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晋赋学观的差异：傅玄、陆机、挚虞、左思

两汉以来，汉赋成为洋洋大观的文体。经过建安、魏晋之际赋体的自然演变，西晋时代的赋学观念也是异彩纷呈。作为文学总集之始的《文章流别集》，如今已经佚失，我们已不知道辞赋这种文体在整体编撰的地位。据《文选》的编撰体例看，六朝人对赋体有很高的观念。虽有经隋唐以来保存下来的魏晋文人的文集，如嵇康的《嵇中散集》、陆云的《陆士龙集》等，但其编撰体例是否是原编，已不得而知。仅从今本《陆机集》《陆云集》《潘岳集》等编撰情况看，赋体篇什均列为首卷。我们还不足以看出西晋人对赋体的态度。我们只有从西晋文人的论断中推测对辞赋所形成的观念。我们从南朝宋末的桓道鸾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汉晋之际辞赋与诗歌的个别消息，他说：“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²¹⁾桓道鸾虽未言明西晋时代是诗的时代，但西晋诗人祖尚建安是昭明无疑的。但是从西晋文士大量的赋作看，西晋的辞赋绝非弱项。甚至我们可以说，赋体在西晋仍不失为强大的文学传统。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之三）说明自己的创作倾向，“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²²⁾由于陆云的文学观念相对较为传统些，故而对赋有所偏爱，才会出现“颇能作赋”的情况。

西晋文士诗多祖尚于建安，而赋则崇尚两汉。西晋初期的文士傅玄《七谟·序》就保留了他对赋的一些观念。傅玄在《七谟·序》中提出了“引其源而广之”的赋学观。傅玄为了更好地模拟这类作品，故而将以往的作品搜集起来，并一一加以评点。据挚虞《文章流别论》里记载说：“傅于集古今‘七’而论品之，署曰《七林》。”⁽²³⁾《隋书·经籍志》就没有著录《七林》，可见这集子隋唐时就不存在了。今仅见《七谟·序》，序云：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奢而托讽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诲》，并陵前而邈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世之贤明，多称《七激》工，余以为未心善也，《七辨》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佥曰‘妙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轹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²⁴⁾

魏明安《傅玄评传》中详尽地列出了傅玄所云的十六家“七”制作品。傅玄所谓“七”制文章，只是题中以“七”字起头的赋体，仍属于辞赋的范畴，尚不具备独立的文体。傅玄追溯了汉魏以来的名家七制赋作的源流，实际上是一种宗经意识的体现。他对汉代辞赋家赋作的功能做了阐释，以为汉代辞赋具有“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奢而托讽咏，扬辉播烈”的社会功能。尤其在分析魏代以来的诸家辞赋时，更看重的是艺术风格上的流变。这表明了傅玄和他的时代已经重视辞赋的内质美。可以说，赋在两汉时代，还具有“曲终奏雅”的社会教化功能，但到了魏晋时代，赋作已经从社会政教功能移向了“清丽”的内质美，重视其辞赋内在的特性来。傅玄之所以谈论历代七制赋体文章，目的在于自我写作时的超越。也就是说，傅玄从借鉴的动机入手来阅读以往的文学遗产，如何突破前人的成就，是他谈论的真正所在。这充分体现了傅玄身上就有的“引其源而广之”的意识，说到底，这便是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标举的“通变”意识。当然，刘勰是以研究者的身份来对待以往的文学遗产，他所谓的“通变”意识，更主要是从阅读者的角度来分析的。而傅玄主要是从创作者的角度，研究七制赋作的目的在于如何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傅玄不仅探讨了七制赋作，还谈论了赋体中的另一类——演连珠。

傅玄《连珠·序》曰：

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观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

傅玄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研究连珠体的理论家。傅玄在这篇序言中，不但解释了连珠体的起源和发展，而且解释了“连珠”命名的原因以及文体的特征，还批评了一些作家作品的风格和艺术得失。因此，该篇序言也成为魏晋时代的文学批评典范文本。傅玄已经开启了刘勰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先声。

