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缘情绮靡——时代文风的理论总结

太康末年，随着以陆机为代表的吴地文士纷纷入洛，他们在吴地文化下形成的《诗经》传统的典雅庄重的文风，也随之进入了洛阳。与张华、潘岳代表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楚辞》传统华丽流靡的文风相碰撞。最终由理论家陆机提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诗学观念旗帜，即《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因此，西晋文学凸现的是“情”，这完全不同于建安时代的“气”。西晋文士把精力投入到了现世的政治仕途之中。时代变化了，文士们已经淡化了建安时代文士济世的崇高理想，也缺乏正始文士的深刻和冷峻。时代留给文士们的是人际之间微妙的交往，以达到政治集团的结盟。因而，西晋文学呈现出“情多而气少”的品格。

陆机在《文赋》中探讨众文体时，指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这不仅仅是对诗歌文体特征的总结，也是对这一时代诗歌发展趋向的理论规划。因此，“诗缘情”成为西晋时代乃至中古时代的文学理论旗帜。可以说，陆机对诗歌文体特征的总结，升腾到曹丕《典论·论文》中所云的“文以气为主”的理论高度；将文学的本体由“气”升腾到“情”的高度。为什么陆机能提出这样的诗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旗帜？我们将从陆机所处时代的脉动、个人才性和家世感、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濡染、兄弟挚友之间的切磋等方面来寻找。

1．时代的脉动：陆机所处的时代是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三国归晋时代。三国对峙瓦解了东汉大一统的思想文化局面，从而形成地域性极强的思想文化格局：以中原为版图的曹魏政权，其思想版图中儒学意识已极为淡薄。刑名思想盛行、玄学渐起。而以西南地域版图为主的蜀汉，其思想版图中出现了儒法思想平分秋色的格局。而以江东版图为主的东吴，其思想版图则恪守东汉儒学思想。三个政权之所以奉行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所以，儒学与玄学的对立，对文学观念走向的影响并不大。生活在不同疆域、奉行不同思想的人，他们能共同感受到的是东汉末年以来时局的动荡，人生的无常，生命的易逝。这才会有曹丕《典论·论文》中“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的人生悲慨。面对动荡的时局，仁人志士心中多了无限的不平之气，故而曹丕拈出“气”来概括文学，即“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则从文本的角度，探讨了“文气”形成的社会原因。他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¹⁹¹⁾曹丕把握到了他所处的时代精神，并提炼出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学观念，即“气”。志深而情郁凝于“气”。“情”中融于“气”，只是“情”尚未成为时代的主流观念。曹丕之后，文学经历了近八十年的发展，到了陆机时代，“情”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张华已经提出“先情后辞”之说，（见陆云《与平原兄书》）并创作出一组动人的《情诗》。潘岳虽没有明确的尚“情”理论，但在他的创作中，最动人的作品还是悼念亡妻的诗作。陆机得时代之先风，在《文赋》中熔铸了“诗缘情而绮靡”的“新语”。“诗缘情”成为指导这一时代文学创作的理论旗帜。陆机提出“诗缘情”的诗学观念，才使得文学的“情”本体终于替代了曹丕时代的“气”本体。当然，我们从时代的脉动只能说明“诗缘情”观念出现是时代使然，但尚不能解释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观念的是陆机，而不是同时代的其他人？

