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情坠玄理”：永嘉文学观念的嬗变

钟嵘《诗品序》中论述道：“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²⁵⁶⁾但到底永嘉时期的平淡之风是什么样的呢？虽然，永嘉时代“贵黄老、尚虚谈”的名士创作的平淡之体多被历史淘汰，但我们还可以从刘琨、卢谌的作品中寻找情坠玄理的平淡诗体的影子。

刘琨青年时期曾参与贾谧的“二十四友”集团，且与石崇交好。石崇对刘琨兄弟有救命之恩。在“元康之放”的玄风中，刘琨受其熏染在所难免。《答卢谌诗八章·并书》：“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后来遭永嘉之乱，民族危亡之际，激发出刘琨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贞刚之气。“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虽然思想上发生了转向，但“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的文风上不可能彻底涤除玄风的影子。《答卢谌诗》：“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彼黍离离，彼稷育育。哀我皇晋，痛心在目。”以《周易》的“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等卦象来起句。“天地无心，万物同途。祸淫莫验，福善则虚。逆有全邑，义无完都。英蕊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龟玉，韫椟毁诸。刍狗之谈，其最得乎。”第二首诗更为明显，“刍狗之谈”用典于《老子》。李善注引《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李善注曰：“结刍为狗也，言天地不爱万物，类祭祀之弃刍狗也。然此与谈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²⁵⁷⁾通观全诗确有怨情，然而尚化用《老子》言，可见其仍受玄风的影响。刘琨诗文的“清拔之气”，充满了感发志意的力量。这都来自于“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沈德潜《古诗源》语）。叶枫宇先生解释说：“正是刘琨从早年只顾个人私利的人生观中摆脱出来，开始关注国家与民众利益，完成人格升华后的产物。”⁽²⁵⁸⁾

如果说刘琨已经从“平淡之体”的文风中突破出来的话，而卢谌则更濡染于其中，不能自拔。卢谌将玄学内化成了“委运随化、与时舒卷”的人生哲学。其处世之态度有通过《答刘司空书并诗》呈现出来。“故吏从事中郎卢谌死罪，死罪！谌禀性短弱，当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静退。在木阙不材之资，处雁乏善鸣之分。卷异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时眄，不免馔宾。尝自思惟，因缘运会，得蒙接事，自奉清尘，于今五稔。谟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讥已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薮。加以待接弥优，款眷逾昵，与运筹之谋，厕燕私之欢。绸缪之旨，有同骨肉，其为知己，古人冈喻。昔聂政殉严遂之顾，荆轲慕燕丹之义。意气之间，糜躯不悔。虽微达节谓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怀？故委身之日，夷险已之。事与愿违，当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盖本同末异，杨朱兴哀；始素终玄，墨翟垂涕。分乖之际，咸可叹慨；致感之途，或迫于兹。亦奚必临路而后长号，睹丝而后歔欷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览今遇。感存念亡，触物增眷。《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书非尽言之器，言非尽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于尽意，书有不得至于尽言邪？不胜猥懑！谨贡诗一篇，抑不足以揄扬弘美，亦以摅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锡以咳唾之音，慰其违离之意，则所谓咸池酬于北里，夜光报于鱼目。谌之愿也，非所敢望也。谌死罪，死罪。”此封书信开篇以玄明志，由于本性暗弱，只能“因之自然，用安静退”。无法像刘琨所期望的而愧疚万分。“则所谓咸池酬于北里，夜光报于鱼目。”⁽²⁵⁹⁾卢谌是在骨子里继承了玄学的委运随化精神，自然会“乖琨心”的。《晋书·卢谌传》：“谌字子谅，清敏有理思，好《老》《庄》，善属文。”“值中原丧乱……注《庄子》。”