在这段文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傅玄提出了对连珠体的形式特征的讨论。如果一种文体，没有自身的形式方面的独特要求，那就不存在所谓的文体。他认为“连珠”体在于“可悦”，这完全突破了“兴、观、群、怨”的单一政教功能。所谓“辞丽”“弘丽”“喻美辞壮”云云，强调语言要修饰；所谓“历历如贯珠”“言约”“易睹”，讲的是风格体制的特点。后来，沈约、刘勰论“连珠”的观念仍然是重复了傅玄得出的结论。⁽²⁵⁾傅玄重视连珠体的“辞丽”“可悦”，显然是受到建安文学趋向辞采华丽这一新风尚的影响。傅玄处在魏晋时代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到陆机的“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的过渡链上。尤其是，傅玄指出了连珠体这种纯文学性的作品与杂文学性的论说文的不同。即“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在传达主旨的同时，不能失去其艺术之美，要“假喻”来达旨，让人“微悟”。不能写成枯燥的论说作品，失去了艺术感染力。如果说，傅玄的赋学观是处在思想断裂带上。那么，陆机的赋学观是全面扩大思想断裂上的价值和意义。

陆机在《文赋》中讨论赋体，说“赋体物而浏亮”。20世纪以来，我们过于重视陆机《文赋》在诗歌观念上的意义，而忽视了陆机《文赋》思想与赋的关系。陆机在《文赋》中探讨文体时，首标诗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在陆机看来，诗是关乎情的，而赋是关乎物的。陆机《文赋》中正是讨论创作时“情物”关系的。陆机深刻揭示了创作过程中“情曚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的关系。由此看来，“赋体物而浏亮”与“诗缘情而绮靡”之间是互文关系的。周汝昌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缘情”与“体物”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有深刻的揭示。⁽²⁶⁾可以说，陆机正是通过对诗和赋两种文体的观察，来思考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诗缘于情，情缘于物。赋体于物，物会于情。不能体物，便不能生情。不能生情，便不能体物。陆机将情感作用注入汉代以来的赋作变化之中，为抒情小赋开拓出理论的疆域，意义十分重大。尤其陆机来自东吴旧地，无形中将东吴所传承的汉代传统的赋学观念与西晋洛阳一带诗歌理念融为一体，合理地解决了自东汉以来的辞赋创作中出现的抒情赋的理论。陆机在自己的赋作创作中正是贯穿了这一思考。他的赋学观念中明确提出“体物”，是他受到北方风物刺激的结果。今《陆机集》中存赋作共二十五篇，其中属入洛后所作的十八篇。其余的几篇尚不能确定是否为入洛前所作。这说明，陆机入洛后才开始注意运用赋这种文体进行创作。陆机入洛后赋作有以下篇目。

（续上表）

如果说陆机在华亭（上海一带）致力于诗歌创作的话，那么，他北上入洛后则着力于辞赋创作。这是受到洛中《楚辞》文风的影响。陆机刚到洛阳，对借北方风物来鄙视自己的北方士族充满了抵触情绪，如《世说·言语篇》：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²⁷⁾陆机面对洛阳北方士族的鄙视，运用南方风物——莼羹敌之。而后，陆机进入愍怀太子（司马遹）集团，任太子洗马。在愍怀太子（司马遹）集团的交往中，尝试着用词赋创作。他此时创作了《鳖赋》《桑赋》。此二赋实属应景之作，应该属于陆机辞赋创作的练笔之作。在某种程度上说，那些赋可以说是政治、人际交往的润滑剂。表明了陆机对西晋王朝的情感认同，取得西晋王朝的好感，以博得晋升之资。《瓜赋》似乎属于此时之作。不过，《瓜赋》属体物小赋，陆机尝试着运用先秦“比德”之法，开体物小赋之先河。不同于汉大赋传统，符合“赋体物而浏亮”的审美理想，显得格外清新可爱。据赋作中“赴广武以长蔓”，广武城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可知应是陆机入洛以后的作品。如果说《鳖赋》《桑赋》中鳖、桑等，尚纯粹是体物之对象。而《瓜赋》中的瓜已经上升到“比德”高度。“佳哉瓜之为德，邈众果而莫贤”是对瓜的品德的赞美。无论是鳖、桑，还是瓜尚不是北方风物的地域特色。

陆机在《感时赋》中：

悲夫冬之为气，亦何憯懔以萧索。天悠悠其弥高，雾郁郁而四暮。夜绵邈其难终，日晼晚而易落。夫层云之葳蕤，坠零雪之挥霍。冰冽冽而寝兴，风漫漫而妄作。鸣枯条之泠泠，飞落叶之漠漠。山崆以含瘁，川蜲蛇而抱涸。望八极以 漭，普宇宙而寥廓。伊天时之方惨，曷万物之能欢。鱼微微而求偶，兽岳岳而相攒。猿长啸于林梢，鸟高鸣于云端。矧余情之含瘁，恒睹物而增酸。历四时之迭感，悲此岁之已寒。抚伤怀以呜咽，望永路之泛澜。

