尉。”⁽⁷⁷⁾尤其是杜育，也是贾谧“二十四友”的成员之一。

齐王冏以司马辅政，成都王颖任大将军，河间王颙为太尉。三王明争暗斗。成都王颖听从卢志的建议，上表称颂齐王冏的功德，引军还镇邺城（河北磁县东）。齐王冏为了充实自己的势力，置掾属四十人。曹摅、江统、潘尼、张翰、顾荣等一批文士依附于齐王冏。《晋书·曹摅传》：“及齐王冏辅政，摅与左思俱为记室督。”《晋书·江统传》：“后为博士、尚书郎，参大司马、齐王冏军事。冏骄荒将败，统切谏，文多不载。”⁽⁷⁸⁾《晋书·潘尼传》：“尼遂疾笃，取假拜扫坟墓。闻齐王冏起义，乃赴许昌。冏引为参军，与谋时务，兼管书记。事平，封安昌公。”⁽⁷⁹⁾《晋书·顾荣传》：“齐王冏召为大司马主簿。冏擅权骄恣，荣惧及祸，终日昏酣，不综府事。”⁽⁸⁰⁾《晋书·张翰传》：“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冏时执权，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着《首丘赋》，文多不载。俄而冏败，人皆谓之见机。”⁽⁸¹⁾当然，也有未应召的文士。如左思。《晋书·左思传》：“齐王冏命为记室督，辞疾不就。”⁽⁸²⁾

陆机因成都王颖和吴王晏等搭救，“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陆机的同乡好友顾荣、戴若思等人见中原多难，同情陆机遭遇，劝他还吴。陆机抱着“志匡世难”的决心，留在洛阳。齐王冏辅政期间，越来越骄横自专，陆机不避权贵，写下著名的《豪士赋》，批评齐王冏。

《豪士赋并序》曰：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则？循心以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务者系乎彼。存夫我者，隆杀止乎其域；系乎物者，丰约唯所遭遇。落叶俟微风以陨，而风之力盖寡；孟尝遭雍门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将坠之泣不足繁哀响也。是故苟时启于天，理尽于民，庸夫可以济圣贤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业。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盖得之于时势也。历观古今，徼一时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夫我之自我，智士犹婴其累；物之相物，昆虫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挟非常之勋，神器晖其顾盻，万物随其仰俯，心玩居常之安，耳饱从谀之说，岂识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荣恶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又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节，故曰“天可雠乎”。而时有袨服荷戟，立乎庙门之下，援旗誓众，奋于阡陌之上，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广树恩不足以敌怨，勤兴利不足以补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伤其手。且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事事，侧目博陆之势。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欤？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福焉；王曰叔父，亲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节莫齿，忠莫至焉。而倾侧颠沛，仅而自全。则伊生抱明允以婴戮，文子怀忠敬而齿剑，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笃圣穆亲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怀，止谤于众多之口，过此以往，恶睹其可！安危之理，断可识乎。又况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运短才而易圣哲所难者哉！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见百姓之谋己，则申宫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惧万民之不服，则严刑峻制，以贾伤心之怨。然后威穷乎镇主，而怨行乎上下。众心日陊，危机将发，而方偃仰瞪眄，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囊勋之可矜，暗成败之有会。是以事穷运尽，必于颠仆；风起尘合，而祸至常酷也。圣人忌功名之过己，恶宠禄之踰量，盖为此也。

夫恶欲之大端，圣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名于身后，受生之分，为此而已。夫盖世之业，名莫大焉；镇主之势，位莫盛焉；率意无违，欲莫顺焉。借使伊人颇览天道，知尽不可益，盈难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则巍巍之盛仰邈前贤，洋洋之风俯观来籍，而大欲不乏于身，至乐无愆于旧，节弥效而德弥广，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为，彼之必昧，然后河海之迹堙为穷流，一篑之衅积成山岳，名编凶顽之条，身厌荼毒之痛，岂不谬哉！故聊赋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世有豪士兮，遭国颠沛。摄穷运之归期，当众通之所会。苟时至而理尽，譬摧枯而振败。因天地以运动，恒才琐而功大。于是礼极上典，服尽晖崇。仪北辰以葺宇，实兰室而桂宫。抚玉衡而枢极，运万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刚健，犹时至而必报。日罔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阙。袭覆车之危轨，笑前乘之未完。若知险而退之，趋归蕃而自戢。推璇玑以长谢，顾万物而高揖。讫浮云以迈志，岂咎吝之能集。挤为山以自陨，叹祸至于何及。

从陆机的序文中，可以看出齐王冏辅政期间，危机四伏。陆机以戴罪之身，不顾个人生死安危，讽谏齐王冏。

颍川处士庾衮听说齐王冏常年不朝，感叹说：“晋室卑矣，祸乱将兴！”带着妻子儿女逃到深山中去。河间王颙奏请晋惠帝，请传檄长沙王乂讨伐齐王冏，太安元年（302）十二月，长沙王乂率勇士攻齐王府，齐王冏大败，被执授首。长沙王乂以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辅佐晋惠帝。半年之后，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举兵讨伐长沙王乂，三王混战。成都王颖命著名文士陆机任河北诸军都督，率军二十万向洛阳。陆机大军在洛阳建春门与长沙王乂军队作战，兵败。陆机被谗谋反，为成都王颖所杀，陆云也被成都王颖杀害。(www.daowen.com)