卢谌《答刘琨诗》：

浚哲惟皇，绍熙有晋。振厥弛维，光阐远韵。有来斯雍，

至止伊顺。三台摛朗，四狱增峻。伊谌陋宗，昔遘嘉惠。

申以婚姻，著以累世。义等休戚，好同兴废。孰云匪谐，

如乐之契。王室丧师，私门播迁。望公归之，视险忽艰。

兹愿不遂，中路阻颠。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大钧载运，

良辰遂往。譬彼日月，迅过俯仰。感今惟昔，口存心想。

借曰如昨，忽为畴曩。畴曩伊何，逝者弥疏。温温恭人，

慎终如初。览彼遗音，恤此穷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妙哉蔓葛，得讬樛木。叶不云布，华不星烛。承侔卞和，

质非荆璞。眷同尤良，用乏骥。承亦既笃，眷亦既亲。

饰奖驽猥，方驾骏珍。弼谐靡成，良谟莫陈。无觊狐赵，

有与五臣。五臣奚与，契阔百罹。身经险阻，足蹈幽遐。

义由恩深，分随昵加。绸缪委心，自同匪他。昔在暇日，

妙寻通理。尤彼意气，狭是节士。情以体生，感以情起。

趣舍同要，穷达斯已。由余片言，秦人是惮。日效忠，

飞声有汉。桓桓抚军，古贤作冠。来牧幽都，济厥涂炭。

涂炭既济，寇挫民阜。谬其疲隶，授之朝右。上惧任大，

下欣施厚。实祗高明，敢忘所守。相彼反哺，尚在翔禽。

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凭山海，庶觌高深。遐眺存亡，

缅成飞沈。长徽已缨，逝将徙举。收迹西践，衔哀东顾。

曷云途辽，曾不咫步。岂不夙夜，谓行多露。绵绵女萝，

施于松标。禀泽洪干，晞阳丰条。根浅难固，茎弱易凋。

操彼纤质，承此冲飙。纤质实微，冲飙斯值。谁谓言精，

致在赏意。不见得鱼，亦忘厥饵。遗其形骸，寄之深识。

先民颐意，潜山隐几。仰熙丹崖，俯澡绿水。无求于和，

自附众美。慷慨遐踪，有愧高旨。爰造异论，肝胆楚越。

惟同大观，万途一辙。死生既齐，荣辱奚别。处其玄根，

廓焉靡结。福为祸始，祸作福阶。天地盈虚，寒暑周回。

夫差不祀，衅在胜齐。句践作伯，祚自会稽。邈矣达度，

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无不畅。如川之流，如渊之量。

上弘栋隆，下塞民望。

此诗的前十章历叙投奔刘琨的艰辛和受刘琨恩遇。后十章言己为段匹征调，“桓桓抚军，古贤作冠。来牧幽都，济厥涂炭”以为段匹可济涂炭之祸。宽慰刘琨能“遗其形骸，寄之深识。”尤其后五章，充满了玄味。一再表明自己“唯道是杖”的人生态度。“形变随时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时兴诗》），是其处世的原则。

钟嵘《诗品》中论郭璞诗：“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²⁶⁰⁾钟嵘正是将郭璞作为西晋走出永嘉平淡之体的关键人物。其实，郭璞本人的诗作中依然能看到永嘉前后“平淡诗风”的影子。如郭璞的《与王使君诗》：“道有亏盈，运亦凌替。茫茫百六，孰知其弊。蠢蠢中华，遘此虐戾。遗黎其咨，天未忘惠。云谁之眷，在我命代。”《赠温峤诗》：“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与生。尔神余契，我怀子情。携手一壑，安知尘冥。”

总之，随着西晋元康年间“八王之乱”，引发了“五胡乱华”，西晋文士的政治幻想破灭，西晋的大多文士命殒其间。还有不少的文士纷纷遁隐而去。尤其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作为西晋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玄学也在元康、永嘉年间出现了日常化、生活化的倾向。永嘉前后的玄学已经淡化正始玄学的批判精神，成为追求自适的哲学依据。汉末以来，文士身上浓郁的生命焦虑感被稀释在玄理之中。将死亡悲切之情“委运大化中”，生活化的玄学消弭了人生的功名焦虑感。从诗歌内部的演变发展来看，永嘉前后的文士在文学追求新变。他们多上承正始，中越元康，为文学寻求新的发展。永嘉以后，文学观念由“缘情”进入了“尚理”的新领域，文风趋于平淡，至东晋，玄言诗蔚然成风。正如邓仕樑《两晋诗论》所说：“大抵潘陆诸贤，出于建安为多，过江玄风，则导源正始。”⁽²⁶¹⁾