2．个人才性与家世感：我们从陆机的才性与家世感的角度考察，才能理解陆机所具有提出“诗缘情”诗学观念的内在条件。据《晋书·陆机传》记载，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陆机家族不仅是东吴的世勋家族，还是文化世家，有很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这样的文化家族中，陆机少年时代热爱文学创作也就不奇怪了。尤其是陆机天生就有才华，自然乐于属文，展示其才华。他在东吴时代就闻名一时。可惜，陆机的诗文佚失很严重，少年时代的文章不可得而知之了。我们从他二十岁时写的《辩亡论》就能感觉到他的政论水平；从作于太康元年至二年（280—281）所写的《赠弟士龙诗十首》能感受到他很高的艺术水平。尤其，陆机在吴国灭亡后曾退居故里华亭，潜心勤学近十年之久。陆机带着振兴家族声势的理想抱负，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才华，赢得仕进的机会。他时常回味国家破败、家族覆灭的痛楚，思考个人前途命运，寻找个人情感的归宿与寄托。因此，他才会“每观才士之所作”，才会“得其用心”。试想，如果陆机没有经历家族毁灭及国家灭亡的情感剧痛，没有克振家声的理想抱负，他将失去“观才士之所作”的深层心理动机；即使他能“观才士之所作”，也未必能深刻体味到才士为文的深刻“用心”。正是陆机有浓厚的家世之悲，“情”也才成为萦绕在他心头、供他反思文学的核心观念。他在体味前贤作品的时候，才能得其“用心”。即体味前代才士是如何表达积郁在心的情感、情思。可以说，陆机“少有异才”的自然禀赋，是形成“诗缘情”诗学观念的基础。而陆机浓厚的家世之悲，是形成“诗缘情”诗学观念的精神馈赠。

3．“游文章之林府”：东汉以来家族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东汉末年的时局动荡冲击了北方家族文化传统，而南方更多地保留了家族文化传统。陆机家族作为江东文化大族，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培养。陆机的兄长陆景“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他的弟弟陆云“六岁能属文”（《晋书》语）。从这些记载中我们能想见陆氏家族的文化氛围。陆机借助家族优裕的文化资源，能有条件“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我们虽不知陆机阅读学习哪些具体的文章，但可以通过他的作品略知一二。陆机的诗作中有不少的诗属于乐府诗系统。可见，陆机曾熟读了大量的乐府诗作。汉代设立乐府机构的目的是为了祭天地，还有一个目的是采集民间歌曲，供宫廷娱乐。陆机在东汉以来的乐府诗中体会到了乐府诗的抒情功能。据《文心雕龙·乐府》：“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¹⁹²⁾可见，建安时代的乐府诗摆脱了政教功能，发展了“抒情”功能。陆机在乐府诗中发现了文学的“抒情”功能，这对他形成“诗缘情”的诗学观念极为重要。陆机不仅沉浸在乐府诗系统之中，而且醉心于汉末的古诗。可以说，陆机曾优游古诗的“丽藻”之中。陆机不仅仅在汉末古诗之中，欣赏其“彬彬之嘉藻”，而且通过模拟古诗来完成自我的情感定位和个人的前途抉择。《古诗十九首》中的洛阳和游子思妇对陆机有很大的诱惑：洛阳——无论是东汉还是西晋，都是政治文化中心。洛阳有种种仕进机会，是实现个人功名和理想抱负的地方。陆机深知只有调整人生方向，加强对西晋政权的情感认同，像汉末的游子一样，前往洛阳寻求出路。可以说，《古诗十九首》点燃了陆机北上洛阳的激情。陆机在《古诗十九首》中体味到游子在洛阳的悲辛；理解仕途的坎坷，仕进的难得；明白游子内心的痛苦、焦虑和煎熬。这都加深了陆机的生命焦虑感。可以说，陆机与汉末游子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甚至，陆机的生命焦虑远比汉末的游子更为幽深，更为浓郁。因为，陆机还自觉承担起重振家声的使命感。陆机在模拟古诗的过程中，无意识地融入了自己的家世之悲，融入了个人的生命焦虑和情感焦虑。可见，陆机学习模拟汉末古诗过程中，意识到“诗缘情”的诗学观念。

4．兄弟挚友之间的切磋：陆机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诗缘情”的诗学观念，还与兄弟挚友切磋探讨有关。陆机到洛阳之后，与张华、陆云等人相互切磋，互通有无，相互启发。陆云在《与兄平原书》回忆到昔日与张华父子、与兄长陆机探讨诗文的情景。他说：“往日论文，先词后情，尚洁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¹⁹³⁾陆云这里谈到的“往日论文”，可见，兄弟二人在吴地时主张“先词后情”。所谓“先词后情”，实际上是重视从文章的文辞入手，体察文章“文情”。因此，情词是有先后之分的。在西晋文坛领袖张华父子的启迪下，纠正了“先词后情”的偏差。陆机兄弟受张华父子的影响，开始意识到要摆脱模拟的路子，重视从个人情感体验入手进行创作。这便是“今日便欲宗其言”的真正含义。可见，陆机能形成“诗缘情”的诗学观念，与张华的启迪、陆云的探讨有关。