可见，北方寒冬，萧瑟肃杀：浓雾四漫，层云叠叠，雨雪飘零，寒冰凛凛，狂风肆虐，落叶漠漠，山瘦水寡。这一切在南方诗人陆机看来，都是如此新奇。此赋可以说是他对北方寒冬季节的新奇感的表达。因而说，《感时赋》是他入洛不久创作的。已经由敌对态度转变了新奇感，其中已经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悲情。“矧余情之含瘁，恒睹物而增酸。”可以说，《感时赋》中已经开始注入了自己的情感。尤其是身世之悲情。

陆机在《感丘赋》中：

泛轻舟于西川，背京室而电飞。遵伊洛之坻渚，沿黄河之曲湄。睹墟墓于山梁，托崇山以自绥。见兆域之蔼蔼，罗魁封之累累。于是徘徊洛涯，弭节河干，伫盻留心，慨而遗叹。仰终古以远念，穷万绪乎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犹草木乎山河。应甄陶于岁改，顺通川而日过。而乃申舟人以遂往，横大川而有悲。伤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几。虽履信而思顺，曾何足以保兹。普天壤其弗免，宁吾人之所辞。愿灵根之晚坠，指岁暮而为期。

陆机入洛初时，“泛轻舟于西川，背京室而电飞。遵伊洛之坻渚，沿黄河之曲湄。睹墟墓于山梁，托崇山以自绥。见兆域之蔼蔼，罗魁封之累累。于是徘徊洛涯，弭节河干，伫盻留心，慨而遗叹。”看到山梁上“累累的墟墓”，顿感生命之短暂，“伊人生之寄世，犹草木乎山河”。希望“灵根”即身体永葆青春，建功立业于不久之将来。可以说，《感丘赋》中北方风物激发了陆机的功名意识和生命意识，这种生死悲情比身世之悲情更为深沉。

陆机入洛之后，情感中纠缠着难以排解的思乡之念。他进而将自己的故国之思，融入辞赋创作中，创作出别具一格的《怀土赋》。《怀土赋·序》中说：“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与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矣。故述斯赋。”⁽²⁸⁾正是在故国风土人情与洛阳风物的对比之下，“背故都之沃衍，适新邑之丘墟。遵黄川以葺宇，被苍林而卜居”，北方洛阳的“丘墟”“黄川”“苍林”等风物，激起了陆机对故土的思念。“留兹情于江介，寄瘁貌于河曲。玩通川以悠想，抚征辔而踯躅。伊命驾之徒勤，惨归途之良难。愍栖乌于南枝，吊离禽于别山”，他的情思寄予“江介”——南方风物的经典代表。早在战国时，屈原的《哀郢》：“哀列士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江介”就成为南方风物的经典意象，而身形居于“河曲”之上。陆机感慨王命“伊命驾之徒勤，惨归途之良难”。陆机的思土之情思一发不可收，于元康五年（295），又创作了《行思赋》。《行思赋》：“背洛浦之遥遥，浮黄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远，观通流之所会。启石门而东萦，沿汴渠其如带。托飘风之习习，冒沉云之蔼蔼。商秋肃其发节，玄云霈而垂阴。凉风凄其薄体，零雨郁而下淫。睹川禽之遵渚，看山鸟知归林。挥清波以濯羽，藏绿叶而弄音。”⁽²⁹⁾以上着力铺写洛阳之景。遥遥之“洛浦”、裔裔之“黄川”、悠远的“河曲”等等，尤其是北方深秋时节，肃杀、凛冽。“玄云霈而垂阴。凉风凄其薄体，零雨郁而下淫。”对一个南方吴地的文士来说，这些都是新奇的。这些北方景致都促发陆机“行弥久而情劳，途愈近而思深”的感情积郁，引发了归宁故土的愿望。元康六年（296）创作的《思归赋》中：“节运代序，四时相推。寒风肃杀，白露沾衣，嗟行迈之弥留，感时逝而怀悲。彼离思之在人，恒戚戚而无欢。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昼辍食而发愤，宵假寐而兴言。羡归鸿以矫首，挹谷风而如兰。岁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风霏霏而入室，音泠泠而愁予。既遨游乎川沚，亦改驾乎山林。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深。叹随风而上逝，涕承缨而下寻。冀王事之暇豫，庶归宁之有时。候凉风而警策，指孟冬而为期。愿灵晖之促景，恒立表以望之。”⁽³⁰⁾此赋中，陆机淡化了北方风物的新奇感，开始变为强烈的思乡情愫的触发之物：“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陆机所谓的“缘情”与“触物”应该是互训的。先秦《庄子》中就有“物情”之说。正如《文赋》中所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的“物感说”。与钟嵘《诗品序》中“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十分接近了。永康元年（300）创作的《述思赋》：“情易感于已揽，思难戢于未忘。嗟伊思之且尔，夫何往而复臧。骇中心于同气，分戚貌于异方。寒鸟悲而饶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屡伤，负大悲之无力。苟彼途之信险，恐此日之行昃。亮相见之几何，又离居而别域。观尺景以伤悲，抚寸心耳凄恻。”已经没有北方风物的特点，“寒鸟”“衰林”这些普遍的意象，成为伤情、大悲之情的促发因素。《漏刻赋》沿袭着《瓜赋》的路子，除“比德”之外，不足以表彰。《羽扇赋》十分特别，集中表现了陆机的东吴情结。作品假托楚襄王会诸侯故事，楚大夫宋玉、唐勒手执白鹤羽扇，遭中原诸侯嗤笑，经过羽扇与中原所流行的方圆二扇优劣之论争，中原诸侯终于放弃方圆二扇而操起吴楚羽扇以归，反映了吴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胜利。此赋显然是模仿司马相如大赋的模式，通过想象的方式为江东吴楚文化的优越性寻找依据。