【注释】

(1)［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81页。

(2)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292页。

(3)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06页。

(4)［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360页。

(5)［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360—1361页。

(6)鲁迅：《魏晋风度及药与酒及文章之关系》，见《鲁迅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1页。

(7)［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7页。

(8)［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7页。

(9)［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7页。

(10)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623—624页。

(11)［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509页。

(12)［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361页。

(13)［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997页。

(14)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考证：“此时为安东将军及卫将军者甚多，惟司马昭兼历此二职，故疑玄所参者为昭军。”中华书局，1985年。

(1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74页。

(1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6页。

(17)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18)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1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20)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1页。

(21)鲁迅：《魏晋风度及药与酒及文章之关系》，见《鲁迅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4页。

(2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6—67页。

(23)王澧华：《两晋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2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02页。

(25)参见郑州大学吴雪伶：《傅玄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26)王运熙、王国安：《乐府诗集导读》，巴蜀书社，1999年，第51页。

(2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02页。

(2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6—67页。

(29)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33页。

(30)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33页。

(31)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6页。

(3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7—48页。

(3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721页。

(34)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35)卢盛江：《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

(36)卢盛江：《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9页。

(37)叶枫宇：《西晋作家的人格和文风》，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50页。

(38)周悦：《魏晋六朝文学尚“清”成因与特色》，《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110页。

(39)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2003年，第37页。

(40)藤佐利行：《西晋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41)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328—1329页。

(42)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4页。

(43)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957页。

(4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364页。

(45)《拟古诗十二首》的写作时代尚未确证。姜亮夫先生：《陆平原年谱》考证：“机在入洛前作者。”毛庆先生：《怎样评价陆机的拟古诗》则认为《拟古诗十二首》应作于华亭时代，即是作于太康年间。刘好运先生：《陆士衡文集校注》则持相反意见，以为：“可以基本断定为入洛后所作。”从《拟古诗十二首》的情感向度看，应为陆机在华亭时作。

(46)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61页。

(4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02页。

(48)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7页。陆机《拟古诗》原有十四首，《文选》录十二首，故今存十二首。

(49)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4页。

(5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700—701页。

(5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43页。

(52)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42页。

(53)［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2页。

(54)叶枫宇：《西晋作家的人格和文风》，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88页。

(55)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41页。

(56)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34页。

(57)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77页。

(58)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901—902页。

(59)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27页。

(60)陈寿《三国志》：“时晋文王为魏相国，以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又下书辟周，周发汉中，困疾不进。”

(61)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31页。

(62)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32页。

(63)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08页。

(64)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09页。

(65)［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331页。

(66)［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7页。

(67)陈寿《三国志·谯周传》有：“五年，予尝为本郡中正，清定事讫，求休还家，往与周别。”第1033页。

(68)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78页。

(69)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177页。

(70)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256页。

(71)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256页。

(72)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256—1257页。

(73)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174页。

(74)［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87页。

(75)［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6—2347页。

(76)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159页。

(77)蒋方先生在《陆机、陆云仕晋宦迹考》中考辨出陆云入洛应在太康四年（283）。《湖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第3期拙作《陆云任太子舍人时间与〈盛德颂〉》一文，据陆云作品为内证，坐实了陆云在洛的时间为太康五年（284）。

(78)［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73页。

(79)［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7页。

(80)［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1页。

(81)姜亮夫：《陆士衡年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82)［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5页。