永宁元年（301）以后，陆机陆云兄弟因感激成都王颖的救命之恩，在成都王颖身上看到了难得的品德：“推功不居，劳谦下士”，认为成都王颖能担当起“康隆晋室”大任，就委身于成都王颖。《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时朝多故，机、云并自结于成都王颖。”⁽⁸³⁾陆机作了《园葵诗》表达对成都王司马颖的感激之情。

《园葵诗》曰：

种葵北园中，葵生郁萋萋。朝荣东北倾，夕颖西南晞。
零露垂鲜泽，朗月耀其辉。时逝柔风戢，岁暮商飙飞。
曾云无温液，严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荫素蕤。
丰条并春盛，落叶后秋衰。庆彼晚雕福，望此孤生悲。

《文选》李善注引《晋书》：“赵王伦篡位，迁帝于金墉城。后诸王共诛伦，复帝位。齐王冏谮机为伦作禅文。赖成都王颖救之免，故作此诗，以葵为喻谢颖。”

陆机还写了《与吴王表》《谢吴王表》《见原谢齐王表》《与成都王颖笺》等文章感激营救自己、宽宥自己的诸王。太安元年（302），成都王颖引陆机为大将军参军，《晋书·陆机传》：“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颖以机参大将军军事。”⁽⁸⁴⁾成都王颖上表陆云清河内史。《晋书·陆云传》：“成都王颖表为清河内史。”⁽⁸⁵⁾陆云《岁暮赋序》云：“永宁二年春，忝宠北郡。”⁽⁸⁶⁾当太安元年（302）夏季，成都王颖举兵讨伐齐王冏时，任陆云为前锋都督，《晋书·陆云传》：“颖讨齐王冏，以云为前锋都督。”⁽⁸⁷⁾齐王冏被长沙王乂杀死后，成都王颖任陆云为大将军右司马。⁽⁸⁸⁾陆云随成都王颖在邺都。这时，成都王颖上表陆机为平原内史。《晋书·陆机传》：“表为平原内史。”⁽⁸⁹⁾太安二年（303）成都王颖任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率军二十万征伐长沙王乂。陆云作《南征赋》赞美其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成都王颖与长沙王构隙，遂举兵攻洛，以机行后将军，督王粹、牵秀等诸军二十万，士龙著《南征赋》以美之。”⁽⁹⁰⁾就在陆机兄弟委身成都王颖的三年中，成都王颖集团形成。

陆云在给其兄陆机的书信中讲述了成都王颖集团的文会活动。《与兄平原书》曰：

云再拜：一日会公大钦，欣命坐者皆赋诸诗，了不作备；此日又病极，得思惟立草，复不为。乃仓卒退还，犹复多少有所定，犹不副意。与颂虽同体，然佳不如颂，不解此意可以，王弘远去，当祖道，似当复作诗，构作此一篇，至积思，复欲不如前仓卒时，不知为可存录不？诸诗未出，别写送。弘远诗极佳，中静作亦佳，张魏郡作《急就诗》，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复祖道，弘远已作为存耳。兄《园蔡诗》清工，然犹复非兄诗妙者。云诗亦惟为彼一语，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顿，欲更作之。昔如已身先此篇诗，了不复仿佛识有此语；此语于常言为佳。谨启。

日本学者佐藤利行从此书信中看出此次文会，陆机缺席。⁽⁹¹⁾陆机任平原内史，在平原县，不在邺都，自然无法参加此次文会。据陆云书信讲，此次集会应该为王粹送别。成都王让所有与会的文士作诗。从陆云叙述的“弘远诗极佳，中静作亦佳，张魏郡作《急就诗》”看，大家都作送别诗，陆云因身体有病，未做准备，故而没有作诗，仓促退还。王弘远就是贾谧“二十四友”中的王粹。王粹自然也是成都王集团中的一员。《晋书·嵇含传》：“时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尚主，馆宇甚盛，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含为之赞。含援笔为吊文，文不加点。其序曰：‘帝婿王弘远华池丰屋，广延贤彦……’”⁽⁹²⁾王粹是西晋太康年间灭吴功臣王濬的侄子。就在太安二年（303），成都王颖任陆机为河北大都督时讨伐长沙王乂，王粹为北中郎将。《晋书·陆机传》：“太安初，颖与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乂，假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诸军二十余万人。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顿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固辞都督。颖不许。机乡人孙惠亦劝机让都督于粹。”⁽⁹³⁾陆机作为吴国人士，受到北方王粹、牵秀的妒忌。陆机带兵在河桥一带战败，主要原因是部将不听从将令，不服约束。《晋书·牵秀传》：“秀任气，好为将帅。张昌作乱，长沙王乂遣秀讨昌，秀出关，因奔成都王颖。颖伐乂，以秀为冠军将军，与陆机、王粹等共为河桥之役。机战败，秀证成其罪，又谄事黄门孟玖，故见亲于颖。”⁽⁹⁴⁾可见，置陆机死地的正是王粹、牵秀等人。而且，他们都是昔日贾谧“二十四友”的成员。

