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言始合道家之言而韵之”：郭璞对元康诗风的革新

文学史研究中，往往将郭璞视为东晋时代的著名诗人。然而，郭璞被杀于324年，而东晋建国于317年。这样看来，郭璞的活动年代主要是在西晋。⁽²⁴⁴⁾郭璞在两晋之交，甚能为诗文。今存郭璞作品有《江赋》《流寓赋》等八篇，诗有《游仙诗》十九首（部分为残句）《答贾九州愁诗》《答王门子》《赠温峤》以及若干残篇。郭璞早在东晋时代就引起李充的注意。李充在《翰林论》中称他为“诗首”。⁽²⁴⁵⁾南朝刘宋时代就进入了历史学家兼诗评家桓道鸾的视线之中。据《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桓道鸾《续晋阳秋》记载说：“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鲲始改。”⁽²⁴⁶⁾桓道鸾将郭璞放在玄言诗的发展历程中来谈论，认为郭璞是改变元康诗风、导引永嘉平淡之诗风的关键人物，认为是郭璞用五言诗歌形式韵道家之言的第一人。这则材料至少说明，郭璞当时已经享有很高的盛名，已有大量的融入道家神仙之言的五言诗作。如何理解桓道鸾所说的“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的观点呢？余嘉锡的理解最为可取，他说：“回合云者，取《庄》《老》玄胜之谈，合之于神仙轻举之说耳。”⁽²⁴⁷⁾到底桓道鸾见到的是郭璞哪些作品，也许不仅见到的是郭璞的《游仙诗》，恐怕还有今天已经佚失的作品吧！但至少说，郭璞的诗歌风貌已经和元康时代“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诗风完全不同了。为什么桓道鸾将郭璞视作导引玄言诗的第一人呢？而不像钟嵘在《诗品》中将玄言诗的先声之作追溯到王济、杜预等辈身上？可以说，王济、杜预等人是西晋朝中的权贵人物，尤其是王济本人，又是著名的谈玄之士族之代表。这些身份比诗人身份更为人所知。而郭璞本人出身庶族，能在永嘉时代名显一时，主要是靠自己的诗文。也就是说，郭璞是以诗人身份活跃的。桓道鸾在梳理玄言诗的发展时，自然要寻找诗人来连接玄言诗的发展轨迹，郭璞就成为被关注的对象。(www.daowen.com)

那么，郭璞为什么能从元康诗风中走出来？或者说，郭璞为什么能变革元康诗风呢？这与郭璞的庶族身份和特殊的经历有关。《晋书·郭璞传》记载说：“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也。父瑗，尚书都令史。时尚书杜预有所增损，瑗多驳正之，以公方著称。终为建平太守。”⁽²⁴⁸⁾郭璞此出身显然不能与西晋元康时代的诗人相比。如陆机、陆云出身吴国丞相、大司马家族。如潘岳出身都要比郭璞高。《晋书·潘岳传》记载：“祖瑾，安平太守。父苾，琅邪内史。”⁽²⁴⁹⁾潘岳还有曾任荆州刺史的岳父杨肇等人的支持。《晋书·郭璞传》记载说：“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又曰：“惠怀之际，河东先扰。璞筮之。……于是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²⁵⁰⁾他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家乡河东（今山西）闻喜度过的。他大约在永嘉元年（307）过江。当郭璞在家乡闻喜度过自己的青春时，西晋洛阳一带，文士们的交游、文会活动十分活跃。郭璞没有这样的经历，自然不会有自觉地通过华美诗文来展示自己才华，在士群体中赢得美好声誉，博得晋升之资的意识。因此，郭璞受元康“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诗风影响不大。所以，郭璞是西晋文士中最具有突破元康诗风的人。加之，郭璞与元康文士相比，其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也颇有不同。郭璞受卜筮方术之类的小传统文化影响很大，卜筮方术之类虽属于儒家易学传统，但比起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来，其器局狭促得多。元康时代，洛阳一带的上层贵族崇尚玄学，此时的玄学正是要摈除象数，径探义理的。而郭璞所学的卜筮文化，正是继承汉代京房等重卦象占卜的易学。而活跃在洛阳的中下层文士，多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如陆机“服膺儒术”，有“志匡世难”的理想，陆云被誉为“颜回”，为浚令时，有惠政。郭璞的卜筮文化，也多于道教的神仙之言相亲近。我们就不难理解郭璞的“游仙”之作的根源。可以说，郭璞的神仙思想更接近于正始时代阮籍、嵇康的思想。当郭璞将这样的思想融入诗歌时，自然与元康时代诗歌风貌迥异。虽然历代对郭璞的“游仙诗”的主旨理解有争议，⁽²⁵¹⁾钟嵘说郭璞“《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钟嵘理解郭璞的游仙诗是不同于玄言诗的作风，“非列仙之趣也”，是融入了郭璞自己“坎咏怀”之情的。其实，以游仙为题材的诗文，至少应上溯到阮籍、嵇康时代。⁽²⁵²⁾这样看来，郭璞从自己的学术思路出发，转尚正始时代的阮籍、嵇康，创造了与元康诗风迥异的《游仙诗》，有效地变革了元康诗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