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康之治”与“文章中兴”

西晋武帝司马炎在父祖三代的精心经营下，终于于泰始元年（265）受禅登祚。经过十五年的励精图治和军事力量积蓄准备，一举平吴，迎来了“太康盛世”。中国历史也结束了从东汉末年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实现了难得而短暂的统一局面。西晋文学也受到感染，出现了“文章中兴”。晋武帝执政的前15年，即泰始元年（265）至太康元年（280）前，西晋王朝围绕着三件政治大事展开。一是禅位建元和巩固王朝基础。二是制礼定乐，加强文化、教育建设。三是为一统天下，伐灭三国鼎立以来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做军事力量准备。这三件政治大事都牵动着时代的脉搏，影响着太康文风的走向。下面我们分梳西晋初年的三件政治大事与太康文学的关系。

晋武帝受禅登祚，是大势所趋，并未受到较大的阻力，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社会舆论上的。因为，这些阻力早在司马昭执政时期已经解决了。司马昭运用武力平定了诸葛诞和文钦等魏臣的军事叛乱，同时运用高压的文化政策和残酷的杀戮手段镇压了“竹林七贤”中异声者如嵇康，逼迫阮籍就范。阮籍迫不得已写作了《劝进表》。尤其是司马昭借助灭蜀汉政权的声威，并积极笼络士人之心，如甘露三年“秋七月，奏录先世名臣元功大勋之子孙，随才叙用”，⁽¹⁾咸熙二年（265）“十一月，乙未，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²⁾我们从《晋书》记载的“是時晋德既洽，四海宅心”⁽³⁾，可以看出，西晋晋武帝受禅登祚是水到渠成。因此，晋武帝终于在泰始元年（265）十二月，设坛祭天，受禅登基，分封同姓二十八王。西晋初年的政治家、文学家傅玄则积极参与了晋武帝受禅仪式，这源于傅玄与司马氏之间亲近的关系。傅玄在泰始元年作《正朔服色议》：

帝王受命，应历禅代，则不改正朔，遭变征伐则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无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至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汉禅，亦已不改，至于服色，皆从其本。惟节幡用黄。大晋以金德王天下，顺五行三统之序矣。

《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266）有这样的记载，“有司奏：‘大晋继三皇之踪，蹈舜禹之迹，应天顺时，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奏可。”⁽⁴⁾傅玄的政治见解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咸熙二年（265）秋八月，司马昭病死。经过一个多月的葬礼安排，“九月癸酉，葬崇阳陵，谥曰文王。”⁽⁵⁾张华因卢钦推荐，“迁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见施用，遂即真。”⁽⁶⁾张华参与了关于司马昭谥号的朝议。《晋文王谥议》：“殊位盛礼，实隆明德，班爵崇宠，亦光茂勋。至于表名赠号，世考洪烈，冠声无穷者，莫尚于号谥也。论功高于禹、稷，此德迈于伊、周。”

西晋初年的第二件政治大事是制礼定乐，加强文化建设。西晋武帝改元以来，最大的政治难题在于革除从汉末以来的政治风俗的积弊。⁽⁷⁾革除政俗之弊首要是建立制度。首先是发挥谏官作用，傅玄切中时政之要，进而上疏，陈要务。

此举体现了傅玄很强的政治意识和淑世情怀。《上疏陈要务》中所陈“用人得其要”的王政之急，“尊儒尚学，贵农贱商”的“事业之要务”，件件都切中时弊，得到晋武帝的采纳。晋武帝于泰始四年（268）着手处理政俗之弊，“六月甲申朔，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诌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于戏戒哉！’”⁽⁸⁾同年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于河”，⁽⁹⁾已经升迁为御史中丞的傅玄，又作《水旱上便宜五事疏》，足见其忧患意识和关注现实民生的精神。

