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会频繁——地域文风认同与融合

西晋元康十年间，是西晋文学创作鼎盛的十年。这一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士汇聚洛阳，形成了几个较有影响的文学集团。他们的文会活动十分频繁。文士的文会活动绝不亚于社会上层贵族的谈玄之风。由于晋惠帝执政能力低下，皇权旁落，“三杨”乱政，而后是贾后弄权，藩王预政，王朝已失去凝聚力。因而，不同的政治集团相互交替出现。文士亦想利用不同的政治集团，寻求建功之机。西晋元康时期的文士需要太多的精神投入政治的、社会的交往之中，周旋于政治交往的各种场合。他们的政治交往场合，也成为他们诗文创作的空间。他们的诗文主要是政治场合和人际交往的纪实。在某种程度上说，那些诗文可以说是政治、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可以说，西晋元康时代，社会的上流士族热衷于谈玄活动，而处在社会中下层的文士的文会活动也异常热闹。

（一）文士的集团及其文会

西晋元康年间，形成了四个较大的文士集团。有愍怀太子（司马遹）集团、张华文人集团、贾谧集团（“二十四诗友”）和石崇集团。其实，在众多的文人集团中，只有张华文人集团最具文学趣味，其他集团有明显的政治结盟倾向。在西晋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二十四友集团”（以贾谧为首），但真正影响西晋文风变化和文学繁荣的则是“张华集团”。

愍怀太子集团：晋愍怀太子司马遹，晋惠帝司马衷长子。愍怀太子不仅因长得像其祖司马懿，更因为幼聪，深得武帝喜爱。因为晋武帝之子司马衷，即愍怀太子之父，有智力障碍，武帝几废其太子身份。但武帝甚爱司马衷之子愍怀太子，将国家社稷寄予愍怀太子。《晋书·武帝纪》曰“知惠帝弗克负荷，然侍皇孙聪睿，故而废立之心。”⁽⁹⁸⁾因此，武帝未废其子司马衷太子身份。晋永熙元年（290），晋惠帝即位后，立司马遹为皇太子。《晋书·愍怀太子传》记载：“惠帝即位，立为皇太子。盛选德望，以为师傅。以何劭为太师，王戎为太傅，杨济为太保，裴楷为少师，张华为少傅，和峤为少保。”⁽⁹⁹⁾第二年即元康元年（291），出就东宫。晋惠帝诏令其曰：“遹尚幼蒙，今出东宫，惟当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长益者。于是，使太保卫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杨济息毖、太子少师裴楷息宪、太子少傅张华息袆、尚书令华廙息恒与太子游处，以相辅导焉。”⁽¹⁰⁰⁾这样看来，晋室为愍怀太子配备了一批当朝名士，又选了不少贵族子弟，令其周旋。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说“及愍怀建官，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讳师，故改太师为太保，通省尚书事，詹事文书关由六傅。”⁽¹⁰¹⁾西晋的东宫官制建立于晋武帝泰始三年（267），至愍怀太子为时已甚为完备。东宫官制中设有中庶子四人、中舍人四人、食官令一人、庶子四人、舍人十六人、洗马八人、率更令、家令、仆、左右卫率等。⁽¹⁰²⁾可以看出，正是愍怀太子享有如此完备的东宫官制从属，以至于他周围积聚了当时众多的文人，如张华、陆机、潘尼、江统、冯文罴等。张华就以太子少傅的身份就职东宫。陆机在元康二年（292）到元康四年（294）期间任太子洗马。⁽¹⁰³⁾《晋书·潘尼传》曰：“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释奠颂》。”⁽¹⁰⁴⁾《晋书·张载传》：“起家佐著作郎，出补肥乡令。复为著作郎，转太子中舍人。”⁽¹⁰⁵⁾《晋书·江统传》：“转太子洗马。在东宫累年，甚被亲礼。太子颇阙朝觐，又奢费过度，多诸禁忌，统上书谏曰。”⁽¹⁰⁶⁾冯文罴亦为太子洗马，《文选·陆士衡〈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李善注引《晋百官名》：“外兵朗冯文罴集云：‘文罴为太子洗马，迁斥丘令。赠以此诗。’”东宫偶然会开展一些文会活动，据陆机的《皇太子宴玄圃宣遒堂有令赋诗》可知，皇太子愍怀在东宫北玄圃园中宣遒堂主持宴饮时的文会情况。诗曰：“三正迭绍，洪圣启运。自昔哲王，先天而顺。群辟崇替，降及近古。黄晖既渝，素灵承祜。乃眷斯顾，祚之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协风傍骇，天晷仰澄。淳曜六合，皇庆攸兴。自彼河汾，奄齐七政。时文惟晋，世笃其圣。钦翼昊天，对扬成命。九区克咸，讴歌以咏。皇上纂隆，经教弘道。于化既丰，在工载考。俯厘庶绩，仰荒大造。仪形祖宗，妥绥天保。笃生我后，克明克秀。体辉重光，承规景数。茂德渊冲，天姿玉裕。蕞尔小臣，邈彼荒遐。驰厥负担，振缨承华。匪愿伊始，惟命之嘉。”诗中歌颂晋廷以应天命，并歌颂太子，说“笃生我后，克明克秀。体辉重光，承规景数。茂德渊冲，天姿玉裕。”陆机又有《元康四年从皇太子祖会东堂诗》，应该是陆机元康四年（294）侍从愍怀太子在太极殿的东堂召开的送别宴会时作的诗。据陆机《皇太子赐并序》“元康四年秋，予以太子洗马出补吴王郎中，以前事仓卒，未得宴。三月十六日，有命清宴，感圣恩之罔极，退而赋此诗也”的叙述，此诗应作于元康六年（296）他已回到洛阳。之前，陆机在元康四年（294）秋，随吴王晏出镇淮南，因为事情仓促，陆机未能参加愍怀太子当时为自己送别所设的宴会，等到元康六年（296）回到洛阳后，愍怀太子有命召陆机参加宴饮。陆机另有《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诗，诗中所称“皇储延髦俟，多士出幽遐。适遂时来运，与子游承华。执笏崇贤内，振婴层城阿。毕刘赞文武，潘生莅邦家。感别怀远人，愿言叹以嗟”。可见，元康四年（294）秋，陆机要随吴王晏出镇淮南，他的同僚们设宴送别时，陆机有感而作。诗中称赞了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等同在东宫就职的文士。也可见，毕雍孙、刘边仲都是愍怀太子的文士官员。因《晋书》无传，其具体情况不可知矣。据陆机《鳖赋·序》中叙述说：“皇太子幸于钓台，渔人献鳖，命侍臣作赋。”我们知道愍怀太子在钓台钓鱼时，有渔夫向皇太子献鳖，愍怀太子因此让自己的侍臣作赋，陆机参加了这次游乐活动，并以此作赋。据陆机《桑赋·序》所述“皇太子便坐，盖本将军直庐也。初世祖武皇帝为中垒将军，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渐三纪，扶疏丰衍，抑有瑰异焉”，我们又知道愍怀太子在其祖父晋武帝司马炎当年值班时休息的偏殿上召集幕僚，偏殿外有一棵桑树，是晋武帝任中垒将军时亲手所植的，愍怀太子睹物（偏殿及殿外参天之桑树）思人，想念自己祖父及其功业，命侍臣们作赋。故而陆机有《桑赋并序》，潘尼有《桑树赋》。可见，愍怀太子命能文之侍臣，同题而赋。虽然愍怀太子集团时有文会活动，但此集团的文会活动和文学功能少于政治辅导功能。像陆机这样文士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太子处理政事。陆机任太子洗马。《晋书·职官志》：“洗马八人，职如谒者秘书，掌图籍。释奠讲经则掌其事，出则直者前驱，导威仪。”⁽¹⁰⁷⁾只是陆机到底为愍怀太子处理了哪些政务，已不得而知了。愍怀太子的文学侍从们的政治辅导功能，倒是可以言说的。如太子舍人江统，就曾劝导太子，戒奢靡、勤朝觐。《晋书·江统传》：“（统）转太子洗马。在东宫累年，甚被亲礼。太子颇阙朝觐，又奢费过度，多诸禁忌，统上书谏。”⁽¹⁰⁸⁾此疏虽对愍怀太子没有起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但却赢得朝廷的赞誉。