(83)［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824页。

(84)经徐震堮笺注，应为太子舍人。

(85)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397页。

(86)［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2页。

(87)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345页。

(88)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256页。

(89)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68页。

(90)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13页。

(91)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13页。

(92)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48页。

(93)［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436页。

(94)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65页。

(95)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68页。

(96)《太平御览》：卷四四四引。

(97)［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1页。

(98)［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80页。

(99)［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57页。

(100)［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58页。

(101)［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742页。

(102)［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742—743页。

(103)见拙作《陆机仕厉宦迹考》一文。

(104)［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510页。

(105)［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518页。

(106)［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535页。

(107)［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742页。

(108)［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535—1537页。

(109)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0—189页。

(110)转引于王澧华：《两晋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6页。当然，林田之助的论述也是不严密的。张华对西晋元康时代文坛形成的作用甚大。太康时期，陆机尚在上海华亭一带闭门勤学，直到太康末年，才来到洛阳，与张华有所接触。张华直到元康时代才成为文坛巨子和领袖。元康时代，老一辈作家傅玄早已过世（傅玄卒于咸宁四年278）。张华无论从资历、年龄，还是官职上，都成为领袖人物。

(111)［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4页。(www.daowen.com)

(112)干宝著，王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第219页。

(113)［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5页。

(11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791页。

(115)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42页。

(116)［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4页。

(117)［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81页。

(118)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235页。

(119)［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82页。

(120)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48—49页。

(121)叶枫宇：《西晋作家的人格和文风》，三联书店，2006年，第205页。

(122)［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4页。

(123)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277页。

(124)［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21页。

(125)［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929页。

(126)［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0页。

(127)［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0页。

(128)［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286页。

(129)罗宗强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

(130)［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0页。

(131)［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0页。

(132)［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0页。

(133)［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0页。

(134)［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2页。

(135)［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432页。

(136)［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82页。

(137)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38页。

(138)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38页。

(139)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44页。

(140)［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173页。

(141)［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173页。

(142)参见张爱波：《西晋士风与诗歌》一书中对“二十四友集团”性质的考辨。齐鲁书社，2006年。

(143)［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504页。

(144)［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04页。

(145)［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06页。

(146)［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06页。

(147)［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06页。

(148)［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06页。

(149)［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06页。

(150)［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73页。

(151)金涛声：《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38页。

(152)金涛声：《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18页。

(153)［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173页。

(15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2年，第629页。

(15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2年，第630页。

(15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243—244页。

(157)［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7页。

(158)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2年，第629页。

(159)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2年，第630页。

(160)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291页。

(16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337页。

(162)［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9页。

(163)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494页。

(164)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493—494页。

(165)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268页。

(166)参见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167)赵敏俐等主编：《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4页。

(16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16页。

(169)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170)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61页。

(171)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9页。

(172)［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6页。

(173)［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6页。

(174)［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7页。

(17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4页。

(176)周唯一：《魏晋赠答诗的基本模式及艺术文化特征》，《衡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177)逯钦立：《先秦两汉南北朝诗·全晋诗》，第577页。

(178)逯钦立：《先秦两汉南北朝诗·全晋诗》，第569页。

(179)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页。

(180)逯钦立：《先秦两汉南北朝诗·全晋诗》，第577页。

(181)逯钦立：《先秦两汉南北朝诗·全晋诗》，第570页。

(182)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32页。

(183)［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3页。

(184)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144页。

(185)陆云：《上吴王表》云：“昔淮南太妃当安膺，臣兄比下墨（案：此三字应为衍文）机时为郎中令从行。’”陆云表中称“昔”，可知他任此职是在陆机离去之后。吴王晏在陆机转尚书郎后，征陆云为郎中令。《表》中有“先帝背世，曾未十年”一语。“先帝”指武帝司马炎，卒于永熙元年（290）夏。“曾未十年”是已近而未至的说法，故此表写在元康九年（299）的可能性较大。《表》称“服事以来，往荐三年”；以此上推而至元康六年（296），应在陆机去吴入为尚书郎之后。吴王晏在永康元年（300）秋因受淮南王允的牵累而改封宾徒县王；若以此为下限，可推知陆云之任吴王郎中令是在元康六年至永康元年之间（296—300）。参见拙作《陆士龙年谱》。