傅玄在制礼定乐方面颇有贡献，尤其是在定乐方面。“泰始二年（266）正月，诏曰：‘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令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难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时群臣又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¹⁰⁾当朝廷决定完善吉礼中的郊祭之仪时，傅玄就担当了完成乐章的任务。《晋书·乐志》上曰：“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创。泰始二年（266），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改乐章而已，使傅玄为之词云。”⁽¹¹⁾试想，如果傅玄对西晋政权没有很真诚的情感认同，不可能完成这些作品。再试想，如果傅玄没有这些文学才华，西晋王朝也不会将这样的使命交给他来完成。傅玄这些作品缺乏个人自我的情感，谈不上有多少艺术价值，但从王朝的礼乐制度的角度看，却是改创宗庙。西晋王朝的郊祭仪式变得雍容高雅，文质彬彬。傅玄的这些作品中，虽缺乏个人情感，但我们能感受到傅玄对建国初年由衷的礼赞之情。我们从《晋书·乐志下》记载知道，魏、吴等国均对汉代《短箫铙歌》之乐进行改编，以歌颂功德。西晋亦不例外，“及武帝受禅，乃令傅玄制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鹭》为《灵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犹虞舜之事尧，既有石瑞之征，又能用武以诛孟达之逆命也。改《思悲翁》为《宣受命》，言宣帝御诸葛亮，养威重，运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张》为《征辽东》，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讨灭公孙氏而枭其首也。改《上之回》为《宣辅政》，言宣帝圣道深远，拨乱反正，网罗文武之才，以定二仪之序也。改《雍离》为《时运多难》，言宣帝致讨吴方，有征无战也。改《战城南》为《景龙飞》，言景帝克明威教，赏顺夷逆，隆无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为《平玉衡》，言景帝一万国之殊风，齐四海之乖心，礼贤养士，而纂洪业也。改《上陵》为《文皇统百揆》，言文帝始统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将进酒》为《因时运》，言因时运变，圣谋潜施，解长蛇之交，离群桀之党，以武济文，以迈其德也。改《有所思》为《惟庸蜀》，言文帝既平万乘之蜀，封建万国，复五等之爵也。改《芳树》为《天序》，言圣皇应历受禅，弘济大化，用人各尽其才也。改《上邪》为《大晋承运期》言圣皇应箓受图，化象神明也。改《君马黄》为《金灵运》，言圣皇践阼，致敬宗庙，而孝道行于天下也。改《雉子班》为《于穆我皇》，言圣皇受禅，德合神明也。改《圣人出》为《仲春振旅》，言大晋申文武之教，畋猎以时也。改《临高台》为《夏苗田》，言大晋畋狩顺时，为苗除害也。改《远如期》为《仲秋狝田》，言大晋虽有文德，不废武事，顺时以杀伐也。改《石留》为《顺天道》，言仲冬大阅，用武修文，大晋之德配天也。改《务成》为《唐尧》，言圣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云》依旧名，言圣皇用人，各尽其材也。改《黄爵行》为《伯益》，言赤乌衔书，有周以兴，今圣皇受命，神雀来也。《钓竿》依旧名，言圣皇德配尧舜，又有吕望之佐，济大功，致太平也。”⁽¹²⁾其歌辞恕不赘述。

傅玄、荀勖和张华三人对西晋的燕射歌辞建设也有贡献。“及晋初，食举亦用《鹿鸣》。至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¹³⁾傅玄造三首：《正旦大会行礼歌》（四章）《上寿酒歌》《食举东西厢歌》（十三章）。泰始五年（269），荀勖受诏后，（荀）“勖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四篇，先陈三朝朝宗之义。又为正旦大会、王公上寿歌诗并食举乐歌诗，合十三篇。”⁽¹⁴⁾共十七篇。荀勖《晋四厢乐歌十七首》，《正旦大会行礼歌》（四章）《食举乐东西厢歌》（十二章）。

张华受诏后，“以为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留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¹⁵⁾所作《晋四厢乐歌十六首》《王公上寿诗》《食举东西厢乐诗》（十一章）、《正旦大会行礼诗》（四章）。

张华又作以下歌辞：《晋冬至初岁小会歌》《晋宴会歌》《晋中宫所歌》《晋宗亲会歌》。

中书侍郎成公绥亦奉诏作《晋四厢乐歌》，包括：《王公上寿酒歌》《正旦大会行礼歌》（十五章）。这些文学作品没有艺术个性，其实，我们并不能以文学个性责之。因为这些作品本身是配合西晋礼制完善的作品，要求雍容华美，符合宗庙燕射的音乐。为什么像傅玄、张华、荀勖、成公绥等文士会积极从事这样的创作活动呢？如果说傅玄、张华、荀勖、成公绥等人是蹑居高位，又有文学才华，有点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么，潘岳在泰始四年（268）作了《藉田赋》，不能完全是因其竞躁谄媚目之，更多是出于对晋武帝时代的礼赞。《藉田赋》曰：

伊晋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亲率群后藉于千亩之甸，礼也。于是乃使甸师清畿，野庐扫路，封人宫，掌舍设枑。青坛蔚其岳立兮，翠幕黕以云布。结崇基之灵址兮，启四涂之广阼。沃野坟腴，膏壤平砥。清洛浊渠，引流激水。遐阡绳直，迩陌如矢。葱犗服于缥轭兮，绀辕缀于黛耜。俨储驾于廛左兮，俟万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职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袭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车之辚辚。微风生于轻兮，纤埃起乎朱轮。森奉璋以阶列兮，望皇轩而肃震。若湛露之晞朝阳兮，似众星之拱北辰也。(www.daowen.com)