张华集团：张华作为西晋文学领袖，且贵至司空。张华的诗歌成就不高，不能名列上品。钟嵘在《诗品》中说“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¹⁰⁹⁾但是，张华对西晋诗坛的作用十分重大。正如日本学者林田之助所说：“今天，倘若说到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学，人们必定会说，那一时期文坛优雅的色调，是陆机、潘岳、左思、挚虞等人照亮的，这已成为文学史家的常识。但是，假如我们竟然无视张华的存在来阐述这一时期的文坛构成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突然陷入茫无头绪和挫折之中。还有，倘若没有张华的存在，陆机、左思、潘岳、挚虞所代表的太康时期的文学风貌及西晋文坛，就不可能形成。而且，要真是那样的话，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就毫无生气可言，情况也许就会很糟，这是可以想象的。在文学史上，只占西晋文坛一隅位置的张华，其作用也许要比想象的大得多。以往文学史家对张华的偏见，实在得应加改正。”⁽¹¹⁰⁾张华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作用，主要因为他身登显位，有一定的号召力。尤其张华本人擅长诗文，爱好文学、性好人物。《晋书·张华传》“张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¹¹¹⁾就连最不可信的野史杂著《搜神记》也记载了燕昭王墓前的善幻化的斑狐，也要变作一书生，以造访张华。“（张）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¹¹²⁾可见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正因如此，一大批文士如成公绥、陈寿、陆机、陆云、束皙、左思等聚集在张华周围。《晋书·成公绥传》记载：“张华雅重绥，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荐之太常，挣为博士，历秘书郎转丞，迁中书郎。每与华受诏，并为诗赋。”⁽¹¹³⁾张华推荐成公绥的文章，保存在《太平御览》所引的《文士传》中。《移书太常荐成公绥》：“窃见处士东郡成公绥，年二十五，字子安，体珪璋之质，资不器之量。知深虑明，足以妙见。研思笃好，足以致精。贞干劲操，足以敦风笃俗。渊才达学，足以弘道世教。固逸伦之殊俊，缙绅之检式也。”⁽¹¹⁴⁾张华在元康时代还向别人提起成公绥的文章，陆云《与平原书》（十八）中就记载说：“近日视子安赋，亦对之叹息绝工矣。兄诲又尔，故自是高。手谨启。”⁽¹¹⁵⁾《与平原书》（十九）中：“张公父子亦语云，兄文过子安，子安诸赋，兄复不皆过。”束皙也是受到张华眷顾的一位文士，《晋书·束皙传》：“张华见而奇之。石鉴卒，王戎乃辟璆。华召皙为掾，又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华为司空，复以为贼曹属。”左思的《三都赋》问世后，没有受到西晋文坛的足够重视，正是在张华的点拨下，才赢得“洛阳纸贵”。《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无论皇甫谧是否曾为左思《三都赋》作序，张华盛赞《三都赋》是肯定的。而且，张华不以门第取人的态度，难能可贵。张华集团之所以具有文学沙龙性，主要是以才华、谈姿和容止等相互吸引而形成的。我们可以从张华之所以激赏陆机兄弟，可以看出其中端倪来。当陆机在故里华亭沉潜了近十年后，在西晋太康十年（289），他终于踏上入洛之途。一进入洛阳就得到了西晋政要、文坛领袖张华的赏识。张华为什么如此激赏陆机兄弟呢？主要原因有三：第一，陆机兄弟玄妙的谈吐、不凡的仪容气度，赢得了张华的赞赏。“张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¹¹⁶⁾张华在陆机未入洛时就奖掖了诸多才俊。陆机刚到洛阳，就拜访了张华。“机初诣张华，华问云何在？机曰：‘云有笑疾，未敢自见。’俄而云至。华为人多姿制，又好帛绳缠须。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¹¹⁷⁾陆机兄弟初次拜访政界要员张华时，因为张华“为人少威仪”，丝毫没有一点拘束感。作为亡国之人的陆机之言谈得体，不卑不亢，气度从容。尤其陆云仪态更是可爱自然。气氛十分融洽。陆机兄弟的言谈举止深得张华喜爱。从此，陆氏兄弟成为张华府上的座上宾。《世说新语·赏誉篇》：“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曰：‘君兄弟龙跃云津，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¹¹⁸⁾陆云的言对也十分有趣，发人深省。《晋书·陆云传》载：“云与荀素未相识，尝会华坐。华曰：‘今日相遇，可勿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鸣鹤，隐字也。云又曰：‘既开清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狭尔矢？’隐曰：‘本谓是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华抚手大笑。”⁽¹¹⁹⁾张华邀请陆云、荀隐二人“勿常谈”，即不要客套。二人言语颇有谈锋，甚为机敏。但绝不涉及人身攻击，显得文雅淳厚，惹得张华“抚手大笑”。《世说新语·言语篇》：“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¹²⁰⁾世族王济虽轻描淡写，但敌意十足。陆机深知此中关系，故以江南风物相言对，回击王济。陆机兄弟的谈吐玄妙、机锋甚健，而且，有着强烈的文化性格。无怪乎“与二陆言者，辞少理畅，语约事举，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风之扫枯叶”。