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永嘉文风——情坠玄理

西晋惠帝元康年间，皇权旁落，先是杨骏擅权，后是贾后弄权，而后是“八王之乱”。西晋文士“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卷入“八王之乱”，最终为之杀身取祸。如张华、潘岳、陆机、陆云、石崇、欧阳建等。另一条就是隐身远遁，全身以避祸。如张载、潘尼、顾荣、张翰等人。无论是杀身成仁，还是隐身远遁，全身以避祸，对西晋的文学来说，都不是好事情。西晋五十年的文学真正只有三十年大发展，至元康时期，文学出现了大繁荣，但好景不长，一切都随着政治气候的恶化而凋零。文学的雄风重振，无意间被推迟了四百多年。直到8世纪的盛唐，文学才真正创造出比建安时代更阔大的“盛唐气象”。元康之后的二十年中，一流的文学之士殒命了。尤其是永嘉五年（311），羯族首领石勒乘西晋王朝“八王之乱”的内耗，以赵国征东大将军名义，攻破新蔡，许昌，兵锋直指洛阳。西晋太尉王衍带领的十几万队伍战败。王衍等一批王公大臣死于石勒的土墙之下。而后匈奴族刘曜洗劫洛阳，京都洛阳化为一片焦土。建兴四年（316），匈奴族刘渊攻破长安，晋愍帝被俘。西晋王朝彻底覆灭，出现了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随着“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华夏神州，风流已沫。国将不国，何遑文学？文学之“大情”滑落，出现了情坠玄理的平淡之风。元康至永嘉前后，活跃的文士多出生于晋武帝泰始太康年间，如生于泰始七年（271）的刘琨；生于咸宁二年（276）的郭璞；生于太康六年（285）的卢谌。刘琨、郭璞虽对永嘉平淡之风有所反抗，但无力回天、挽狂澜之将坠。他们自身难免不受到永嘉时期“平淡之体”的文风影响。(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