于是前驱鱼丽，属车鳞萃，阊阖洞启，参途方驷，陪常伯乘，太仆执辔。后妃献穜稑之种，司农撰播殖之器，挈壶掌升降之节，宫正设门闾之跸。天子乃御玉辇，荫华盖，冲牙铮枪，绡纨。金根照耀以烱晃兮，龙骥腾骧而沛艾。表朱玄于离坎，飞青缟于震兑。中黄晔以发辉兮，方彩纷其繁会。五路鸣銮，九旗扬旆，琼钑入蕊，云罕晻蔼。箫管嘲以啾嘈兮，鼓鼙硡隐以砰磕，筍虡嶷以轩翥兮，洪钟越乎区外。震震填填，尘骛连天，以幸乎藉田。蝉冕颎以灼灼兮，碧色肃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巅也。

于是我皇乃降灵坛，抚御耦，游场染屦，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终亩。贵贱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时也，居靡都鄙，民无华裔，长幼杂沓以交集，士女颁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总髻，蹑踵侧肩，掎裳连袂。黄尘为之四合兮，阳光为之潜翳。动容发音而观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情欣乐乎昏作兮，虑尽力乎树艺。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课而自厉。躬先劳而悦使兮，岂严刑而猛制哉！

有邑老田父，或进而称曰：“盖损益随时，理有常然。高以下为基，民以食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后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业之务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无储蓄以虞灾，徒望岁以自毕。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圣上昧旦丕显，夕惕若慄，图匮于丰，防俭于逸，钦哉钦哉，惟谷之恤。展三时之弘务，致仓廪于盈溢，固尧、汤之用心，而存救之要术也。”若乃庙祧有事，祝宗诹日，簠簋普淖，则此之自实，缩鬯萧茅，又于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时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灵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继之者，鲜哉希矣！逮我皇晋，实光斯道，仪刑孚于万国，爱敬尽于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劝穑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业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显焉，不亦远乎，不亦重乎！敢作颂曰：“思乐甸畿，薄采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农。其农三推，万国以祗。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齐。我仓如陵，我庾如坻。念兹在兹，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辞。神祇攸歆，逸豫无期。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晋书·礼志上》篇记载：“《礼》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灭学，其礼久废。汉文帝之后，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亲耕藉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国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世以来，耕藉止于数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主者详具其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若无官田，随宜使换，而不得侵人也。’于是乘舆御木辂以耕，以太牢祀先农。”⁽¹⁶⁾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春月，大举进行了藉田劝农的礼仪活动，潘岳有幸观看此次活动，故而用文墨写下了《藉田赋》。只是《晋书·武帝纪》记载相当简略：“丁亥，帝耕于藉田。”⁽¹⁷⁾而潘岳在《藉田赋》中十分翔实地记载了武帝藉田仪式。试想，潘岳观看晋武帝藉田仪式时，心中没有对盛大庆典仪式的真情涌动，何来之《藉田赋》呢？