(186)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就是华亭时期作五言诗的标本。

(187)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3页。

(188)［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3页。

(189)陆机《与弟清河云诗》与陆云《答兄平原诗》。

(190)参见拙作《华亭鹤唳与拟古诗十二首》一文。文章分析陆机“拟古诗十二首”的情感向度基本上围绕着“出处”展开的。陆机和《古诗十九首》汉末游子的心理发生了同质感应。陆机在“思妇诗”中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入洛寻求功名的抉择后要付出很大的思乡之苦。

(19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3—674页。

(19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02页。

(193)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38页。

(194)参见拙作《理论的升腾与创作的迂回——从陆机的诗歌创作看〈文赋〉的“诗缘情”观念》一文。

(195)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196)黄葵点校：《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36页。

(197)参见张少康：《文赋集释》，中华书局，2002年，第107—112页。

(198)胡大雷：《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中华书局，2003年，第131页。

(199)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7页。

(200)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上）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见《读书》，2008年第5期。

(201)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页。

(202)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下）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见《读书》，2008年第6期。

(203)龚鹏程：《文学散步》，汉光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第176页。

(204)梅家岭：《汉魏六朝文学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05)参见拙作《陆机的天道疏离感》，《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06)参见拙作《陆机的人格心态探微》，《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07)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第60页。

(208)叶枫宇：《西晋作家的人格与文风》，三联书店，2006年，第106页。

(209)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页。

(210)叶维廉：《中国诗学（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211)叶维廉：《中国诗学（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212)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7页。

(213)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38页。

(214)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页。

(215)王澧华：《两晋诗风》中，梳理了“平淡之体”在元康时代的两种先声源头，一是“王武子辈”诗与中原平淡诗风；二是“守道不竞”之士与“清静寡欲”的诗。虽极力挖掘了“平淡之体”的源头，但也有扩大化的嫌疑。其实，不只是守道不竞的文士染上了玄理之风，就连“乾没不已”的潘岳、石崇等人，以至于像陆机这样的正直之士，在功名受挫后，就会以玄风之文来慰藉失落的情感世界。

(216)王济现存的诗作有《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从事华林诗》《答何劭诗》四首，后三首诗且有残缺。见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

(217)如陈道贵《东晋诗歌论稿》第四章《玄风消歇与诗风新变》中的论述（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以及赵微《西晋玄言诗滞缓的原因》（见《南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18)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60页。

(219)参见拙作《西晋玄学宗致与诗学主潮》一文。

(220)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44页。

(22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2006年。

(222)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08页。

(223)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08—109页。

(224)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09页。

(225)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09—110页。

(22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10—111页。

(227)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37页。

(228)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10页。

(229)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10页。

(230)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40页。

(231)［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397页。

(232)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12页。

(233)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234)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

(23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23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14页。

(237)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394页。

(238)参见孔繁：《魏晋玄谈》对王澄、毕卓等人行为的论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239)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394页。

(240)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394页。

(241)王澧华《两晋诗风》一书第四章第三节“贵黄老、尚虚谈”之辈与“中原平淡之体”中，据《世说新语》，梳理出了西晋永嘉年间崇尚玄谈的名士。包括王衍、乐广、郭象、庾敳、卫玠、阮修、阮瞻等人。

(242)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

(243)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244)参见吴云：《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2001年，第299页。

(245)据钟嵘：《诗品》记载：“《翰林》以为诗首”可知。

(246)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

(24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第312页。

(248)［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899页。

(249)［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500页。

(250)［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899页。

(251)古代有钟嵘为主的，认为郭璞的《游仙诗》“非列仙之趣也”。明代陆时雍、陈祚明、清代沈德潜等从之。今人黄侃、程千帆、游国恩、叶嘉莹、张海明等也这样认为。而清人叶矫然则认为郭璞的《游仙诗》属“列仙之趣”。今人郑振铎、台湾学者林文月等赞成之。参见陈道贵《东晋诗歌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252)参见陈道贵：《东晋诗歌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25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第311—312页。

(25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7页。

(25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第311—312页。

(256)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页。

(25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71页。

(258)叶枫宇：《西晋作家的人格和文风》，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65页。

(259)见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

(260)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8—39页。

(261)邓仕樑：《两晋诗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