西晋时代的士人“要通过（谈论）这一方法让社会认识自己，首先必须懂得交游、干谒，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同样还必须思维敏捷，口才出众”⁽¹²¹⁾。陆机兄弟凭借着志气高爽的风神气度和敏捷玄妙的谈论赢得政界要人、文坛领袖张华的赏识，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第二，陆机以他的博学旨趣、奇高的才情、宏富的诗文及“预流般”的文学观念赢得张华的赏识。从陆机现存的作品中看，尤其是在华亭时代的作品看，陆机熟读《诗经》《楚辞》《尚书》《春秋》《晏子春秋》及汉乐府。正如《文赋》中所说：“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陆机博学的趣旨与张华十分相近。《晋书·张华传》记载：“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必。”⁽¹²²⁾故而，陆机的博学多闻能激起张华的兴趣。张华对陆机诗文“篇篇称善”，因为陆机代表了吴地的“润雅”文风，既弥补自己“风云气少”的不足，又能弥补西晋洛阳的清靡滑熟文风。在张华看来，陆机所代表的吴地尊尚《诗经》传统的文风，能够激起洛阳文士对文学传统的注意和重视。这样看来，太康十年间，陆机在上海华亭“勤学”，致力于诗文创作和对文学观念的思考，使他的文学观念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所形成的文风和文学观念与后来的西晋文学走向完全“预流”了，这也正是张华激赏陆机诗文的根本原因。第三，张华之所以激赏陆机，也是有政治原因的。陆机作为吴国文士的代表、“南金”的领袖，被张华延引，增加张华在朝廷的政治砝码，此点多为人所忽略。之所以被大家忽视，也与张华“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的性格有关。关于“时人罕能测之”，《世说新语·品藻篇》有一则记载：“刘令言始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解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长’。”⁽¹²³⁾刘讷之所以揣摩不透张华，不完全是因为张华知识博赡，知他人所不知，更关键在于他的内敛性格。《晋书·张华传》曰：“词藻温丽”。辞藻的温丽正是他内敛性格的外在体现吧。泰始元年晋武帝（265）受禅，西晋王朝建立。建国后的十五年中，西晋最大的政治是一统天下的问题。吴国政权对峙于江东。晋武帝“有平吴之志”，但朝廷大臣之间意见不一。镇南大将军羊祜、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主张伐吴。而司空贾充、中书监荀勖、冯则以为不可。张华在伐吴决策上所起的作用很大。咸宁四年（278），羊祜入朝陈伐吴之计，晋武帝派中书令问羊祜伐吴之策。张华“深赞成其计。祜谓华曰：‘成吾志者，子也’。”⁽¹²⁴⁾《晋书·杜预传》：“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¹²⁵⁾咸宁五年（279），“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¹²⁶⁾张华坚定了晋武帝平吴的决心，也被提升为度支尚书，为伐吴战争做后勤保障工作。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命心腹司空贾充持节督军，贾充犹豫不决。咸宁六年（280）三月贾充在大军已经出发后的，竟然上疏晋武帝，“奏诛华以谢天下”。⁽¹²⁷⁾贾充其言至阴至损，卑鄙无耻。其实早在咸宁三年（277），西晋朝廷已经是朋党纷然了。《晋书·任恺传》：“充既为帝所遇，欲专名势，而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¹²⁸⁾朋党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伐吴大计而停止。在西晋“结党与士无特操”⁽¹²⁹⁾的政治环境中，张华以自身的声望为时所重，立身也较为清正。平吴之后，张华因“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¹³⁰⁾得到晋武帝的赏赐，“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¹³¹⁾声望颇高。《晋书·张华传》：“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¹³²⁾然而张华却遭到了世族荀勖的猜忌。加之张华因关于立储问题，微忤帝旨。世族荀勖便借机“间言”。太康三年（283）“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¹³³⁾直到太康六年（286）才征回洛阳。其间，张华遭到荀勖、冯的再次谗间，失去为宰相的机会。也可见西晋政治斗争的残酷。张华深知政治斗争中，需要士人的支持。故而在太康年间广泛援引士人。如左思、陈寿等人。太康年间入洛的吴地士人也多受到张华的礼遇。《晋书·薛兼传》：“吴平，为散骑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¹³⁴⁾尤其是陆机兄弟在太康十年（289）入洛，得到张华的赏识。张华兴高采烈地赞誉道：“平吴之役，利在获二俊也。”将陆机与平吴事件联系起来看，张华在伐吴战争中，虽不能擎旗拔城，建功于疆场。但也为西晋收揽到像陆机这样的才彦之士，能团结不同地域的各路人马，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对抗贾氏等亲信集团的倾轧。元康六年（296），张华举荐十七位人才参与政治，也是出自政治地位的考虑。《晋书·范乔传》：“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于乔特发优论。”⁽¹³⁵⁾