西晋前期的第三件政治大事是为一统天下，伐灭三国鼎立以来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吴国做军事力量准备。在泰始十年间（265—274），晋武帝下诏“劝务农功”“惠育海内”。如泰始四年（268），藉田仪式后，就下诏“古设象刑而众不犯，今虽参夷而奸不绝，何德刑相去之远哉！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狱，乃命群后，考正典刑。朕守遗业，永惟保乂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方今阳春养物，东作始兴，朕亲率王公卿士耕藉田千亩。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海内。”⁽¹⁸⁾同年六月再诏：“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¹⁹⁾泰始五年（269）“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²⁰⁾“（泰始）十年春正月辛亥，帝耕于藉田。”⁽²¹⁾“是岁（泰始十年），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²²⁾随着这些政策的贯彻，西晋的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伐吴奠定了基础。到了咸宁年间（275—279），伐吴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结束割据局面不仅是王朝声威的问题，更符合民心，即使吴国人也渴望结束东吴后主孙皓的暴政。从《晋书·乐志》下“拂舞，出自江左。旧云吴舞，检其歌，非吴辞也。亦陈于殿庭。杨泓序云：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舞》，云有此来数十年矣。察其辞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的记载可以看出些许消息来。晋武帝“有平吴之志”，但朝廷大臣之间意见不一。镇南大将军羊祜、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主张伐吴。而司空贾充、中书监荀勖、冯则以为不可。晋武帝大胆启用羊祜、杜预、张华等人，力主伐吴。咸宁四年（278），羊祜入朝陈伐吴之计，晋武帝派中书令问羊祜伐吴之策。张华“深赞成其计，祜谓华曰：‘成吾志者，子也’”。⁽²³⁾《晋书·杜预传》：“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²⁴⁾咸宁五年（279），“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²⁵⁾张华坚定了晋武帝平吴的决心，也被提升为度支尚书，为伐吴战争做后勤保障工作。咸宁五年（279）十一月，伐吴的大幕拉开了。“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²⁶⁾“太康元年春正月……癸丑，王浑克吴寻阳赖乡诸城，获吴武威将军周兴。二月戊午，王濬、唐棼等克丹阳城。庚申，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壬戌，浚又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甲戌，杜预克江陵，斩吴江陵督王延；平南将军胡奋克江安。于是诸军并进，乐乡、荆门诸戍相次来降。乙亥，以濬为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复下诏曰：‘濬、彬东下，扫除巴丘，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鹜，直造秣陵，与奋、戎审量其宜。杜预当镇静零、桂，怀辑衡阳。大兵既过，荆州南境固当传檄而定，预当分万人给濬，七千给彬。夏口既平，奋宜以七千人给濬。武昌既了，戎当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项，总督诸方。’濬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王浑、周浚与吴丞相张悌战于版桥，大败之，斩悌及其将孙震、沈莹，传首洛阳。孙皓穷蹙请降，送玺绶于琅邪王伷。三月壬申，王濬以舟师至于建邺之石头，孙皓大惧，面缚舆榇，降于军门。濬杖节解缚焚榇，送于京都。收其图籍，得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三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其牧守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困穷。”⁽²⁷⁾由于晋武帝的决策果断，运筹帷幄，前方将士的奋勇，竟用短暂的半年时间就荡平了对峙几十年的吴政权，实现了国家的一统居面。在平吴事件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颂美文学。早在吴蜀对峙政权存在的时候，北方文士就有渴望在破蜀平吴中建功立业的诗作。如傅玄的《长歌行》，诗曰：“利害同根源，赏下有甘钩。义门近横塘，兽口出通侯。抚剑安所趋，蛮方未顺流。蜀贼阻石城，吴寇冯龙舟。二军多壮士，闻贼如见仇。投身效知己，徒生心所羞。鹰隼厉爪翼，耻与燕雀游。成败在纵者，无令鸷鸟忧。”如枣据的《杂诗》：“吴寇未殄灭，乱象侵边疆。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汉阳。开国建元士，玉帛聘贤良。予非荆山璞，谬登和氏场。羊质服虎文，燕翼假凤翔。既惧非所任，怨彼南路长。千里既悠邈，路次限关梁。仆夫罢远涉，车马困山冈。深谷下无底，高严暨穹苍。丰草停滋润，雾露沾衣裳。玄林结阴气，不风自寒凉。顾瞻情感切，恻怆心哀伤。士生则悬弧，有事在四方。安得恒逍遥，端坐守闺房。引义割外情，内感实难忘。”在伐吴战争中，有战功的龙骧将军王濬作《平吴诗》：“茫茫禹迹，九域乃宾。庶士交正，无思不顺。马怠其衡，车曳其轮。飞龙造造，天命有晋。”夏侯湛有可能参与了伐吴战争，⁽²⁸⁾他的《离亲咏》是离亲赴任之作。诗曰：“剖符兮南荆，辞亲兮遐征。发轫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抚首兮内顾，按辔兮安步。仰恋兮后涂，俯叹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归身乎怀抱。苟违亲以从利兮，匪曾闵之攸宝。视微荣之琐琐兮，知吾志之愈小。独申愧于一心兮，惭报德之弥少。”夏侯湛《江上泛歌》则是在伐吴途中所作的。歌曰：“悠悠兮远征，倏倏兮暨南荆。南荆兮临长江，临长江兮讨不庭。江水兮浩浩，长流兮万里。洪浪兮云转，阳侯兮奔驰起。惊翼兮垂天，鲸鱼兮岳跱。縻芜纷兮被皋陆，修竹郁兮医崖趾。望江之南兮遨目桂林，桂林蓊郁兮鹍鸡扬音。凌波兮愿济，舟楫不具兮江水深。沈嗟回盻於北夏，何归轸之难寻。”太康元年（280）平吴后，晋武帝在三月三日与侍臣在华林园赋诗。今存程咸和王济的诗作。程咸的《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诗》：“皇帝升龙舟，待幄十二人。天吴奏安流，水伯卫帝津。”王济《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蠢尔长蛇，荐食江汜。我皇神武，泛舟万里。迅雷电迈，弗及掩耳。思乐华林，薄采其兰。皇居伟则，芳园巨观。仁以山悦，水为智欢。清池流爵，秘乐通玄。修罾洒鳞，大庖妙馔。物以时序，情以化宣。终温且克，有肃初筵。嘉宾在兹，千禄永年。”西晋文士张载也受到平吴事件的鼓舞，写下了《平吴颂》：