综上所述，陆机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提出“诗缘情”的诗学观念，他关于诗歌文体的特征理解，自然会升腾成为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也自然成为指导诗歌创作的理论旗帜。⁽¹⁹⁴⁾

作为西晋诗学旗帜的“诗缘情”观念，在西晋文士的诗歌创作中是如何贯穿的呢？也就是说，西晋诗人的创作中，都缘了哪些情感？所缘之“情”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类：

1．“盛世幻想之情”：西晋时代，毕竟结束了从东汉以后的分裂局面。国家得到统一，这使得西晋的文士产生了强烈的盛世感。主要从西晋开国时期的傅玄、张华的作品中感受到这种盛世的幻想之情。傅玄创制的大量的郊庙歌辞，旗帜鲜明地拥护新朝，情感上是激情洋溢的。我们从傅玄、张华的作品中，已经感受不到正始文士的阴郁与深刻了。就连年轻的潘岳也真情激动地写下了《藉田赋》，歌颂晋武帝躬耕藉田之举。

2．“游宦之情”：这正是西晋王朝气象一新，文士们感到盛世来临，他们从情感上完全地认同朝廷，他们热衷于仕晋。不辞万苦，从各个地区来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洛阳。陆机兄弟的入洛事件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潘岳在元康之后，追附人品卑劣但权势炙手可热的贾谧，希望在贾氏集团中满足个人的仕宦之心。潘岳的《闲情赋》，是仕宦之情暂时受阻后的自嘲和慰藉。

3．“私谊之情”：西晋文士的集团化，有必要加强私谊之情，结成一定的联盟。他们很看重这样的私谊之情。张华出身“寒士”，深受贾充、荀勖等大族的排挤，张华延引陆机、褚陶、左思等一批文士，与他们结为一定的联盟。张华死后，陆机作《咏德赋》来悼念张华。石崇待人也很真诚，对刘琨兄弟有救命之恩。《晋书·石崇传》记载：“刘璵兄弟少年时为王恺所嫉，恺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与璵等善，闻当有变，夜驰诣恺，问二刘所在，恺迫卒不得隐。崇径进于后斋索出，同车而去。”《世说新语》也有类似的记载。

4．“儿女之情”：张华的作品中有《感婚赋》与《感婚诗》及《情诗》，确实让人感受到那种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古往今来的诗评家皆曰其作品为“女郎诗”。潘岳怀念故亡的妻子的《悼亡赋》《内顾诗》《悼亡诗三首》，及悼亡子的《思子诗》，写得情深意切。在历史上亦属少见。左思的《悼离赠妹诗二首》，写其与妹妹左芬的生离之悲。左思的《娇女诗》，可谓是宦情破灭后的情感一大转向。通过家庭的亲情来慰藉痛苦的心灵。(www.daowen.com)

5．“生死悲切之情”：中国中古时代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人的自觉”。人们深切感受到生命自身的可贵和短暂，这也促发了西晋文士在作品中抒发“生死悲切之情”。陆机在华亭勤学时，模拟《古诗十九首》（此时《古诗十九首》尚未集结，但陆机模拟与后来的《古诗十九首》十分相近）。而《古诗十九首》在感叹的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对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¹⁹⁵⁾陆机在《古诗十九首》中寻找到了故国灭亡之后的精神寄托和个体生命的慰藉。如《拟行行重行行》：“悠悠行迈远，戚戚忧思深……伫立想万里，沉忧萃我心……”《拟今日良宴会》：“人生几何，为乐常苦晏。”这些诗句无不贯穿着一种个体生命的焦虑和悲情。这种浓厚的悲情来自于故国家族的变故。也正是陆机将悲苦之情、忧患之感贯穿于华亭时的五言诗作，才被当时的北方士人（如张华）看重，赢得钟嵘的“太康之英”的美誉。如果说在华亭的习作期，陆机的悲情来自于故国失落，只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那么，他赴洛途中和入洛以后，就把个人际遇写入悲情之中。如《赴洛二首》其一：“南望泣玄渚，北迈涉长林。谷风拂修薄，油云翳高岑。亹亹孤兽骋，嘤嘤思鸟吟。感物恋堂室，离思一何深。伫立慨我叹，寤寐涕盈衿。惜无怀归志，辛苦谁为心。”写出了入洛途中，明知北上京洛，仕途险恶，却因“会比逼王命”而引发的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