张华文学集团的文会活动频繁，他经常和这些文士切磋诗文。《晋书·陆云传》载：“云与荀素未相识，尝会华坐。华曰：‘今日相遇，可勿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鸣鹤，隐字也。云又曰：‘既开清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狭尔矢？’隐曰：‘本谓是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华抚手大笑。”⁽¹³⁶⁾可见，张华与文士聚会时，多涉及美妙的谈论。陆云《与平原书》中有记载张华论文学的情况。《与平原书》十一：“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洁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¹³⁷⁾张华父子在集会时，与文士谈论的情形可想而知了。又“仲宣文，如兄言，实得张公力。”⁽¹³⁸⁾可见，张华和文士们在一起谈论王粲的文章。陆云在《与平原书》中说道：“一日会公大钦。欣命坐者，皆赋诸诗，了不作备。此日又病极，得思惟立草，复不为，乃仓卒退还。”⁽¹³⁹⁾可见，这一日，张华府上高朋四座，又心情极佳，故而叫大家赋诗。这样的文会活动，在张华府中是十分频繁的。陆云因为不擅长作五言诗，加之身体不适，故而仓促退席。

贾谧集团（“二十四友”）：贾谧作为西晋权贵贾充的外孙，后来作为贾充后嗣继承爵位。贾谧的姑母即晋惠帝的皇后，在元康年间炙手可热，贾谧因此成为后党的中心支柱。正是贾谧的这种社会关系，一批躁竞之士纷纷附会而来，形成西晋文坛上声势最为著名的“二十四友”集团。当然，这与贾谧的文学爱好也有一定关系。试想，如果贾谧是一个纯粹的贵游之徒，不学无术，大多数有良知的文士们也不会极力依附。《晋书·贾谧传》记载：“谧好学，有才思。”⁽¹⁴⁰⁾当时的“二十四友”情况，《晋书·贾谧传》有这样的记载，“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至乃锁系黄门侍郎，其为威福如此。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徵、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環、汝阳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为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¹⁴¹⁾贾谧“二十四友”集团的性质学界尚存在争议。⁽¹⁴²⁾但这个集团汇聚了当时一流的文学之士，如潘岳、石崇、陆机、陆云、左思、挚虞、刘琨、欧阳建等人。“二十四友”集团的核心文士是潘岳和石崇。《晋书·潘岳传》曰：“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¹⁴³⁾石崇，字季伦。晋大司马石苞之子。《晋书·石崇传》载石崇“少敏惠，勇而有谋。”⁽¹⁴⁴⁾就连晋武帝也赏识石崇的才干，“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干局，深器重之”⁽¹⁴⁵⁾。又“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¹⁴⁶⁾，石崇之所以加入贾谧集团，主要是要对抗武帝杨皇后父杨骏集团，《晋书·石崇传》记载：“元康初，杨骏辅政，大开封赏，多数党援。崇与散骑郎蜀郡何攀共立议，奏惠帝曰：……书奏，不纳。”⁽¹⁴⁷⁾不是晋惠帝不纳石崇的建议，而是杨骏集团不容石崇，将石崇贬出京都洛阳。但不得不考虑到石崇之父石苞的声望，故而“出为南中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¹⁴⁸⁾。当时，以杨骏为首的“太后党”与以贾后为主的“皇后党”的争夺很激烈，贾后借助藩王汝南王亮等的势力，扳倒了杨骏为首的“太后党”。可以说，杨骏集团将石崇贬出京都洛阳，无形中将石崇推向了政敌贾后的一边。当时，也只有贾后为首的贾谧集团，才能对抗杨骏集团。故而，石崇亲近于贾谧。《晋书·石崇传》记载：“（崇）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¹⁴⁹⁾贾谧之所以亲善石崇，是因为石崇有才干，而且两人有共同的政敌。石崇的外甥欧阳建是“二十四友”集团中最具有理论素养的文士，《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婉转关生，无所不入。”这里所谓的《言尽意论》就是欧阳建的作品。《太平御览》中载有欧阳建评价张华、两潘、二陆的文字。“欧阳生曰：‘张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远过二陆。’或曰：‘张、潘与二陆为比，不徒步骤之间也。’欧阳曰：‘二陆文词源流，不出俗检。’”可见，欧阳建对陆机陆云心存芥蒂，隐隐然似不忿陆机的文坛威望，下意识地推出他人来抗衡。更主要原因是他和二陆的文学观有别，陆机虽以“尚规矩”著称，但也善于学习民间的乐府作品，这在欧阳建那里就成为訾议的口实。欧阳建批评二陆“文词源流，不出俗检”。作为南方士人陆机，也是贾谧拉拢的人物之一。据《晋书·陆机传》：“吴王晏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¹⁵⁰⁾到元康六年（296）三月前，陆机已由淮南回到洛阳。陆机在《皇太子赐并序》中说的，“元康四年秋，余以太子洗马出补吴王郎中。……三月十六日，有命清宴。”