如果说，随着陆机在洛阳生活时间的长久，北方风物在陆机那里，已经没有了新奇感。陆机将北方风物融入赋作中，已经创作出《怀土赋》《行思赋》《述思赋》《思归赋》等。陆机开始在赋作中，将北方风物化为天道迁逝感，来消弭自己的功名焦虑。⁽³¹⁾永宁元年创作的《叹逝赋》：“伊天地之运流，纷升降而相袭。日望空以骏驱，节循虚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时飘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将及。对琼蕊之无征，恨朝霞之难挹。望浴谷以企予，悟此景之屡戢。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华，草无期而遗露。经终古而常新，率品物其如素，……”⁽³²⁾他选择了用天道自然“迁逝”来消弭痛苦，却触发了他强烈的生命意识。陆机选择此方式来消弭，这显示出他受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的影响。陆机受魏晋庄老“贵生”思想的影响，对个体生命的态度是积极肯定的。《叹逝赋》云：“然后弭节安怀，妙思天造，精浮神沦，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岂兹情之足搅。感秋华于衰木。……将颐天地之大德，遗圣人之洪宝，解心累于末迹，聊优游以娱老。”

可以看出，北方风物在陆机入洛后的词赋中，先由纯粹的体物描摹，达到对西晋王朝的情感认同，取得西晋王朝的好感。如《鳖赋》《桑赋》。进而运用了传统的“比德”之说，揭示“所体之物”的道德品质，如《瓜赋》。再进而变为抒写一位南方诗人对北方风物的新奇感。再进而激发陆机的思乡之情，表现其“东吴情结”。如《怀土赋》《行思赋》《述思赋》《思归赋》，尤其是《羽扇赋》。最后，北方风物激发了陆机对“天道迁逝”的体认，提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来消解功名焦虑。⁽³³⁾

陆机将自己的创作辞赋的经验融入《文赋》的理论之中，开辟出了“体物浏亮”的赋学新观念。这成为西晋赋学理论批评双峰对峙中的一派。⁽³⁴⁾

陆机除《文赋》论赋之外，还在《遂志赋·序》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标准。

“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和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以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

显然，陆机此篇与傅玄《七谟·序》相似。通过评点汉代赋家的同类作品的得失，来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陆机不同的是，从艺术特性入手，分析汉代赋家的艺术得失。并根据辞赋中流露的情感特征将以往辞赋家分为“彬彬”者、“雅人”“怨之徒”等。刘运好总结说：“序列前贤诸家赋作，既叙述赋之言志传统，言己作赋之由；又简要评价前赋之情感风格，阐明了‘穷达情变’之理，言己所作别有寄托。”⁽³⁵⁾