陆云在太安元年（302），作了一系列的诗赋。如《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赠汲郡太守》《答大将军祭酒顾令文》《岁暮赋》《登台赋》。尤其是《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这里的“大将军”指成都王颖。可见此诗是在成都王颖集团宴会上的作品。诗共有六章：

其一

皇皇帝祜，诞隆骏命。四祖正家，天禄保定。睿哲惟晋，世有明圣。如彼日月，万景攸正。

其二

巍巍明圣，道隆自天。则明分爽，观象洞玄。陵风叶极，绝辉照渊。肃雍往播，福禄来臻。

其三

在昔奸臣，称乱紫微。神风潜骇，有赫兹威。灵旗树旆，如电斯挥。致天子届，于河之沂。有命冉集，皇舆凯归。

其四

颓纲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见素。遗华反质。辰晷重光。协风应律。函复无尘。海外有谧。

其五

芒芒宇宙。天地交泰。王在华堂。式宴嘉会。玄晖峻朗。翠云崇蔼。冕弁振缨。藻服垂带。

其六

祁祁臣僚。有来雍雍。薄言载考。承颜下风。俯觌嘉客。仰瞻玉容。施己惟约。于礼斯丰。天锡难老。如岳之崇。

第三章中有“在昔奸臣，称乱紫微”，“奸臣”即指篡夺皇位的赵王伦，“神风潜骇，有赫兹威”，是赞颂成都王颖大举义兵，才使得晋惠帝再登皇位。称颂成都王颖迎回晋惠帝后，能推功不居。全诗歌颂的都是成都王的武功品质，以及成都王的仪容。陆云没想到正是这位被自己称赞的成都王颖，早已恃功骄奢，腐朽变质。最终，成都王颖杀害了陆机兄弟。

可以说，“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颖成为左右晋室政权的政治力量，尤其是永兴元年（304），成都王颖战败东海王越等人，将晋惠帝劫到邺城。好景不长，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邺，成都王颖和晋惠帝以及皇室其他近属逃奔洛阳，被河间王颙部将裹胁入关中。从此，成都王颖失去了左右政局的能力。东海王越掌控了王室大权，矫诏赐死成都王颖。或因自然代谢，或因死于各种政变，西晋文士在“八王之乱”中也所剩无几了。西晋元康年间，政治上已不再是晋武帝执政时的雍容清晏。上层贵族内部派系林立，矛盾激化，政变迭起。中下层文士辗转于各种政治集团之间，他们已经失去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个人得失的自我情感十分突出。他们为了寻求个人的功名，不得不跻身于西晋各种政治集团之间，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用赠答诗等形式来联络感情。如果说晋武帝泰始时期，傅玄与程晓的赠答还是围绕着国家、围绕着晋武帝的元服仪式展开，到了元康时期的张华与何劭的赠答诗中，就流露出个人之情。即使一般的赠答诗中，也没有了建功立业的大情感，更多的是赞美对方的品德以及和被赠者之间的深情厚谊。如曹嘉《赠石崇诗》：“文武应时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为国之俊杰。入侍于皇闼，出则登九列。威检肃青徐，风发宣吴裔。畴昔谬同位，情至过鲁卫。分离逾十载，思远心增结。愿子鉴斯诚，寒暑不逾契。”石崇答诗也是如此。《答曹嘉诗》：“昔常接羽仪，俱游青云中。敦道训胄子，儒化涣以融。同声无异响，故使恩爱隆。岂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终。孔不陋九夷，老氏适西戎。逍遥沧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务，周公不足梦。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可以说，西晋元康时代，出现了“缘情之风”。赠答诗就是在西晋元康年间各种政治集团的酬唱场合中诞生的。赠答诗也成为中下层文士政治交往的润滑剂。不仅在赠答诗中如此，而且文士们写作了不少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文。如潘岳的《伤弱子辞》《思子诗》《悼亡赋》《哀永逝文》《金鹿哀辞》《悼亡诗》三首、《闲居赋》；陆机的《赴洛》《思归赋》。石崇的《思归引并序》；欧阳建的《临终诗》。

西晋元康年间，虽然“权非帝出，政迩宵人”⁽⁹⁵⁾，各种政治集团相互角逐，中下层文士不得不跻身于各种政治集团之中，但整个社会还是相对稳定的。正是因为各种政治集团为文士的创作提供了较好的文学创作氛围，这才赢得了西晋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个人情感，与汉末建安文学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学则缺乏崇高的社会道义感和责任感。这就是钟嵘所谓“情多气少”的根源。元康以后的数年间，“八王之乱”的后期兵窳不断，中下层文士或为之命丧，或引身退还，总之，“八王之乱”把西晋元康时代文学激情吹得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