⁽¹⁵¹⁾就说明陆机于元康六年（296）三月前已经回到洛阳，回洛阳的原因是接受了朝廷的尚书中兵郎职。以陆机的《思归赋·序》“余牵役京室，去家四载，以元康六年冬取急归。……职典中兵，与闻军政”⁽¹⁵²⁾这样的资料为证。《晋书·贾谧传》载：“广城君毙，去职，丧未终，起为秘书监，掌国史。”⁽¹⁵³⁾元康六年（296），贾谧因祖母广城君郭槐去世而去职，暂处下势。所以，贾谧想尽量拉拢时任尚书中兵郎的陆机。因为陆机出身敌国世勋家族，贾谧要拉拢陆机，就不得不淡化以往政权对峙形成的政治差异。贾谧（潘岳代笔）的赠诗从久远的宇宙溯源入手，追溯天地鸿蒙、政统更替，来确认文化同源性，实现了用宏阔的宇宙溯源意识来冲淡政治归属的差异。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一开始说道：“肇自初创，二仪缊。粤有生民，伏羲始君。结绳阐化，八象成文。芒芒九有，区域以分。神农更王，轩辕承纪。画野离疆，爰封众子。夏殷既袭，宗周继祀。绵绵瓜瓞，六国互峙。强秦兼并，吞灭四隅。子婴面榇，汉祖膺图。灵献微弱，在涅则渝。三雄鼎足，孙启南吴。南吴伊何，僭号称王。大晋统天，仁风遐扬。伪孙衔璧，奉土归疆。婉婉长离，凌江而翔。”⁽¹⁵⁴⁾贾谧是西晋王朝中炙手可热的权贵人物，虽遭祖母去世，丁忧在野，但随时都会卷土重来。他赠诗陆机，其目的是表达“虽简其面，分著情深”“发言为诗，俟望好音”。贾谧不善文墨，此赠诗乃潘岳捉刀。潘岳本身对陆机充满敌意，但奉命而为。要传达“分著情深”的善意，就不能过多地提起政治差异，不能以亡国之臣视之。但这种差异是存在的，不可回避的。只有通过追溯古往今来的政权更替，来淡化国家政权上形成的对峙心理。所以贾谧（潘岳）从天地初创，伏羲结绳写起，凸现了汉文化的认同观念。政权的更替，是古已有之的事。看来三国鼎立，政权的差异，实质是姓氏归属的差异。政权归属的差异在悠久的文化认同中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潘岳写到现实时，说“三雄鼎足，孙启南吴。南吴伊何，僭号称王。大晋统天，仁风遐扬。伪孙衔璧，奉土归疆。婉婉长离，凌江而翔”，明显有着正统观念的。认为“孙启南吴，僭号称王。伪孙衔璧，奉土归疆”。在陆机看来，是极不舒服的。因为称孙吴为伪政权，等于将陆机定位为异国之人。说“伪孙衔璧，奉土归疆”，等于将陆机定位在降臣之列。这对“清厉刚正”的陆机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陆机在《答贾谧》诗中极力反击，说“启土虽难，改物承天”，论证了孙吴政权的合法性，即“承天命”。这也许是捉刀者潘岳情不自禁的流露。但一定经过贾谧才能敲定。这无非是想威逼利诱陆机，逼陆机就范。接着，贾谧的赠诗中，盛赞陆机的道德伦理魅力来冲淡陆机作为吴国亡臣的政治归属差异，则是完成认同的核心步骤。贾谧的赠诗中说：“储皇之选，实简惟良。英英朱鸾，来自南冈。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如彼兰蕙，载采其芳。”⁽¹⁵⁵⁾贾谧称赞陆机的品质忠良，被擢升为太子洗马。陆机于元康二年（292）担任太子洗马，虽在太子官署系列中职位不高，但毕竟进入了政权职能部门。陆机“转太子洗马，”与陆机的仪容气度有关。早在吴国时，“机清厉有风格，为乡里所惮。”⁽¹⁵⁶⁾即使入洛后，也丝毫不减其慷慨之气，依然志气高爽。《晋书·张华传》“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¹⁵⁷⁾正是陆机志气高爽“曜藻崇正”的品质，才被录用为太子洗马。正如贾谧所说的“如彼兰蕙，载采其芳”。陆机任太子洗马，顶戴玄冕，身着丹裳，光彩照人。贾谧于元康六年（296）赠诗时，陆机已离太子洗马职。可见，陆机任太子洗马职时，给贾谧留下深刻的印象。贾谧在诗中，还赞美了陆机“恬淡自逸”的道德魅力。陆机于元康四年（294），因思乡心切，专门给吴王晏上表，请求随吴王晏出镇淮南。时人认为陆机将失去清平的仕途，“或云国宦，清途攸失”。贾谧却一反时议，称赞陆机能“恬淡自逸”，毫不介怀。贾谧推崇陆机的文藻和才华，就连为贾谧执笔的并对陆机素有敌意的潘岳也不得不钦佩陆机的天纵之才。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中说：“婉婉长离，凌江而翔。长离云谁，咨尔陆生。鹤鸣九皋，犹载厥声。况乃海隅，播名上京。”⁽¹⁵⁸⁾陆机二十九岁北上洛阳时，亦颇有盛名。贾谧称赞陆机如长离、如鹤，凌江而翔，声名大噪于京华洛阳。而陆机正是靠他的文章获得如此声名的。《文选·文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机誉流京华，声溢四表。”贾谧赠诗时，特意提及陆机的文章盛名，以增进双方情感的相互达成。贾谧提及到陆机“优游省闼”担任尚书中兵郎时，文章华丽，可谓“珥笔华轩”。正是建立在对陆机文藻才华的认同基础之上，贾谧才叙旧交情，“昔余与子，缱绻东朝。虽礼以宾，情通友僚。嬉娱丝竹，抚鞞舞韶。修日朗月，携手逍遥。自我离群，二周于今。虽简其面，分著情深。子其超矣，实慰我心。发言为诗，俟望好音。”⁽¹⁵⁹⁾可见，权贵贾谧正是因为祖母广城君郭槐过世而丁忧，离开紧要职务后，他要重返政坛，故而拉拢已在尚书省的陆机。陆机深知其意，作诗回赠。陆机对权贵贾谧的态度不离不弃，应对自如，但绝不以身相依附。陆机的《答贾谧》写得有理有情，不乏刚正之气。陆云虽是“二十四友”成员之一，但陆云在元康六年（296）并不在洛阳，而在淮南，也许因其兄陆机参与“二十四友”，陆云被录入“二十四友”成员。不仅陆云此年不在京城洛阳，“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员欧阳建也不在京城。