正是由于西晋文士所处之世，已不是建安七子的“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不可能做到“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而是处于三家归晋之时，拥戴新主、归附新朝，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他们当然不会再像王粲那样望楼徒倚，惨怛憯恻，也当然不会再像阮籍那样彷徨歧路、玄默自晦。他们无可奈何地用文章博取功名，辗转于西晋宗室斗争夹缝之中。只能在“析文以为妙，流靡以自妍”中抒写生命痛感。总之，西晋文学是以“情”来凸现自家面目的。已经和以“气”为特征的建安文学完全不同了。也和以“玄理”为内核的批判性的正始文学完全不同了。

西晋文士冲淡了建安文士的崇高的责任感，缺乏正始诗文的冷峻的批判精神，他们的情感世界沉浸在世俗的社会之中，诗文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伟大的思想和崇高的风格。他们在政治交往场合中赋诗时，想博取功名，只能在“析文以为妙，流靡以自妍”即追求诗文本身的华美上开拓。张华重视“先情后辞”，情辞并重。陆机、陆云兄弟早年重视文辞，如陆云《与兄平原书》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契而不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¹⁹⁶⁾这都表明西晋文学进一步自觉了，更重视文学内质的美了。

西晋文士想以文章博取功名，他们对以往的文学传统加以认真学习，汲取营养，然后融化并灌注自我的生命体验。他们的诗文有明显的拟古特征，拟古就是对以往文学传统的自觉体认和学习，拟古不等于摹古，拟古也有了新变，拟古之作中有了西晋文士的自我生命体验。在对伟大文学传统的继承中产生新变，即“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求变求新是文学的要义，也是文士超越前人、享誉文坛的最终追求。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西晋诗文创作空间和创作机制中产生了大量的诗文，这些诗文就往往成为政治性交往的手段，呈现出世俗交往性和功利性。诗文本身是为了加强世俗的人际交往的亲和，为了博得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进身之阶，这一切都是功利性的。西晋文学正是呈现了这样的矛盾性，既要流誉京华，不得不把诗文写得华美漂亮，这就无形中促发了文学审美性发展，又有最终之功利之目的。由此可见，我们传统的文学观不可能像西方文学观念一样，做不到“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无功利的审美性。

“绮靡”是陆机提出的诗歌审美最终之目标。关于“绮靡”的理解，历史上真是夹缠不清。⁽¹⁹⁷⁾唐代李善去晋不远，其理解最为接近晋人观念。李善曰：“绮靡，精妙之言。”西晋诗人是怎样达到“绮靡”的审美要求的？简而言之，是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