闻之前志，尧有丹水之阵，舜有三苗之诛，此圣帝明王，平暴静乱，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大上成功，非颂不显；情动于中，非言不彰。猃狁既攘，出车以兴；淮夷既平，江汉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乌可阙欤？遂作颂曰：

上哉仁圣，曰惟皇晋。光泽四表，继天垂胤。帝道焕于唐尧，义声邈乎虞舜。蠢尔鲸吴，凭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阙而不贡，越裳替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号令之旧章。布亘地之长罗，振天网之修纲。制征期于一朝，并箕驱而慕张。尔乃拔丹阳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群丑率从。望会嵇而振铎，临吴地而奋旅。众军竞趣，烽飚具举。挫其轻锐，走其守御。

西晋王朝的臣子们在六合混一的大好局面下，极力上书请晋武帝封禅泰山。

卫瓘等人反复陈词上奏，力请晋武帝封禅泰山，不排除他们谄事武帝，但更多的是世局清晏的感染。晋武帝还算是清醒的，不愿耗费巨大的社会财富，去搞封禅仪式。

总之，在晋武帝执政的前十五年中，“晋武帝兢兢业业，勤于政事，雅好直言，留心采擢贤才，又带头节约宫廷开支，制止铺张浪费，经济上推行占田制，政治上惩处贪官污吏，军事上练兵讲武，表现出奋发有为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完成一统全国的大业，改变了自东汉末年以来豪强割据、三国鼎立的局面，使国家出现了被誉为‘天下无穷人’的‘太康之治’”。⁽²⁹⁾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看看同时代人是怎样评价晋武帝和他的“太康之治”的。干宝《晋纪》中有言：“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驰，宽而能断，故民咏维新，四海悦劝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辑战国之苦。腹心不同，公卿异议，而独纳羊祜之策，杖王杜之决，役不二时，江湘来同。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矣。”⁽³⁰⁾看来，西晋太康时代虽存在着众多的社会政治问题，但总的来说，比起东汉末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最辉煌的。难怪挚虞会作《太康颂》，衷心礼赞自己的时代。《太康颂》：

于休上古，人之资始。四奥咸宅，万国同轨。有汉不竞，丧乱靡纪。畿服外叛，侯卫内圮。天难既降，时惟鞠凶。龙战兽争，分裂遐邦。备僭岷蜀，度逆海东。权乃缘间，割据三江。明明上帝，临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奋武辽隧，罪人斯获。抚定朝鲜，奄征韩貊。文既应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译。邛、冉、哀牢，是焉底绩。

我皇之登，二国既平。靡适不怀，以育群生。吴乃负固，放命南冥。声教未暨，弗及王灵。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圣皇，参乾两离。陶化以正，取乱以奇。耀武六旬，舆徒不疲。饮至数实，干旄无亏。洋洋四海，率礼和乐。穆穆宫庙，歌雍咏铄。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穷发反景，承正受朔。龙马骙骙，风于华阳。弓矢囊服，干戈戢藏。严严南金，业业余皇。雄剑班朝，造舟为梁。圣明有造，实代天工。天地不违，黎元时邕。三务斯协，用底厥庸。既远其迹，将明其踪。乔山惟岳，望帝之封。猗欤圣帝，胡不封哉！

就连不可一世的唐太宗李世民都热衷在《晋书·武帝纪》中写下难得的制语来称赞晋武帝的文治武功。他说：“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³¹⁾就在这样的时代，西晋迎来了“文章中兴”。钟嵘在《诗品》中曰：“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³²⁾西晋的“太康之治”促生了文士的盛世激情，他们用自己的文学才华由衷地礼赞这个时代。可以说，西晋太康时代的文学与政治关系十分密切，文学也成为这个时代备受关注的话题。左思以一篇《三都赋》就能赢得洛阳纸贵，陆云鼓励自己的兄长陆机欲作《三都赋》。可见，西晋太康时代整个社会对文学的重视。也可见，文学与政治之间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张力，文学只有依托政治、切中时代精神，才能为世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