贾谧“二十四友”的文会活动有三类：一是文士酬唱赠答；二是召集文士完成朝廷的“晋书断限”问题；三是贾谧开阁，延请名士讲汉书故事。第一类文士酬唱赠答活动，以潘岳代贾谧与陆机的赠答和石崇的“金谷之会”为代表。贾谧与陆机的赠答诗前已分析。现就石崇的“金谷之会”作以分析，石崇富可敌国，在金谷之地建有别馆。金谷别馆成为石崇召集文士的好处所。元康六年（296），石崇要离开洛阳，“出为使节，监青、徐诸军事”，就在金谷设宴。《世说新语·品藻》注文中保存了石崇的《金谷诗序》一文。此文中记载了当时的盛况。文曰：“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藻、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¹⁶⁰⁾石崇十分自信，相信此次盛大热闹的聚会必会为后世所瞩目。可惜，《金谷诗集》已佚失不存，仅留下潘岳等人的诗作。如果此诗集保存的话，我们就能更近地走进这次已定格于历史的盛大宴会。据石崇所说，参加此次集会的文士共三十人。其中，年龄最长的是苏绍。据谢安说，苏绍是石崇的姊夫。因为苏绍与石崇这样的关系，加之年龄最长，故名列第一。此次集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送别。王诩，《晋书》无传。据刘孝标注引石崇《金谷诗叙》曰：“王诩，字季胤，琅玡人。”又引《王氏谱》曰：“诩，夷甫弟也，仕至休武令。”⁽¹⁶¹⁾参加此次聚会的文士还有刘琨兄弟。《晋书·刘琨传》记载：“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¹⁶²⁾石崇虽生活奢靡，但任侠不检行，待人豪爽至诚。石崇与年轻的刘琨兄弟交好，曾救过刘琨兄弟的命。《世说新语·仇隙》记载说：“刘璵兄弟，少时为王愷所憎。尝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坑。坑毕，垂加害矣。石崇素与璵、琨善。闻就愷宿，知当有变。便夜往诣愷，问二刘所在。愷卒迫不得讳，答云：‘在后斋中眠。’石便径入，自牵出，同车而去。语曰：‘少年何以轻就人宿。’”⁽¹⁶³⁾石崇急人所难，令人钦佩不已。正是因为刘琨与石崇的关系，刘琨才能进入“二十四友”集团。潘岳参加本次聚会，并有《金谷集作诗》传世。诗曰：“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所。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保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谿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但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文选》卷二〇）。诗中记述了去金谷涧途中的所见，以及金谷涧的景致。并且记述了此次集会的游乐方式，曲水流觞。管箫齐奏，声清且悲。尤其诗中最后两句“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竟成为潘岳与石崇命运的“诗谶”。《世说新语·仇隙》记载：“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恨潘岳昔遇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耶？’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¹⁶⁴⁾关于金谷聚会的诗作还有二首残句，幸李善《文选》注得以保存。一是潘岳的《金谷会诗》：“遂拥朱旄，作镇淮泗。”（见《文选》卷五九中沈约的《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注中）另一首是杜育的《金谷诗》：“既而慨尔，感此离析。”（见《文选》卷三〇中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诗》注中）杜育，《晋书》无传。仅有《世说新语·品藻》中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邓陵人，杜袭之孙也。育幼便岐嶷，号为神童；及长，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曰杜圣，累迁国子祭酒。洛阳将没，为贼所杀。”⁽¹⁶⁵⁾“二十四友”的第二类文会活动，即召集文士完成朝廷的“晋书断限”问题。此问题属政治问题，也属于历史学问题。虽参加此次争论的多为文士，如陆机、束皙等人。故而我们不过多涉及。第三类文会活动是贾谧开阁，延请名士讲汉书故事。今存潘岳《於贾谧坐讲〈汉书〉诗》和陆机《讲汉书》两首作品。潘岳诗曰：“治道在儒，弘儒由人。显允鲁侯，文质彬彬。笔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旧史惟新。惟新尔史，既辨尔疑。延我寮友，讲此微辞。”陆机诗曰：“税驾金华，讲学秘馆。有集惟髦，芳风雅宴。”大概是潘岳、陆机在讲完《汉书》故事，用诗歌形式来记录当时的情形。讲《汉书》活动本属于学术活动，但文士不失时机地赋诗歌咏。可见，讲《汉书》活动不完全是属于学术活动，亦是展示艺文水平的活动。