一是由抒情方式的转变。胡大雷先生发现此问题，并提出“逆反式抒情”。⁽¹⁹⁸⁾西晋文士傅玄、张华、陆机、左思等人都有不少的作品，是以代言、拟言为抒情方式写作的。在这些诗歌中，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这与建安、正始诗歌相比，抒情方式上有所新变。以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创作为例来分析，据梁代的钟嵘《诗品》的记载，“陆机所拟十四首”，⁽¹⁹⁹⁾我们可知陆机的拟古诗原有十四首，到了梁昭明太子时候仅存十二首。这十二首拟古诗被全部收录到《文选》中。可见，昭明太子萧统十分重视这十二首拟古诗。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陆机《拟古诗十二首》是“拟模实习之作”。陆机《拟古诗十二首》除《拟兰若生春阳》一首外，皆是拟《古诗十九首》。当然陆机的时代，《古诗十九首》并未结集。也许正是陆机的拟写，才引起萧统对《古诗十九首》的重视。宇文所安则认为，萧统从当时流传的五十九首“古诗”中选出十九首，是赖于他人的判断，陆机的拟作显然成为了选择的标准。⁽²⁰⁰⁾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中云：“约略可以推知为建安以前东汉末期的作品。”⁽²⁰¹⁾学界对《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时代虽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产生于东汉末年，有学者认为产生于建安时代。宇文所安解释说，这问题类似于“朝三暮四”或“朝四暮三”，实质上没有变化。⁽²⁰²⁾问题是，陆机为什么会选择古诗加以摹拟呢？恐怕绝非草率的、不加个人情感的选择。可以说是华亭时期的陆机在这些古诗中观照到自我的灵魂。陆机在《拟古诗十二首》诗题上标明“拟”，也表明是以“自我心灵”渗透其间，通过拟写来流露“自我”。绝非像论者所言“与创作者自我生命无关”的模拟。⁽²⁰³⁾总之，陆机在《拟古诗十二首》书写中，完成了“重温过去，参与现时，迎接未来的一种生命体验”⁽²⁰⁴⁾的再创造。

为什么陆机如此看重《古诗十九首》，并选择《古诗十九首》来拟写呢？也许《古诗十九首》中的洛阳和游子思妇让陆机魂牵梦绕。对华亭的陆机来说，洛阳——无论是东汉还是西晋，都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洛阳，自然充满了种种机遇，是个人实现功名理想的地方。《古诗十九首》寄予着汉末游子在洛阳游宦时的悲苦之情。陆机深知只有调整人生方向，加强对西晋政权的情感认同，像汉末的游子一样，前往洛阳寻求出路。《古诗十九首》点燃了陆机北上洛阳的激情。也许正是《古诗十九首》中，游子远游到东都洛阳，结果仕途坎坷，内心自然充满了痛苦、焦虑和煎熬，这都加深了陆机的生命焦虑感。退居华亭的陆机与二百年前的汉代游子情感上产生了共鸣。陆机的生命焦虑来自他的天道疏离感，⁽²⁰⁵⁾陆机的生命焦虑远比汉末的游子更为幽深，更为浓郁。因为，陆机欲建九合之功，显然是基于振兴家门。⁽²⁰⁶⁾尤其是陆氏的世勋家族到陆机时已成式微之势，荣光将逝。陆机自觉承担起重振家声的使命感。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中也说道：“既然并非朝夕间的随机抉择，那么陆机的终于仕于敌国，虽不能不说是为了功名，但恐怕还不只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功名。”⁽²⁰⁷⁾陆机的功名之心虽不及建安诗人“建功立业往往与统一天下，救民于水火”，“个人成分更多一些”。⁽²⁰⁸⁾但比起汉末游子的功名之念却多了一层振兴家族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的情感向度基本上围绕着“出处”展开的。《古诗十九首》中，无非是汉末游子之词和思妇之词。这“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又说道：“其中思妇词不可能是本人所作，也是出于游子的虚拟。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把同一性质的苦闷，从不同角度表现出来，这是很自然的事。”⁽²⁰⁹⁾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也是如此的。其中《拟今日良宴会》《拟青青陵上柏》《拟东城一何高》《拟西北有高楼》《拟明月何皎皎》五首属游子词；《拟行行重行行》《拟迢迢牵牛星》《拟涉江采芙蓉》《拟青青河畔草》《拟庭中有奇树》《拟明月皎夜光》《拟兰若生春阳》七首属思妇词。不过，《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是亲身体验到在洛阳游学游宦的辛酸。是即时的情感体验。而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却多了一层“虚拟”，陆机在华亭时期并没有亲身体验到出游的种种辛酸。而陆机作为读者，以自我的心灵焦虑重温着游子之痛。以华亭“处守”，来追忆汉末游子的“出游。”以华亭的“现时”，参悟了二百多年前的游子的辛酸“过去”。“出游”是陆机在华亭时的最大愿望。无论是汉末的游子，还是陆机，“出”的精神落脚点也是一致的，即洛阳。“出”意味着有更多的机遇，有可能进入仕途，实现功名之念。汉末游子前往洛阳游宦的生活际遇，将是陆机的未来可能遇到的种种情景。陆机或幻想游宦洛阳的游子相聚同欢，听曲识心，激发入仕之情；或想游子方驾并游，感慨达官贵族，刺激进取功名之念；或想仕宦阻隔的游子做狭邪之游；或想游子倚楼听曲，顿息竞躁进趣之念，遂生携手同归之感；或想昔日同游好友，得机高升，却弃友不顾。这完全是陆机重温汉末游子的辛酸，为迎接未来入洛所做的心理准备。正是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陆机入洛之志弥坚。

