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晋文体观的总结：挚虞与《文章流别论》

在西晋的文学理论板块中，挚虞和他的《文章流别论》是常被关注的对象。从西晋至今，对挚虞的关注和研究从未间断。西晋时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文章志》等著作就为世所重。《晋书·挚虞传》记载：“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为《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⁸⁾《隋书·经籍志》的史部薄录类中记载了挚虞的《文章志》四卷，总集类著录了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又著录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二卷。《隋志》集部总集类小序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籍，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抛孔翠，艾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南朝诗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⁹⁾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评价说：“挚虞品藻流别，有条理焉。”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曰：“《文选》昉（仿）自挚虞。”明代张溥辑汉魏六朝文集中有《挚太常集》，并在《题辞》中肯定了《文章流别论》，说道：“《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¹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类叙》曰：“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纲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谓始。”⁽¹¹⁾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曰：“《文选》之兴，盖依乎挚虞《文章流别》，谓之总集。”⁽¹²⁾刘师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说：“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人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¹³⁾骆鸿凯曰：“挚氏是书，真可为《文选》之前导矣。”⁽¹⁴⁾高步瀛曰：“《流别集》……洵昭明《文选》之先导也。”⁽¹⁵⁾以上是史籍、诗文评类书目文献和文选学里的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成立以来，主要的专著中对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均有论述。如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王运熙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以及上世纪30年代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等。⁽¹⁶⁾钱钟书《管锥编》中也有很精彩的论述。

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志》《文章流别论》均已佚失。其中《志论》的一些内容幸收入类书才得保存。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说：“是书虽佚，其论尚散见于《艺文类聚》中。”清人严可均在明人张溥《挚太常集》的基础上，从《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中辑录出若干文段来。钱钟书还从《金楼子·立言篇》下中辑录一则来。⁽¹⁷⁾虽然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志论》多已佚失，但由于20世纪几代学者前赴后继的研究，挚虞的文学理论已甚是昭明。

如何评价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在西晋文苑上的作用呢？与陆机相比，挚虞从文章之“迹”的角度，来寻绎各种文体的体制规范。而陆机《文赋》从文章“为文之用心”的“心”出发，融入自己极为私人化的文学经验，提升到了文学理论的水准。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是收集前代作品，提高习文范本。而《文章流别论》则是对各种文体进行总结。二者相辅相成，习文者据此能渐止为文之佳境。王瑶先生在《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一文中说：“中国的文学批评，从他的开始起，主要即是沿着两条线发展的——论作者和论文体。一直到后来的诗文评或评点本的集子，也还是这样。”⁽¹⁸⁾可以说，挚虞和陆机代表了西晋文学理论发展不同的两条途径，殊途同归。

挚虞《文章流别论》中对文章的功能与缘起的认知，与陆机互有异同。“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¹⁹⁾正如王运熙、杨明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分析的：“挚虞认为文章不仅能确定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人伦关系，而且能阐发天地奥秘，究极万物之义理。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文章的功能效用，强调文章的重要，是以前未曾有过的。”⁽²⁰⁾挚虞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他以中国《易》学智慧观察的结果。陆机《文赋》中也有相似的观念，陆机说道：“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途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所谓“途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就是揭示文章阐发天地义理，通周易变化之道。挚虞这种文学功能的认知，沾溉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如果说刘勰更多的是继承挚虞的这种观念，提出了“原道”的思想，那么，钟嵘在承认文章有这样的功能后（“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更多地在诗歌中对“展其义，骋其情”的功能作出阐发。钟嵘《诗品》中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可以说，钟嵘的思想更接近于陆机，刘勰的“原道”思想则更接近于挚虞。

挚虞是这样认知文学缘起的。

“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www.daowen.com)

挚虞继承了先秦孟子、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观念，认为像《诗经》这样的诗歌作品是在上古的“学在官府”知识体系崩溃和上古先王的恩泽不再之后出现的。诗、颂、铭、诔、赋诸文体之间是有等级差异的。尤其，挚虞欲纠正对“颂”这种文体的认识偏差，他认为“颂”非诗外别科，而是诗之一种。颂是用于“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的美诗。而陆机没有这样森严的域界，陆机认为文章的缘起在于“寸心”，《文赋》有云：“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可见，陆机以为心动则识机，机发则文成。陆机认为“作文之心”在于“缘情”，“情”之养成源于“玄览宇宙”和“颐情典坟”两种方式。在宇宙万物变化中培养情绪，在“典坟”之类的范本中取其“丽藻。”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咏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因此，陆机没有过分强调文体的源流之别，而是妙论众体的审美旨趣。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陆机对文体审美旨趣虽有区分，但他更看重不同文体共有的法式，强调不同文体有相同的“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要求。

而挚虞心中横亘着各文体的典范法式，事事衡之于典范法式，合则相赞之，离则相讥之。因此挚虞会有批评班固、扬雄、傅毅、马融等人作品的论断。当然，挚虞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于具有寻根溯源的批评意识。这种意识成为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