综上所述，西晋元康时期文士汇聚于洛阳，人才实盛。文士追求政治功名，依赖于政治体制，形成了文人的集团化。一定的文人集团虽然并非纯粹的文学性的，但也极大地刺激了文士的创作欲望，促使元康文学的鼎盛。

（二）西晋元康诗文创作机制(www.daowen.com)

正是因为西晋元康时代，各种集团林立，其中有不乏文学性的集团，文士的政治交往活动频繁，为西晋元康时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空间。从汉代以来世族经过历代的文化积累，为西晋培育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之士。这些文学之士在元康时代汇聚京都洛阳。这一切，都决定了西晋元康时代的诗文创作机制。什么是创作机制抑或说艺术机制？此概念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艺术研究者彼得·布格尔提出来的。他认为艺术是在某些既定的机制中运作的，艺术家如何在艺术机制与教育体系中被训练养成，与其艺术概念的构成及培养息息相关；其次就是艺术家生产作品时，其创作与作品如何在市场上被销售、收藏，如何被艺术评论家评价，又如何在媒体与评价机制中被褒贬抑扬——由艺术家的培养至创作作品的过程中的这种种层面，以及市场机制如何影响艺术的生产与收藏价位，处处都影响艺术作为一种机制性的存在。⁽¹⁶⁶⁾虽然艺术机制是言说现代社会艺术的概念，而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的公共领域尚未形成，因而未产生依靠文字为生的职业作家。也未形成文学创作的生产机制、传播机制（如现代社会的期刊、传媒等），也未形成追求审美特性的文学观念。但是，西晋元康时代毕竟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赓续，也存在相类似的空间机制。前面已经分析了西晋元康时代文士的身份、汇聚洛阳以及缔结一定的文学集团。我们再看西晋元康时代的诗文创作空间。

1．宴饮场合：士大夫阶层在庙堂上的宴饮礼仪中，需要固定的曲乐歌辞。这或多或少具有游戏精神。如陆机《皇太子宴玄圃猷堂有令赋诗》《皇太子赐宴诗》；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征西将军京陵王宫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嵇含《台中宴会诗》；闾丘冲《三月三日应诏诗二首》；王《三月三日诗》《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诗》《侍皇太子道祖楚淮二王诗》《皇太子会诗》；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诗》《上巳日帝会天池诗》《皇太子应集令诗》；牵秀《宴曜武堂诗》。公宴诗如此发达，可想西晋文士的宴饮场合之热闹。与建安时代的宴饮雅集相比，“西晋乃至以后的其他历史时期的宴集活动中，这种生机和活力逐渐地为官场应酬和个人享乐所销蚀和冲淡。”⁽¹⁶⁷⁾

2．饯行场合：西晋时代文士因官职调动，往往会有同僚们设宴饯行。在这样的场合中，就产生了不少的饯行诗。《全晋诗》中有王濬《祖道应令诗》，孙楚《祖道诗》《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之冯翊祖道诗》；陆机《祖道征西应诏诗》《祖道赵王应诏诗》《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祖会太极东堂诗》《元康四年从皇太子祖会东堂诗》《祖道清正》《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诗》；陆云《太尉王公以九锡命大将军让公将还京邑祖饯赐此诗》《太安二年夏四月大将军出祖王羊二公于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诗》；潘岳《北邙送别王世胄诗》；牵秀《祖孙楚诗》；王浚《从幸洛水饯王公归国诗》。

3．游乐场合：西晋文士阶层的个人生活中，游乐是其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上承建安、黄初之风的。“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¹⁶⁸⁾但建安时代的文士总是在游乐之中，总是敏感地觉察到生命之短暂。情感方向总是由乐及悲。总会借此体察抒发“慷慨之气”。这也就是刘勰所说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正是建安文士普遍有济世之情怀，有大义的责任感，才会感到生命的短暂。而西晋文士缺乏这种紧迫感、焦虑感，他们的游乐是享受生活式的。这是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¹⁶⁹⁾（王瑶语）和生命的乐趣。西晋元康六年（296）以石崇为首的金谷之游，永远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中。潘岳有《金谷集作诗》《金谷会诗》。金谷涧中之游的诗作多佚失不存了。