傅玄、陆机致力于辞赋创作之中，壮大了西晋辞赋创作的声势，代表了西晋时代的辞赋创作的新风气。傅玄和陆机对赋的探讨，这就像钱钟书所说的，“（新风气）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³⁶⁾而挚虞面对赋作中的新风气，追溯赋体的渊源。这正如钱钟书所说的，“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在。”⁽³⁷⁾钱钟书戏称这“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³⁸⁾。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曰：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省烦，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

在挚虞的眼里，赋是大有来头的，可以追溯到神圣的《诗经》序列之中。因此赋是通过“假象尽辞”，来达到“敷陈其志”的目的。据此来裁判汉代大赋的传统，以为“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烦省烦，辞之险易，盖由于此。”指责汉大赋创作原则中“四过”。即“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钱钟书关于挚虞的“假象过大”有很精彩的阐发。⁽³⁹⁾当然，挚虞在批评汉代大赋传统时，也将西晋兴盛的抒情小赋一同否定了。这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可知。标榜古诗之赋，并不是要赋作家们真正回到古诗之赋的时代，而是对当下赋作创作的流弊要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挚虞用“背大体而害政教”的利害相晓谕。

挚虞的这种意识，明显是受其师皇甫谧的影响。《晋书·挚虞传》曰：“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⁴⁰⁾关于皇甫谧的赋学观念，我们可据左思《三都赋序》知其大略。⁽⁴¹⁾皇甫谧《三都赋序》：

玄晏先生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古诗之流也。

关于赋的定位，皇甫谧追溯到诗之六义的赋法上。认为“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进而才有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的观点。其实，辞赋之赋与六义之赋并不同科，范文澜在《文心雕龙·诠赋》注中说：“案彦和铺采二语，特指词人之赋而言，非六义之本源也。”⁽⁴²⁾皇甫谧、挚虞将辞赋之源头追溯到“诗经”六义之下，既有为赋体张目的功用，也有以经取义之高标。

这一时期对赋的创作原则、方法的探讨，正如马积高在《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论》中说的，“仍是沿着扬雄所提出的‘丽以则’与‘丽以淫’的区别进行的。”⁽⁴³⁾皇甫谧《三都赋序》中曰：

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

皇甫谧的立论基础是扬雄的“丽则”“丽淫”区分。但是皇甫谧对“丽淫”类的诸家，如对司马相如、王延寿等人报以称赞的目光，称其“皆近代辞赋之伟也。”马积高认为皇甫谧提出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作为衡量赋品高下的准则，把文和情（心）要相称和艺术构思、艺术想象要有理有节的问题用简括的语言表述出来，这显然比左思只着眼于征实与否要高明多了。”⁽⁴⁴⁾挚虞继承其师皇甫谧的赋学观，明确提出扬雄的影响。

左思作为西晋著名的辞赋家，以其《三都赋》赢得“洛阳纸贵”的声誉。左思的赋学思想见于《三都赋序》中。左思的赋学思想与皇甫谧、挚虞等人的赋学思想相近，但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说，西晋时代，是否存在“讽谏征实派”⁽⁴⁵⁾，钱钟书《管锥编》曰：“故挚虞又云：‘《楚辞》之赋，则赋之善者。……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盖欲矫枉救弊，挽马、班之倒澜而还之屈、贾之本源。左思《三都赋序》斤斤于辨物居方、不做侈言，犹为‘事形’所囿，眼光未出牛背上，特‘事形’必征实而不构虚耳。较之挚《论》，已落下乘矣。”⁽⁴⁶⁾

左思的《三都赋序》中：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徵。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氐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辩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

挚虞、皇甫谧、左思等西晋赋学家多批评了汉大赋的缺乏“则”的精神。但他们救弊的方向不同，挚虞、皇甫谧救之以古义，追寻古诗之赋的社会政教意义，而左思救之以实，批评汉赋“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强调“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左思的征实原则得到皇甫谧的提升，才通往了讽谏精神。皇甫谧《三都赋序》“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即是借左思的实证精神指出前人赋家的虚浮之风。

