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始变永嘉平淡之体”：郭璞对永嘉诗风的变革

同样的对象，在不同的理论家的观照下，出现了不同的认识。郭璞就属于这种。刘宋末年的史学家桓道鸾《续晋阳秋》认为郭璞是开启玄言诗的第一人。而南朝梁代的诗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则认为郭璞是变革永嘉以来玄言诗的第一人。其实，二人对郭璞的认识都有一定的偏差。钟嵘的偏差很大。他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从钟嵘的此段论述中，郭璞是遏制玄言诗风的第一人。好像是到了东晋，孙绰、许询等人玄言诗盛行一时，郭璞起而变革之，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郭璞是东晋早期诗坛上的诗人，而许询、孙绰等辈要晚于郭璞，那就不可能像钟嵘所说的情况。桓道鸾《续晋阳秋》记载的许询、孙绰等后学之辈祖述郭璞才符合历史事实。也就是说，郭璞在从事诗文创作的时候，玄言诗潮还处在孕育期间。许询、孙绰等玄言诗人还没有登上诗坛。既然如此，何来之钟嵘的“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之说。桓道鸾的认识也有偏差，因为桓道鸾梳理玄言诗的发展历程，将玄言诗的滥觞上溯到郭璞那里，但还没有注意到王济、杜预等人的“诗贵道家之言”的畛域之中。没有注意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说的：王济、杜预等人是西晋朝中的权贵人物，尤其是王济本人，又是著名的谈玄之士族之代表。这些身份比诗人身份更为人所知。而郭璞本人出身庶族，能在永嘉时代名显一时，主要是靠自己的诗文。也就是说，郭璞是以诗人身份活跃的。桓道鸾在梳理玄言诗的发展时，自然要寻找诗人来连接玄言诗的发展轨迹，郭璞就成为被关注的对象。钟嵘比桓道鸾的进步就在于他把玄言诗的滥觞追溯到王济、杜预等辈的作品之中。郭璞与永嘉时代那些祖述王济（武子）等人的诗人相比，诗风自然有所不同。因为，钟嵘所说的“王武子、杜预等辈诗贵道家之言”中的“道家”，是指玄学。而桓道鸾所说的“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的“道家”，与钟嵘所云的“道家”含义不同。余嘉锡辨析甚详，他说：“《诗品》谓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与此所谓道家，名同而实异。武子所贵，既是老、庄。以其属于诸子九流中之道家，故《诗品》之言云尔。此处所指，则东汉以后之神仙家言，托于道家者也。”⁽²⁵³⁾郭璞的“游仙诗”也显然是受正始诗风影响，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正始明道，诗杂仙心。”⁽²⁵⁴⁾余嘉锡分析郭璞诗歌与永嘉平淡之体的诗风时说道：“则景纯此体，亦滥觞于王、何，而加以变化。与王济、孙楚辈，同源而异流。特其文采独高，彪炳可玩，不似平叔之浮浅，永嘉之平淡耳。”⁽²⁵⁵⁾可见，郭璞也是变革永嘉平淡诗风的诗人。郭璞为什么能变革永嘉平淡诗风呢？钟嵘认为郭璞是宪章潘岳的结果。他说：“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无论郭璞是否学习潘岳，但是郭璞诗歌“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就明显不同于永嘉平淡之体的诗风。这便成为很重要的标示而已。而真正的原因是，郭璞和王武子的后学们所理解的“道家”含义不同，他们的诗歌创作的心理也不同。永嘉时代，那些上层文化士族热衷谈玄，纷纷效仿王济等前辈，他们作诗的目的是敷衍玄理。诗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玄理的阐发才是核心。故而，像王武子和效仿的后学门的诗歌中，是绕着“道家”思想而线形展开的，没有构成深刻的诗境，更没有注入人生的坎之情。而在郭璞那里则不然。郭璞所尚的“道家”，乃是神仙家言。无论郭璞的“游仙诗”是否是游仙之趣的，可以看到，神仙家思想是对现实的超越，幻化出一种理想之境。神仙家思想充满着离奇浪漫的想象，这正是诗歌乃至文学最好的滋养，神仙家思想世界也要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营造。因此，在郭璞的诗歌创作心理中，就要努力地用艺术的方式来营造神仙之境。在营造神仙幻化世界的同时，诗歌世界随之被营造。而且，郭璞将下层庶族的不平之气和仕途艰难之境遇注入诗歌之中，故而造就了郭璞的“游仙诗”的品位。据此可知，钟嵘的“始变永嘉平淡之体”的判断是准确的。(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郭璞在两晋之交的诗坛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他是革新元康诗风、变革永嘉平淡之体的诗人，也是引领东晋玄言诗潮的诗人。郭璞是我们领会从元康到永嘉诗风演变的风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