4．私谊交往场合：由于西晋文士热衷于追求政治权力，因而重视同僚之间的私谊交往。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往往以诗来加强相互之间的友谊。当然，他们之间也因政见、人品的差异，形成了一定的集团。但这并不妨碍相互间的诗歌的赠答活动。西晋诗歌中有数量很大的属于赠答诗。《全晋诗》中赠答诗有：嵇喜的《答嵇康诗四首》；江伟《答贺蜡诗》《答军司马诗》；傅玄《答程晓诗》《又答程晓诗》；程晓《赠傅休奕诗》；阮种《赠栆据诗》；枣据《答阮得猷诗》；辛旷《赠黄甫谧诗》；孙楚《答弘农故吏民诗》；董京《答孙楚诗》；傅咸《与尚书同僚诗》《赠褚武良诗》《赠崔伏二郎诗》《答潘尼诗》《答栾弘诗》《赠建平太守李叔龙诗》《赠何劭王济诗》《赠太尉司马虞显机诗》《赠郭泰机诗》；郭泰机《答傅咸诗》；张华《答贺劭诗三首》《赠挚仲洽诗》；曹嘉《赠石崇诗》；石崇也有《答曹嘉诗》《赠枣腆诗》《答枣腆诗》《赠欧阳建诗》；欧阳建有《答石崇赠诗》《赠张华诗》；陆机有《赠顾令闻为宜春令诗》《赠武昌太守夏少明诗》《赠冯文罴迁斥秋令诗》《答贾谧诗》《赠潘尼诗》《答潘尼诗》《赠潘岳诗》《赠冯文罴诗》《赠弟士龙诗》《赠尚书郎顾彦先诗二首》《赠顾交趾公真诗》《答张士然诗》《赠从兄车骑诗》《为顾彦先赠妇诗二首》《为陆思远妇作诗》《为周夫人赠车骑诗》《赠斥丘令冯文罴诗》《赠顾彦先诗》《赠纪士诗》；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夏侯冲《答潘岳诗》；夏靖《答陆士衡诗》；顾秘《答陆机诗》；崔寔有《答陆机诗》；陆云《赠汲郡太守诗》《赠顾骠骑诗二首》《赠鄱阳府君张仲膺诗》《赠顾彦先诗》《答顾秀才诗》《答大将军祭酒顾令文诗》《答吴王上将军顾处微诗》《赠顾尚书诗》《答平原兄诗》《赠郑谷季诗四首》《答孙显世诗》《赠孙显世诗》《答兄平原诗》《答张士然诗》《为顾彦先赠妇往返诗四首》；郑丰《答陆士龙诗四首》；孙拯《赠陆士龙诗》；嵇绍《赠石季伦诗》；司马彪《赠山涛诗》；张翰《赠张弋阳诗》；张载《赠司隶傅咸诗》《赠虞显度诗》《赠栆子琰诗》；曹摅《赠韩德真诗》《赠石崇诗》《赠王弘远诗》《赠欧阳建诗》《答赵景猷诗》《赠石崇诗》《赠石荆州诗》；杜育《赠挚仲洽诗》；挚虞《答伏武仲诗》《赠褚武良以尚书出为安东令诗》《赠李叔龙以尚书郎迁建平太守诗》《答杜育诗》；潘尼《赠司空掾安仁诗》《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答陆士衡诗》《答傅咸诗》《赠河阳诗》《赠长安令刘正伯诗》《赠陇西太守张仲洽诗》《赠荥阳太守吴子仲诗》《答杨士安诗》《赠汲郡太守李茂彦诗》《赠刘佐诗》；枣腆《赠石季伦诗》《赠石崇》；枣嵩《赠杜方叔诗》《赠荀彦将诗》《答杜育诗》。

5．吊唁场合：《全晋诗》中有不少的挽歌，《全晋文》中有不少的诔文，这些作品都是在亲人或朋友死别后书写的。吊唁场合中，西晋文士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可贵。这些诗中流露出西晋文士的强烈的死亡意识。这类诗以陆机、潘岳为代表。《全晋诗》中有陆机《挽歌诗三首》《庶人挽歌辞》《王侯挽歌辞》《挽歌辞》。《全晋文》中有《大暮赋》《感丘赋》《吴大帝诔并序》《愍怀太子诔》《吴贞献处士陆君诔》《吴大司马陆公诔并序》《晋刘处士参妻王氏夫人诔》《吴大司马陆公少女哀辞》等。潘岳诗有《悼亡诗三首》《杨氏七哀诗》《思子诗》等。西晋文士罹祸自悼，有欧阳建的《临终诗》。

6．述行场合：西晋文士因为追求政治地位，往往要到政治中心洛阳游宦游学，心灵上要承担很大的痛苦。在途中，往往书写其心灵的感受和路途上的悲景。这类诗以陆机、潘岳为代表。陆机《赴洛道中作诗二首》《又赴洛道中二首》《于承明作与士龙》《赠弟士龙诗》《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诗》《与弟清河云诗》《猛虎行》《燕歌行》《悲哉行》等。潘岳《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

7．闭门勤学：西晋文士的家庭教养都很高，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学习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们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借以进入政治仕途。真正闭门勤学，希望借诗文之名进入政治体制之中的，是陆机兄弟和左思。陆机勤学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太康元年（280）吴平后，自己的家族随之毁灭。要挽救家族声势于将坠之中，他只有选择了通过诗名来影响洛阳。他在旧里华亭勤学十年，熟读各种典籍，学习模拟了大量的诗文。“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这都说明其勤学之程度。《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机誉流京华，声溢四表，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司徒张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以文录呈，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¹⁷⁰⁾而左思的勤学是源于自己的寒士出身，他作《三都赋》的动机，也未尝不是为了出身寒素，藉以求干禄之阶。这样的人，还没有登入像潘、陆一样的生活圈子。⁽¹⁷¹⁾《晋书·左思传》：“雍（左思之父）谓友人曰：‘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思遂感激勤学。”⁽¹⁷²⁾加之左思“貌寝，口讷”的生理缺陷，在西晋普遍追求风姿华美的风气中，激发了左思的勤学，以弥补家族的寒微和相貌的丑陋。《晋书·左思传》：“移家京师，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浊，皆著笔纸。”⁽¹⁷³⁾又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¹⁷⁴⁾虽如此，浮华时代的豪贵依然瞧不起出身寒士的左思，激发了左思产生了有名的《咏史诗》，寓其情怀，抒其激愤之情。

由此可见，西晋诗文书写空间与建安时代相比，明显丰富多样了；与正始时代相比，西晋文士的诗文创作空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气氛过于功利世俗。西晋文士的诗文书写有较强的缘题性，即在各种场合中缘题而作。文士之间有明显的竞争心态，在多种场合中，西晋诗文有明显的娱乐游戏性，以增加书写场合气氛的欢快。大量的诗文是在饮宴等场合和空间中得到传播。总之，西晋时代文士的创作空间具有明显的政治集团性。文学生产机制较为健全。作品的生产机制具有缘题性、政治性、集团性。作品的生产心理具有功名性、娱乐性、竞争性。作品的传播机制具有援引性、广泛性。西晋短暂的52年中，有利于诗文书写的时间实际不过30来年。但西晋时代产生了远比建安、正始要多得多的诗文。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士群集、作品颇丰的次高峰了。这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云：“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¹⁷⁵⁾