其实，据《世说新语》记载，左思《三都赋》一开始并未引起士族社会的认同。之所以未能引起普遍的认同，不仅来自于士族群对左思的寒族出身的鄙视，更来自于左思的赋学观与士族社会已普遍认同的抒情小赋观的差异。整个士族社会对班固《二都赋》、张衡《二京赋》为代表的大赋传统的兴趣发生了转移。而左思仍沿袭大赋思路，创作《三都赋》。即“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尤其，士族社会对左思从征实原则出发，“任土作贡”、“辩物居方”的方式多不理解。尤其，士族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是玄学之风，对拘泥于训诂，同于类书的汉赋不屑一顾，而左思的《三都赋序》追求的恰恰是“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但时隔不久，左思的《三都赋》却能引起轰动，这与张华、皇甫谧的发现有关。张华之所以能盛赞左思《三都赋》，可能与张华的“博物”兴趣有关。可以说，《三都赋》中的“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的稽古、稽俗作风，迎合了张华的“博物”兴趣。而皇甫谧借左思的征实原则，“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实现了讽谏主旨的提升。皇甫谧强调“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案记而验，岂诬也哉”的精神。正是由于张华、皇甫谧等的重视，左思的《三都赋》才赢得“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当然，左思《三都赋》本身的政治用意在于歌颂西晋一统天下，这也点燃了西晋社会士族群体对三国归晋的热情。⁽⁴⁷⁾

综上所述，西晋时代的赋学观念正处在传统的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过渡时期，讲求清丽的抒情小赋理论在陆机的阐发中得以成立。追求艺术上的变革是傅玄和陆机在模拟前贤赋作中得到实现的。他们的一些赋作序中很好地阐述了赋作新的艺术风尚。而左思则沿袭了汉大赋的传统，批评了汉赋中侈言无验的虚浮之风，强调征实精神，从而实现了汉大赋传统的回光返照式的辉煌。皇甫谧、挚虞面对新的赋作创作成就，追溯赋的遥远渊源，将赋定位在古诗之赋上，提高了赋的地位，追寻了赋的社会政教精神所在。

【注释】

(1)据《三国志》裴注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

(2)周勋初考辨《文赋》作年问题时，就以玄学为不证自明的依据，认为陆机《文赋》中的玄学思想只能是在入洛后形成的。参见周勋初：《〈文赋〉写作年代新探》见《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张少康：《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www.daowen.com)

(4)张少康：《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

(5)关于《屯卦》：“六三，君子几，不如舍”的理解，尚有争议。如陈鼓应先生认为释为“机智”。不具备哲学意蕴。周振甫先生释为：“见机。”

(6)苏勇点校：《易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4页。

(7)苏勇点校：《易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8)［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27页。

(9)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页。

(10)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14页。

(11)转引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2—143页。

(12)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13)转引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7页注中。

(14)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第6页。

(15)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第1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16)因傅庚生新中国成立前旧著《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极少再版，甚难寻得。甚以为憾。

(17)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155页。

(18)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19)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

(20)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

(21)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

(22)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35页。

(23)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

(24)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

(25)沈约“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见《全梁文》）刘勰“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文心雕龙·杂文篇》。

(26)参见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一文。见《当代学者自选集·周汝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27)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48页。

(28)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16页。

(29)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17—18页。

(30)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19页。

(31)参见拙作《陆机天道疏离感》，《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2)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24—15页。

(33)参见拙作《陆机入洛后赋作与北方风物》一文，《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34)参见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

(35)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36)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见《七缀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37)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见《七缀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38)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见《七缀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39)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155页。

(40)［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9页。

(41)《三都赋序》的著作权归属问题，历史上就有争议。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作序。但，刘孝标注中否定了皇甫谧的著作权。唐代李善注《文选》时，仍据臧荣绪《晋书》记载，认为皇甫谧为左思作《三都赋序》。清人严可均在辑《全晋文》时，信从李善的观点，将《三都赋序》的著作权归于皇甫谧名下。清人吴士鉴、今人傅璇琮均认为皇甫谧有其著作权的。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亦认为皇甫谧为左思作序。可以说，研究《世说新语》的学者多信从刘孝标的观点，否定皇甫谧的作序。而“文选”学的学者多肯定皇甫谧的作序。

(4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6页。

(43)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论》，中华书局，2001年，第84页。

(44)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论》，中华书局，2001年，第85页。

(45)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中将左思、皇甫谧、挚虞等人列入“讽谏征实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

(46)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156页。

(47)参见周勋初《左思〈三都赋〉成功经验之研讨》一文，见《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