《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之词，是穷愁潦倒的游子离别之思的虚拟，那么，陆机作为体味者，同样在《拟古诗十二首》中拟写了思妇之词，相比《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词，更显得沉郁。陆机的情感投射到曾活跃在洛阳的游子，再细细体味着游子的相思之痛，精神回到了游子相思的故乡、思妇身上。这种忧郁的情感又再次落到了自我身上。陆机并不甘心终生退守华亭。在故里华亭，他的情感游离到遥远的洛阳，也游离到200年前的游子身上。可一旦出游至洛阳，他的情感将游离回故国旧里，又游离回思妇。这八年间，陆机的情感世界陷入了“出处两难”的怪圈之中。陆机《拟古诗十二首》中的思妇词要比《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词更为波澜。他正是在“情曚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式的相参体验中完成创造性的转换。陆机的情感体验穿梭在“过去”与“此时”之间，也穿梭在“洛阳”与“华亭”之间。也许陆机才深刻地体味到诗文创作时“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灵境。《拟古诗十二首》中的思妇词，实质上是陆机对自己他日北上入洛，情感将所承担的思乡之痛进行预先设想。如果说《拟古诗十二首》中的游子词是陆机对入洛仕晋的思考，那么，《拟古诗十二首》中的思妇词是陆机思乡情绪的艺术呈现。陆机幻想思妇或是因丈夫远游不归，忧思堵心，却能百般体贴、理解丈夫的出游，但又摆脱不了思念之情，故而借抚琴来慰藉；或是秋夜仰望牵牛织女双星，感慨世间尚无良缘，只能引领独望；或是上山采琼花时，忧思忡忡，无心采撷；或是白天临轩织素，夜间独守空房；或是月色撩人的夜里，孤身徘徊，发出“离思难常守”的呼告；或是见嘉树郁郁，自比其心坚贞不渝，对丈夫忠贞不渝；或是折芳以寄远，睹物思人。陆机“互进”地体验着思妇的种种相思之情，实质上为迎接着“未来生活”提前体验着难耐的思乡之情。

可见，像陆机这样的代言、拟言的抒情，西晋文士出入作品情感世界之间。既体味着所代、所拟对象的情感变化，又有自己的情感参与其间。也就是陆机《文赋》中所云：“情曚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叶维廉先生分析中国诗歌的“不确定性人称”带来的审美意义时，说：“那便是让读者保持着一种客观与主观同时互对互换的模棱性。”⁽²¹⁰⁾还有另一层意义，“不定人称代名词便是画家、诗人安排好景物以后，站在一旁，让读者（观众）进入遨游，感受。”⁽²¹¹⁾当然叶维廉先生是从对读者的阅读方面来阐发的，而我们所说的代言、拟言、抒情方式是从作家的创作角度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巧用文字”。西晋元康时代的诗人张华、潘岳、张协等人重视辞采，音韵，追求形似之言。如《诗品》论张协说：“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调采葱菁，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²¹²⁾这完全说明了文人对艺术本身的重视。这就造成了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所云：“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²¹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